看着照片，稍感失神。整理诗抄的邓霖是我一位先人。此《半知庐吟草》也是邓霖之子——思民叔叔珍藏的父亲遗物，我曾读过，因知世交之谊。感到欣然，民间还有有心人在做这些几成绝响的遗故的整理工作。
也陷入对于往昔编撰《蓝天蔚年谱长编》的书案岁月的回忆。那沉潜的宁谧岁月也是恢复百年家族树的过程。
这百年家族树，要从清末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建两江师范学堂说起，该校有两名老师因投契而结成儿女亲家：赵均腾作为体操教师受聘于该校，与同在校教授英文的邓文瑗交往，邓子曰诰赵女耀华喜结连理，后生子邓霖与邓霆。
赵均腾女赵耀华、邓文瑗二儿媳与子女合影，赵耀华嫁邓文瑗子邓曰诰
赵均腾像
邓文瑗像
邓文瑗（1867—1938），广东香山人，香港皇仁书院毕业，历充两江洋务局翻译，两江督办文案，两江师范教员，江宁师范传习所庶务员，江南官报局翻译，直隶调查局职员，陆军第三中学堂教员，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教员，教育部秘书。邓又号云溪老人，通医术；亦擅书法。
我的谱主蓝天蔚是赵邓的晚辈，他为张之洞所派，去日本攻读军事，日本士官二期结业，天皇观操。此时赵均腾亦受清命赴日观操。蓝以乡谊（与赵均腾同为湖北黄陂人）任译员，赵均腾深契之，告知邓文瑗有长女邓观智甚为端庄，待字闺中，乃充月老，修书一封。遂订亲谊。蓝旋返国，将赵之文书递赠文瑗，竟允。
蓝天蔚像
邓观智（1886—1933），亦名邓澄霞，尝从师李瑞清，喜书魏碑。与天蔚辛亥（1911年）前夕结缡于南京督署大厅。新娶，归故里。邓气质不凡，乡人啧啧围睹。见围观者众，观智至内室，取一长凳，坦立其上，颌首旋之。
蓝晓蔚（左）
1916年9月13日，天蔚观智之女晓蔚出生，乳名五福，亦名淑芬。蓝天蔚频年奔走革命，观智姑久主家政，终身未离邓家，犹一家人也。
这些家族中的往事，邓霖也在其《伞叶楼诗钞》中有所记载。
邓霖自小聪颖，雅好诗文，是邓文瑗的孙儿、赵均腾的外孙，也是蓝天蔚邓观智伉俪疼爱的侄儿，自小养成一份名士风度，岂料后半生极为坎坷。晚年居于阁楼，自称“”伞叶楼“，暮年情怀寄托于诗文，编撰诸本诗集：1982年《伞叶楼诗钞》、《黄叶楼诗抄》，与魏韬重逢后，为其整理《半知庐吟草》。1983年撰《醉余吟草》。
邓霖每念及前人往事，心中难以平复，我看到他那涂抹在纸上的遗笔，纸上画着蓝天蔚、赵均腾的牌位，心中以示供奉，他实有《蓝天蔚传》及《赵均腾传》的心愿，惜乎时代颠簸，他的身体及精神皆难以支撑此二事。
邓霖于晚年与魏韬重逢，晚年知己，更是互为体恤，为其整理《半知庐吟草》。此二人，钗环林中挂，金玉埋于土，读其文，人世之美之哀伤尽显，故也不敢深读。因整理《蓝谱》之故，我将魏韬诗集中有关邓观智的部分做了抄录。
魏韬谓：澄霞女史，香山邓云溪先生女，其弟新民投先君受学，女史羡之，亦请并列门墙。先君笑而许之。其为人亢爽豪侠，尝济人之急，往来均一时闺中彦秀，相与论文终日，工隶书，每为人书联。余儿时见之。后以其外子蓝天蔚君谢世，隐于津门，遂殁。数十年来忆慕至深。书绝句纪之：
谈笑风生座上殊，热情侠骨世间无，挥毫落纸云烟起，巾帼丛中有丈夫。（魏韬：《感悼蓝天蔚先生并夫人邓澄霞女史》，邓霖整理：《半知庐吟草》，1983年）
令魏韬痛憾的邓观智之殁源于蓝天蔚之死。其究竟如何呢？
1921年3月，蓝天蔚遇难重庆，观智闻耗后乘轮西上，睹蓝尸周身青紫，悲愤交集，以熊克武、但懋辛为元凶，与蓝弟文蔚分电各省要人，力查真相。
北伐军克复武汉，重修天蔚墓。观智改碑文“达威将军蓝公天蔚之墓”，另题魏碑“陆军上将蓝天蔚之墓”。并偕文蔚以事略请章太炎撰表。
1926年，邓观智向国民政府控诉熊克武谋害故夫。两年后熊经故老多方调解，旋出。观智一恸而返津门（旧法租界福寿里九号）隐。父文瑗于张勋复辟后即避居津门，观智居娘家，照顾蓝天蔚遗孤女淑芬（后名晓蔚）及邓曰训之女邓淑惠等。
邓文瑗有胃疾，发作时乃绝粒，以面包充饥，廿一年如一日。观智亦有胃疾，亦食面包。不数年，以胃癌卒。
若有机会可与魏韬老人攀谈，我会悉数将我所知告知于她，去讨要她所知的观智年幼时的故事。
故人已逝，往事已矣，然总有一段金石之声留响于人世。
邓观智（中）
正如赵均腾、邓文瑗、蓝天蔚虽为三姓，彼此之间却很难只用姻亲关系来表明，不如说是志趣相投而结藤蔓连理，在时势的波涛之中互为支撑互为推动。
族人谓，民元天蔚赠文瑗资金，与友人创办香港中华书局。
1910年，天蔚再至日本陆军大学研习军事，学校聘东条英教教习之。而邓曰诰弟媳赵耀华于1915—1916年间至日本，在日本名古屋东条家中育子邓霆（1916年第一季度出生）。
民国五年，文瑗为天蔚友四川都督陈宧幕僚，草著名之《讨袁书》。
民国六年，天蔚在北京组织同德俱乐部，邓文瑗编辑同仁杂志《同德》，存世唯两期。《同德》发表有邓文瑗翻译之英文小说。现苏州图书馆有《云溪文存》存世。
文瑗之子邓曰训曾任蓝天蔚关外都督府外交顾问，其子邓曰谟曾担任蓝天蔚在上海机关部翻译电文密码的工作。
人与史的命运无可分割。有志者探索国家兴亡之道，魏源在南京乌龙潭边筑 “小卷阿”，在那里完成《海国图志》的编撰。参以历代史志、华人海外见闻、外国著作及近期夷图夷语，又加魏源撰写的《筹海篇》，几经修改，终成书100卷。然这一部为中国而写的醒世救世之书，却未引起朝廷重视。相反，《海国图志》传入日本，促进了日本由“尊王攘夷”转向“倒幕开国”的明治维新运动。
蓝天蔚军人出身，在日本攻读军事，便已酝酿在军队中改良军人之思想、精神，酝酿新军之革命。此后亦影响辛亥革命之发生。后期陷身于混乱时局，其浪漫军人之初衷未改，仍是将“没有政治生活的国民性格”的“形式之兵”革新为富于“军国民精神”的新军，统御此“专治之物”使中国走向心中的文明社会。
天蔚死后，赵均腾曾将观智与晓蔚接到武汉家中，邓霖与晓蔚同住一年。均腾晚年好佛，不谈往事，与黄侃等游。
天蔚逝也，观智继殁于津沽，此二人素为文瑗爱重，每一念及增伤感矣。
血脉委婉承续，赵氏后裔齐其元去探望辗转到了南京的邓霖。邓霖又向他说到，晚年与魏韬重逢，是一大幸事。一次拜访魏韬过程中，遇到魏韬的另一世交董克信先生。匆匆一面，也给董先生留下了“邓霖先生书法好，善指画”的印象。
魏韬晚年孤苦一人，居于小卷阿之一厢。多仰赖世交照顾。邓霖逝世后，其子思民与妻一起去看望魏韬。她白内障严重，视物不清，便用摸的。
1992年魏韬去世。
抄录下已故的魏韬的口述（董克信整理的）《小卷阿杂忆》，做一留存。史卷本由清风翻阅，浮生茫茫，海波不兴，故人纷纷归祥云。一鳞半爪，愚笔稍记，实不忍生硬地丢弃了。
小卷阿杂忆
魏韬口述 董克信整理
小卷阿，是曾祖父魏源为他在南京乌龙潭畔居处（今龙蟠里20号）门上亲题之匾额。“卷阿”之名取自于《诗经 大雅》之篇名，以后魏源子嗣便世居于此。我的祖父魏耆是魏源的独子，虽为候补同知，却终未出仕。由于他目睹了清王朝的腐败无能，且从民族观念初八，所以十分同情洪秀全太平天国之义举。及至太平军失败，天王府中一宫妃——元妃逃难避至小卷阿，请求大舅。祖父甘冒杀身灭族之罪，将其隐匿家中。以后，更辟小卷阿北侧之屋为普渡庵（俗称皇姑庵），遂其出家修行之愿，亦算为保护天朝眷属略尽绵薄之力。
祖父有三子，魏繇居幼，乃清末名士。一生除授讲之外，曾为两江学属办之《东方杂志》总编辑。民国初年并为《民主报》特约写稿，著有《文斤山房诗集》和《金谿词集》。窃国大盗袁世凯复辟帝制，想找一些名士为其装点门面，特请他到北京做官，委以撰修国史重任。但先父终隐居于广济寺，称病不肯出仕。先父1922年逝世于沪上，葬于万国公墓。后其门人周叔弢将他的遗稿影印成《邵阳魏先生遗集》刊行于世。
我的二伯父魏恒，28岁即赴广东为官。清季为揭阳先令。当时太平天国失败，满清王朝到处捉拿太平军余党。二伯父的揭阳府邸，遂成逃亡太平军之秘密联络点。常有人在其掩护下，由广东逃至海外南阳一带。以后二伯父及我的大哥魏晟、三哥魏朂还一直不断为在外致公堂的太平军流亡将士传送信息，给他们在南洋的出版物提供资料。
洪杨势衰，孙中山兴。1883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院毕业后，即在广东一带行医。与我的大哥、三哥友谊至深，过往甚密（两个哥哥后来都参加了同盟会）。孙中山时常出入揭阳二伯父家中。
孙中山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医术精湛的良医。现将他为我们家重任治病的情况约略记述一二：
当时，二伯父身患痔疮痼疾，几十年来虽不断延医诊治，却总不能见效。发作时，十分痛苦，不能视事。孙先生知道后，即着手为他医治。孙先生用了一种针剂，仅注射一次，便吩咐静卧修养，服流食一周。整个治疗过程，二伯父并未感到什么痛苦。一周以后，痔疮结痂脱落，便霍然而愈。二伯父称赞孙先生医术：真神医也。
当然，一个医生，即便是华佗再世，扁鹊复生，也不能包治百病。世上至少有两种病人，虽然名医也束手无策。一是医学上尚未攻克的绝症，一是迁延了时日，已病入膏肓着。作为一个医生，重要的是对病人诊断得准确性。孙先生对病人诊断的精确是令人叹服的，那时他给大伯父的一次诊断。
大伯父魏桂，一直住在南京“小卷阿”。由于大伯母去世，精神抑郁。便带着女儿到揭阳二伯父家中小住。到揭阳后，精神不佳。家人一位他只是路途劳顿，偶感风寒，遂请孙先生为他诊治。一日，孙先生来，恰逢二伯父及我的两个哥哥外出有事，大伯父出来接待。孙先生经过仔细的诊断，已知其并入膏肓，乃在给二伯父的柳树中写道：“脉有三指，克活三日。”
当时，大伯父并不自知病重，二伯父及两个哥哥见字后，亦只当是医家故意危言耸听。而大伯父三天来，亦起坐如常，并不像病临末日的样子。
看看到了第三天晚上，亦未见大伯父有什么异样，晚餐时还吃了一碗鸡汤泡饭，安然回到书房中去。三哥临睡前，有些放心不下，便踱到伯父窗前探视，从窗隙间见伯父坐在案前看书。俄而，向身旁伺候的男仆说：“你给我沏一壶茶，睡觉去吧！”三哥见大伯父神态安详，便没有惊动他，转身回自己房中歇息。但是，正当他解衣就寝时，忽听急切的敲门声，原来是大伯父房间中的仆人来报告：“大老爷归天了！”
大伯父缘何并未感到严重的病痛，即突然去世？原来他已是肺癌晚期，因肺上无神经细胞，故而不觉痛楚。
这不禁使人想起战国时的神医扁鹊给齐桓侯望色诊断的故事。孙中山不愧为19世纪末中国的又一扁鹊。惜乎！孙中山所处的时代使他没有机会进一步施展他的医术才华。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比治人更要紧的是治国。1894年，孙中山在上书李鸿章，开出变法自强的医方遭到拒绝后，终于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走上了革命道路。
（魏韬口述 董克信整理：《小卷阿杂忆》，《南京史志》，2018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