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宾（1837—1909），字雁臣，晚年自号晏叟。安徽霍邱人。于光绪十九年(1893)二月起任海门厅同知九年半。王宾任海门厅同知期间，正是张謇在通海地区实施实业救国抱负的早期。二人被时人称誉“同商、同知、同责。”
筹备纪念活动前后也不过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在有关先人王宾历史资料较为匮乏的情况下，高广丰先生以其训练有素的专业学养、严谨而敏锐的眼光，从看似互不关联的典籍记载中披沙沥金、辨析梳理，为我们生动地勾勒出“做人低调，做事踏实”先人王宾的真实形象。
对我们全体家族成员而言，先祖王宾大人在光绪年间海门任上的那段经历和修为始终只限于长辈口口相传的言谈中，即便是相对比较靠近那段历史的王家榘太爷著“先世述略”也就短短数百字而已，大有语焉不详之遗憾。100多年过去了，王宾的后裔组团踏上先人曾经竭尽心力播洒挚爱的海门大地，倾听“王宾是海门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人物”的时代回音，景仰之情难以言喻。
一
但从短短几百字“先世述略”中，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王宾之父肇基公并不仅仅是一般地方绅士，有何任职，是不是官宦世家尚难确定。大舅王友乾曾在上世纪的90年代初曾为我所供职的一家报纸的副刊写过一篇关于清代官员顶戴朝冠与吉服冠的文章，讲述清代几品官该穿着何种官袍样式、冠顶配什么色的宝石或珍珠、水晶云云。大舅在几无参考资料的情形下，信手拈来，一气呵成。文章针对那时风靡一时宫廷电视剧张冠李戴粗制滥造现象，既切中时弊又让人长见识。
文章发表后，报社一位颇有学识的副总编还为此打听文章的来历。大舅王友乾生于1917年。虽说王氏家族历史上曾蒙受大难，但“先世忠烈事迹上闻，奉纶命旌扬，在霍邱建专祠，并于县志立传（‘先世述略’语）”。家难之后，一脉尚存的王宾回到过老家，是不是随身带出过劫后余生的残书片纸？姑且存疑。不过，我宁愿相信大舅在小时候曾见识过可能不止一人“赏戴花翎”的画像。
比如说，《北洋军阀史话》中“这位陆巡道是王雁臣的亲戚”的记载；比如说，出生1872年，曾任烟台海关总督的“二爷”王潜刚；比如说，我小时候在家看到过印在宣纸上的《霍邱王雁臣王潜刚父子墨迹》序言上提到过的“王璧堂”，与王宾是何关系？
此外，大舅还可能看到更多的是王宾的长辈或师友，至少从长辈口中知晓这方面的情况。不然，大舅绝无可能对清朝官服那么了然于胸。只是大舅没有子女，而我们与之有限的接触中，又懵懵懂懂不知多问几个为什么。再一个，曾任国民党政要顾祝同主任秘书的王家榘太爷1949年匆匆去台湾，所携物件有限。更何况限于时局艰涩，生怕给在大陆生活的其他家族成员带去不必要的麻烦，只能以重刊《霍邱王雁臣王潜刚父子墨迹》抒解思念之情。而其他家族后人又因为身负家庭成分压力，大多抱着敬（惊）而远之的态度，能不说尽量不说，能丢弃尽量丢弃。
据说大舅在“文革”小将抄家前，老夫妻俩整整花了三四个夜晚将很多书籍资料用水泡糊后再倒入抽水马桶。从常理上分析，不幸流入下水道的字纸绝不会是《红楼梦》、《唐宋诗》之类的公众读物。
最有可能提供有关王宾资料线索的两位前辈王家榘、王友乾分别于1991年和2000年去世。这也就是2008年表兄王其康在主持编纂《安徽霍邱王宾（雁臣）先生家谱》最大的遗憾。换言之，《家谱》若早一、二十年前做得话，王家榘、王友乾两位老人留存在脑海里的“活材料”就很有用处，至少凭他们的记忆、“口述历史”，家族故事也许会更靠谱，也更具完整性。
文史研究当以典籍掌故为基调，就如我们媒体人遵循新闻的真实性和五个W——何时（when）、何地（where ）、何事（what）、何因（why ）、何人（who ），缺一不可。美籍华人学者董桥先生说过：“新闻是历史的初稿，而历史则是新闻的定稿。”在有关王宾的历史资料不是很充足的状况下，此项研究工作所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海门市领导和张謇研究会的同仁以不抛弃不放弃的执着信念，以“海纳百川、强毅力行”的进取精神，以慎终追远博大的历史情怀，以传承海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执政理念，知难而上，寸积铢累，搭建了一个“张謇与王宾学术研究”的新平台。
此次“纪念王宾逝世100周年暨张謇与王宾学术研讨会”得以在状元故里的海门举行令王宾全体后裔备感欣喜。张謇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謇研究》主编袁蕴豪先生在题目为“浅论研究张謇与王宾的历史价值”一文中写道：
自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至辛亥革命的144年中，海门直隶厅同知共有88位，王宾任期先后长达九年半之久，“王宾为最长，难能可贵。”“从京城到地方诸吏，海门的重大事宜都找王张二人，甚至皇朝圣旨的台头都曾称：‘王宾、张謇’，要与两人同商、同知、同责。”原海门党史办主任、副编审俞茂林先生在“王宾与《海门厅图志》”一文中盛赞王宾在海门任上治理有方，营造出安宁祥和的社会环境，“倡导增设书院，增加学额，教育人民，共敦亲睦；提倡种桑养蚕，繁殖棉花，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举办积谷社仓，训练役丁等，让人民安居乐业。”
▲ 张謇（1853—1926），江苏海门人。字季直，号啬庵，清末状元。中国近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
▲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
▲ 张謇书法
所有这一切关于王宾初步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家族来说，弥足珍贵。同时也为海门市的文史研究增添了新的看点。
王其康告诉我，江苏省一位高年资的文史专家在看了高广丰先生“王宾论略”后认为，假若资料再丰厚一点的话，该文应该是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老专家的意见可谓剀切详明，一语中的。史料之残缺不全也确实成为王宾专论暂无逾越的障碍。经过苦心探访而成的“王宾论略”还只是一块尚待雕琢的璞玉，倘然有新的研究发现，“论略”似将更加晶莹悦目。事实上，高先生已经在“论略”中设置了尚待开掘的空间：“王宾发奋读书，‘以拔贡入仕’，‘受知于江督刘坤一，曾以即选道特保’”、“1876年至1879年间，王宾曾为袁世凯之师”、“1880年至1888年任上海水利厅同志等”、“1889年至1892年，受张謇禀请至海门，提倡种桑”。王宾的这四项生平经历究竟发生在何年？史料的可靠性如何？高广丰先生严谨的治史态度，让我深深感到，晚清时期“边缘”人物的研究还在路上，文史开拓性的课题还很多很多。
半个多世纪以前，胡适先生就说过“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话。设想开启认知新里程，假如再添进“口述历史”的元素，那么设想就不应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一个王宾的后裔兼文史研究的看客，我想就前面两个问题，即：受知于江督刘坤一和王宾曾为袁世凯之师的两大疑问，谈一些不甚成熟的看法，尚乞得到高广丰先生的指教。
二
▲ 刘坤一（1830－1902），湖南新宁人。1855年参加湘军楚勇与太平军作战。累擢直隶州知州，赏戴花翎。1862年，升广西布政使。1864年升江西巡抚。1874年，调署两江总督。1875年9月，授两广总督，次年兼南洋通商大臣。1891年受命“帮办海军事务”，并任两江总督。甲午战争，任湘军统帅指挥湘军出关与日军交战。1901年与张之洞连上三疏，请求变法，提出兴学育才、整顿朝政、兼采西法等主张，称“江楚三折”。1902年提出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的主张。有《刘坤一集》。
高广丰先生根据王家榘《先世述略》“（王宾）受知于江督刘坤一，以即选道特保任用”，“与先父同案特保之袁海观，由此致身显贵”之寥寥数语，推算“特保即选道”大致年份是1891年。其理由是能“奉送”一个官位，一定得是省部级的“一把手”（总督）。刘坤一无疑是晚清的能吏，史料称：“张之洞和刘坤一，是继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后的晚清重臣”（上海古籍出版社《二十五史新编•晚清史》，下称《晚清史》）。
刘坤一于1998年在上光绪帝的保举折中称王宾“实心实政，宜民宜人”“士民莫不爱戴”（引高广丰《王宾论略》）。既“奉送”官位，又在呈至高无上的皇帝奏折中美言有嘉。刘坤一决不至于不靠谱，莫明其妙地抬举交情泛泛的手下人，不要说保举，那个朝代就是科举制度中尚有“冷籍”得不到“准考证”一说，（冷籍——意指三代无人入学为生员之家庭）。刘、王两人年龄相差七岁，志趣相投那是没得说的。
光绪七年（1881）在两江总督任上的刘坤一就被张之洞参了一本：“比年来精神疲弱，于公事不能整顿”。就此刘坤一在家“歇菜”近十年，直至光绪十七年，也就是高广丰先生估摸王宾“特保即选项道”的1891年才重出江湖，再任两江总督。
刘坤一（1830～1902年）廪生出身,湖南新宁人。在太平天国之乱时崭露头角，成为当时急速冒升的汉族封疆大吏之一，1865年起晋升为江西巡抚。1875年，刘坤一署任两江总督，翌年晋升为两广总督直到1879年。据上海古籍版《晚清史》载，“光绪五年（1879）12月沈葆桢病逝，刘坤一继之后在1880年开始担任了两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故高广丰先生云：“刘坤一任两江总督，一次是在1874至1875年间”，“另一次则在1891至1902年”，似有误。当然在“两江总督”三个任期中，王宾究竟是哪一年“特保即选道”，咱也不好瞎揣摩。但对“1891年”这个选项，我想也许不是一个最佳答案。从张謇“湘乡旧人，吏事风规，卅载都成前辈范”句中，似可锁定这么两个关键词：旧人、卅载。
出生在安徽霍邱的王宾怎么会是“湘乡旧人”呢？刘坤一自咸丰六年（1856）紧随曾国藩“湘军”抗暴，辗转多地战功赫赫，其间王宾家里“阖族数十人皆奋战阵亡。”所幸此前“戚将返云南，先祖命先父（王宾）随送”，逃过一劫。戚将是谁？何处高就？嗣后对王宾有何关照？均不得而知。
有一点似可肯定，戚将是相当一级的公职（兵部）人员，时值“洪杨之变”，戚将决无可能公费旅游去霍邱这个小地方找不自在，何况那边战事频仍，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去那儿巡视防卫局势。王宾随戚将离皖时年约十八九岁，大致相当现在高三年级学生的年龄，此前是否取得秀才资格？张謇16岁曾在如皋考中第十六名秀才，说句大不敬的话，若王宾还努力的话，秀才此等小功名当不在话下。“少遘奇闵，孤苦力学，以拔贡入仕”，以我的理解，取得功名后才可能有“成前辈范”的资质。王宾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告老归林”，以“卅载”界定的话，老人家大致1873年，也就是36岁左右踏入仕途。而刘坤一在八年前的1865年就晋身江西巡抚（相当于军区司令）。
诚如高广丰先生揣度，刘坤一在江西任巡抚的十年间（高的说法是1864～1874），王宾“肯定在江西做过官，他的1872年出生的次子饶生就是因为生在江西饶州才取得这个名字。张謇后来说王宾是‘湘乡旧人’（刘是湘军名将），也许王宾最早受知于刘坤一还是那时的事。”如果说，这种假设基本靠谱的话，我倒觉得刘、王的相识相知再往前推几年。
刘坤一1864（1865年？）事实上已经是封疆大吏，与“湘乡”关系不大，“湘乡旧人”是否意指刘巡抚之前率“湘军”南征北战的年代？咸丰元年（1851）洪杨起事历六年之久，其间的1852年曾国藩因丧母回籍，次年初协助湖南巡抚办团练（组建湘军）抵抗洪杨。约1856年随送戚将“返云南”的王宾碍于战乱归不得霍邱老家，无依无靠孤身一人，入湘军的可能性极大。嗣后，王氏一门忠烈报呈官府，声誉得以传扬。假若说，戚将此时还健在的话，按人之常情定会格外照拂友人肇基公遗孤王宾。另外，我觉得张謇“湘乡旧人，吏事风规”之文句是递进关系，“旧人”系指“吏事”前的老关系。（这里特别想插一句题外话，出身于1892年的外婆张世英是一位裹过小脚念过私塾、会背诵唐宋诗词的“湘妹子”；大舅王友乾于上世纪的四十年代曾著述出版过二十万字的《曾国藩评传》。王氏家族似与“湘乡”有特别的情结。）
倘上述推测八九不离十的话，刘坤一与王宾相识的年份大体是在1860年之前，与之相隔30多年后的1891年刘坤一再保举王宾显然在情理上说不通。同时想来，嗜好吃辣子的湘人，刘坤一做起事来也不至于瞻前顾后拿捏不定。
当然，高广丰先生之推断1891年保举王宾的另一根据是“与先父同案特保之袁海观，由此致身显贵”（引《先世述略》），高先生的意思是1890年袁海观任（上海）南汇县令，这个时间段同时保举两人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我以为这个理论根据也失之勉强。按高先生“能够特保即选项道的，资格当然应该是总督上”的理由，那为什么就不能是1874～1875年间呢？就如高文引民国陈赣一《新语林》述：“（袁海观）以知县指分江南，历权高淳、铜山、上海”，也就是说，袁任南汇县令前大小也是县级干部。何况在1874年前十年刘坤一就是省部级（江西巡抚），官场十年历练，又无大的磕磕碰碰，刘应该是长袖善舞“擅吏才”且精通用权之道。再说，高先生落下“光绪五年（1879）12月沈葆桢病逝，刘坤一继之后在1880年开始担任了两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 这一史实，刘坤一、袁海观、王宾三人在这个年份是否有交集呢？
三
为更加明确此说的史实根据，此前我也曾从网上查证，未果。2008年主持家谱修立的王其康经多方搜索，从《北洋军阀史话》（下称《史话》）一书中摘录了一些史料，以此佐证“情况属实”。但添在《先世述略》前的王宾“1876～1879年，任袁世凯老师”一说，可能是对《史话》有关描述的误读而得出的结论。好在难逃高广丰先生法眼。高先生指出：“王宾‘拔贡入仕’是在1858年至1875年，而1876年至1879年‘任袁世凯之师’……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
袁世凯（1859～1916）出生河南项城。1876年，袁世凯年届17周岁，与王宾“送戚将返云南”年岁相若，正是博取功名的时机，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是高考的前夕。值得注意的是，一年后袁世凯就奉子成婚：“光绪四年（1878年）十二月袁妻于氏临盆生了长子克定于陈州（摘《史话》）。”因此，王宾在这个年份做袁的老师还真没有这个可能性。比较靠谱的说法是王宾至多在袁世凯十岁前后任其塾师。表兄顾小虎发表在2003年第三期《钟山》杂志上“家族故事”一文简略谈及母亲家的事时道，外婆曾说起过此事。大致的情节与我曾从大舅那里听到的如出一辙：袁小的时候顽皮捣蛋得出奇，就差没上房揭瓦。好些个塾师被这个小孩儿捉弄得狼狈不堪，（如此顽皮之状似符合10岁左右小男孩的生理特征）。气得宁可丢掉在袁家的饭碗头，也不愿伺候这个小祖宗。
伤透脑筋的爹娘（实为叔婶，袁世凯7岁过继）经友人介绍，王宾先生才彻底搞掂这个小家伙。
据说王宾才到袁府时，袁世凯故伎重演，趁着夜色，把萤火虫的分泌物涂在脸上，没头没脑冲着在园子散步的王宾老师撞将过去，遇到别人早就吓得不轻。但之前摸清袁荒诞“前科”的王宾先生有备而来，身子一闪给冲上来的鬼脸一个大嘴巴子。出乎意料的是，挨了巴掌的袁世凯不哭不恼，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第二天乖乖地坐在先生面前，从此不爱读书的袁公子才上了正道。
我清楚得记得大舅那天酒至半酣，谈兴正浓。大舅说多少年过去了，一天老太爷（王宾）在一位开典当铺的朋友作客，有伙计拿着一个鼻烟壶进来，说当主狮子大开口要典当多少多少钱，并颇有警惕性地告诉老板：那家伙穿得并不怎么样，莫不是梁上君子？老板取来鼻烟壶与老太爷一起端详时，冷不丁看见宫廷赏赐某某某的印记，老太爷赶快嘱伙计唤当主进来。老太爷分明知晓某某某是袁府祖上，而进得门来的年轻人正是自己当年的学生袁世凯。师生相见，袁顿时羞愧难当，垂立不安……
行笔至此，且容鄙人摘录《史话》中几个相关的叙述：“他的老师王雁臣曾命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要他撰写一篇八股文。及呈卷，却见文章多不成句读，惟其中有段妙句云，‘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王老师看完这篇文章，为之咋舌不已。”
几年过去以后，百无聊懒的袁世凯迷上了青楼女子：“这时（1877年，笔者注）沪上青楼中有一名妓叫做吕商英的，三年前曾下嫁某巨商，以不见容于大妇，遂下堂重操旧业。虽年近花信，而秀丽依然。世凯偶于座上遇见，惊为天人……”寄情青楼的袁世凯欲罢不能。于是乎，离家时还带出其叔祖袁甲三之遗物——鼻烟壶。“壶各长三寸，口径半寸，质玛瑙，色甚鲜明，中现龙凤花纹，价值2000余金，托一位嫖友把这一对玛瑞鼻烟壶转押上海陆巡道，得500金。
事有凑巧，这位陆巡道是王雁臣的亲戚，陆便把这对鼻烟壶给王雁臣看。王一看，便认出这是袁家的宝物，追问何以会落到陆的手中。陆将经过说给王听，王始知袁已到沪月余，因流连平康对他避不见面，现在床头金尽，竟押售祖物度日，急急派人把袁找来，严加责备。袁被王老师严词责问，不禁潸然泪下，自怨自艾，缕述艰窘，王深知这门生才有余而德不足，遂于言词中，加以刺激，促其反省。允其暂住，袁在窘迫中获得安身之所，自感万幸。从此刻苦奋励，闭户读书，每日学作楷书与笔札，历时两月，足不出户。王雁臣每出入，尝暗中窥袁动态，见其奋勉攻读，一洗从前恶习，并察阅他所作的笔札亦渐流畅达意，便欣然出资为袁赎回二玛瑙壶。”
读到后一段引文，似恍然大悟也。“押售祖物”发生在1877年，从《史话》叙述时序上看，分明是多年以后，师生不期而遇的故事情节。其康老哥由此推算出“1876～1879年，任袁世凯老师”，呵呵。
别过“鼻烟壶门”，我们再来说说王宾将袁世凯推荐给“正在山东登州督办海防的庆军统领吴长庆”的问题。大舅王友乾在讲老太爷与袁世凯的故事时确实也是这么说的。而从袁世凯的相关资料来看，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在江苏受委办理督标营务处，后又任江南盐巡道，与驻守浦口的淮军将领吴长庆过往甚密。由于咸丰年间，太平军围困吴长庆之父吴廷香于庐江，吴廷香派吴长庆向袁甲三（袁世凯叔祖父）求救，袁保庆主张救援，袁保恒（袁世凯堂叔）则认为兵分则弱，力主不救。为此拖延日久，庐江被太平军攻陷，吴廷香被杀，从此，吴长庆与袁保恒绝交，而于袁保庆订“兄弟之好”。光绪十二年（1873年），袁保庆因霍乱死于南京，吴长庆渡江视敛，抚棺痛哭，与刘铭传一起帮助料理后事。见到袁世凯时，均器重之。
1873年，袁世凯14周岁。吴长庆（1833—1884）就此招募如现在初中一、二年级学生模样的袁世凯，可信度还比较差。而若干年之后，究竟是袁兀自投奔有“世谊”之交的吴长庆，还是吴长庆招聘而来？若以当下求业形势，找不到饭碗头的大学毕业生，捧着简历毛遂自荐极为正常，但100多年前的袁家公子恐怕还拉不下那个面子。你让军事天才吴长庆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订过“兄弟之好”的继子也不成体统。惟有可能的是“机缘巧合”。我想，无论是当时的社会环境，还是双方的身世背景、社交层次，凭藉中介担保的路数错不到那儿去。史料显示，早年吴长庆人生遭际与王宾相仿若，其父吴廷香创办地方团练，战死庐江。我查了一下安徽地图，以合肥为座标，王宾老家霍邱在其左上方，吴长庆故里庐江位于正下方。
同为皖籍老乡、忠烈之遗孤。洪扬之变年间，吴长庆表现特生猛，指哪打哪，骁勇善战，迭建勋业，并创立淮军庆字营，威震四海。袁蕴豪《潮流——张謇在海门》一书载，光绪二年（1876年）24岁的张謇“去浦口入清淮军吴长庆提督军幕办理公文，随军移驻山东登州。”吴长庆之能征善战，威震四海恐怕与其聪颖机灵，广纳天下贤士的性格有比较大的关系，作为同乡、身处同一战乱环境、同样走在命运剃刀边的同龄人，“湘乡旧人”与淮军又系同一战壕里的“兄弟连”，退一万步说，即使吴、王两人没有交情，彼此总还惺惺相惜，智善相谐。
撇开王宾为袁介绍工作一说的真伪，《史话》曰：“……王雁臣每出入，尝暗中窥袁动态，见其奋勉攻读，一洗从前恶习，并察阅他所作的笔札亦渐流畅达意，便欣然出资为袁赎回二玛瑙壶。”多少年过去了，师生两再次相遇，老师对身处窘境学生的关爱、殷切之情跃然纸上。
袁世凯的职业生涯是不是王宾老师起的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人师的厚道与诚信。
▲ 袁世凯与部分子女合影（约摄于1904年）
▲ 1913年12月23日冬至，刚刚登上民国正式大总统之位的袁世凯在北京天坛举行祭天仪式
注：本文作者王文琪，王宾玄外孙。新闻工作者。退休前供职于《上海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