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郁慕明主席演讲：从大时代走来
郁慕明主席：非常谢谢大家。特别要我专题演讲，我说实在不敢当。因为这段时间来，在各地奔跑，为两岸的交流在尽个人的努力。今天晚上在座的各位，我想等一下有点时间，我常常觉得单单听我讲，或许太单方面了。我在讲的中间，你们随时提出问题来，这样的话，可能比较合适一点。
那么这个题目叫从大时代走来。我生在1940年，所以实际上按中国人的老历史78岁了。在生长的年代里，正好是抗战的时候。在那个年代，算不算大时代？假设认为那是个大时代的话，那我就是从大时代走来。
不管任何时代，我生长的那个家庭是算是一个大时代里面的家庭。因为在座的很多黄埔的后裔，我们家从来没有从军的，因为我们家几代都是做生意的。但是呢，平常我们都不太说，但实际上呢，我曾祖父和我祖父是辛亥革命的时候，上海拿下军械库，三个队，中间的一个队。辛亥革命时上海去打军械库，上海就革命成功，陈其美就到上海任都督，我们从来没有跟政治、军事有关，但各位应该知道，在那个时代，上海的南市是有商团的，地方的股利是掌握在企业的经营者手里，上海当时的地方股利是我曾祖父负责的。中华民国也好，后来到台湾也好，他们说台湾是实行民主选举的开端。不是。上海是真正的民主选举。最先是从上海开始。因为那个时候在租界，租界外国人，可是对于地方的工程，对于中国的工程是由中国人自己负责，所以成立公务局。公务局的常董、负责的董事，是经过选举的。所以真正我跟……我以前也不知道，后来跟选民代表，我发现好像有点渊源。（众笑）
我曾祖父是最早民选出来的上海公务局的负责的常董。所以商团等于也有负责。结果那个辛亥革命起来了，上海响应。冲进军械库，就我曾祖父担任的当时上海财政部的副部长职务，但是只做三个月。他就请辞。因为老一辈的非常讲究分忌、讲究礼节，因为他们是生意人，不是真正来搞这些，所以等到募款军饷都筹好以后，他们就请辞。大概渊源就是这样一个渊源。如果说大时代走来，我是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边。
刚才跟我在那里聊天的时候聊到，在座有些人都知道，我是大家庭，我兄弟姐妹十七个，我是老幺，我是第十七，同父同母，所以不是多夫多妻制的，生了十七个。我是最小的一个，这十七个生下来都活的。等到我出生，走了两个，所以十五个。1990年我父亲九十几岁过世，十五个，全部到台湾，到齐。那么到现在，还有九个，最小的七十八岁。
所以，从大时代走来的话，是从革命时代出生的家庭，这样的一个家庭本来是应该是非常多子多孙，在上海，城市里边，应该也算，你说现在台湾的有钱人吧，讲的那些，我说我从小，这些现在台湾所谓的那些财富，在我的眼里不过尔尔。很简单，就是我生在那个家庭是做慈善的家庭，所以我从小接受的训练我很相信是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母亲跟我分开二十年，因为我们不是逃难的，不是战争我到台湾，是台湾光复以后，台湾缺乏日用品，所以到上海招商引资，我父亲，1947吧，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就先到台湾，1948年到台湾，带了我跟我一个姐姐，所以我不是逃难。没有想到了台湾就回不去了，所以跟我妈妈分开二十年，后来是侨眷身份，从香港转到台湾。
从大时代走来，我母亲后来二十年以后和我在台湾见面，见面除了家人的反应啊这些，我最先问她的问题是，有没有被斗争过？因为我们家是黑五类。我母亲说有，然后我很想知道那个状况，结果台上说斗，台下的农民跟劳工没有人斗，这个让我很……冲击很大的，我可以和各位讲，从大时代走来，我认为有很多的变化，结果，没有像我想象那么差。结果我母亲和我讲着说，请下面斗，下面没有人斗。原因很简单，小时候挑了扁担，送那些重的农产品，家里一个原则，收成不好不要送来，养活要紧。
我们有地，自己也不会种么？你们有这样的话，养活要紧。这就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照说在大时代照应该我家里这样子一个，应该也是会被批斗得很惨的，我家里所有的，包括我们有一个当年大陆四大八中，国药号，四个大的，同仁堂那些，四个大的，八个中，我们家属于八中之一。国药号，我家里没有人学药，也没有中医，为什么开国药号？做慈善。所以所有的员工也好，我爸爸到台湾，我祖母的结婚的丫鬟就陪到台湾。最后九十几岁、过去（逝世），都是在家里几十年的长工。这就给我一个印象，传统的家庭，他是，其实没有把人家当作工人使唤，这些。那是一个家里的一份子，所有他未来的结婚或者，一样，都是主人要负责的。90年我分开，42年后回上海，所有的亲戚一到，我居然发现我家没死一个人。现在我们家有两百人以上。就是没有其他、没有堂哥那些都没有，就是我们十七个，剩十五个了，一路下来两百个。所以1990年分开42年回去后，我的感觉是，为什么现在我这么积极地努力两岸的，这是从我内心上的反应。
张宪文老师凝神倾听
我认为，我应该做一些两岸的交流工作。实际上，人跟人之间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实际上今天社会所发生的问题，是我们把老一代的美德没有真正宣扬下去，没有传承下去。我小时候看到那个挑扁担的来，就看我爸爸说，你们不要送来了，你们今年养活要紧。这种小时候的印象，对我的影响上，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在台湾有些混球啊，固然生气了，但是也不必那个，我照睡不误。为什么呢，总有一天会报应你的。因为基本的原则，我们传统的四维八德，不论在台湾还是在大陆，年轻一代的，务必要传承下去。你说一个人的技术、科技能力那是可以学的，但是一个人的人品是从家庭教育带起来的。所以，我从这样一个大时代，我所经历的，我也看到整个，常常体会到，为什么生十七个把我生出来，全世界这种几率几乎太少了，那生十七哥生出来总要做点事啊，我也没有想到我爸爸是带我去。因为本来不是我，你们在网路上可以看到的。本来我父亲带去，是带排行十五的。为什么会生这么多，这都是偶然。一个一个偶然带出来一个必然的我，什么偶然呢，因为我姐姐是排队出来的。第一个男孩，好高兴啊，你们要去翻上海的旧老报纸，当时我们家，郁家，两代独生子，第三代，第一个就是孙子出来了，全上海的商团，南市，大请客的，结果哪晓得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都是女的，都是女孩子，都是姐姐，那个年代可以纳妾，假说我父亲脑筋一动，老一辈的，纳妾了，我就没了。那个年代里，居然我爸爸会说不要，我爸爸那个年龄还说，那我第一个生出的是儿子，表示还是可以有儿子的。这没有问题啊，继续生，他很坚持。他这一坚持，我才跟你们见面了。（众笑）
有时候去想，我能够生出来，活下来，真不容易的事情。结果一连生十二个，几乎排队出来的。十二金钗。第一个男孩，第十二个男孩，生到十四个，第一个走了，还是只有一个男孩。你说要不要继续生？所以十五十六是男孩，前面几乎一年一个，我跟十六差三年。那就是说已经不准备有了嘛。哪晓得三年以后。（邓中哲先生道：“强弩之末。”众笑。）
结果哪晓得三年后怀了，我妈妈心里想，不要了。就爬高啦、跳啦，想把我跳掉。那我坚持不下来，所以这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众笑。）你说起来轻松，听我描述好像很轻松，但实际上，能够有我这样的结果的话，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就我父亲到台湾来，是排行第十五个的男孩。哪晓得，我父亲是坐飞机到台湾，直航啊飞机，直航那个时候。我们是坐船的。就走前一天，我父亲要坐飞机了，看到我哥哥了，哎，过两天要去台湾了，书包整理好没有？他说没有，书都送人了。我那个哥哥是刚刚小学毕业。他后来跟我见面，他说，我哪知道？我小学毕业，那书带它干嘛？书就留下来送人。结果我爸爸生气，不准走，换老幺。这种命，都是命运。我讲这一段的用意是什么？就是我想让大家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机遇的。照理，假设没有日本人的侵略，也就没有后来的国共内战了。那我可能就在上海选举做上海市长啦。有可能吧。这个人的机遇嘛。哪晓得呢，阴错阳差的，本来是我哥哥，临时把他拿下来，所以现在讲两岸关系，我最有资格啊。第一我告诉大家，本来就有直航，我就是坐直航，坐船到基隆登岸的。什么叫不是一家？第二个，那个时候哪里有什么入台证啊？不用啊，那就是一国啊，那不是一中，是什么呢？所以我爸说，不准去，船票有啊，换老幺，所以换我啊。假设现在你们还要申请入台证，这不行啊。不能换啊，我爸爸再讲话也没有用啊。所以，那个时代里我能够证明的，我自己亲身经历证明，本来就是一国，本来就有直航。不然我怎么到台湾去呢。
我跟我第十五个哥哥，他现在在深圳，前两年，他突然跟我谈了以后，跟我讲，我越想爸爸当年做这个决定是明智之举。什么道理？知道吧。我们两个个性不一样。我哥哥后来在高中教国文的，他是比较静的，不太讲话的，我是比较动一点的，他口才不如我的很呢。所以他前两年突然跟我讲说，那几天假设我去的话，可能今天家里的命运不一样了。我假设没去，留在大陆，可能会出大乱子。你们细想一想，敢冲，李登辉我敢直接面对他，当场对他讲，我对你对国家认同有疑虑。大家都是知道的。讲真话，他要我讲话，第一个就点我——你讲。你为什么老在立法院骂我？我说我没有骂你，我也不能代表朱高正，也不能代表赵少康。我代表“我”，代表支持我的部分民意。我们对你对国家认同有疑虑。直截了当就讲。那个年代假如我在大陆，就麻烦了。（张宪文教授：“碰到文化大革命就麻烦了。”李继锋教授：“首先是反右，五七年反右。” 邓中哲先生：新党就是在李登辉执政的那个年代建立的。代表国民党。）
李继锋老师
对，我们直接点穿他，认为他有问题嘛。所以我哥哥就说，假设我到台湾去，也不会像你今天到大陆来啊。家庭就不一样啦。所以从大时代走来，我们去看一个决定的变化，很可能影响一个家庭。对不对？你说，我父亲当年假设留我在上海，我哥哥来，他就是教书嘛，就是那些……。但是留我下来，被我乱冲乱撞，结果变成两岸交流的一条管道吧。所以，一个决定在大时代的变动里边，有时候是会影响未来的结果的。所以我从这样一个亲身经历上，我有时候会很感慨。生，生十七个把我生下来。我总要做点事。不然的话，浪费了。第二个本来不该我来的，居然我来了，那总是要我做一些两岸的事情嘛。所以我现在做这个事情啊，我是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所以人家觉得，你怎么跑来跑去，这么紧凑，今天我在我的Applewatch上面，我已经十四个小时了。工作时间没有停过，中午也没有休息。天天这样子的啊。所以第一部分，我就说，从大时代走来，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人生机遇可以成为你自己去决定你未来走向。我是因为我小时候的家庭教育、跟我成长的背景、跟我中间的这些变化，让我对现在这个工作，这个使命充满了强烈的意志。这第一部分跟各位做这样一个，让大家做个背景了解。
第二部分，我高中毕业，我父亲要我念医学院，为什么念医学院呢，我们家出来的，我接受最高等教育，希望我继承国药号，指定要我念药学系。这个又是一个变化，我可以告诉各位，我的人生经历上有很多变化的，变成今天如此。怎么变化呢？第一个我高中毕业，我的兴趣应该不是念医药方面的，我的兴趣应该是法政科的。但是那个时候，做儿子是听老子的，不像现在做老子的听做儿子的。那个年代，老子说就念这个吧，那就念吧。我也念了，考上了，念医药，照道理应该就继续照我爸爸期待的？没有。又有变化。我药学系毕业后，要留校。结果那个系主任呢，很温的，非常保守的。我一想，这可不行啊，这玩意，老板要这么保守，我这玩意儿是很好动的，以后不好了，后来我就转了。转到一个系里面，我可以自己选择。我就觉得，我那个系的系主任，我做学生的时候，他是留美留英的，协和医学院的，北京协和，留美留英。在校园里边，看他，戴个呢帽，打个领花，叼个烟斗，我们那年轻学生一看，这教授，潇洒。后来，他系里面有一个缺了，看看这个系主任不错，跟老板要跟这个的。结果我去了，弄了半天，我学药的，后来我又念了一个学位。等于我又重新修第二个副科，就变成去念基础医学了，毕业后去学解剖了。你说这两个差太远了。所以我等于换一个，从化学换到生物的，生命科学，就我留在那里了。再加上一出国，timing,时机。我出国碰上保钓运动，碰上大陆进联合国，把我们给赶出去了。我是留美，台湾的中国留学生，所以留美。到了美国几个月，我九月到了，十月二十几号，联合国被赶出来了，我才到了一个月，我想倒霉了。我那个时候从大陆（上海）到台湾回不去了，这下又被赶出来了，又回不去了，这两个事情，我变成跟政治的关系了。
你们要讲，我讲很多故事，我现在比较敢讲，就那个时候呢，台湾的留学生就成立全美中国留学生反共爱国联盟，因为那时候要保卫自己嘛，就对抗嘛，成立反共爱国联盟，这都是事实。我是国科会给我奖学金出国的。就接到一个通知，说你是国家科学会奖学金的公费生，现在我们十二月四号在旧金山胜利堂有一个爱国大会，希望你出席。你说我们公费嘛，不出席也可以啦，想想还是出席吧。就坐在那里听，我当然在旧金山也有朋友啦，他陪着我听，听了一个小时，以后，听了旁边推我，你上去讲啊，要我上去讲。为什么呢，他们讲的言不及义，老华侨嘛，我说，不要啦，我刚刚来不久，不要啦。推。推上去讲三分钟，改变命运。这真是事实。我讲了三分钟，命运改变。为什么改变命运？结果一讲，人家一看，说这是哪儿来的，是从台湾来的，台湾那个国防医学的，结果被推选到DC参加全美大会，我那个是美西大会。他分美中，美西、美南，美东四个区。分四个区，先分区大会以后，再全美大会。结果我被推选为美西代表到DC去开全美大会。更妙的是，那个时候大陆没有到美国的，都是ABC ,或者是香港，东南亚的学生，那回美国去，就在哥伦比亚大学就召开中国统一运动大会。那1971年。我参加结果变成全美代表，在纽约开，结果他们就说，哎，你刚来的，没有人认识你啊，就请我去，去听听啊，我就在里边一天半，然后到DC开会的。结果DC开会呢，我就把他们在纽约开的会的情况一报告，我后来再九月份过去，到了第二年的一月，才四个月，结果《华声报》，新华社的《华声报》，我就列成国特第一号。你说这！
（笑）我跟你们讲，所以在台湾那些人骂我，说你当年不反共？现在怎么变成常常到大陆去亲共，我说，经国先生说过，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今天共产党也不像过去嘛，那个时候正好是文革时代，那个时候破四旧除四害什么的，现在不是啊，我有什么好反的。所以我这样的命运，去美国去进修的，修博士的，结果弄了半天，才四个月不到，就命运改变，就是因为讲了三分钟。三分钟变成美西代表，美西代表选上全美理事，我就变成留学生头头，四个月，就变成头头。这一下，我出去，是军职的，我是军医少校，国防部一看，你是军职，在外面搞这么活跃，他怕我等一下不回来了，两年就把我调回来。
后来王昇送我出去，中间波折我就不多谈了。我后来说，我三十多岁，不要出去了，我才不去那个。所以这就是我的命。我本来是医学、念药学的，我爸爸要的，结果后来变成基础医学，基础医学后又碰到保钓运动……中共乒乓球，那个时候，我们就对立啊，我们就冲……后来就变成搞政治了。这个怎么会这样变呢，我常常说了，这就是从大时代走过。两岸当年都在积极发展，台湾也在发展，大陆也在发展，都在走向世界，走向国际。那我们出国的本来是要专业的，哪晓得命运的改变，结果我变成关心政治。因为参加这些活动啊什么，我当时在美国成立两个团体，一个叫清流社，清明在公，为忠为孝，流品持志，不屈不挠，清流。当时我们自己还觉得我们是……另外成立一个蜂社，蜜蜂的蜂，百蜂居——就是团结。所以我还可以在美国还混了两年，在UCSSF，好学校，很严的，一方面外面糊涂又多，一方面又混了两年，还算运气好，回到台湾，就在学校教书，到各处演讲。讲了半天，十八年了，可以退了，我爸爸叫我不要退，因为我已经可以要升将军了。我那时已经三颗梅花嘛，这边也是，三颗梅花就可以升将军。我爸爸说，你不要退了，升将军。我说，老爸，你儿子身高又不高，体重又不重，升什么将军。就丢了将军的脸了，不行啊我哪像官样，算了，不是啦。所以我就退下来。
为什么退呢，因为我搞解剖啊，鼻子过敏，福尔马林，搞了十几年，天天看死人，像我这种个性，天天看活人才快乐，天天看死人？！那个也熬得下去啊，所以后来有机会退了，我说不要了，我要出去了，去干嘛，包括那个王昇。王昇当时在台湾是一把吧，对不对。看我在国外很努力，结果又把我叫回来，没有让我拿博士，后来又送我出去，我不要出去了。王昇说，你不要退啊，你留在学校啊，你除了课以外，到我办公室，我说，报告主任，我还是想退，哎呀，你还不是教书？我说不一定。他说，你想干嘛？我说，中国国民党在办初选，选议员。我才讲完话，他眼睛就亮了。他一听，哎，这个倒好，明天等我电话。所以第二天他参谋打电话包退，我就选，台北市最高票当选。所以这个都是命啊。我怎么会晓得，照道理，我应该去进到他的办公室，因为那个时候他是权重啊，权倾一时。照道理是这个。没有，我说不要。结果我选议员，一选议员就做市议员，做了八年市议员，又做了八年的立法委员，三年的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又跟陈水扁丢凳子，所以我讲这一段就是整个大时代里边，对台湾来讲，其实是一种变动，对大陆来讲也是一个变动。
我们那时候怎么会想到两岸会通呢？我那时候做立委，也认为这下大概家里、大陆回不来了，反正只有在台湾待下去了。等到一九九几年哪，经国先生开始，那个老兵，我替老兵做了很多那个……我认为我也算追随我父辈几代，都在做好事啊。那个时候老兵冲进立法院，那比现在包围厉害得多啦，老农民要回大陆来，回不来。又没有钱，我等于是军系立委，是军中退下来的，所以替他们说话，后来不是国民党发《战士授田凭据》，就是以后你们都要回大陆的，回大陆后每人发几分地，先给你们一个凭据，把他们的心先稳住嘛。后来蒋经国看看也回不去了嘛，那你不骗人嘛，政府发了劵，结果回不去，他们就闹。我就要把他们安抚住。我的提案被民进党档了两次。
第三次要进入大会讨论，结果当天凌晨三点多，我父亲过世，九点钟开会。所以我把我父亲送到太平间，我就赶到立法院，立法院大门都被老兵们玻璃全砸碎了。冲进去。后来我带他们，我说你们不要闹，等一下我全部把你们带进来。人多，除了议事厅楼上啊，旁听的全部站满。另外通通送到会议室。他们还不知道我父亲过世，我就一直带他们到晚上11点，一直僵持。那时候郝伯村做行政院长，一直僵持到了十一点，陈水扁找我，所以我为什么我对陈水扁，我还觉得我还没有对他那样子，我只对李登辉。陈水扁找我，听说你家里有事吧，我说是，他说，你赶快回家。我说，不回。他说你要回家去处理，我说这个事比那个更大。这个案子通过我再走。从那个时候开始，他让步。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爸爸死都选时间。结果一直僵持到三点，一点多许老爹打电话，那时候辅导会主任委员哪，他说慕明啊，会不会过啊。我说主任我努力了，到三点多，突破。结果八百八十亿台币作为暂时授田凭据处理的条例的经费，几乎照顾了六十万退伍军人。
战士授田凭据
（丘智贤先生发言：我父亲也是受了您的恩惠，都要感谢您！）
我带着，我那个时候，那张照片哪，凌晨三点多，后来他们知道我父亲过世，所以那些老兵啊，坐在门口，很可怜，所以就那张照片，我就……经国先生，因为《战士授田凭据》的处理条例通过，开放大陆探亲。（邓中哲：哦，就是那时候开始的！）是啊！因为你必须给老兵钱，没钱你怎么回去嘛。他每个人有的，最多有二十五万，五十万还是二十五万，二十五万大概、十万和五万三大类，有了这笔钱，你看老农民有二十五万，那时候不错啊。几大件都拿回去，回到家乡都有面子嘛。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两岸之间啊，是要有人做桥梁的。后来那些老农民冲上去的，都很可怜。但是他们拿到。现在几乎都已经离开了。所以这是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我家里，第二阶段我的工作。我就觉得两岸之间，要做些事情。很多老农民感激我，是因为我父亲走的当天二十四小时之内通过《战士授田凭据处理条例》，这个呢，这让我在工作方面，两岸之间，老农民回来，台湾就变成稳定了一段时间。这第二部分。
最后一部分。就是现在这个阶段。这个大时代里边呢，所谓大时代，其实是最乱的时代。最乱的时代就是大时代。那个时候抗战、后来国共内战，那么，现在又是碰到了，为什么？现在台湾已经不是意识之争——意识形态之争，不是蓝绿之争，台湾现在是民族之战，又要进入到乱的时代。这个乱的时代就是日本的势力、日本的文化在台湾重新恢复，死灰复燃。那么，反而，中华文化被去中国化，被搞成仇中抗中反中，然后外省、本省的对立，台湾南部跟北部的对立，所以这些是一个又重新进入一个最乱的时代。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包括他们年轻朋友，能够在这里坐，也就是告诉他们，最乱的时代，自己要做最准确的选择。这个选择，因为乱，所以乱世才出英雄，时世造英雄。所以我跟炳忠他们讲，现在是你们要成为英雄的时代，你们要做抉择。我们不是去害人，而是我们真正要考虑为下一代，我们怎么去带领下一代。今天，新党不做执政党，新党不要行执政权，新党在意的是话语权，是发言权。
姜良芹老师
所以，这两岸之间，我们所期待的在今年的8月20号，我们很可能有一个重大的宣示，就是在这个时代里边，我们要做什么？台湾何去何从？要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跟现在的两党都不一样，我们不会像国民党的偏安，我们也绝不会像民进党的仇中，那我们要在跟两党不一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所选择的十个字，五句话。这是去年，新党党庆大会所宣布的十个字：强中、亲陆、富台、友美、批日，这十个字代表新党的一个方针，借着这个方针，我们在今年又会有重大的宣布，那么，其实这里面已经说出一个方向。他们要戴我帽子，说你看你现在红了，红统啊，那我说“强中”有什么不对啊，我中华民族难道不要强么？我中华儿女难道不要强么？“强中”有什么不对啊；亲陆。你去亲美，你去亲日，我亲陆可以吧？亲大陆。你要选择亲美，你要选择亲日，我选择亲陆嘛；第三，台湾人到底想什么？不是想富有吗？那就台湾要富就好了嘛，台湾要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千万不能变成战场，你才能富啊，台湾要不变成战场，那是什么？那就大陆合作，台湾就不会变成战场，跟美国买的军火都不用了，每年省下来，都可以变成社会的资源，台湾不就富了嘛，当台湾人一块台币等于一块人民币，这不就是富嘛，所以是“富台”嘛；那老美老美，就像我们今天去看的大屠杀纪念馆，看到外国人有时候还有些正义感，把那些资料弄出去，我们还是跟美国人保持友好嘛；日本不行啊，你连慰安妇都不道歉，你跟韩国道歉，跟我们不道歉，那我们要批判日本嘛。所以这是新党的十个字，五个重点一个方针，这个方阵就是和平统一。
以上，我从大时代走来，我自己家庭的背景，我留学成长过程当中我的变化，一环扣一环，所以有人说以后可以写回忆录啊，我说是可以了，我现在已经有一本了，叫《高手过招》。高手过招是跟九大政治人物交手过程，包括李登辉啊，吕秀莲啊，施明德啊，还有陈水扁啊交手过程。我有一本叫《高手过招》。未来有第二本可能可以写的就是很多这个过程中有些可以引人深思的一些话题。最重要的结论，整个大方向，国家民族和平统一。站在民族的高度，一定要统一。站在台湾的角度，就是让台湾不能成为战场，然后，一块台币等于一块人民币。台湾人会感激我的，绝对不会再骂我了。我敢有信心，两岸一合作，绝对可以做到。绝对做得到。以上呢，拉拉杂杂地，但我不想做那种很深的，我们就等于交谈里边让大家知道一下。谢谢大家！谢谢！
（蓝薇薇：）谢谢郁主席的分享。从娘胎到人世间，从学医到从政，我们看到郁主席是一位勇往直前的人。中华民族拥有悠久而深邃的历史，也充满着曲折与不幸。没有一条河流笔直地通向大海。我们无法选择我们生存的时代。但用希望的眼睛去看到眼中的世界和人类生存的环境，才有可能带来有希望的未来。由于时间关系，我想将下面两个环节合并，敬请各位嘉宾就郁主席所谈的一起来互动，同时也向我们说出您对南京论坛的期许。（未完待续）
会议现场
文字实录：南京论坛|《与郁慕明主席有约：从大时代走来》茶话会实录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