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直播︱经盛鸿：抗战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沈阳事变，迅速强占了中国的东北地区，揭开了第二次大规模侵略中国战争的序幕。接着，他们把魔爪伸向中国关内地区，制造华北危机，各种卑鄙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烽火燃遍了中国各地，灾难降临到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头上。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入了中国的首都南京，对手无寸铁的民众与放下武器的战俘进行疯狂的屠杀，伴之以抢劫、强奸、焚烧。日军的暴行延续了六周，杀害中国军民达三十万人，强奸妇女达两万多人次，焚毁建筑达全城三分之一以上。南京成了一座人间的“活地狱”。
 

在这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中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同仇敌忾，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以不同方式投入了抗日救国斗争。

在这股浩浩荡荡的洪流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醒目、最重要的社会集群。他们有悠久的爱国传统和爱国思想，文天祥、史可法、岳飞是他们自小就学习、就崇拜与效法的人物，“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和行为准则。当日本军国主义处心积虑地阴谋侵略、瓜分、吞灭中国时，他们的政治嗅觉最敏锐，最早指出了日本的侵华阴谋和巨大危险性，最早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呼喊。他们有热烈的爱国激情，呼吁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捐弃前嫌，扫除私利，团结起来，真诚合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抗敌。他们有较多的知识和技能，能承担各种民族自卫战争的任务。

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走上抗敌的道路，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敬、可歌、可泣的爱国人士：有的投笔从戎，脱下学生装，奔向大后方，奔向延安，参加抗日军队，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参加远征军，走上战场，抛头颅，洒热血，与敌人血战到底，为了把日寇赶出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有的坚持在沦陷区，拒绝日伪当局的威逼利诱，宁可饿死，不向敌人低头。他们向民众宣传民族大义，宣传中国的历史，痛斥汉奸理论；他们千方百计支持抗日的地下工作，有的本身就是地下抗日的战士。

有的远赴海外，或在上海、天津的英法租界里，办报纸，搞募捐，搜集情报，甚至组织抗日锄奸团，惩处敌伪汉奸，为国出力。

例如，在南京沦陷前，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与广大师生员工面对日本战机野蛮的空袭，毫无畏惧。

罗家伦指着被炸毁的校舍，说：“敌能毁之，吾能复之！”他迅速组织师生西迁重庆，始终弦歌不断。罗家伦校长是中央大学最后撤离南京的一批人之一。1937年12月初，他最后一次对学校作巡视检查，见全校人员与设备财产都已撤之一空，十分高兴，只有农学院牧场供教学实验用的良种家禽家畜鸡、鸭、猪、犬、牛、羊等，尚留下许多。罗家伦就宣布由牧场职工自行处理，只要不落入日寇手中就行。但是，农学院牧场的工作人员说，这些良种家禽家畜，或是学校师生多年耗尽心血培育出来的，或是国家化外汇从国外购买的，是学校的宝贝，是国家的财富，是师生们今后教学与科研中必不可少的试验动物，也是国家未来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一。他们发誓，要将这些家禽家畜全部从南京迁到重庆去。1937年12月9日夜里，他们将鸡、鸭、猪等装进木笼内，再将木笼架到马、犬、牛、羊身上，人牵，手扶，离开了即将沦陷的南京。一路上，他们爬山涉水，餐风宿露，还要与日机周旋，与饥寒斗争，经历千山万水与千难万险，历时一年，终于在1938年11月，到达重庆，回到已经复校一年的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师生闻之欣喜若狂，一齐涌到校门口，夹道欢迎这些历经风霜险难的职工与鸡、鸭、猪、马、牛、羊。许多人涕泪交流，泣不成声。罗家伦说：“我真像异地见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看到他们，不禁激起了我国难家仇的怒火，我的泪水也不禁夺眶而出了。”中央大学内迁彻底干净，连一鸡一鸭也没留给日寇。这就是抗战史上著名的中央大学的“鸡犬不留”。

再如，中央大学教授、著名的红楼梦研究专家王瀣，在日军攻占南京时，以衰病之身，未及撤离，此后数年家境困难，以至不能举炊。但当日伪当局筹办伪中央大学，派人胁迫与以高薪诱惑他去任教授时，老人断然拒绝，说：“余以行将就木之人，可以舍我矣，实不敢见张邦昌、刘豫丧权辱国之举”。1944年8月5日，王瀣终于在贫病中去世，终年七十四岁。临死前，他交代家人，说：“我生不愿见日寇；死了，棺材也不要见到敌人。我死后，不要发丧，棺材不准出门，就地埋在自家后院里”。他的家人遵其遗嘱，将其遗体在后院草草埋葬，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重新安葬于其故里溧水。
 

李根源
 

张一麟
 

又如，在苏州，有两位爱国老人张一麟与李根源，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发起创立抗日杀敌的“老子军”，在当时传颂一时，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日的信心。

在北京，著名学者、诗人陈三立（陈寅恪之父），在北京沦陷后，愤然表示：“我决不逃难！”闻有人议论中国必败，他怒斥：“呸！中国人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日伪当局欲招他出山任伪职，派人登门对他游说，老人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五日不食，绝食殉国，终年八十五岁。

无数的抗战往事，都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人，是中华民族中最具有爱国思想与爱国传统的社会群体。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们以自己的鲜血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斗志，也使那些惯于贴阶级标签、给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戴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帽子、加上“动摇性，软弱性，妥协性”等罪名的左倾理论，黯然失色。没有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结束时中文系全体师生合影于教室前。

二排坐者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维遹、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本周，我们请到了

经盛鸿教授

为我们讲述

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

反抗与斗争

经盛鸿，江苏盐城人，先后从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与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在社会上先后任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顾问、“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江苏省委智库）研究员等，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与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曾在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地区以及美国、日本等地，发表与出版《詹天佑评传》、《胡宗南全传》（上、下册）、《民国暗杀要案》、《辛亥往事》、《枷锁下的金陵》、《民国大案》、《武士刀下的南京》、《恶魔的吹鼓手与辩护士——战时日本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上、下册）、《西方新闻传媒视野中的南京大屠杀》（上、下册）、《战时中国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上、下册）、《遮盖不了的罪恶》（上、下册）、《屠杀与抗争》（主编）、《抗战往事》（与经姗姗合著）、《南京通史（民国卷）》（参著）、《中华民国文化史》（参著）、《中华民国史》（参著）、《南京大屠杀全史》（参著）等；2012年，任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故事片《金陵十三钗》首席历史顾问；2014年12月，获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特别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