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诞生于1866年，今年11月12日是他诞辰157周年的纪念日。台湾当局及中国国民党长期以来计算中山先生的诞辰多加了一年，形成与中国大陆纪念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的诞辰有各自表述的现象。不仅如此，国民党现今纪念孙总理概采“极简风”，不是避讳缅怀中山先生建国的真精神，就是将他的主张和理论嫁接成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
台湾常办选举，大家也都认同选举要“选贤举能”，但却不知这并不是西方选举的目的，以及中山先生对此制度的主张。过去，基于选贤举能目的，曾对候选人定有学历限制，却因与西方制度不符而遭废除。现今，中共新建构完成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反而能看到中山先生民权主义的影子。
首创中国式民主的雏型
中山先生曾明确指出，不能全然移植西方制度，因为西方的选举投票并不能保证政府贤能。因此，他的民权主义主张，选举职务也须经过考试取得候选资格，加上应延续中国传统的独立纠弹权，其目的都在于补救西方选举制度产生的流弊。换言之，中山先生以中国传统贤能政治思想为底蕴，首度为“中国式民主”建构了理论雏形。
中山先生独创的权能区分理论，将政府五权定性为“贤能者治国”及重视绩效的“治权”机关。而国民大会是代表人民主权的“政权”机关，在选出具备德才的政府人事后，只有当政府未能及时关照人民的需求，或未能探询出人民真实的意向时，始由国民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创制和复决权。同时，政府官员若严重失能败政时，国民大会可以罢免。
权能区分理论可谓将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转化成“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政治制度。简言之，中央政府的权力正当性，除来自于人民间接选出外，还要以专业治理的绩效来寻求人民的支持。若政府在治理过程未能回应人民的需求，人民尚保有创制、复决乃至于罢免的“政权”。只是，这套理论从未有过实施经验。
什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
10月16日，中共二十大开幕，习近平代表十九大回顾过去五年任期内工作的报告中，提到新建构完成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共也表明其中蕴含了中国儒家民本思想的精神，可知已非仍紧抱马克思主义不放。如果台湾愿意从复兴中华文化的立场给予鼓励，这对促进两岸的文化融合应当具有正面意义。
2014年，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开始推动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此一首创将民本思想制度化的机制，系针对西方以选举为标准批评中国大陆不民主，而以广设“立法直通车”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作为建构完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表征。
根据北大政治系教授燕继荣的分析，政治体系做出公共政策的过程，可分为“前”、“中”及“后”三个阶段，并认为在这三个阶段各有相对应的三种民主形式。“前”阶段指的是“选举”出管理者，而且是要选出贤能的精英。这个阶段目前只限于地方基层的选举，民主化的程度虽然最低，但却能确保贤能者治国。
至于“中”阶段是指“决策与管理”，采取民主协商的管理，让不同利益的群体参与决策和管理过程，充分表达各自的利益，在讨论协商的基础上做出决策。而“后”阶段则是指“对决策的评价”，关注对公共政策效果的管理，包括民众对管理者及其行为实施评价监督。
蕴含民本思想而重视实质
中共建立立法联系点制度后认为，人民可直接向立法机关表达立法期望，立法机关也随时须向群众征询立法意见，这就超越了投完票就没下文的选举民主。因此，中共有了底气，宣称其民主是“全过程”的，且重视实质民主，尤胜于选举的程序性民主。
大陆学者史天健的研究发现，大陆公民仅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民主应与选举及其相关制度有关，而大多数人所理解的民主则有“儒家思想的影子”，认为具备德才的精英才应拥有统治的权力。同时，大陆公民也并不期望直接参与政治，而政权的正当性取决于治理效能和能否为人民谋福址。
大陆大多数人民认为，政权能创造人民幸福的生活，人民就觉得是“当家作主”，且其最重要的人权也获得了保障。而中共标榜为“中国式民主”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已能朝向儒家民本思想回归，不仅可作为两岸融合的黏着点，也不无有值得我们学习之处。
比较民权主义在两岸实践
相较于师法西方的台湾民主制度，选举中候选人的学识专业、财力或照顾选区利益的用心，究竟何者才是获胜的关键？而执政者能够继续掌权，仰靠较多者是政绩或选战操作？这些疑问，都意味着台湾的民主已与民本思想渐行渐远，而选举更成了孕育民粹政治的温床。
从中共二十大报告中，不仅可看到如何实现中山先生的民族和民生主义，而且可从包括公务员的录用考试，以及具宪法地位的监察委员会等，在构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机制中，找到民权主义的种子。（原载《观察》杂志社《观察》网）
（作者系民主文教基金会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