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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二十世纪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历史学家。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二十世纪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历史学家。
在浮士德博士的书房里，梅菲斯特（1）向浮士德讲述了创世之史：
天使歌唱班无休止的赞美已开始令人厌倦。当然，终究上帝不该受到天使们的赞美吗?上帝不是已经给予他们无穷的快乐了吗?
得到不应得到的赞美，由他所折磨的人来崇拜，这难道不是更加有趣吗？他发自内心地微笑着，并决定这伟大的剧作应该开演。
在无数年前，灼热的星云毫无目的地在宇宙中回旋。经过漫长的岁月它开始成形，中心的云团抛出行星群，行星群就冷却下来，沸腾的海洋和燃烧的群山起伏震荡，从墨云团中降下的滚热成片的雨水，在赤裸的凝固的地面上泛滥。而后第一个有生命的微生物在海洋的深处形成，在适宜繁殖的温暖中迅速成长为广袤的丛林，巨大的蕨类植物从潮湿的沃土中生长出来，海洋动物生长繁衍、竞争、吞食和消亡。在这些动植物的演化过程中，人类诞生了。他有思考能力，拥有分辨善恶的知识和对崇拜的极端渴望。人类看到，在这个疯狂而又奇异的世界中，万物匆匆，一切生物都在无情的、命定的死亡来临之前，不顾一切地挣扎着去攫取短暂的生命瞬间。
于是人说：“有一个潜藏着的、我们只能加以领悟的目的，而这目的是善的。因为我们必须敬畏什么，而在这个可见的世界中却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敬畏。”于是人从争斗中走出，断定上帝想要通过人类的努力从混乱中产生和谐。而当他服从由上帝传达给他的祖先而他又从他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捕食动物的本能时，他称之为罪孽，并请求上帝的宽恕。但是，他怀疑在他创造一种平患上帝愤怒的神圣方案之前，他是否能被公正地宽恕。而且，既然现存的世界是如此的糟，他就使它更糟些，以便将来可能会更好。因此，他感谢上帝给了他去放弃那些可能得到欢乐的力量。上帝微笑了。当他看到人在放弃和崇拜上变得完美时，他投送另一个太阳穿越天空，撞破人类的太阳。所有的一切又复归于星云。
“是的，”上帝自语道，“这是一场好戏，我会让它再演一次。”
概言之，这就是科学所提供给我们的信仰的世界，现实的世界甚至比这更没有目的，更没有意义。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的理想从今以后需找到一个归宿，如果有这么一个归宿的话。人是原因的产物，我们无法预知这些原因会取得什么结果。他的由来，他的成长，他的希望和恐惧，他的情爱和信仰，只是原子偶然组合的结果。没有什么热情，没有什么英雄主义，没有什么强烈的思想和感情，能超越坟墓而保存一个个体的生命。古往今来所有的努力，所有的热诚，所有的灵感，所有的人类天才，都注定要在太阳系的无边无际的死寂中灭绝；而整个人类成就的殿堂，必定不可避免地被埋葬在毁灭了的宇宙的瓦砾尘埃之下——所有这些，尽管并非毫无异议，但仍然是如此的确定无疑，以致任何哲学想否定它们的话都会站不住脚。只有在这些真理的构架中，只有在坚定的绝望的坚实基础之上，灵魂的居所才能安全地建立起来。在这样一个疏远而又无情的世界里，像人这样脆弱的动物，怎样才能使他的渴望经久不衰呢?自然是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万能而又盲目。它在无限的空间里长期不断地变化着，最后产生了一个孩童。他仍然受制于它的力量，但却赋有洞察力，赋有分辨善恶的能力，赋有对他那不可思议的母亲的一切工作的判断力。尽管死亡是自然控制力的记号和标志，但人仍然是自由的。人在他稍纵即逝的有生之年，去审视、批判、认知，并且在幻想中去创造。在他所知道的世界中，这种自由属他独有；在这种自由中，他优越于控制他的外在生活的不可抗拒的力量。
在自然的强力面前，野蛮人像我们一样感到他无能为力的压抑；但他在自己身上找不到比力量更值得敬重的东西，于是他自愿拜倒在神的面前，而并不探究神是否值得崇拜。悲惨而又骇人的是，为了抚慰嫉妒的神，人忍受了漫长的残酷与折磨、自贬与人性牺牲的历史。当然，当最珍贵的东西已被自愿付出时，胆战心惊的信徒会认为，他们的嗜血的欲望必定被平息，除此之外就无须做更多的事情了。摩洛克②教——诸如此类的信条可以这般通称——在本质上是奴隶的卑躬屈膝。身为奴隶，他甚至在心里也不敢产生他的主人不值得受到谄媚的念头。既然理想的独立性还未被认识到，权力就可能被不加约束地崇拜，并且得到无条件的敬畏，尽管要遭受它的反复无常的折磨之苦。
然而，当道德品行逐渐变得更加大胆时，人便慢慢感到需要有一个理想的世界；假如崇拜不停止，这种崇拜就会转给他另一种类型的神。这种神与野蛮人创造的神是不同的。有些人虽然感到了理想的要求，并且有意识地拒绝这些新的神，但仍然坚持赤裸裸的权力是值得崇拜的。上帝在回答约伯关于旋风的问题时，谆谆教诲说：那是在炫示神的权力和知识。但是，对于什么是神的善却没有半点暗示。这同样也是当代人的态度。他们把道德建基于生存竞争之上，并认为幸存者必定是最适应环境的人。但由于其他人对这种道德意义上如此可憎的回答感到不满，他们采取了我们习惯于称之为特殊宗教的立场，宣称在某种隐秘的方式中，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实际上是和谐一致的。因此，人类创造了全能而又至善的上帝，创造了实然与应然的神秘统一体。
但是，现实的世界毕竟是不完善的。而如果使我们的判断依从于这个现实世界，就会有一个奴性因素存在，我们的思想势必被这种因素冲涤殆尽。因此在一切事物中，最好是通过把人从非人的权力暴虐中尽可能地解放出来，从而提高人的尊严。当我们认识到权力多半是起坏作用时，人，作为具有善恶观念的存在物，在这个没有善恶观念的世界中，仅仅是一个孤立无助的原子。人类再次面临抉择：我们应该崇拜权力，还是崇拜善?我们的上帝存在并且是恶的吗?或者他应被看做是我们自身良心的创造？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极为重要，并且会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的整个道德观念。卡莱尔、尼采以及军国主义的信条使我们习惯于权力崇拜，这种崇拜是我们无法维持自己的理想以对抗敌对世界的结果。它本身是对邪恶的屈从臣服，是我们对摩洛克神的一种最大的牺牲。假如力量确实应该受到敬服，就让我们敬服那些拒绝虚伪的“既成事实”——这种既成事实未能认识到事实通常是坏的——那些人的力量。让我们承认，在这个我们所知的世界中，有许多其他事物可能更好些，而我们拥有并必须坚持的理想并没有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过。让我们对真、对美、对完善的理想保持敬意，这些都是有限的生命不允许我们获得的，尽管其中没有一项是与无意识的宇宙相一致的。假如权力是坏的，就像它看起来的那样坏，那就让我们打心眼里拒绝它。在这种拒绝中体现了人类真正的自由，决心只崇拜由于我们自己对善的热爱而创造的上帝，只尊敬激励我们洞察生命最美好瞬间的天堂。在行动上，在欲望上，我们必须屈服于外在力量的专横暴虐；但是，在思想上，在渴望上，我们是自由的，不受我们同伴的约束，也不受这个微不足道的行星的羁绊，尽管我们的身体仍然无力地在这个行星上爬行。即便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面对死亡的暴虐时，我们也保持着这种自由。那么，就让我们领会信念的力量，它能使我们在对美好的憧憬中继续生活下去，让我们永远以美好的想象为前导，在行动上下降到现实世界中去。
当事实与理想的矛盾开始变得明显可见时，一种强烈的反抗精神，一种强烈的对神的憎恶，似乎成为对自由的必要肯定。以普罗米修斯的坚忍去蔑视充满敌意的宇宙，永远认清宇宙的罪并永远主动地憎恶它，以此拒绝权力的恶意可能创造的任何欢愉，这显然是一切不愿在不可避免的命运面前低头的人的责任。然而，愤慨依然是一种拘束，因为它迫使我们的思想被一个邪恶的世界所占据。在产生反叛的强烈欲念中，有一种自我肯定，而这种自我肯定在明智的人看来是必须克服的。愤怒是我们思想的一种屈服，但不是我们欲望的屈服；由智慧构成的斯多葛式的自由建立在我们欲望的屈服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思想屈从之上。从我们欲望的屈服中产生了忍让的美德，从我们的思想自由中产生了整个艺术、哲学和美的想象的世界。由此，我们终于征服了这个令人生厌的世界。但是，美的想象只能存在于无拘无束的沉思中，只能存在于不被热切期望重压之下的思想中。因此，只有那些不再要求生活给予他们任何个人好处的人，才能获得自由，因为个人好处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的。
尽管自我克制的必要性是罪恶存在的证据，但基督教在传教中就已显示出超越普罗米修斯反叛哲学的智慧。必须承认，在我们所欲求的事物中，尽管有些被证明为是不可能的，但仍然是实在的善的事物；另一些被我们热烈企求的事物，无论如何不能构成完全纯净的理想的一部分。必须放弃的信念是坏的信念，尽管有时是错误的，但比起不受抑制的热情想象所造成的错误要小得多。宗教教条，通过提供一个证明它永远不会错的理由，并由于它发现了许多真理而成为净化我们希望的手段。然而，在顺从中有一种更进一层的善的因素：即使在不能获得实在的善时，也不该烦躁地欲求它们。对每个人而言，伟大的自我克制或早或迟都会光临。对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达到的；他们不相信以热忱意志的全部力量去追求美好的事物会不成功。但是，我们必须明白，由于死亡、疾病、贫困或责任之声的存在，世界并非仅为我们而设计。即便如此，无论如何美好的事物还是我们渴求之物，尽管命运可能阻止它们。当不幸降临时，我们要有勇气去忍受，而不是去抱怨，我们要远离思想上的徒劳无益的悔恨。这种顺从于力量的程度，不仅正当而且正确：它恰是智慧之门。
但是，被动的自我克制并非智慧的全部，因为并非仅靠自我克制就能建造起崇拜我们自己的理想的殿堂。萦绕着殿堂的预兆呈现在想象、音乐、建筑、不受干扰的理性王国以及抒情诗对金色落日的想象之中，在这些领域中，美在照耀和生长，远离悲痛的感触，远离变化的恐惧，远离现实世界中的失败和惊醒。在沉思这些事物时，天堂的景象在我们心中形成，立即给予我们一块判断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现实世界的试金石，给予塑造我们理想的灵感，这种灵感可以作为构造神圣殿堂的基石。在能够进入圣堂之前，除了生而无罪的宝贵精神外，还要穿越一个黑暗的大洞穴。大洞穴之门是绝望，它的地面是用绝望的基石铺成的。自我必定在那里死亡，渴求和未驯服的欲望必定在那儿窒息，唯有如此，灵魂才能从命运的主宰中解放出来。但是，在穿越大洞穴之后，自我克制之门又重新导向智慧之光，在智慧之光的照耀下，新的洞见、新的欢愉、新的柔情，照亮了朝圣者的心。那时，我们没有无能为力的反抗的辛酸，我们已学会顺从命运的外在统治，并且认识到非人的世界是不值得我们去崇拜的，最终我们有可能改变和再造无意识的宇宙，在想象的熔炉中使它变质，以一种新的闪耀着金光的意象去取代旧的泥偶像。在千姿百态的现实世界中——在森林、山峦和云彩的可见的形式中，在人类的生活事件中，甚至在死亡的无穷威力中——创造性的理想主义的洞见能发现由它自己的思想首先塑造的美的反照。以这种方式，心灵肯定了它对无思想的自然力量所做的精妙控制。心灵所对付的材料愈坏，未驯服的欲望愈横行，它在引导人们克服障碍、开发它蕴藏着的宝藏中的成就愈大，就愈能在驱动反对力量助长它的成功方面取得更值得骄傲的胜利。在一切艺术中，悲剧是最有成就、最辉煌的，因为它在敌方的正中心、在最高山峰的绝顶建立了耀眼的城堡。从坚固的嘹望塔上四望，它的军营和兵工厂，它的纵队和要塞都尽收眼底。自由生活在它的城垣内继续着，尽管存在大量的死亡、痛苦和绝望，所有的服从暴虐命运的首领为不屈不挠的城市自由民带来新的美的奇观。幸福属于这些神圣的堡垒，更幸福的是那些饱览功绩的城堡中的居民。荣耀属于身经无数战斗的勇敢的战士，他们为我们保护了无价的自由遗产，使渎圣的侵略者不能征服城堡，保持了它的纯洁无瑕。
但是，悲剧的美仅仅构成了一种可见的性质，这种美的性质总是或多或少以明显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生活的一切方面。在死亡的情景中，在无法忍受的痛苦煎熬中，以及在无可挽回的往事中，有一种神圣，一种压倒一切的敬畏，一种博大精深的对存在的无限神秘的感觉。在这里，犹如痛苦的某种奇异的结合那样，受苦者因为悲痛的结合力而和这个世界维系在—起。在这些领悟的瞬间，我们失去了—切对短暂欲望的渴望、一切为了渺小的目的所做的争斗和竞争、一切在肤浅的观点下构成一天又一天的对日常生活的些许琐事的关注。我们看到，由于人类友情之光照亮了狭窄的救生筏，我们在黑暗海洋的咆哮波浪中只作短暂的漂荡；没有一句令人心寒的怨言从这个避难中的伟大的夜空中发出。处在敌对力量中的人类所有的孤独都集中在个人的灵魂中，它必须独自挣扎，竭尽它所有的勇气，与丝毫不顾人类的希望和恐惧的整个宇宙抗争。在与黑暗势力的斗争中，胜利是荣耀的英雄伙伴的真正洗礼，是人类存在对美的支配的真正开始。在灵魂与外在世界的可怕冲突中，忍让、智慧和博爱诞生了，随着它们的诞生，一种崭新的生活开始了。深入我们灵魂深处的、使我们似乎成为玩偶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死亡和变化、过去的不可变更性，以及人类在宇宙的盲目急变面前的无能为力——能够感觉这些东西，了解它们，也就能去征服它们。
这就是“过去”为什么具有那么大魔力的原因。它的静态图景的美如同晚秋令人陶醉的纯洁，那时的树叶，尽管一阵清风就会使它们飘零，但它们依然以金色的荣耀面对蓝天。“过去”不再变化或斗争，就像邓肯③那样，在经过生命的适时的狂热之后，它就安眠了；曾经是渴望和执著追求的东西，曾经是细微而又易逝的东西，都已逃遁无迹；曾经是美好而又永恒的东西，就如同夜晚的流星，闪过而又消逝了。它的美，对于一个无法与之相匹配的灵魂来说，是不堪忍受的，但是，对于一个已经征服命运的灵魂来说，它是信仰的关键。
从外观上看，同大自然的力量相比较，人的生命确实是微不足道的东西。奴隶注定要崇拜时间、命运和死亡，因为它们比奴隶能在自身发现的任何东西都要更伟大，而且因为他所考虑的一切都是被它们毁灭的。尽管它们是伟大的，但伟大地思考它们、感受它们没有热情的光辉，则更为伟大。而这种思想使我们成为自由的人。我们不再以东方式的屈从，在无可避免的命运面前低头，而是吸取它，使之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放弃为个人幸福而做的争斗，摒除短暂欲望的一切渴求，热情为永恒之物而燃烧——这就是解放，这就是自由人的崇拜。
这种自由是通过对命运的思考而实现的，因为命运本身已被心灵征服，而心灵已被时间炼火净化而变得纯洁无瑕。
自由人以所有最坚固的纽带，以共同命运的维系，使自己与人类同胞联合在一起，由此他发现一种新的景象总是伴随着他，爱之光辉照射在他的每一件日常事务中。人的生命是一种穿越黑夜的漫长的行程，绕在这漫长征途四周的是看不见的敌人；人受着疲惫和痛苦的煎熬，朝着一个很少人希望达到的目的地前进，在那儿没有人长期逗留过。当他们行进时，由于被无限强大的死亡的无声命令所攫握，我们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我们能够帮助他们的时间是极其短促的，其时他们的幸福或痛苦就被决定了。我们有责任在他们的征途中撒播阳光，以同情的慰藉来减轻他们的痛苦，给予他们一种永不怠倦的爱的纯洁欢乐，增强正在衰弱的勇气，在绝望的时刻，逐步灌输信念。
让我们不要用恶意的标准去衡量他们的功绩与过失，而只考虑他们的需要——悲伤和痛苦；让我们记住，他们是同一个黑暗环境中的难友，与我们一样，是同一出悲剧中的演员。因此，当他们的生命历程结束时，当他们的善和恶由于过去的不朽而变成永恒时，正是我们感受到他们在哪里受苦、在哪儿失败，感受到我们的行为不是造成他们痛苦和失败的原因。但是，无论在哪里，圣火的火光照亮在他们心中，我们曾经鼓励、同情他们，用勇敢的话语激起他们的勇气。
人的生命是短促而脆弱的，缓慢而又确定的命运使他和他的同类陷入无情和黑暗之中。对善和恶的盲目，对毁灭的满不在乎，无穷的困难铺满人生的无情之路，对人来说，今天被判定要失去他至爱的人，明天他自己将要穿越黑暗之门，唯一还值得追求的是，在横祸来临之前，他所拥有的使他短暂的生命历程变得高尚的崇高思想。鄙弃命运之奴隶的懦弱和恐惧，崇拜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圣地；不因机遇的主宰而丧气，从统治他们外在生活的专横暴虐中解放出来，而保存着心灵；骄傲地向那暂时容忍他的知识和判定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挑战，像疲倦而又不屈的阿特拉斯④那样，独自支撑着他以自己的理想铸造的世界，而不顾那无意识力量的蹂躏行径。（卓翔译）
（英）罗素著，黄思源等译：《宗教能否解除我们的困惑》，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1—16页
注：①梅菲斯特：德国作家歌德著《浮士德》中的魔鬼。——中译者注
②摩洛克：古代近东各地崇拜的神灵。——中译者注
③邓肯：伊莎多娜·邓肯(1878一1927)，美国著名舞蹈家，现代舞蹈创始人。——中译者注
④阿特拉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之一，传说被罚用双肩在世界极西处顶住天。——中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