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蕴宽写给赵凤昌的手札（一）
庄蕴宽写给赵凤昌的手札（二）
庄蕴宽（1866—1932），字思缄，号抱闳，晚年称无碍居士，江苏常州人。
1890年中副贡，光绪间历任浔阳书院主讲，百色厅同知，梧州府知府、太平思顺兵备道兼广西龙州边防督办等职。并先后在平南设武城学堂，广州设武备学堂、创梧州中学堂，龙州设女学和图书社等，并邀钮永建，蔡锷赴桂林协办陆军干部学堂。辛亥革命后，曾出任江苏都督，后上京任审计院院长十二年之久，期间又是故宫博物院早期领导人之一。北伐后，回里任《江苏通志》总编纂直至1932年病逝。在辛亥革命前后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庄蕴宽先生是故宫博物院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宣统溥仪离开故宫后，1924年11月5日，当日由冯玉祥主持的黄郛摄政内阁令组“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12月20日，善后委员会正式成立，当时，审计院院长庄蕴宽先生兼任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他的出任是委员会向各界昭示大公的见证。12月23日，清室善后委员会第一次出组点查。依委员会决议，出组点差乾清宫，以军警不齐，未着手，庄蕴宽遂从中斡旋调停，其事暂告平息。次日，再度出组点查，以警卫司令部派驻清宫军队长官照章参加，政府亦未积极干预，点差工作于是赓续进行。
故宫博物院乾清宫会场，庄蕴宽任大会执行主席，主持大会。
1926年“三一八惨案”，段政府通缉李煜瀛、易培基。为维持院务，庄蕴宽、卢永祥被公推为维持原。卢为浙江督军，院务实由庄先生承担。故宫博物院新生之际经费奇缺，庄先生以个人名义在东方汇理银行借款三万，使“索薪风潮”得以平息。
后院内正式成立维持会，以江翰为会长、庄蕴宽、王宠惠为副会长，其时庄先生已患偏瘫，不能到会，但仍切念院务。在任维持员期间，庄先生与欲褫夺故宫宝物的活动进行斗争，而受打击报复，唯友人及时营救，幸免于难。庄先生心萦故宫博物院，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接收故宫博物院，仍然出谋划策，并再次担任图书馆馆长。
庄蕴宽的人生经历，正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处于一个转型期、变革期。在庄蕴宽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书法史学者薛元明曾以“ 革命·天命·使命”为视角，回顾了庄蕴宽变革的一生。
他认为，庄蕴宽在晚年参与了创建故宫，以及维护故宫的诸多事项，可谓呕心沥血，说是“文化使命”，则毫不为过。现今所能见到最多而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无疑是庄蕴宽的书法。这是他遗留在人间最主要的“文化遗产”。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庄蕴宽是一个出色的、优秀的书法家。实质上，对于古人来说，专门的书家少之又少，很少以纯粹书家的标准去看待，但对于书法的重视程度又是无以复加的。
庄蕴宽：书法见证着他变革的一生与文化使命
《庄蕴宽传》封面
传记无法做到完美。就像很多的各类全集从来都不全一样。传记出版之后，又有一些新资料陆续被发现。传记出版之前，因为各种原因，南京等地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也没有很好地光顾探访，所以难免存在疏漏之处、遗憾之处。回过头来想，如果就我对于此书做出一个评价的话，主要成果在于，对于庄蕴宽波澜壮阔的一生，勾勒出了一个清晰的脉络。在这之前，无论是家属的回忆，还是个别文史作者的撰稿，几乎都是陈陈相因，重复大致相同的事件。生动的历史异化成陈谷子、烂芝麻。让一个无比鲜活的历史人物变得干巴巴的。这是任何一个具有历史情结的人所不愿看到的。所以，这也正是我对于此书的满意之处，尽力突破固化思维，把很多琐碎的历史史料串联起来，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让后人最大可能全面地了解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
意致高风联
庄蕴宽所面对和经历的一切，正是那个时代大多数杰出人物所共有的特征。换言之，庄蕴宽的人生经历，正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处于一个转型期、变革期。就整个社会而言，已经不再是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而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空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革命”成为当时最时髦的字眼。
庄蕴宽与他同时代的人物所面对的是一个激烈的变革期。变革的剧烈程度以及带给人的震动，绝非是安逸于书房中的人可以想象出来的。尤其是身处现实潮流中，有的时候甚至就是某个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必然面临各种严峻的现实的考验。人非经过不知其难。革命的残酷现实绝非如拍影视剧，“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古今、新旧、中西等各种冲突呈现于眼前。
在庄蕴宽的一生中，虽然最初出仕清廷，但他并没有那种陈腐之气，更不会以遗老自居，他能看清历史的潮流，自觉站在新思想的一边。其实从很多细节上就能感觉出来，比如他创办女学，对于家庭子女的教育尤其是女性教育，采取极为开明的态度。也许现在看起来稀松平常，但是在一百多年前，绝对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的。试想满清入关之时，公布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诏令，到了清末“剪辫子”之时，又是一片哀怨之声。小小发辫的留存，预示了潮流变革之先声，不可小觑。
单单有革命理想和革命激情远远不够，必须付诸实践，要有革命行动。正如一位哲人所说，不到关键时刻，不能区分真英雄和伪君子。革命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庄蕴宽不但有理想和激情，更有行动。他两次智救黄兴便是最好的见证。有此三者，已经非常出色。然而，庄蕴宽的过人之处在于有革命的理性。这一点极其重要。在狂热的潮流中能够冷静对待和处理一切，所以他一生中常常有惊无险，数十年官宦生涯能够全身而退，除了清刚自恃，毫无私心的原因之外，更主要是始终有一种理性精神。这种度掌握的非常好 。再比如他和袁世凯的相处和周旋，基本上是和平的。但庄蕴宽不能容忍帝制的死灰复燃。面对袁世凯的觊觎之心，庄蕴宽对于历史潮流和人心向背是心知肚明的，而且独当一面，投下唯一的反对票。
晓起晚来联
言及至此，庄蕴宽能够审时度势，进而做出正确决断。所谓的“度”，其实就是对于“天命”的理解。孔子云：“五十知天命”。人到了一定的年纪，会明白很多事情并非人力所能决定，甚至不可能实现。其实不独一个个体具有天命，一个家族乃至一个国家，也是有天命的。人有人运，家有家运，国有国运，谁也没有办法摆脱。不管何年何地，时候到了一定的时候，所有的条件具备了，就会形成一个“合力”，最终出现一种潮流。当然，面对社会潮流，个人的选择有几种，可以是顺流，也可以是逆流。顺流当中，一种是把握潮流，做弄潮儿，庄蕴宽即属于此类，还有一种就是明哲保身，碌碌无为。逆流中又有两种，一类是做遗老，消极地做做样子，一种是做顽固派，比如那些“复辟”剧目不断地在上演。但顺流和逆流又是不断发生变化的。现实中的人群归类远远比单纯文字的划分要复杂许多。单个人置身于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因为各种利益需要权衡，需要考虑的得失极多。人性的善恶多变也由此呈现。民国社会就像一个走马灯。现实是，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但不同的人差别在于，把握现实潮流的能力，以及对于善恶的期许。当然，很多重大历史事件很多时候表现出一种偶然性。庄蕴宽虽然相对来说，在仕途上较为顺利，但毕竟不是首脑人物，他不需要考虑太多的个人得失。在认清了时代潮流之后，有一种毅然决然的态度。他顽强的性格决定了他人生的走向。从本质上来说，性格即是命运，诚哉斯言。像庄蕴宽这样一个处于激烈变革时代中的人，个人命运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时代和民族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天命不可违逆”，但个人可以恰当地去把握，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人生。
当时间逝去一百五十年后，很多事实被掩盖了。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不能令人容忍的是那些无底线地戏说，或者刻意选择去遗忘。平常之人似乎不再关心历史，在乎的只是现实利益。然而，真正决定一个人平庸或伟大的分水岭，恰恰在于此。不必对庄蕴宽有太多的溢美之词。每个人都有针对现实的考量。在那一代人心目中，很多时候确实有家国情怀，具有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正如俗话所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事势。历史是一个澄清池，会在合适的时候成为见证。今天再回忆起庄蕴宽这位先贤，已经不再是他的革命历程，而是他的文化使命。
庄蕴宽那一代人，虽然经历新旧、中西的剧烈碰撞，但心态上绝没有今人的这种焦虑。这是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他们深知中国文化的强大力量。上升到“文化使命”的高度，绝非刻意夸大。使命感的存在根本不需要太多的原因。不要忘了，庄蕴宽本身就出生在常州一个非常有名的文化大家族。言行身教、耳濡目染，使得他天然具有一种中国文化的烙印。实际上，晚清民国的那一代杰出人物，不管处于哪个行业中，不管是官场还是士林，或者是革命阵营还是雅老懿少，如果将外在特征去除的话，本质都是读书人，尤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精深的研读和诚挚地敬畏之心。这正是今天的短板，所拼命鼓吹却又极度缺乏。所以，像庄蕴宽这样的人，他的文化使命感是与生俱来的，本身对于家族传承而言，就有一种使命。当个人命运和时代命运联系在一起之后，自然就变成一种关乎国家和民族的使命。相比今日来说，全民经商和读书无用近乎成为一种人生的宗旨来说，有此也看清了世道人心。古风不存，也只能空谈文化，成为一种点缀和包装。
回到庄蕴宽本人来说，每到一地，即以创办各类学校为己任。通过教育来改变中国，说成文化使命，也包含着革命理想的成份。更重要的是，庄蕴宽在晚年参与了创建故宫，以及维护故宫的诸多事项，可谓呕心沥血，说是“文化使命”，则毫不为过。就其一生来看，关乎文化之事是自发地去做，无疑是强烈的文化传承和弘扬意识，参与金陵刻经，各类布施善举，除了可以弘扬佛法、修身养性之外，当然还有在乱世之中以及人到暮年之时寻求心灵安静的一种精神寄托方式。更重要的是，最终由此及彼，突破“小我”而实现“大我”，说到本质，就是文化信仰的问题。正脉长存，希望不灭。对于庄蕴宽的这种文化心理需求加以审视，可以知晓在他身上仍然保留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品质，如何在出世和入世之间找到一种平衡，进退有度。这就说明，庄蕴宽身处官场，仍然保持了读书人的气质，这也是他个人刚直不阿的原因之一，没有被“酱化”，极其可贵。所以，不论在反对袁世凯称帝，还是参与故宫创建中，始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始终能有一个严正的立场。
现今所能见到最多而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无疑是庄蕴宽的书法。这是他遗留在人间最主要的“文化遗产”。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庄蕴宽是一个出色的、优秀的书法家。实质上，对于古人来说，专门的书家少之又少，很少以纯粹书家的标准去看待，但对于书法的重视程度又是无以复加的。正如俗话所述，“政治是速朽的，艺术是永恒的”，世间一切，都无法逃脱时间的镰刀，终将变为历史的尘埃，但真正的艺术则万古长青。也正因为古人不以专门的书家自居，同时又对笔墨倾注毕生心血，目的单纯，就在于书法本身，加上个人经历极其丰富，故而字里行间流露出不凡的魅力，难以望其项背。
庄蕴宽《七绝诗》
就在撰写此文的一个月前，好友继平兄自某拍卖会拍得一件庄蕴宽的手札，电话咨询我若干不确定之字。顺便告知我拍卖价格。价格“低”的令人几乎不敢相信。所谓的“低”，是相对当下一些炙手可热的名家而言。但二者之间又不具有可比性。从艺术质量来说，当下一些所谓的名家之字已拙劣到不忍卒读的边缘。这其实正是当下很多文化领域的现状——真实的历史被掩盖，戏说、胡说占据主流，正当的价值被忽视，追腥逐臭，不辨真假好坏。所以，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有时一头雾水、一知半解，甚至恰恰与当下所描述的现状相反，真正的价值是什么，有时则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归根结底，没有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对于庄蕴宽来说，他的手札乃至所有的书法作品，从来都不是热门。热点也未必是其生前所期望的，也不是有了期望之后就能实现的。我只能说，我们对他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对于他所经历的一些事件的价值还远未挖掘到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在这位先贤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之际，惭愧之余，只能说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文/薛元明）
文人墨戏，心运天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