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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登·怀特（Hayden White，1928—），历史哲学家。新历史主义最主要的批评家，被誉为“在文化理解和叙事的语境中，把历史编纂和文学批评完美地结合起来”。
“历史具有一种实在的而不仅仅是想像的指涉物。”历史的指涉物只能首先经过文本来接近，然后再去领悟其功能。阿尔都塞将这种功能称为“必然性”体验。对詹姆森来说，“问题不是历史是否存在，而是我们是否能够理解‘必然性‘，以及理解到什么程度。我们当前的经验要求我们，承认‘必然性’不是我们自己的产物，而是过去人类行动者行为的产物。”无论这种“必然性”是什么，首先要去体验，才能理解。在海登·怀特看来，詹姆森想通过批判现代主义叙事。走出“必然性”历史的束缚走进历史是不可能的。“问题可能不在于如何走进历史，而在于如何走出历史。”海登·怀特没有言明的是，詹姆森忽视了当下意义的人之体验，所以无法“走出”历史。海登·怀特对叙事问题的关注晚于历史文本的诗性结构的分析。1987年出版的《形式的内容》一书标志着海登·怀特也将叙事和叙事性的问题纳入其历史诗学的视野。随后出版的《历史情节化与真实的问题》和《比喻实在论》等书主要探讨了叙事的问题。此后，叙事问题成为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的重要内容。
从形式上来看，“叙事”是一种“元编码”的形式。这种形式对于人类有重要的意义。因为，“现实是一条毫无意义的事件之流，生活中的事件被历史学家杂乱无章地记录于编年史中。这样的过去是不能被理解的，因为，过去是由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情感状态和事件组成。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将过去翻译成历史。”这种翻译形式就是叙事。正是想到了“人”，尤其是想到“人之体验”时，海登·怀特才将叙事纳入研究视野。休谟认为，人性是先天性的，是人的一种本能。马克思从社会性上看人性，认为人性是社会性的体现，而罗素从人性上看社会性，认为社会性是人性的一个表现。海登·怀特从历史意识上思考人性，其历史诗学暗含着一种编撰人性化的历史书写的内在要求，倡导一种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历史哲学。当海登·怀特把历史叙事与人性问题紧密相连时，叙事的意识形态问题也就浮出了水面。
从内容上看，所谓“叙事”，就是将“了解的（knowing）东西转换成可讲述（telling）的东西”。叙事并非仅仅是一种再现真实事件的中性推论形式，而且还是“包含有鲜明意识形态甚至特殊政治意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选择”。叙事形式不仅担负着将“过去”转换成“历史”的作用，还调整着我们的“现实感”，“我们的‘现实感’始终是一种编织，始终通向某种关于现实为何的叙事来进行调整。”因此，“叙事”形式具有丰富的历史与现实内容。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便是意识形态性和伦理道德。“叙事性的在场既标示着该话语的客观性、严肃性又标示着它的实在性。”叙事如此重要，它不但是历史领域的关注焦点，而且也成为整个人文领域的研究热点。
海登·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已经呼吁回归叙事，哲学家试图证明叙事作为一种解释的正当性，神学家、伦理学家、人类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文化批评家等都从叙事中寻找新的突破和灵感。“实际上，在人文领域中，在后现代名义下的整个文化运动的主要特征便是支持一种有计划的向叙事的回归。”在后现代者集中火力攻击的“宏大叙事”并未消失，而是向整个人文学科领域扩散为具体化和体验化的微观叙事。微观体验就是个体体验，即胡塞尔所谓的“不要大钞票，要小零钱”。因为说到底，“生活是这样具体实在，一切抽象都结束了。”也正如利科毕生所证明的：“除了别的以外，历史是有意义的暂时性，是一种能赋予变老过程以意义的暂时性经验。”
海登·怀特对断续性历史的欣赏，正是关注历史中稍纵即逝的零散的片断的个体体验的结果。“普遍理论从没有成功过；它们的基本前提、概念、解释模型及其元理论的逻辑依据已经一再被表现为是局部性的……”他之所以对利科历史叙事理论感兴趣，是因为利科发现了“深度时间”经验，是死亡和不朽之谜的经验。在《达洛维夫人》、《追忆似水年华》中，可以看到“深度时间”经验所获得的语言表达形式。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连接的桥梁不是语言，而是人之体验。这是康德将道德引入哲学、柯林伍德将道德引入历史的原因。道德感是人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心理感受。海登·怀特最早洞察到历史学的美学转向，发现“破碎的”现实感是人类了解世界、掌握历史的重要方式。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通过“重拾”经典史学家的诸种体验，展示了“小的才是美丽的”（梅迪克），并尽可能地将这些体验概念化、形式化地展示出来，为当代历史编撰者和史学家提供一种在历史中表达自己的体验的方法。
所以，他反对埃娃，多曼斯科教授在大学开始历史方法论课程，认为这门课程无助于学生掌握历史之真谛。如果要在大学开设历史课的话，就应该向学生提供最优秀的历史经典著作，让学生思考、感受、了解其中的历史意识。所谓的历史意识，其实是一种融入了现在体验的历史经验。抛开当下意识和现在体验的历史经验只是空谈，这样的过去是一种于事无补、于人无益的“历史的过去”。卡西尔说：“历史现象属于一个特殊的领域：属于人的领域。离开了人的世界。我们便不能在历史一词独具的意义上谈论历史。”伊格尔斯指出，“随着新的注意力被给予了个人，历史学便再度采取了一种人情味的面貌，但这一次不是给予了上层的权势者而是给予了普通的百姓。”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质疑社会学的历史学前提了。弗朗西斯·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一文中激进地认为，现代技术性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原则相结合。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是于尔根·柯斯卡却与他相反，认为现代性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对民主体制、公民自由、社会正义和多元文化的威胁。
意大利两位微观历史学家卡罗·金斯堡与卡罗·波尼认为，应该警惕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技术理性与置于上层权势的历史政治学而编撰面向人民（主要是小人物）日常生活的微观历史学。于是，美国史学家伊格尔斯认为历史学对现代性充满信心的宏大叙事转向批判现代性的微观体验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海登，怀特对历史编撰与阅读中的微观体验的躉视与伊格尔斯所说的历史由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历史学的发展趋势不谋而合。“概念对人人都是相同的，而体验则人人各异。历史学必须传达给人以对于人物或事物的某些具体感受，这就有似于对艺术的美感经验了。”伊格尔斯认为，微观历史学家的历史解释重在“捕捉历史中的人间的和个人的方面”，这是宏观历史学所忽视的。“冷静的分析是被一种难以言传的顿悟所取而代之。”这样，“微观历史学家们就为研究过去的历史感增添了具体感。”于是，我们明白了海登·环特为什么如此欣赏、看重布克哈特、托克维尔、米什莱在历史编撰中大胆运用那个时代最新艺术技巧了。因为这些艺术技巧最适于表达惟妙惟肖、难以捉摸的问题是，如果历史学仅仅是讲述日常生活琐事的微观历史学，那么它也就不是历史学而返回到机械记录或“日志”的原始状态，“日常生活史可能会退化成为逸闻轶事和发古思之幽情。”，“多重声音、多种声部的后现代文化威胁到了社会对共享现实感的‘织造’。”在注重人之微观体验的同时，不应深陷其中，还应超越它上升到对这些体验整体把握的“宏观叙事”。“为了在世界上确立我们的叙事，我们首先都必须处在一种共享的‘现实感’中。”批判现代性、反对宏大叙事的柯斯卡也认为，“孤立于更广阔的语境之外，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历史的‘琐碎’方面，就会使历史知识成为了不可能而导致历史学的‘繁琐化’。”不仅“个人却只能是作为一个更大的文化整体的一部分而为人理解”而且“当概念延伸到可以覆盖一切时间和地点时，或是包容社会一切时，它们就变得如此空泛以致失去了它们拥有的任何解释价值”。
20世纪80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宏大叙事”的终结由人文领域延伸到社会现实，似乎表明了“宏大叙事”与自由思想、多元文化、民主政体与人文精神的内在矛盾。但是“宏大叙事”被想象发明的“小小叙事”（利奥塔）所取代并不代表“宏观叙事”的消退。根据利奥塔的理解，“宏大叙事”是一种“哲学元叙事”，是“曾支配一切各种历史哲学，如理性和自由得到逐渐而稳步发展的启蒙运动的故事”。宏大叙事其实用“元话语” 讲述了一个关于整部人类历史的故事……这个故事保证某些科学和某些政治有正确的语用学，因而是正确的实践。”利奥塔对“宏大叙事”的批评曾赢得满堂喝彩。
随着时间流逝，利奥塔解构“宏大叙事”局限性慢慢浮出水面。在（利奥塔）倒掉哲学元叙事这盆洗澡水时，把宏大历史叙事这个孩子也一起倒掉了；在倒掉抽象的马克思阶级理论这盆洗澡水时，把对大规模不平等的社会理论分析这个孩子也一起倒掉了。他对“宏大叙事”的批评是放在“元话语”上，而非“叙事”上。利奥塔对“宏大”的怀疑“扩展到历史性的叙事及社会理论……确切地说，他直接反对的是社会理论这个规划” “哲学元叙事”之“元”是一种享有特权的话语，不仅不受历史性、偶然性影响，而且“能够随意安置、描述和评价其他所有的话语” “元话语”是叙事话语中的主宰者，它使故事太长，从绵长悠远的过去到遥不可及的未来，它涵盖了整个人类的故事（如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元话语叙事”为什么被称为“宏大叙事”的原因。同时，它也使故事太理论化，掩盖了故事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理论化与超时空的“宏大叙事”本质上是“反叙事”的，但是社会理论的某种规划与历史性叙事是不应弃除的。在反对“宏大叙事”的同时，应该考虑一种“宏观叙事”。
“宏观叙事”以有时空边界的事件为基础，并赋予事件形式一致性。“虽然我相信我们应该放弃宏伟的现代主义叙事，但是一般的故事还是需要的。”而“事件”与“故事”是海登·怀特历史叙事的两个重要支柱。他说：“当一组特定的事件赋予动机的方式被编码了，提供给读者的就是故事。”事件与故事的区分表明海登·怀特未拒绝历史叙事的一致性或同一性观念，只不过是以形式一致性代替了逻辑一致性。如果说宏大叙事是“完整的同一性”，那么“宏大叙事”则是“破碎的同一性”（唐娜·哈拉威）。历史文本和历史叙事的“同一性”问题无法回避。如海登·环特在19世纪欧洲经典史学著作中发现了“诗性结构”这一“同一性”问题；在历史学家将一组事件编撰为故事过程中发现了“情节化”这一“同一性”；他认为所有历史叙事的深层结构都有“语言学规则”这一“同一性”。这里的“同一性”是“破碎的”、“断续的”、不受“哲学元话语”安置的“同一性”，是对历史意识的宏观把握。为了打破“完整的同一性”，海登，怀特《元史学》只是选取了19世纪八位史学大师著作分析一个世纪代表性的历史文本所体现的“同一性”。《元史学》之后，甚至这种“断代式”史学研究也消失了——他主要进行“传记式”、“专题式”研究。
海登·怀特历史诗学，一方面拒绝了太长太抽象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以“宏观叙事”的理论规划和整体把握避免了微观历史学的“繁琐化”。这就不难理解，“尽管他（利奥塔）责难宏大的整体性的故事，但他还是叙述了一个关于大规模社会趋势的相当宏大的故事。”因为，对“宏大叙事”的批评离不开“宏观叙事”的理论规划。“假使蒸发掉历史连续性和记忆的所有意义，假使拒绝元叙事，那么留给历史学家的惟一角色就是如福柯坚持认为的那样，成为过去的考古学家……”而且，“追求瞬间冲击力的另外一面是相应地丧失深度。”历史学家既要避免失去“同一性”而成为“过去的考古学家”，又不能“丧失深度”，那么唯有在历史叙事中做到宏观叙事与微观体验紧密结合。
海登·怀特在《形式的内容》一书中反复强调形式的重要性，其实是为了强调一种宏观的叙事形式。没有它，历史叙事无法进行。但是这种宏观叙事形式里充满了个人体验的微观叙事内容。海登·怀特反复强调当代历史编撰应该不断尝试新的艺术形式，就是因为这种新的艺术形式适合于表现鲜活的个体体验。海登·怀特之所以对贡布里奇摒弃致力于通过拓展的国家叙事、意象和概念作为使命的国家文学史，“设想了一种新的文学史，让文学破碎成数百个返回生活本身的‘小人口’，为了想起过去的世界而表现所谓的‘文学事件’。”在评论结构主义历史观时，海登·怀特已表明了他基于微观体验的宏观叙事思想，“作为完整的事件，每一个都是一种个体的发生（一种对抗任何普遍性前提和还原为特殊性集合的‘具体普遍性’），历史似乎只是任何结构主义者希望逃避的状况。”
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无疑在向我们昭示：“理论家们所建构的广义的社会叙事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叙事提供了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另一些形象化的描述，它们对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形象化描述提供了另一些批判性的选择；它们可以提供象征性的文化源泉，各个团体可以用这一源泉来重新定义自身、其社会处境和可能的未来状况。”在此意义上，“走向历史诗学”也意味着回归一种依托于微观体验的“宏观叙事”，或者说“走向历史诗学”是对历史叙事采取一种“既要大钞票”、又“要小零钱”的包容性态度。正所谓“诗学理论既应该是照顾到逻辑的分析，也照顾到人生的智慧。”
（翟恒兴著：《走向历史诗学：海登·怀特的故事解释与话语转义理论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08—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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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在西周末年，我国已出现以和谐为美的思想。最早为“美”下定义的或便是武举。武举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国语·楚语上》)。至晋代，中国艺术意境之美转为极超迈。文章中指出“以小为美”，强调体验，实则中国人的美学体验是超前的，精炼的。但很可惜，所谓宏大叙事之美无有超越《史记》者。也唯《史记》，成为中国研究者着眼于历史学与美学时的必经领域。可赞可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