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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1738—1801），原名文酕、文镳，字实斋，号少岩，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清代杰出史学家和思想家，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
清初学者，提倡“实学”，力主“经世致用”，旨在矫正宋明理学空言心性，束书不观之弊。身处当世的章学诚主倡“六经皆史”说，把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士人架空推崇的经典重新置于人间案牍，揭开虚无飘渺的面纱，还其“科学”大观，变为“致用”之学。作为方志大家，其方志理论也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他认为，志属信史，他说：“修志者，非示美观，将求其实用”①，反对“凡景物流连，可骋文笔，典故考订，可夸博雅之处，无不津津累牍”②的文人修志的笔法，主张治史修志“须据事直书，不可无故妄加雕饰”③。妄加雕饰，则易失掉史事的真实性，有违“秉笔直书”的传统道德观念。他的极重史德，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这种“经世致用”史学思想。他自己在治史修志的实践中，亦恪守这一信条，他尝自豪地道白：学诚“读书着文，耻为无实空言，所着《通义》，……未尝不三致意”④。他关于“文人不可与修志”的着名格言，实际上就是这一“实学”主张的具体阐发。
实斋重“实学”，文风“贵实”不“贵文”，并非轻视文辞的表达功用。实斋有言：“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也”。⑤又说：“经传圣贤之言，未尝不以文为贵也”。⑥不过，在治史修志中，文辞工拙始终只能占次要地位，他说：“凡为古文辞者，必先识古人大体，而文辞工拙，又其次焉”。⑦并且还指出，史书志书中的文辞，与一般文人创作性文辞有着天壤之别：“文人之文，与着述之文，不可同日而语也。着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⑧“故以文人之见解，而议着述之文辞，如以锦工玉工，议庙堂之典礼也”。⑨这就是说，史志属于着述，其文辞应尤为审慎，以朴实为贵。
实斋为何既承认文字的功用，又将文采抑在史志传述之末端，甚至认为：“若论文辞，则无关大义，皆可置之不论”？⑩这是因为：“史贵别识心裁，辞章考据不可为史”。（11）辞章家治史，“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识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12）史如衣料，文如色彩，若华朴相争，邪端顿生，史德尽失。正如浓淡之争而生奇味，邪色害目，奇味不能入口。道理明显若是，故实斋说：“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为竟焉，是舍本而逐末矣”。（13）溺于文辞者，不足与言文也”。（14）实斋这一思想，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实学思想。《易》曰：“物相杂，故曰文”，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意思是说，如果文章陷入工文求辞的境地，那就大错特错了。《书》曰：“政贵有恒，辞尚体要”。表明：修辞所取重的是得体，懂得要领。但实斋并非苟同陋儒所称“工文则害道”主张，只是认为真正的好文章，“文辞非其所重尔，非无文辞也”。（15）文辞与文章之间，不是如水火不能相容，而是要辨明谁主导，谁次属的关系。
史书志书行文，如何才算真好，实斋对此不乏精辟之论。要其大概，就是“要简、要严、要核、要雅”。（16）具体而言即是：
（一）简洁明了。有人谈到文采。总以为少不了华丽词藻的堆砌。其实，简洁乃属文采中最上乘功夫。要使文章简洁，“篇无剩句，句无剩字”才是真正功夫，也就是说，文章以说话少而含意多为最妙。反之，“挚屡变则屡卑，文愈繁则愈乱”。（17）刻意追求晦蒙否垒，“文繁而不可杀”，（18）那就走进了死胡同。
（二）言之有意，言之有物。记事论事要靠语言表达，语言必须尽可能更好地表达作者的意旨。首先，立言必须有中心，“立言之士，以意为宗，”（19）其次，立言必须有内容，如果只尽其意而言之无物，其意必如太湖孤岛，随时都有淹没的危险，其言必然浮华无基，行之不远。所以实斋认为：“立言之要，在于有物”。（20）其三，立言要求追求某种境界。实斋所谓“学术文章，有神妙之境焉”。（21）这种神妙境界，实斋认为只有真知者，方能意会。正如教师讲学，只宜授法，不能授意。掌握了方法，再从实践中摸索、领悟，“意”的境界自会日臻高妙。立言有意、有物，而又能达到一定的神妙境界，做出好文章就有希望了。
（三）慎于笔墨，贵于宛肖。章实斋并不主张史书志书就是板起面孔的着作，他曾说：“言辞不必经生，记述贵于宛肖”。（22）可见史书志书，既非木鸡僵尸，也非仓库、博物馆。文辞亦大有用武之地，千古不朽之作《史记》，实在朴素之极，然捧读在手，绝不亚于读小说，看传记。但这种妙笔不同于文学作品，一定得忠于史实，不能随意生花。要使史书志书写得生动活泼，而又始终忠实历史事实，这就得在文笔上下功夫，在记述的角度上下功夫。如果全篇只为丽旨腴词笼罩，了无新意，那就会“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诸几格”。（23）
（四）准确朴实，以情动人。光有锤炼过硬的语言文字，文章不一定就具有了生动性。有人说，史笔志笔，难在“于准确中求生动，在朴实中求感人”，这话说得真是好极了。文章要生动感人，又要力求做到准确、朴实，确实是一件难事。准确也好，朴实也罢，其中都少不了一个“情”字。古人说：“寓情于景”，“寓景以情”，说的是文学作品。史书志书，却容不得在景物上下功夫，大凡景致，一笔带过，不写也行。虽如此说，但史书志书同样少不得一个“情”字。史书志书主要是摆事实，带有实录的性质，那“情”字就只能贯穿到具体的事实中去了。而且情发乎自然，不可留斧凿之痕，陷于做作。实斋在批判文人之弊时曾说：“夫文章变化，侔于鬼神，斗然而来，戛然而止”（24）就是指为文必须追求“情”的自然流露。此外，“情”还必须讲究一个“正”字，“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25）文章要深刻动人，必须有情，或细腻温柔，或粗犷豪放，而情必须“正”。“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26）治史修志之中如果渗入个人感情意识，甚致一己私怨，那么，情为不正，文不足取。例如写自己的家乡，则良莠不分，一切都好，将纠繁的史实掩藏于流金溢彩的明丽画卷之中。殊不知，正是如此，倒恰恰失去了其生动活泼的本来面目，大大淡化大独特鲜明的地方民族色彩，减弱了风云际会的历史气氛。以如此之笔蒙垢后世，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史书之情有别于文学之情。文学作品，行文波澜跌宕，使读者牵肠挂肚，戏谑调侃，令人捧腹，深刻动人之处，又催人泪下。这全在于文学可以由一丝情愫而生发出“万顷情滔”，而史书志书之情则是严格意义上的“情”。章实斋曾给好的史书志书立了个标准，就是：“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天下之至文也”。（27）文字有生命力，情感又真挚，好文章就出来了。
（五）体要创新，便于表述。历史总是在不断地发展演变，撰史者也不能落于窠臼。《史记》是传纪体的典范，而《资治通鉴》又领编年体的风骚，这是就体例而言。经济学家写史，关于经济的成分不免偏重，政治家写史，典章制度更为突出。各人站的角度不同，写出的东西自然千差百异。史书志书，编修不断，在体例、结构、文风等方面都希望能在旧史书，旧方志基础上有所突破。如果毫无创新，一味泥古，那史书志书的生命力将会受到摧残。“文而有式则面目雷同，性灵固蔽，而古人立意之旨晦矣”。（28）实斋反对作文循规蹈矩，千篇文章，如出一辙。毛泽东在批判八股文章时，议论所至，八股定式纷然瓦解，可见为文不必有式。关于拘泥古人，实斋写道：“故学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谨严之至，非轻古也”。（29）实斋反对泥古，这是主旨，至于实斋是否真正“服古”，涉及到政治、时代、阶级等许多因素，暂不在本文论证之列。学习古人，并非越古越好，也不是摸仿的越象越好。借鉴先贤长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一条宗旨。史家如果既能尊重客观历史事实，又能在写法上有创新，在立意上有拓展，那就是名副其实的真史家，写出的作品，才是真史书、好史书。
文辞既为阐发义理之工具，又为作者与读者思想交流之中介，因之，着书行文，治史修志，如果能把好语言文字一关，作品实际已成功一半。文学作品，尽可铺波陈澜、或天上、或人间、喜怒哀乐、尽诉笔端。史志之作则不同，如果滥修文辞，刻意雕饰，史实将会淹没于泛滥的奇辞丽藻之中。总之，文学作品有文学作品的要求，史书志书有史书志书的标准，史志工作者如果不顾这一客观情况，主观臆为，误己尚在其次，贻害后人则罪孽非浅了。
注释：
①《文史通义校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以下凡引同书，又注篇名。
②《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③⑦（22）（24）《古文十弊》
④《章氏遗书》卷二十九
⑤⑥（14）（15）（19）（21）《辩似》
⑧⑨⑩（29）《答问》
（11）（12）《申郑》
（13）（25）（26）（27）《史德》
（16）《修志十议》
（17）《文集》
（18）《文德》
（20）《文理》
（23）洪迈《容斋随笔》七
实斋重“实学”，文风“贵实”不“贵文”，并非轻视文辞的表达功用。实斋有言：“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也”。⑤又说：“经传圣贤之言，未尝不以文为贵也”。⑥不过，在治史修志中，文辞工拙始终只能占次要地位，他说：“凡为古文辞者，必先识古人大体，而文辞工拙，又其次焉”。⑦并且还指出，史书志书中的文辞，与一般文人创作性文辞有着天壤之别：“文人之文，与着述之文，不可同日而语也。着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⑧“故以文人之见解，而议着述之文辞，如以锦工玉工，议庙堂之典礼也”。⑨这就是说，史志属于着述，其文辞应尤为审慎，以朴实为贵。
实斋为何既承认文字的功用，又将文采抑在史志传述之末端，甚至认为：“若论文辞，则无关大义，皆可置之不论”？⑩这是因为：“史贵别识心裁，辞章考据不可为史”。（11）辞章家治史，“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识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12）史如衣料，文如色彩，若华朴相争，邪端顿生，史德尽失。正如浓淡之争而生奇味，邪色害目，奇味不能入口。道理明显若是，故实斋说：“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为竟焉，是舍本而逐末矣”。（13）溺于文辞者，不足与言文也”。（14）实斋这一思想，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实学思想。《易》曰：“物相杂，故曰文”，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意思是说，如果文章陷入工文求辞的境地，那就大错特错了。《书》曰：“政贵有恒，辞尚体要”。表明：修辞所取重的是得体，懂得要领。但实斋并非苟同陋儒所称“工文则害道”主张，只是认为真正的好文章，“文辞非其所重尔，非无文辞也”。（15）文辞与文章之间，不是如水火不能相容，而是要辨明谁主导，谁次属的关系。
史书志书行文，如何才算真好，实斋对此不乏精辟之论。要其大概，就是“要简、要严、要核、要雅”。（16）具体而言即是：
（一）简洁明了。有人谈到文采。总以为少不了华丽词藻的堆砌。其实，简洁乃属文采中最上乘功夫。要使文章简洁，“篇无剩句，句无剩字”才是真正功夫，也就是说，文章以说话少而含意多为最妙。反之，“挚屡变则屡卑，文愈繁则愈乱”。（17）刻意追求晦蒙否垒，“文繁而不可杀”，（18）那就走进了死胡同。
（二）言之有意，言之有物。记事论事要靠语言表达，语言必须尽可能更好地表达作者的意旨。首先，立言必须有中心，“立言之士，以意为宗，”（19）其次，立言必须有内容，如果只尽其意而言之无物，其意必如太湖孤岛，随时都有淹没的危险，其言必然浮华无基，行之不远。所以实斋认为：“立言之要，在于有物”。（20）其三，立言要求追求某种境界。实斋所谓“学术文章，有神妙之境焉”。（21）这种神妙境界，实斋认为只有真知者，方能意会。正如教师讲学，只宜授法，不能授意。掌握了方法，再从实践中摸索、领悟，“意”的境界自会日臻高妙。立言有意、有物，而又能达到一定的神妙境界，做出好文章就有希望了。
（三）慎于笔墨，贵于宛肖。章实斋并不主张史书志书就是板起面孔的着作，他曾说：“言辞不必经生，记述贵于宛肖”。（22）可见史书志书，既非木鸡僵尸，也非仓库、博物馆。文辞亦大有用武之地，千古不朽之作《史记》，实在朴素之极，然捧读在手，绝不亚于读小说，看传记。但这种妙笔不同于文学作品，一定得忠于史实，不能随意生花。要使史书志书写得生动活泼，而又始终忠实历史事实，这就得在文笔上下功夫，在记述的角度上下功夫。如果全篇只为丽旨腴词笼罩，了无新意，那就会“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诸几格”。（23）
（四）准确朴实，以情动人。光有锤炼过硬的语言文字，文章不一定就具有了生动性。有人说，史笔志笔，难在“于准确中求生动，在朴实中求感人”，这话说得真是好极了。文章要生动感人，又要力求做到准确、朴实，确实是一件难事。准确也好，朴实也罢，其中都少不了一个“情”字。古人说：“寓情于景”，“寓景以情”，说的是文学作品。史书志书，却容不得在景物上下功夫，大凡景致，一笔带过，不写也行。虽如此说，但史书志书同样少不得一个“情”字。史书志书主要是摆事实，带有实录的性质，那“情”字就只能贯穿到具体的事实中去了。而且情发乎自然，不可留斧凿之痕，陷于做作。实斋在批判文人之弊时曾说：“夫文章变化，侔于鬼神，斗然而来，戛然而止”（24）就是指为文必须追求“情”的自然流露。此外，“情”还必须讲究一个“正”字，“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25）文章要深刻动人，必须有情，或细腻温柔，或粗犷豪放，而情必须“正”。“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26）治史修志之中如果渗入个人感情意识，甚致一己私怨，那么，情为不正，文不足取。例如写自己的家乡，则良莠不分，一切都好，将纠繁的史实掩藏于流金溢彩的明丽画卷之中。殊不知，正是如此，倒恰恰失去了其生动活泼的本来面目，大大淡化大独特鲜明的地方民族色彩，减弱了风云际会的历史气氛。以如此之笔蒙垢后世，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史书之情有别于文学之情。文学作品，行文波澜跌宕，使读者牵肠挂肚，戏谑调侃，令人捧腹，深刻动人之处，又催人泪下。这全在于文学可以由一丝情愫而生发出“万顷情滔”，而史书志书之情则是严格意义上的“情”。章实斋曾给好的史书志书立了个标准，就是：“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天下之至文也”。（27）文字有生命力，情感又真挚，好文章就出来了。
（五）体要创新，便于表述。历史总是在不断地发展演变，撰史者也不能落于窠臼。《史记》是传纪体的典范，而《资治通鉴》又领编年体的风骚，这是就体例而言。经济学家写史，关于经济的成分不免偏重，政治家写史，典章制度更为突出。各人站的角度不同，写出的东西自然千差百异。史书志书，编修不断，在体例、结构、文风等方面都希望能在旧史书，旧方志基础上有所突破。如果毫无创新，一味泥古，那史书志书的生命力将会受到摧残。“文而有式则面目雷同，性灵固蔽，而古人立意之旨晦矣”。（28）实斋反对作文循规蹈矩，千篇文章，如出一辙。毛泽东在批判八股文章时，议论所至，八股定式纷然瓦解，可见为文不必有式。关于拘泥古人，实斋写道：“故学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谨严之至，非轻古也”。（29）实斋反对泥古，这是主旨，至于实斋是否真正“服古”，涉及到政治、时代、阶级等许多因素，暂不在本文论证之列。学习古人，并非越古越好，也不是摸仿的越象越好。借鉴先贤长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一条宗旨。史家如果既能尊重客观历史事实，又能在写法上有创新，在立意上有拓展，那就是名副其实的真史家，写出的作品，才是真史书、好史书。
文辞既为阐发义理之工具，又为作者与读者思想交流之中介，因之，着书行文，治史修志，如果能把好语言文字一关，作品实际已成功一半。文学作品，尽可铺波陈澜、或天上、或人间、喜怒哀乐、尽诉笔端。史志之作则不同，如果滥修文辞，刻意雕饰，史实将会淹没于泛滥的奇辞丽藻之中。总之，文学作品有文学作品的要求，史书志书有史书志书的标准，史志工作者如果不顾这一客观情况，主观臆为，误己尚在其次，贻害后人则罪孽非浅了。
注释：
①《文史通义校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以下凡引同书，又注篇名。
②《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③⑦（22）（24）《古文十弊》
④《章氏遗书》卷二十九
⑤⑥（14）（15）（19）（21）《辩似》
⑧⑨⑩（29）《答问》
（11）（12）《申郑》
（13）（25）（26）（27）《史德》
（16）《修志十议》
（17）《文集》
（18）《文德》
（20）《文理》
（23）洪迈《容斋随笔》七
（28）章学诚《赵立齐时文题式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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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章学诚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却“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曾先后主修《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十多部志书，创立了一套完整的修志义例。并用毕生精力撰写了《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史籍考》等论著，总结、发展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齐名，并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乾隆五十九年（1794），漂泊异乡四十多年的章学诚返回故里。嘉庆五年（1800），贫病交迫，双目失明。次年（1801）十一月卒，葬山阴芳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