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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史传统方面既有文学历史化的倾向，又有历史文学化的倾向。文学与历史之间的界线向来含糊不清，这种情况直到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出现。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著作。在历史撰写方法与写作技巧方面，《史通》有许多难得的真知灼见，大多至今还有参考价值。这主要集中在《史通》中的叙事、言语、直书、断限、书法、编次、称谓和烦省等篇章里。刘知几认为叙事是撰史的重要手法，而叙事要避忌繁芜，去除冗句烦词和雕饰辞藻等；同时他反对文人修史，反对骈文入史，反对撰史因袭古人词句等。
一般而言，现代学者区分历史与文学的普遍观点是：历史的本质重在实录，而文学的本质重在虚构。也就是说历史要依据历史事实，再现逝去的一切；而文学则是依赖想象力，进行丰富的虚构加工，创造一切。历史的根本原则指向是“历史事实”，它更注重客观，在著述时，史家被要求尽可能少地带上主观色彩，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让“历史”本身最大限度地靠近事实本体；文学则相反，它着重于对故事的主观臆造与情感抒发。作家不能局限于对客观世界的简单“复制”上，它必须在对写作材料进行筛选、加工过程中融入自己对生命、人生的体验，并借以一定文学形式传达出来。因而，文学是想象的、主观的、情感的。所以，如果说历史追求的是对客观“真实”的再现，那么文学追求的则是主观想象力的发史追求的是对客观“真实”的再现，那么文学追求的则是主观想象力的发挥。一句话，即历史的本质在于史实的再现，而文学的本质在于虚构的想象。
现代学者的这种区分历史与文学的理念（即历史的本质在于史实的再现，文学的本质在于虚构的想象）似乎解决了长期以来的历史与文学的划分争端。但出乎意料的是，这样普遍的共识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叙述主义”史学的兴起而遭到了质疑和动摇，其中作为“文学批判流派的新历述主义”史学的兴起而遭到了质疑和动摇，其中作为文学批判流派的新历史主义更是其中的代表。所幸历史主义者们大多都绎讨西方的结构丰义与基础上认为，历史作为发生的历史事实实际上就是不可再现的，“我们必须把历史看成一种语言结构，只有通过这种语言结构我们才能把握历史的真实价值”。
海登·怀特也在其大作《元史学》中指出，任何一部历史都是以叙述话语的形式呈现的，都是用语言把一系列历史事实的资料贯穿起来，以形成与所叙述的历史事实相对应的一个文字符号结构的。20世纪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语言论转向”使得人们对语言的本质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语言也是一种事物，那它在本质上就是不透明的。所以，赋予语言‘再现’物质世界的使命，就好像它能够准确地完成这项使命一样，则是一个特大的错误”。能指与所指的不确定关系，揭开了语言本质上隐而不彰的非透明性和虚构性。在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问题上，后结构主义者们就曾发出历史语言与文学语言在本质上属于同一个符号系统的声音。
而在其之后的美国学者海登·怀特则更进一步指出，历史的预想形式可以用弗莱关于诗的四种语言转义即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来表示，而这正是历史意识的四种主要方式。由此，人们发现，原来历史编撰与文学创作在形式与技巧上可能遵循着大致相同的话语逻辑。“历史，无论是描写一个环境，分析一个进程，还是讲一个故事，它都是一种话语形式，都具有个环境，分析一个进程，还是讲一个故事，它都是一种话语形式，都具有虚构性。”历史话语及其深层结构是诗性的、虚构性的。
弗莱认为，文学位于人文科学之中，其一侧是历史，另一侧是哲学。同样我们也可以这样来描述历史学科的位置：历史作为一门学科，它处在文学与哲学之间，左边是哲学，右边是文学。那么历史向左跨一步是哲学，向右跨一步是文学。例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哲学而不是历史，只是以历史说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近似哲学，以文明形态的变迁来说明其哲学观点。这使得历史向左一步是哲学。那么向右一步呢?《三国志》是历史，《三国演义》就是文学了；关云长走麦城是历史，华佗为其刮骨之间的界线确实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
文学与历史的交融性、相互映射性的关系使得文史不分的现象在东西方早期均已出现。但是后来的情况却大不一样，中国受传统的思维方式重直觉而轻逻辑、重整体而轻分析、重具体而轻抽象的影响，一直沿袭这条旧路前行。而西方恰恰相反，在亚里士多德之后，文史区分得还是很清晰的，并且有一整套区分文史的理论。
在中国，虽然“文史不分家”是传统，但是在两者关系上，中国人大多以史观文，即“中国传统中大都是以史观文”，因为他们“不信任虚构的故事，表示他们相信小说不能仅当作艺术品而存在：不论怎样伪装上寓言的外衣，它们只可当作真情实事，才有存在的价值。它们得负起像史书一样化民成俗的责任”。
钱钟书在《管锥编》中谈道：“虽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大事书策，小事书简，亦只谓君廷公府尔。初未闻私家置左右史，燕居退食，有珥笔者鬼瞰狐听于傍也。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警咳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组麂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盖非记言答，宣公二年组魔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
……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心度之，以揣以摩，庶几人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因为“史家欲探人心深处，固有赖于诗；欲洞悉一时代及其众人，亦有赖于诗”。历史真实的面纱须有赖于诗心的直觉与经验性才能揭开。历史写作的这种诗性特点，钱钟书先生在其《谈艺录》里它概括为“史蕴诗心”。
由于东西方文史观念的巨大差别，所以20世纪末产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来名噪一时的新历史主义理论思潮，在西方消解文史的传统界线，引起了轰动；但是其理论传到中国，国人却觉得稀松平常。因为大家发现，新历史主义所倡导的许多理论观点其实中国古人早已驾轻就熟了，最显著的例子便是中国古代历史散文与史传文学的写作。我们发现，中国的史传文学简直就是支撑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最佳典范文本。
诚然，用传统的目光看，史传文学文史交融性的品质特征让许多乐于划清文史界线的人感到困惑与迷茫。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视角，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去审视，则史传文学带来的也许不是困惑，而是启示。那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将太多的时间用在文史界线划分的问题上，因为文学与历史本来就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叙事也即文学虚构。（张进：《“史传”的历史诗学》，《历史诗学通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2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