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革命政权的建立，同盟会成立后，东京同盟会本部已于1906年编制《革命方略》（后同盟会河内机关部曾作修订）作为各地革命进行的具体指导。其中《军政府宣言》指出，“今者国民军起，立军政府……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自今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军政府是领导革命进行的组织核心；《军政府与各国民军之关系条件》又规定了军政府的首脑军政府都督产生及职掌，即“各处国民军每军立一都督，以起义之首领任之”；“军都督有全权掌理军务便宜之事”；“关于重大之外交，军都督当受命于军政府”；“关于国体之制定，军都督当受命于军政府”；“国旗，军政府宣言，安民布告，对外宣言，军都督当依军政府所定，不得变更”；“略地因粮等规则，军都督当依军政府所定。惟参酌机宜，得变通办理”。武汉、上海等地革命党光复后，建立军政府即依据以此。
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会同黄兴、章炳麟等制订同盟会《革命方略》，以备将来各省起义时采用
但对于完成全部的革命任务，建立全国的革命政权，《革命方略》又作了这样的指导，即实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国民革命四个纲领，其措施有“三序”，即分三期：
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义师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脱满洲之羁绊。…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地方行政，军政府总摄之。以次扫除积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抽捐之横暴、发辫之屈辱，与满洲势力同时斩绝。风俗之害，如奴婢之蓄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每一县以三年为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军法，布约法”。
第二期为约法之治，“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每一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各循守之，有违法者负其责任。以天下平定后六年为限，始解约法，布宪法”。
第三期为宪法之治，“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于宪法以行之”。
对于当下急需要建立一个全国性（或者说是区域性的）革命统一政权，来对外交往、维护已独立地区的稳定和推动完成最终的革命任务，“三序”显然缺乏现实的指导意义。
10月24日，在去武汉途中，宋教仁曾向黄兴建议，“策率南京新军夺江南诸省以制天下”， 以防止黎元洪挟武昌起义的声望对起义各省发号施令 ；黄宋也曾商议，筹划到武汉后，“根据革命既定方案，先行树立军政府，而即以黄兴主持其事”。 但黄宋等抵汉后，并没有能如愿改变局势，11月3日，黎元洪登台拜将，授黄兴为战时总司令官，显然，一帅一将，主从分明；而在随后的汉阳、汉口对清军的作战中，战事失利，黄兴更是无法立足，遂于汉阳失守当日，慨然离汉奔沪。
此时陈其美在革命党内的地位以及现实处境与黄兴并不一样，所以，陈其美的策略则是，响应武昌起义，建立以上海为核心的革命政权，策动统一江浙，稳固东南，继而北伐，通过革命的推进完成全国的革命任务。
上海光复后，《上海军政府宣言书》中宣告：“窃自满清为虐，盗我中华，……以是我军政府，起光复之师于武昌，不旬日而克复三镇，天下响应，共起义兵，……今我秦晋革命军，现已分兵直捣幽燕，逆酋逃亡，将不崇朝，即可全覆天下。我苏浙各省，据长江下流门户，形势重要。故我江东革命军，于九月十三日，起义于上海，以安商业，以宁民居，各守生业，毋相惊恐。有急于大义者，其各来归。……凡我三吴健儿，均当效忠于祖国，以建共和之基；……本军政府又念我苏浙等省，民困已久，暴征苛税，是皆满清之虐。……用特将江浙皖闽境内一切恶税，尽行豁免。……” 上海军政府将要成为影响推动东南各省光复乃至政权建立的核心。
上海革命军在闸北净土庵开设兵站，招募新兵
11月4日，上海军政府发布了《檄南京文》，第二天又发布了《檄福建文》和《檄镇江文》等文告。攻取南京，原来是“长江革命”计划的重要部分，革命党人也作了更多的准备。
而在沪宁线上苏常各地已经相继光复的形势下，解决镇江的独立问题是先决条件。
11月5日，上海军政府即派代表商谈驻沪英国总领事收回沪宁铁路管理权，“民军代表李厚之往谒朴柏君，请先将沪宁铁路移交民军管理，磋商甚久。朴柏君即偕李君往晤英总领事，彼此订有成约，巳将该铁路移交民军管理，外国卫队，亦即撤退”。 沪宁铁路的控制，为上海革命党由上海向南京方向推进提供了直接便利的交通条件。同时，上海军政府还正式对外宣告，江南制造局由上海军政府控制管理，这为革命党的进一步军事推进提供了稳定的军械弹药供应基础。
11月6日，在陈其美被推举为沪军都督的当天，陈其美命令向镇江革命军调拨枪械弹药，而在此前陈已派同盟会员李竟成等人到镇江联络发动，11月7日，镇江光复，新军将领革命党人林述庆被推为都督，陶骏保任参谋长，李竟成为军务部长。
在镇江光复之前，陈其美、郑赞丞、范鸿仙等革命党人主要通过策动新军统制徐绍桢及其第九镇及驻宁第十七协发动起义而光复南京，柏文蔚具体负责南京新军的起义策划。柏文蔚带着上海革命党方面的计划到了第九镇驻地秣陵关后，士兵们欢呼簇拥这位第九镇前“管带”，而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之则对柏的到来不无猜疑。在第九镇剑拔弩张，准备起义攻城的形势下，镇江光复的消息传来，徐绍桢手下官佐遂“劝徐即时进攻南京，否则柏某先发，恐统制之地位不能得矣”， 徐绍桢遂不顾等待上海陈其美所支援的弹药运来的原计划部署，于11月8日清晨率部进攻雨花台，旋败，徐逃奔上海。而上海革命党方面遂将秣陵关起义的失败归因于镇江方面林述庆、陶骏保等人不顾大局截留运宁弹药而致其失败。
上海革命党认为，攻宁非江苏一省一地能够完成，必须联合江浙等省更多的力量，11月8日当天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江浙联军，推徐绍桢为总司令。但陈其美与浙江革命党陶成章等此时固多矛盾摩擦，联合江浙力量攻宁一时也无筹展。陈其美攻取南京，进而统一江苏的设想，还面临著诸多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