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黄兴等来沪的消息，张謇当即动身离开苏州正在进行的江苏临时议会会场，匆忙赶往上海。张謇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去沪，知江宁以昨夜三时攻下。晤章、宋、黄、于君。”从第二天的《民立报》可知，当天下午三时，陈其美还主持召开了沪军都督筹饷大会，包括李平书、伍廷芳、黄郛、程德全、黄兴、袁恒之、叶惠钧等出席了会议。当天各方会晤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公推程德全作为江苏都督，克日移驻南京，当天陈其美复电徐绍桢，“我公功成身退，高义可风，惟鄂难正炽，北雾尤恶，尚非大君子洁身独善之时。此间已公推程雪老（程德全）移驻江宁，为江苏都督，并推林公（林述庆）为出征临淮总司令，东南要人，本党英俊，共表同情。程老今日赴宁，北征尤为重要，大局安宁，必资伟划，惟为国自玉，不尽欲言。”
程德全并没有于当天回南京。12月4日，程德全作为江苏都督，与上海都督陈其美、浙江都督汤寿潜一起参与留沪各省代表在江苏教育总会召开的会议，会议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选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假定副元帅。 同一天，在湖北的各省代表会议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各省代表将于7天以内会集南京。
这一天，张謇日记记载，“回苏”。
程德全则于12月5日晚从上海前往南京。宋教仁一起到南京协同调和诸军，劝说林述庆将权力移交程德全。
12月6日，程德全通电就任江苏都督，并着手组织都督府。
章炳麟、宋教仁、黄兴、陈其美、汤寿潜、张謇、伍廷芳、李平书、虞洽卿、于右任等，“苏州都督程公德全自南京光复后，即经在沪诸巨公议请移驻江宁，为江苏都督，省议会全体议员亦咸有此意，公电劝驾”。
1925年顾维钧在沪期间，和来华的英国庚款委员会成员在一起，左起第一人余日章，第二人顾维钧，右起第一人虞洽卿。
虞洽卿（1867—1945），浙江慈溪人，曾任德商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的买办、华商公议会首届华商董事、南洋劝业会副会长。辛亥革命，暗地组织“革命军饷征募队”，为陈其美积极募集钱饷。参与策反江苏巡抚程德全。后被任命为上海都督府顾问官和闸北民政长，及江南制造局代理局长。1915年，反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在上海组织了救国储金团，借此扩充实力，维护民族工业，打击日货。1920年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任理事长。1923年选为上海总商会会长。抗战时期坚持抗日爱国，日军占领租界后赴渝经营滇缅公路运输，支持抗战。
但此时南京城内军队纷杂，饷源缺乏，时有扰民；林述庆则迟迟不出师，继续控制权力。程德全难以履职，于12月9日再次离宁赴沪。
12月12日，张謇在日记中记载，“至沪，知党人意见之复杂，破坏易，建设难。谁知之者！”，在后来《自订年谱》中，则进一步说，“闻党人外有党，党人中有党，纷歧复杂”，“意见之复杂”者，主要指黄兴被推为大元帅一事，因为虽黄兴第二天即在上海各界欢迎其就任临时大元帅的大会上，黄兴就表示坚辞该职，并表示孙中山将回国，“可当此任”，自己则愿领兵北伐。 但湖北黎元洪用通电方式，不无气急地公开表示，黄兴被举为大元帅，此事“情节甚为支离，如确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 黄兴为在党内表白自己离鄂赴沪，并不为了权位，电告广东胡汉民，并邀其北上，“此间组织临时政府，急盼兄来主持一切”。 所谓“党人外有党，党人中有党”，即指陈其美下令枪决陶骏保一案，当时秣陵关起义失败，陈其美当时就主要听了徐绍桢一面之词，断定是由林述庆、陶骏保截留运宁弹药所导致而责罪其两人。12月13日，利用林述庆、陶骏保赴沪拜会陈其美之际，在客厅抓捕陶，宣布罪状，当场执行枪决，陶中十三枪方死，柏文蔚回忆道，“黄克强、陈英士误听徐绍桢左右一面之词，杀了陶骏保。余闻信即赶往上海，向黄、陈等说明原委，以陶骏保在镇江与徐绍桢在南京失败，风马牛不相及。如此惨杀，对革命事业大有损害，以后希望大家慎重。时宋遁初（宋教仁）在座，对余言深表同情，立令追回正法林述庆命令。”
陶案的发生，对程德全来说，则减少了赴宁主事的障碍。12月15日夜，程德全再次赴宁，而这次，同去的有张謇、汤寿潜还有陈其美，如此重要人物为程德全护驾，目的就是为了整顿秩序，调和诸军，组织政府。其实，南京城内最大的问题就是军队，目睹“客军纷扰，居民大恐”的局面，大家都束手无策。第二天，程德全又生回沪之想，被劝阻；但18日还是愤愤离宁，重回上海，称病不出。
虽然如此，但苏军都督程德全移驻南京，并称江苏都督，这本身就标志着江苏在各地纷纷推翻当地旧政权相继光复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全省政权的开始；同时，这也标志着前清以来江苏一直存在的苏属、宁属南北分治的格局的打破！
第二节 江苏省政权的统一
张謇等江苏立宪派转向共和，他们利用代表“民意”的优势，与革命党联合策划“各省代表会议”，谋建临时政府，当时，他们的立足点为上海，以此来与湖北集团争夺主导全国局势的主动权。为了加重江浙这方与湖北方面竞争的砝码，立宪派们支持“江浙联军”攻宁，同时，他们在苏州召开江苏临时省议会，更尊苏州程德全苏军都督府为全省政治中心。
随着汉阳失守和江浙联军攻取南京以及黄兴等从武汉东下苏沪，张謇等立宪派即重心移向南京，策划推黄兴主持大计，在南京筹设临时政府，迫清帝退位，完成全国统一；同时全力支持苏军都督府移驻南京，程德全以江苏都督统摄江苏省政，推进全省统一。
但局势随着袁世凯开始控制北方权力而变化，加上袁世凯先期与湖北方面的秘密接触，已经形成了“如袁世凯反正，即公举为临时大总统”的格局，江浙方面一方面争取应对新局势的主动性，一方面只能顺势策划“南北和议”。这时孙中山回国又使局势一新。
一、 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12月21日，孙中山自欧洲至香港。第二天，孙中山偕胡汉民等往上海。
其实，孙中山回国之际，就决定到何处立足，当时至少可以有三个选择：去鄂，留粤和赴沪。
胡汉民当时建议孙中山留在广州，依托广州，然后北伐，以“实力廓清强敌，乃真成南北统一之局”。但孙中山认为，“目前的大患即在无政府”，所以必须建立起全国的统一革命政府，而建立政府的关键又是需要各方支持，倚重人心，“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此其谓我何？我恃人心，敌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长，而用我所短？鄂即稍萌歧趋，宁复有内部之纠纷，以之委敌，所谓赵举而秦强，形势益失，我然后举兵以图恢复，岂云得计？……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绝非他人所能任。”[1]所以，孙中山选择了赴沪，争取更多的支持。
12月25日，孙中山一行刚抵吴淞，即有在此等候的黄宗仰等由轮船接乘便舟驶往上海十六铺金利源码头，上岸后先由黄宗仰接至静安寺路哈同花园，午餐后又由伍廷芳邀至爱文义路伍廷芳住宅，与黄兴等会谈。傍晚由陈其美等迎接至法租界宝昌路寓所。当天即有包括法总巡麦兰以及李平书等来拜访。
哈同花园&哈同
哈同，全名欧爱司·哈同（1851—1931），犹太裔房地产大亨。曾任法租界董事和公共租界工程部董事，1901年独资开办哈同洋行。哈同花园设计者即乌目山僧黄宗仰，乌目以《红楼梦》中大观园为蓝本，进行布局，从1902年起逐步将哈同花园扩建，到1910年全部竣工，耗时8年，被称为“海上大观园”、“海上迷宫”。
孙中山抵沪后的几天里，同盟会代表及光复各省军政首脑都纷纷通电欢迎孙返国。其中江西军政府及全军、绅、商、学各界公电说，“大节抵申，赣省军民，同为额庆。光复祖国，组织共和，尤感先生是赖，除已派代表在沪欢迎外，特此电贺！”[2]这份公电，除表达欢迎之意外，强调“光复祖国，组织共和，尤感先生是赖”，这是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也正映证了孙中山对胡廖谈话中谈到的其对人心所向的自信估计。
其实，程德全早在11月14日，以苏军都督的名义通电各省都督，“大局粗定，军政民政，亟须统一，拟联东南各军政府公电恳请孙中山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一事权。中山先生为首创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组织临时政府，舍伊莫属，我公力顾大局，想亦无不赞成，即祈速复。”[3]只不过当时未有群应。孙中山抵沪后，12月27日，秦毓鎏作为锡金军政分府司令通过《民立报》转电孙中山，“闻公返国，欢耀莫名，神州大局，悉赖主持。”[4]12月28日，柏文蔚以镇军总司令名义致电沪军都督陈其美表达，“孙中山先生到沪，蔚理应亲赴欢迎。奈军务紧急，不能分身，殊深歉然。已电命敝军一等参谋李水澄代表欢迎外，并请我公于中山先生前代为致意，是为至祷”。[5]12月29日，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致电，“闻公莅沪，无任欢忭。东南略定，民国新成，我公艰难缔造，三十年如一日。黄帝降鉴，日月重光，公志大酬，民气复活，水源木本，全国镌思。北虏未歼，庶政无王，人自树兵，各思专困，不谋统一，必至攫饷无得，寖成流寇神州，前途可惧孰甚。我公雄略盖世，为华盛顿替人，祖国明灯，非公莫属。当有善策以靖横流……”。[6]江苏各界的态度对于刚刚抵沪的孙中山来说更为重要，也再次映证了孙中山所坚持的“我恃人心”的可能性。
如何把这种人心所向转变成孙中山当选的现实？各省代表会议的态度是关键。黄兴、陈其美早有策划。在孙中山从香港启程后，陈其美即致电在宁的各省代表会议，请派代表赴沪欢迎孙中山先生，12月24日，各省代表会议“报告接到沪电，称孙中山先生将到沪，请派代表欢迎。由代理议长指定马伯援、王有兰、许冠尧三君赴沪欢迎”。[7]12月26日中午，黄兴陈其美假哈同花园举行欢迎孙中山公宴，着重邀请到沪迎孙代表和其他在沪各省代表出席，“席次，黄兴、陈其美密商举孙逸仙为大总统，分头向各代表示意。马君武主于《民立报》著论，唤起民众，孙善之。”[8]
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当天午后，孙中山从哈同花园出来后，还顺道到赵凤昌宅惜阴堂会见了各界朋友，“孙文匆次归国，抵沪翌日，即来惜阴堂，致词谦挚，曰：革命大业，诸君子功定垂成，愚愿幸偿，犹当勉继全力。海外消息梗滞，百不得一，请详述之”，赵凤昌“遂一一陈说沪汉情事”，孙中山与赵凤昌惜阴堂的第一次会面显然是融洽的。其后，孙中山也屡至惜阴堂，“商统一建国诸要端，尤先以网罗英贤及国家财政事”。[9]因无直接记载，事后已无法确知赵凤昌与孙谈“沪汉情事”的具体，但我们从当天孙中山与各省代表会议迎孙代表会谈中可以确知，孙中山已经明了当下在各界欢迎其主持大局之外的南北局势之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