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1912年1月1日，改元民国元年，孙中山、胡汉民等人在沪宁车站乘坐专列前往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照片正中穿深色大衣者为孙中山，孙右二为沪宁铁路管理局总办钟文耀，孙左一为沪军谍报科长应夔丞，左二为胡汉民，胡汉民后为王宠惠。（取自徐宗懋图文馆制作《孙中山的时代精神》）
历史的发展是一回事，历史的解读又是一回事。所以汉朝人看春秋，重点在治乱、忠奸，清朝以前的中国人看史记，跟汉朝人看史记一样，重点也在治乱、忠奸。司马迁写春秋战国纷乱不已的原因是「乐崩乐坏」，周天子无法有效统治，而诸侯叛乱引起的天下大乱。但是我们用今天社会进化的现象看，西周的覆灭主要是人口大量增加，科技进步，生活方式改变，社会渐渐复杂化，出现大量商业人口、工业生产人口、民间知识分子，周朝简单的统治制度已不能应付现实的需要，所以发生诸侯割据、战乱不已的情况，也就是说周的覆亡是社会进化的结果，与礼乐无关。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也是如此，中国从秦汉统一以后，中央政府多采外儒内法策略，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在当时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有相当独立性的地方郡县制度使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西方人称为「早熟的帝国」，秦朝的编户齐民，建立了中国最早的户政制度。中央政府透过郡县可以向每一户直接收税，中国中央政府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因为富有所以中央有力量修长城、修运河，可以对抗四夷的入侵。但是也替中国的独裁帝制建立了一种稳定结构，使中国文化发展不出民主法治的理论与制度。
这种局面到明末清初，已有不少中国知识分子提出批判，如黄黎洲在「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法篇就说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治「皆秦政也」，中国两千年来之法律皆「帝王一人之法也」，但是大多数的中国人还以为中国是天朝上国，外人皆夷狄也。
反观西方，虽然也经历了一千年的中古黑暗时期，帝王昏庸，鱼肉百姓，宗教腐败，专事敛聚或政、教不分，或政、教勾结为非作歹，以致经济凋敝，文化停滞，但是到了十四世纪从文艺复兴开始，无论哲学、政治学、法学、科学，都飞跃进步，同时产生新的政治理论，民主、民权由坐而言到起而行，英国大宪章、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变化，西方无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结构都发生一日千里的进步。
中国对西方的变化非但浑然不知，而且从明中期一直到清朝乾隆年间，跟西方的联系交流时断时续，一直到晚清，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还止于「船坚砲利」，所以早期以张之洞为首的自强运动还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科技让世界缩小了，中国无可避免与西方接触，传教士、商人、冒险家，各种来自西方的冲击，憾动了古老的中国，中国从明末的四五千万人口到了清末民初据西方人估计当时中国人口约肆亿三千多万，人口成长率约百分之八。如此庞大的人口，再加上西方社会的影响，中国社会也渐渐复杂化了，中国行之数千年的政治制度已渐渐地不能控制社会秩序，更不论富国强兵应付列强入侵。
清朝败亡原因很多，但归根究底是文化问题，是历史进程问题。满人腐败，清政府无能等皆是见树不见林的说法。以政治制度论，中国当时的社会架构是中央皇权—六部—督抚—郡县—保甲—宗长、士绅，这种架构用于单纯的农业社会是有效的，用于农业人口占百分之七十三而百分之八十的国人是文盲的社会是有效的，但是这种架构无力应付一个逐渐多元化，正在变化中的社会。
譬如当时与外国贸易日趋频繁，设立机构、培训海关人才、建立关税制度等等，都不是两千年来从没这方面经验的中国人可以应付的，再加上中国许多对外贷款及赔偿以关税做抵押。从一八六五到一九零零年中国海关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管辖，下设海关总税务司，总税务司主管中国各港口之税收，职务何等重要，但从一八六三年到一九零八年，海关总税务司的章程、税率、人事悉由英人赫德包办，其间赫德可以一手遮天，形成独立王国。
其他政府机构无论制度、观念皆无法适应遽变之中的中国社会。清之所以亡，主要是文化问题、历史进程问题，在当时中国面临西方冲击，社会开始多元化、现代化的时候，古老的政治制度、帝王术早已无力应付，清朝覆亡是历史的必然。
但是任何一个专制王朝都不会把政权拱手让人，清政府亦然，虽然国人的愤怒到了沸点，知识分子各种努力都失败了，但清政府依然做垂死的挣扎，况且民智未开，一般百姓没有革命的念头，也没有革命的胆量。所以革命党人以办报开始，目的在唤醒民众，鼓吹革命。孙中山的「民报」，于右任的「民呼」、「民吁」、「民立」等报，皆为达成此一目的。孙中山在鼓吹革命的同时也渐渐地建构了他的思想体系——「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是美国的立国精神，民有、民治、民享，所以民主、民权的主张与欧美当时进行的政治主张、政治变革相同，但是民生主义却一开始就有很重的社会主义色彩，所以孙中山曾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孙中山革命前「平均地权」，以及民生主义中「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的主张都有社会主义色彩。
经过党人多年努力，经过十次起义失败，辛亥一役一举推翻满清帝国，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帝制，成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我们回顾这段革命历史，我们发觉革命党人可分为下列几种类型：
一、留学生：可谓革命的发起者，无论引进西方文明，诊断中国政治问题、社会弊端，皆为留学生，而留学生多为地主，富商家庭出身，在国内受过良好传统教育，因为家庭富裕所以有机会出国深造，这些留学生无论在革命理论之建构或在武昌起义时都扮演领袖角色。
二、在中国受西方教育或受革命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革命理论，起而响应革命，这些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与前者大致相同。
三、新军：新军教官多系留学生学军事者，以留日最多，而当时国内的军事学校如保定军校、云南讲武堂，教官多为留学学军事回国者，所以辛亥一役新军响参者众。新军军官以及士兵的家庭背景待查，但是理论上应比前两者差，农家子弟应该较多。
四、会党：辛亥之役洪门、清帮、四川袍哥、河南红枪会等黑社会团体参与者颇多，其影响力亦不小。会党之所以参与革命是由于许多会党都有反清复明的传统，会党的民族主义色彩最浓，参与革命的动机也最单纯，家庭背景可能更为复杂。
五、华侨：海外华侨之捐助为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论者颇多不再赘述。
辛亥革命的参与者约略可分以上五种，然以上四种人并非人人皆赞成革命，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如康梁等主张君主立宪，吴稚晖主张无政府主义，至于一般农工非但不会赞成革命、响应革命，更视革命为「造反」，造反是大逆不道的事，造反是要杀头的，所以绝不会支持革命。当然，在一个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文盲的社会，我们不能苛责一般农工，虽然他们才是中国文明停滞的最大受害者。他们有限的知识来自戏曲、小说、家训等，传统伦理其主要内容不外乎忠孝节义，这种观念恰恰是反对革命的。
辛亥前的社会与西方相比是处处落后，事事落后。西方已经飞跃了几百年之久，我们尚停顿在中世纪，百姓贫穷愚昧，官吏贪污腐败，农村经年水旱蝗灾不断，社会秩序荡然，土豪劣绅鱼肉乡民，土匪横行，动辄骚扰数省，地方势力崛起，割地自雄。在这种情形下，非革命不足以救亡图存，但是在这种社会结构下要求「全民革命」也绝无可能。革命的任务必须由西化的知识分子承担，他们是发起者，革命理论的建构者，革命主张的宣传者，而新军、会党参与行动，国内的资本家，海外的华侨，他们自始至终勇于捐输，支持革命经费。
我们根据以上的历史，可以说辛亥不是全民革命，在当时的中国要求诸全民革命断不可能。但是当时革命的启动者响应者，无论知识分子、华侨、国内资本家、新军、会党份子皆非农工，也并不属于劳苦大众，在当时他们至少衣食无虞，他们参加革命的动机和目的，是辛亥革命这段最值得研究的题目。
中国古代朝代的更替，不外乎旧政权腐败，加上天灾，野心家裹胁农民挺而走险，武力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结果产生一批新的皇亲国戚，从龙之士皆成新的贵族，但是对一般农民百姓而言一切不变，所谓「农民起义」，农民只不过是被人利用的工具，革命领袖不是贵族就是江湖豪杰，其革命的动机个人野心的成份远大过为黎民百姓福祉。革命的目的是「打天下」，是为了争做「皇帝」。
辛亥革命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群知识分子为追求理想，不顾个人利害，不为家族利益，更不为某个阶级利益的革命，以七十二烈士而言，多出身富裕之家的年轻人，以林觉民为例，非但出身富裕家庭，而且有一个美丽贤淑的妻子，夫妻恩爱异常，林觉民为了革命，奋不顾身牺牲一切。
晚清的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变法图强，君主立宪等，都可视为一种垂死王朝的挣扎，何况行之两千余年的帝制，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忠君与爱国不分。在中央政府架构不变、知识分子观念不变的情形下，所有的努力都成效不彰。甲午战败让许多知识分子意识到变法图强不足以解决问题，非要革命，非要推翻满清专制政府无法救中国。
既使江湖会党、新军响应革命也不是为了个人，更不是为了「打天下」，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现象。但是孙中山革命前即主张平均地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完全没有站在资本家的立场，孙中山一生也没有替资本家说过一句话，「辛亥革命代表资本家的阶级利益」与事实不符，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无论二次革命、东征、北伐，皆与资本家无关。但是政治人物往往说一套做一套，孙中山是否也是如此呢？我们不妨参考孙中山死前给家属的另一份遗嘱，「余致力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皆付我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独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孙文三月十一日补签」
再看蒋介石到台湾后的政策，发展经济同时也兼顾农工利益，台湾曾经是一个贫富差距最小的社会，台湾的社会福利如全民健保，连美国总统欧巴马都认为是美国学习对象。这些做法都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
所以辛亥革命的确不是全民革命，以当时的社会环境，求诸愚昧的萁工参加革命也不可能，但是辛亥革命的目的的确是为「全民利益」的革命。
武之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