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賈忠偉
我們都知道——2004 年 1 月在臺灣上映的好萊塢賀歲片《末代武士（The Last Samurai）》，故事劇情就是以發生在日本明治維新初期——1877 年「西南戰爭」做為背景改編而來的。其中由渡邊謙飾演的勝元，角色就是來自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日本青壯輩名導原田真人跨刀飾演的大村，則是影射西鄉的政敵大久保利通。但你可能想不透由美國影星湯姆克魯斯（Thomas Cruise Mapother Ⅳ，1962～）飾演的美軍軍官──納森‧ 歐格仁上尉（Captain Nathan Algren）到底影射的人是誰！？
《末代武士（The Last Samurai）》剧照
李仙得又名李讓禮；1830 年 8 月 26 日生於法國的望族，巴黎大學畢業。1854 年和美國紐約著名律師的女兒克拉 ‧ 維多利亞 ‧ 莫洛克（Clara Victoria Mulock）結婚後移居美國紐約，1861 年南北戰爭爆發，李仙得選擇效忠北方聯邦，由於他替紐約的第 51 師召了募 100 多名志願軍而被北軍任命為少校連長，他親自率領這支部隊前往北卡羅萊納州參戰，幾經轉戰他最後編入格蘭特將軍的直屬部隊，並晉升為上校官階，1864 年 5 月在一場戰役中左眼及鼻樑被子彈貫穿，造成左眼失明，不得不於當年光榮退伍，並獲准破格晉升為准將。南北戰爭結束之後，由於跟他一起並肩作戰的同袍好友格蘭特將軍（Ulysses Simpson Grant，1822～1885）選上美國第十八任總統（後來連任第十九任美國總統），因此派他於 1867 年出任美國駐廈門領事兼理淡水、雞籠、安平、打狗領事事務。
李仙得在上任之初，就遇上了 1867 年 3 月 12 日的羅佛號（the Rover，或譯為：羅妹號）的海難事件，之後還有——隔年（1868 年）的樟腦走私戰爭——導致英國海軍茄當（Gurdon）率艦砲擊安平事件、以及數不清的教案、商務糾紛……等，不管那一件事，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位獨眼龍將軍的身影。就因為如此頻繁的接觸臺灣，所以李仙得被視為「臺灣番界」通，而這些經歷對他在 1874 年「誘導」或是「引導」日本對臺灣屏東發動侵略戰爭──即「牡丹社事件」有相當大的幫助！
只是近來愈來愈多的研究也顯示，日本並不單純的是因為受到李仙得的誘導才在 1874 年發動所謂的「征臺」之役，當然也不可以將日本後來會走上軍國主義之路也推給李仙得。因為這些研究都有可能是受到日本學界長期以來的脫罪論誘導所致，隱瞞了日本早就有的侵臺意圖以及潛伏在日本文化中的侵略因子。或者說，李仙得的確在對於日本發動侵臺戰爭佔有關鍵地位，但這其中其實包含了相當複雜的國際政治陰謀與算計，而我們也不能忽略，明治維新之後受到西方列強影響所產生的——日本帝國主義，恐怕才是主要因素，當然李仙得的個人野心絕對是構成日本對外擴張的因素之一，他的角色充其量只是個獻策的謀士罷了，大家不過是狼狽為奸，相互利用而已，套句俗話就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捱」。
但不管如何，李仙得也是最早提出「東亞文明月彎」概念的人：他在 1873 年給日本政府的備忘錄中清楚的指出：「日本、朝鮮、琉球、臺灣這個半月形地區，在日本領導下，將是亞洲現代化的重心，為了亞洲未來的繁榮，日本向臺灣用兵，既是應然，也是必然的。（日本海軍部文件 JN-R34-F44937-45）」這個概念正是日後日本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源頭。（註一）就如《後藤新平正傳》一書所言：「這個年輕的帝國，正在開始實施由李仙得忠告而發起的堅固的新國策——大陸政策，即北起樺太，南到臺灣，由一連串島嶼完成對支那的半月形包圍，更要控制朝鮮和滿洲，否則就無法保障帝國的安全，控制東亞的時局。這就是李仙得提出的建設性的策略。此策略刺激著日本年輕的領導者們，不久就成為我新興帝國的國是。」（註二）
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1830～1899及其1874年7月26日自长崎致东京函
美國人與臺灣的第一次接觸：是要「租借買入」，還是「直接佔領」？！
根據歷史記載，近代第一位登陸臺灣的美國商人是利極登．奈伊（Gideon Nye‧ Jr.，1812～1888 ）。他在 1833（清道光十三年）21 歲時，與幾位兄弟在中國廣州成立了「奈伊兄弟洋行」（Nye Brothers ＆ Co.），從事鴉片、糖、茶的進出口生意。他在1853 年寫信給美國駐華代辦、也是多年好友的彼得‧ 伯駕（Petter Parker，1804～1888），建議美國政府出兵佔領臺灣南部的紅頭嶼，就是現在的蘭嶼，作為美國遠東太平洋航線的基地，但未獲得任何回應。到了 1855 年（清咸豐五年）奈伊兄弟洋行與另兩家美商威廉士洋行（William, Anthon ＆ Co.）、羅賓內洋行（W.M. Robinet ＆ Co.）合作，賄賂當時擔任臺灣府知府與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前身為：福建分巡臺灣兵備道）的滿州大臣裕鐸（任期 1854～1858），雙方並簽訂密約，利吉登．奈伊取得了臺灣樟腦出口獨占權及使用打狗港（今高雄）的特權。從 1855 年到 1857 年間，利吉登．奈伊投資了約45,000 美元作疏濬港口河道以及建築碼頭與貨棧之用，同時期出口的貨船有 78 艘，運輸出的貨物價值達 50 萬美元。相對的利極登．奈伊則必須對打狗一帶提供足夠的海上武力，來保護與對抗海盜的侵犯。就因為這樣，美國國旗在打狗海邊飄揚了一年多，但也因此嚇阻了當時猖獗的海盜。（註三）
另外早在1848 年（清道光二十八年）時，利極登．奈伊的兄弟湯姆士（Thomas Nye）於搭乘克爾派號商船（Kelpie）經過臺灣海峽時遇到船難而失蹤，利極登為了營救他，除了向中國政府施壓外， 也不斷的向美國政府求援，請政府派兵船、人員到臺灣搜救。（註四）就因為他的奔走，美國政府 曾先後派了四批軍艦來臺灣海域巡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打破日本鎖國政策的海軍提督派里（或稱 為：佩里，Mathew Perry）於 1854 年 6 月 29 日曾派亞伯特上校（Captain Abbot）和辛克萊少校（Lieutenant Commander Sinclair）分別率領了兩艘軍艦——「the Macedonant」和「the Misisippi（補給船）」從日本靜岡下田出發，前往基隆，除了搜尋可能遇難的美國船員之外，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調查當地煤礦的蘊藏量（由George Jones 牧師負責）與測量基隆港內狀況和製作海圖（由 Lieutenant Preble 負責）。派里回國後，根據亞伯特上校的報告，寫成了《有力的美人》一文，竭力主張佔領臺灣，他認為這個美麗的島嶼，雖然名義上是中國（大清）的一部分，實際上形同獨立，中國官員只在一些孤立的地區維持住軟弱的、不穩定的統治。況且該島大部分為「獨立的番族」所占有。而從地理位置上看，臺灣「可以和中國、日本、琉球、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羅、菲律賓以及附近的所有島嶼建立交通。它能夠供給豐富的燃煤。」「它在海陸軍事上佔有優越的地位……它不但瞰見，而且可以控制這些商埠和中國海面東北方的人口。」與此同時，他還提出應該由美國占領琉球和小笠原群島（美國人稱為：包林群島），與臺灣連成一片，作為建立美國在東方基地網的第一步。（註五）
稍早，在同年3 月，美國駐寧波領事 T‧ 哈里斯（Townsend Harris，1804～1878，1856 年 7 月，之後擔任美國第一任駐日公使。）也曾經向美政府建議，為了擴張美國的商業和軍事基地，應該向中國「購買臺灣」。（註六）在他所呈送給國務卿一份長達100 多頁的意見書中，詳細敘述了臺灣的資源、歷史以及現況，他認為臺灣氣候適宜、物產種類繁多，可以作為美國海外的大型農場，豐富的煤礦、廉價人力可以作為美國海軍遠東地區重要的補給與造船基地，甚至總數約 300 萬且質優中國住民，當可以成為僅次於白種人的軍隊，增強美國的實力。總括來說，哈里斯認為臺灣對美國至少有五大作用：一是當作美國商品進入中國的一個中繼站；二是作為傳播基督教的一個基地；三是在海上控制中國南北各省的貿易；四是當作美國西海岸對中國進行貿易的門戶；五是從臺灣尋求向日本發展的領域。（註七）
受到老友利極登 ‧ 奈伊不斷鼓吹要併吞或是租借臺灣的影響，原本對臺灣沒什麼興趣的伯駕，對於臺灣的態度也逐漸發生變化。（註八）當時中國正逢太平天國之亂（1851～1864），列強想趁此良機向中國勒索，英、法、美三國在 1854 年和 1856 年兩次都派出特使要求中國政府修約，已經升任美國駐中國代理公使的彼得‧ 伯駕（Petter Parker）便利用此時向國務欽卿馬西（William L.Marcy，1786～1857）提議，應趁此時機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必須擴大通商範圍及給予更多的商務優惠。他同時建議，如果中國拒絕，則由三國以武力佔領三處中國領土——美國佔領臺灣、英國佔領舟山群島、法國佔領朝鮮。（註九）只是這個提議隨著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後被擱置。那是因為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中國與英、法、美三國代表於 1858 年（清咸豐八年）6 月 23～26 日，在天津分別簽訂了《天津條約》。《天津條約》共 56 款，另附《通商章程善後條約》。其中在臺灣開放了：臺灣（臺南）和滬尾（淡水）兩個通商口岸。之後到了 1863 年（清穆宗同治二年）中國政府又加開：打狗（高雄）、雞籠（基隆）兩個通商口岸，有了現成的利益，美、英兩國才逐漸 降低佔領臺灣的野心。當然當時美國國力明顯遜於英、法、德……等歐洲列強，因此要獨力佔有臺灣，恐怕也會引起列強的干預，再加上當時美國國內正因黑奴解放的問題正陷入南北開戰之際（南北戰爭：1861～1865），根本無力出兵海外；再加上威廉士洋行（William, Anthon ＆ Co.）與「奈伊兄弟洋行」（Nye Brothers ＆ Co.）退出之後由羅賓內洋行（W. M. Robinet ＆ Co.）獨力經營的轉口貿易出現嚴重的詐騙與掏空問題，所有羅賓內洋行留在打狗的資產，全部交由債權人售 予英商洋行，美商在打狗進行非法貿易與經營的局面，至此乃告結束，空出來的位置於 1858 年起，就由英商全部接手。（註十）同年《天津條約》簽訂後，打狗正式對英法兩國開放，1864 年5月5日，大清正式在打狗設置海關，名為「臺灣關」，隸屬臺灣關的安平分關。1866 年 6 月，有「熱帶醫學之父」稱號的萬巴德爵士（Sir Patrick Manson，又譯白文信或孟生，1844～1922 年 4 月 9 日）受聘為駐打狗之中國海關醫員（Medical Officer）。1887 年，萬巴德在香港成立香港華人西醫書院（是今日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前身），國父孫中山為西醫書院第一屆畢業生。（註十一）
萬巴德爵士
南北戰爭（American Civil War），南北兩方參戰部隊約 320～350 萬人，至少造成 62～75 萬名官兵死亡，至少 40 萬人因此傷殘，而這還不包括無法計數的平民百姓的傷亡。預估美國那個時候的人口，北方約有 2,230 萬人，南方 910 萬人，人口總數只有 3,140 萬左右。（註十二）
牡丹社事件（日本稱為「臺灣出兵」或是「征臺之役」）
1871 年（清同治十年，日明治四年）10 月，位於琉球群島最南端之宮古島與八重山島人民，分別乘坐四艘貢船前往琉球那霸，在返回居住地的途中因遇颱風，其中兩艘貢船因此失蹤，另一艘則幸運的漂到清廷管轄的臺灣府城。還有一艘載有 69 名乘組員的貢船——「山原號」於 11 月 6 日漂流擱淺在恆春半島的八瑤灣（即今之屏東屏東縣滿州鄉港仔村），其中 2 人不幸溺死，1 人失蹤，66 人平安上岸。
隔天，這些船員（都是成年男子）包括：宮古島頭職兼船長的仲宗跟玄安及船員、乘客……抵達恆春排灣族的高士佛社（清代文獻中寫成「滑思滑」或「高士滑社」）領域，並被帶至頭目家中。起初雙方還以禮相待，但後來因為語言與文化認知不同而產生衝突，為了避免遭到不測，翌日清晨，這些琉球難民趁著高士佛社人外出打獵的空檔，分批逃走，但這不告而別卻意外惹惱了高士佛社人， 他們認定對方是來探路的間諜，因此立刻派人追擊這批落難的琉球人。在追擊的過程中，有 54 名琉球人不幸慘遭殺害。（註十三）不久，與高士佛社同為排灣族且有結盟關係的牡丹社援兵也趕到現場，問明事情原委之後，這些牡丹社援兵決定繼續追殺逃走的十二個琉球人，後來在保力庄首富並擔任庄長的漢人楊友旺家中發現了 9 名琉球難民，另有 3 人則受凌老生所保護。經楊友旺與牡丹社人達成協議，楊以大批的牛、豬、布匹、酒來換得這 12 人性命，牡丹社人在返回其住地途經高士佛人殺害 54 名琉球人的現場時，他們將這些琉球難民人頭砍下（馘首；即獵頭），帶回牡丹社以及尼乃社（女乃社）的頭顱架上，當做部落的戰利祭品。
楊友旺於 1904 年時拍攝的照片
「大日本琉球藩民五十四名墓」圖片來源：屏東縣文化資產保護所
藉口琉球漂流民被殺事件，同年 4 月，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立即擬定「處理琉球之三條」方案；即將琉球王尚泰任命為華族（貴族）兼沖繩籓籓主，將琉球的外交權移至日本外務省，由九州的鎮台派兵進駐琉球…等。同年，鹿兒島縣參事大山岡良還假借琉球王之名，建議「派軍征討臺灣，攻其巢窟，殲其巨魁，上張皇威於海外，下慰島民之怨魂」。但琉球擔心「雙屬問題」會曝光而遭清廷責難（報復）因此婉拒。（註十六）到了 10 月 16 日，日本單方面對外宣佈琉球王國屬於日本的「內藩」（被稱為：第一次琉球處分），破壞了自 1372 年起中國為琉球王國之間長達 500 多年的宗主國地位，同時拒絕與中國談判琉球歸屬的問題，這些宣佈當時雖然只有獲得美國政府的承認，但仍舊使得清國不敢採取任何行動。（註十七）
不幸的，到了 1873 年（清同治十二年）3 月又發生了日本小田縣（今岡山縣）的船頭佐藤利八等 4人，在出海貿易途中，一樣遭到暴風雨侵襲而漂流至臺灣東部馬武窟附近，雖然沒有被殺害，但 4人的財物卻遭到部分臺灣原住民（漢人）的掠奪，之後這 4 人被當地官府搶救出來並受到妥善的照顧與保護，臺灣官方為表示歉意，送給這 4 人相當豐盛的補給品，並將他們護送至上海日本領事館後，再返回日本。剛開始日本曾試圖以正式的外交途徑來解決漂流民在臺灣的安撫問題，但清廷總是以「化外之地、化外之民」為由來推諉責任。因此，日本以「清國無法處理此等情事」的認知前提下，積極備戰希望能找對時機出兵臺灣，懲治島上的原住民，當然最好是能趁此良機佔領臺灣。
牡丹社事件背後的美國人與美國陰謀
曾經於 1866 年（清同治五年）10 月擔任美國駐廈門領事的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他有許多漢文名字，如：李聖得、李全德、李善德……等等；他的日本名字為：リセソドル；リゼソドル，1830～1899），在 1872 年（同治十一年）10 月 12 日，辭去廈門領事之職，搭船返美，李離開中國的最主要原因，是美國駐華公使對他所提出的「治臺理番」策略並不支持。而發生於當年 2 月琉球人在臺灣南部被番人殺害的事故，就完全引爆了他與公使婁斐廸（F. F. Low）之間的宿怨，在事發之後，李仙得曾親自乘船去臺灣詢問當地番社原由。在蒐集完事發經過後回到廈門，他立即對美國駐華公使及清政府提出詳細報告，並要求清政府要嚴懲番人的暴行。但未獲得清政府的善意回應，不但如此，當時駐華美國公使婁斐廸還嚴詞批評他在未報告美國政府的情況之下就私自潛入臺灣與番人談判是不法行為，致使李仙得認為清政府及美國駐華公使都有放任番人暴行的嫌疑，最後憤而辭職。李仙得的抗議卻意外得到當時美國總統格蘭特的讚賞，因此推薦他出任阿根廷公使，在返美過境日本橫濱期間，由於李仙得相當熟悉臺灣事務，再加上美國政府有意破壞中日同盟，並藉日本的手來佔領臺灣。（註十八）因此在美國政府的授意之下，美國駐日公使德朗（De Long,C.E.）將李仙得介紹給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註十九）其實副島在跟李仙得會談之前，已經有了「以武力占領臺灣」的想法，為了迎合副島的臺灣隸屬於日本的主張，李仙得在他所寫給日本政府的「備忘錄第一號」中，就以他親自參與處理 1867 年（清同治六年）2 月——美國商船羅佛號（the Rover）事件的經驗，來證明表示：「臺灣雖然在清朝的管轄之下，但其政令不通行，對人民也不能保護，即無有效統治之實，是個無主之地，日本可以趁此良機佔領臺灣」。（註二十）
同時李仙得也將其珍藏的許多有關臺灣的重要情報；如各種歷史文獻、各族原住民的風土人情與各類戰略地圖、海圖、照片…全部都獻給日本政府，也從 1872 年（清同治十一年）11 月起到 1873 年（清同治十二年）2 月為止，為日本政府草擬了六份備忘錄（覺書），從各種角度向日本政府解說臺灣的政經情勢與日本政府應有的作為與政策態度。（註二十一）在他所呈現給日本政府的第四號備忘錄中，首先對日本提出了「東亞文明月彎」的概念：「日本、朝鮮、琉球、臺灣這個半月形地區，在日本領導下，將是亞洲現代化的重心，為了亞洲未來的繁榮，日本向臺灣用兵，既是應然， 也是必然的。」（同註一）而李仙得的想法與也當時美國利用代理人來進行擴張政策相符。其實德朗將李仙得介紹給日本政府之後，便立即寫了一份「祕密報告」給美國國務院，報告中指出：「我一向認為西方國家對日本的真實政策，是鼓勵日本採取一系列的行動……使日本政府與中國政府、朝鮮政府彼此仇視。」而「在目前形勢下，我相信，我已經發現一個實行這一計畫的機會，能不需要流血的戰爭，但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可以使這場戰爭成為……把臺灣及朝鮮放在一個同情西方國家旗幟下的戰爭」。（註二十二）
重新回頭看看「羅佛號事件」
所謂羅佛號事件的始末是：1867 年（清同治六年）2 月，美國商船羅佛號由廣東汕頭駛赴牛莊（今遼寧省海城市牛莊鎮）途中，在臺灣南端七星岩附近海面不幸遇到颱風觸礁沉沒，當時船長懷特夫婦等 13 名生還者（船員）搭舢舨漂流至恆春龜仔甪（「ㄌㄨˋ」，現在的墾丁里社頂附近，註二十三）登陸，卻慘遭龜仔甪社的原住民殺害，唯一倖免的粵籍水手逃至打狗（高雄），並向官府報告。這件事之後經過臺灣府透過英國駐臺灣領事館轉告給美國駐中國公使蒲安臣（AnsonBurlingame，1820～1870），蒲安臣因此立即派員出面與中國交涉。與此同時英國也立即出動一艘停在安平港的英國軍艦柯摩蘭（The Cormorant）號，緊急駛往事發地點希望能營救生還者。只是沒想到才剛放下小艇要接近海岸時，卻受到蕃人的襲擊致使一名水兵負傷。為避免造成更大的傷害，小艇立即返回軍艦，最後「柯摩蘭號」向岸上發射數枚砲彈之後離去。目前當地有一座「三合一」的萬應公祠，廟中主位是祭拜無主孤魂的萬應公，兩邊則是分別祭祀了土地公與八寶公主。恆春當地對「八寶公主」的來歷說法不一，根據《恆春縣誌》的記載推測，非常有可能指的就是當時遭到原住民誤殺的羅佛號的船長夫人韓特女士（基本上原住民不殺女性），因為原住民在殺害她之後，在她身上發現八件從未見過的物品，原住民因此稱她為八寶公主。據地方上傳說，八寶公主是在 1934 年的日據時代，向一位漁民託夢表示要留在臺灣，因此地方上才為她建廟供奉。（註二十四）
《南岬之盟》是國際條約還是備忘錄
必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1840～1907），英國諾丁罕（Nottingham）郡人（註二十六）
被原住民殺死的美軍麥肯少校（圖片來自英文《維基百科》）
恆春半島多元族群原始分布圖，圖片來源：劉還月：《貫穿東西的歷史大道：琅嶠‧卑南道》（常民文化）
這樣的狀況引發美國嚴重抗議，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聞訊後立即趕赴福州，親自與閩浙總督吳棠及閩撫李福泰進行交涉，請求依據中美《天津條約（1858 年 6 月 18 日簽訂）》，下令臺灣地方官員營救倖存人員，並嚴懲生番。吳棠當場接受了李仙得所提出的請求，到 4 月 18 日李仙得又向福建分巡台澎等處兵備道吳大廷遞交了一份備忘錄，上面清楚的記載了他將因為羅佛號事件而進入臺灣調查。同一天李仙得便搭乘美國商船阿修羅號（The Ashuelot）到臺灣與臺灣兵備道等當地官員會晤，要求中國出兵協助。但因為當時琅嶠（瑯嶠）屬於「生番」地界，清朝駐臺灣官員不願介入協調，李仙得只得自行前往，卻遭到原住民的襲擊，不得已只好返回廈門。6 月 13 日美國派出駐亞洲艦隊司令貝爾少將（Admiral H. H. Bell）率領兩艘軍艦——哈得福號（The Hartford，排水量2,900 噸／亞洲艦隊旗艦，艦長博可納上校後升任美駐清日艦隊司令）與渥明克號（The Wyoming，排水量 1,457 噸）、並載了 181 名海軍陸戰隊在英商必麒麟的引導下登陸琅嶠灣，但因地形不熟再加上受不了臺灣濕熱的環境，最後遭到原住民擊退，麥肯少校（Alexander Slidell MacKenzie，1842～1867，後追贈為中校）不幸戰死。至此美國態度轉趨強硬，清廷恐造成更大的國際糾紛，因此在 9 月 10 日，命臺灣鎮總兵劉明燈（1838～1895，屬湘軍系統）、南路海防兼理番王柳莊會同李仙得率兵士 500 名向番社進軍，但是清軍到達琅嶠之後便一直虛應了事。面對這樣的情況，李仙得認為戰未必勝，不如勸降。於是在 1869 年（清同治八年）10 月初，再度透過英商必麒麟介紹其所熟識的熟番，獨自帶了幾名通事就進入琅嶠與琅嶠十八社總頭目（盟主，註二十七）卓杞篤面議和約，（註二十八）根據李仙得在 1875 年所寫的《臺灣紀行（Notes of Travelin Formosa）》中記載，當時李仙得一見到卓杞篤劈頭就問：「為何要殺我的同胞？」。卓杞篤回答，很久以前，龜仔甪社差一點就遭到入侵的白人滅族（有人認為是以前統治南臺灣的荷蘭人所為），所以日後看到白人就必須追殺來為祖先復仇。李仙得聽完後回應：「這樣不是會錯殺很多無辜的人嗎？」「我知道」卓杞篤很坦誠的回答說：「我也反對這樣做，所以才會到保力來找你，表達我的遺憾。」（註二十九）。不過李仙得在書中也有提到，番人會殺害這些船員，一方面是為了保護自己領土，不讓外來者隨意進入；另一方面也受到當地漢人的唆使，殺了這些落難的船員好掠奪其財產。（註三十）在對李仙得表達歉意之後，卓杞篤在雙方會談時也不甘示弱的對李仙得說：
「倘若你們要以武力解決此事，我十八社聯盟自當全力奮戰，決不退縮。倘若你們要以和平方法解決，我將以朋友對待你們。」雙方經過多次溝通，一直無法達成共識，在必麒麟的獻策下，李仙得在一次談判當中，突然把自己左側玻璃假眼拿下來用力甩在桌上，這動作讓在場談判的卓杞篤與其他番人大吃一驚，他們以為李仙得這個紅毛仔有不可抗力的神力，是個奇人，於是態度開始鬆動，最後雙方達成達成「口頭協議」，這就是後人俗稱的──《南岬之盟》；原住民允諾不再傷害因海難漂流於此的西方船員或是船員家屬，同時雙方也協議：要求外國人沒事不可隨意上岸、但今後若有西方船隻在通過琅嶠海面時遇到任何困難，必須以升起紅旗當作求救訊號，原住民則會給予適當的援助。（註三十一）這個口頭協議，直到 1869 年 2 月才正式落實為書面《諒解備忘錄》（MOU-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李仙得曾提交給國會的報告中收錄此備忘錄，不過文件因內容未受美國國會批准，這協議並沒有被視為正式條約。而這份李仙得與卓杞篤的私人協議，隨著卓杞篤死亡後便完全廢止。（註三十二）只是當時雙方在締結《南岬之盟》時，還有清朝官員陪同一起參與，（註三十三）不但曝露了清朝官員對於國際事務的無知，甚至也自我否定了清廷對於臺灣的主權。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件事可以看出，當時臺灣地位的曖昧性質──或者說是顯現了臺灣的二元政權的屬性。因此在 1874 年（清朝同治十三年）征台之役結束之後，李仙得還特別回到上海出版了《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 Chineses Empire？（臺灣番區是中華帝國的一部分嗎？）》一書，他的「蕃地無主論」不但給了日本規避侵略責任的理論基礎，同時也開啟了二十世紀中期「臺灣地位未定論」的一連串爭議，而這些都是以他跟卓杞篤所約定的協議（條約）為基礎所開展的。根據林呈蓉教授的研究指出，《南岬之盟》總共兩份（一式兩份），一份由斯卡羅族後代保留於牡丹鄉旭海村，但已經不知去向；一份則保存於美國國會山莊的國家圖書館內。（註三十四）
李仙得所著《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 Chineses Empire？（臺灣番區是中華帝國的一部分嗎？）》
另外李仙得希望能在失事船隻的岸邊建立一座堡壘與燈塔，但稍早時卓杞篤以當地為聖地不可侵犯為由，拒絕了李仙得，只是後來經過雙方不斷溝通協調，最後雙方達成協議，同意在臺東卑南一帶築一礮台，做為聯絡站與警戒用途；因此李仙得以此條約要求清廷將琅嶠正式收入管轄範圍，並派兵駐守，但當時的臺灣鎮曾元福、臺灣道吳大廷……等人均以——「該處建設砲臺，不惟無益，而且有損；中國所以不建者，非為省事，實為將來洋人寬留餘地。現在枋寮一帶設官、設兵、設屯，足資保護；何必添設礮台，至日後遭風洋人轉蹈危機」，而拒絕了李仙得的建議，至此羅佛號事件始告落幕。也因為這段經歷，李仙得在 1868 年（同治七年）2 月再度進入恆春原住民部落旅行，此後幾年間，李仙得經常隨同美艦赴臺灣，與生番直接交流，後來他把這段經歷寫成：《論美領事入生番立約情節及風土人情》，從此他被視為「臺灣番界」通，而這為他後來幫助日本侵略臺灣埋下了伏筆。（註三十五）
李仙得與日本：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
李仙得的建言給日本政府很大刺激，影響所及也埋下了日後佔領臺灣的種子；當然對於這段歷史，也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其實是日本利用了李仙得的番地無主論與眾多征台規劃與建議來掩蓋其對外侵略的野心，李仙得在整個事件當中，只不過是個配角而已。其實對於日本人來說，臺灣並不是個陌生的地方，早在 1593 年（明萬曆二十一年，文祿二年）豐臣秀吉在發動征韓之役時，就曾經派出原田孫七郎赴菲律賓向佔據那裡的西班牙總督勸貢，同時還命令他在回程時經過臺灣要勸導島上的「高山國王」向日本進貢，但是因為當時的臺灣並無國家組織而不得其門而入。該文書現藏於加賀（現在的石川縣南部地區）前田家之尊經閣文庫內。而德川家康在統一日本之後，也在 1609 年（明萬曆三十七年，日本慶長十四年）派九州肥前蕃主基督教大名——有馬晴信出兵佔領臺灣北部港口，德川家康除要有馬要仔細調查臺灣的物產外，並懷柔臺灣原住民，希望藉此增進中日兩國之貿易，只不過， 有馬的兵船才一登陸臺灣，便遭受原住民的激烈抵抗，使得有馬損失慘重，最後只抓了幾名原住民回日本交差。1616 年德川家康再度命令長崎代官（市長）村山等安率兵 3,000，分乘 13 艘兵艦，大舉進攻臺灣，一樣也遭到原住民的強烈抵抗，之後又被明朝福建參將沈有容（1557～1628）率兵夾擊， 因此不得不退兵。後來日本實施鎖國政策，除少數領有朱印狀的貿易船可以出海外做生意外，其他人則是嚴格禁止出海，因此日本侵擾臺灣或是中國沿海的行動暫告一個段落。直到 1627 至 1632 年日本浪人濱田彌兵衛才再度因商業糾紛而逕至進入臺南挾持了荷蘭派駐臺灣的第三任長官彼得‧奴易茲（Pieter Nuyts，1598～1655）及其兒子到日本關押，同時日本政府又封閉荷蘭在平戶之商館及船舶，造成荷蘭損失慘重。荷蘭為了挽回與日本的貿易利益，後經雙方協商，在巴達維亞的荷蘭總督下令改派漢斯．普特曼斯（Hans Putmans，？～1656）為第四任臺灣長官，並將彼得 ‧ 奴易茲撤職並引渡至日本監禁，到 1632 年時荷蘭人在日本的貿易才獲得恢復，彼得‧奴易茲則是監禁 4 年後於1636 年才被釋放，但返回巴達維亞後又受到審判，直到 1637 年被解除所有職務後才得以返回荷蘭。另外有一半日本血統的鄭成功在據台之後，曾經試圖向德川幕府求援的故事，經過流傳與渲染，讓臺灣不屬於中國領土的觀念逐漸在日本生根。（註三十六）當然不管如何，李仙得的這些建議，的確又再度提醒與影響了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事後證明日本後來的所有中國與亞洲侵略政策，幾乎都是「依循」李仙得的建議而制訂的，這正是二十世紀前半日本所謂「大東亞共榮圈」的源頭。只是李仙得也清楚的知道當時日本才剛剛開始明治維新，國力未豐，因此貿然出兵恐引發中日大戰，對日本並不利， 因此建議日本以保護琉球難民做題目，展開對中「欺騙外交」，取得出兵臺灣的藉口，這樣不但可以避免日本與中國正式決裂，也可以紓解日本國內不斷升高的征韓壓力。因此日後日軍征臺時，就帶來許多文化打手來充當隨軍記者，除了詳細記錄戰爭經過之外，也刻意將臺灣原住民塑造成野蠻未開化的恐怖兇手，藉此凝聚與搧動日本人的愛國情緒，才真正化解了因「征韓論」所引發的「佐賀之亂」後更大的內戰危機。（註三十七）當時李仙得的主要建議大致如下：
（一）中國的政教不及臺灣這塊番地：最重的是「番人」也相當仇視漢人，此次琉球船民被害，實因其外貌與中國人類似，致為生番誤會才會被殺。另外中國國力薄弱，根本無法有效統治番地，日本人應學西方列強，取代中國成為亞洲盟主，併吞亞洲許多尚未開發的野蠻之地，以帶頭抵擋歐美列強入侵亞洲；
（二）日本要隨時備戰──以戰逼和：日本與中國交涉時，應派軍艦巡弋中國南海，甚至進佔澎湖，另外在長崎或是琉球應事先預留足夠兵力，以預防雙方談判破裂，中國拒絕日本之要求，應即刻出兵攻佔──雞籠、滬尾（淡水）、打狗……臺灣府，甚至佔領全臺灣，如中國仍拒絕談和，日本則進軍廈門，逼中國坐上談判桌；
（三）武裝殖民：日軍應在台灣南部社寮設立大本營，一方面安撫當地漢人和較為友善的番人，另一方面攻擊兇殘的牡丹社，最後進佔臺灣南部所有番地。所以後來日軍隨軍帶領了五百名工匠以及一百八十二種植物和各式農具，就是要準備攻佔台灣之後，武裝殖民之用；
（四）日本應該以外交談判為主，並輔以軍事手段，當然最高招就是：兵不血刃的達成目標。日本出兵臺灣，可能會導致與中國全面決裂，依當時日本的實力來看並非上策。但若依照《萬國公法》商請清政府保護遇難本國船民，清政府未能辦到，日本自行設法保護，乃理所當然。
（五）李仙得認為以當時中國的國力，根本無力保有臺灣，臺灣遲早會落入其他列強的手中，日本位於亞洲，比歐洲列強容易下手，因此日本應該積極爭取台灣。
最初李仙得對副島甚至樂觀的指出，由於臺灣防衛力量薄弱，估計只需出兵兩千便可輕易佔領臺 灣。日本外務省遂在當年 11 月以「臺灣番地事務局」准二等官、每年銀洋 12,000 元的高薪——特聘李仙得為征台的外務省顧問，按敕任官待遇，這地位僅次於指揮官西鄉從道，李仙得就此在日本長住了下來，並且申請歸化日本籍，從此李仙得為日本規劃詳細的出兵、殖民計畫，雙方甚至約定事成之後由李仙得出任臺灣輔導都督（副都督）。（註三十八）除李仙得之外，日本還透過李仙得招募許多美國現役與退役軍官，作為日軍侵台的軍事先鋒與間諜；如美國海軍少校沙勒（D.Cassel）就奉命帶領先頭部隊到中國從事外交宣傳——也順道通知與監視清政府對於日本的征台行動的反應、美國陸軍中尉瓦生（James R.Wanson）擔任日軍的工兵指揮、而英國人布朗（Brown）則幫助日軍做海案測量與燈塔建設工作、長住廈門的洋行醫師曼遜（Dr .Patrick Manson）來擔任翻譯工作……這些人也同時帶領與訓練大批日軍間諜到中國沿海各省和臺灣做詳細調查，20 年後的甲午戰爭，許多主要參戰的日本軍人如——海軍大臣西鄉從道、海軍軍令部長又擔任首屆臺灣總督的樺山資紀以及第一任民政長官水野遵等人，都是當時由李仙得一手訓練的侵略先鋒。而這些事先勘查的情報訓練，影響日本相當深遠，對於未來日本——不管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軍事侵略或是大戰之後的商業侵略，都有相當大的幫助。當然在利誘之下，許多「漢奸」也被收買擔任日軍內應，以保障日本的軍事行動的順利。也因此在出兵前夕的 1874 年 4 月 10 日，日本天皇還特別召見李仙得、克沙勒（Douglas Cassel）、布朗（Brown）……等人，分別賜予絲綢，日本天皇還另外特賜李仙得一柄象徵榮譽的日本軍刀，並且在 4 月 13 日將他的職位提升到與日本特派全權公使同等，目的除了是感謝李仙得對日本的貢獻之外，最重要的是以這些榮耀來讓李仙得竭盡所能的為日本奪取臺灣來賣命。（註三十九）李仙得之所以這樣做，有人說他是不滿清政府的腐敗， 再加上美國政府不重視他所提出有關經略臺灣的相關建議，因此他轉向投靠日本。但實際卻脫不開美國政府的影子，也就是說這些都與美國當時的亞洲政策有關，早在 1853 年准將派里（Commodore Matthew C. Perry，1794～1858）到日本叩關之後（即黑船事件），美國就一直極力協助日本邁向現代化，美國人打的算盤是──幫助日本現代化並藉機操控日本，之後可以由日本在亞洲從事「代理人戰爭」，幫助美國占領朝鮮和臺灣（以後在東北的「日俄戰爭」也是如此），這樣美國不但可以避免直接與英、法等列強國在亞洲對抗，同時還可以藉日本來維護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同時也可以讓日本和中國永遠「敵對」狀態，如此東亞便一直處於戰爭狀態，美國不但可以混水摸魚、甚至可能可以「坐收漁翁之利」。（註四十）
西鄉大爆走：現代日本軍國主義的濫觴
有了這些準備之後，1873 年日本政府外務卿副島種臣，特以琉球漁民在臺灣被蕃人殺害的事向當時擔任總理衙門大臣的毛昶熙及董恂質詢，毛昶熙原本以琉球與臺灣皆為中國領土，來反駁副島的質疑。而對於造成琉球漂流民被殺番人殺害事件，毛對副島表示：臺灣的「番民」有分成「熟蕃」與「生番」兩種，「熟蕃」由官府治之，而未服之「生番」，則置之化外，甚為不理──簡單的說就是「殺人者為化外的生番」與清政府無關。但這句話正好被副島抓住辮子，副島說：「生番害人， 貴國置之不理，我國有必要問罪島人，因與貴國盟好，特先來奉告」，慌亂當中，毛昶熙竟脫口而出：「（臺灣）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辦理。」
這句話讓日本人抓到小辮子，所以就可以據此大大方方的向臺灣南部這個清廷昏官口中所謂的「化外之民」所居住的地方出兵。（註四十一）
1874 年 4 月 4 日，日本指派名列維新三傑之首的西鄉隆盛的弟弟，陸軍中將西鄉從道（1843～1902）為「蕃地事務局都督」出兵討蕃，翌日，又任命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為參 軍，並設置臺灣番地事務局，以大隈重信為事務局長官。當時李仙得負責輔助西鄉就出兵事宜進行具體準備。西鄉率領 8,050 人（其中陸上兵員為 3,658 人，其他為軍屬、從僕、軍艦成員等，註四十二），分別搭乘高砂（原為英國船 Delta 號，為日本花 10 萬美元買下）、社寮（原為美國船，為日本花 6 萬美元買下）、三邦丸、大有丸、明光丸並配合 3 艘軍艦——日進、孟春、有功…從長崎出兵臺灣屏東，但是這裡有個插曲，在出兵前夕，歐美——英、俄、法、義大利、西班牙…等列強紛紛表態反對日本出兵臺灣，最早在 1873 年 4 月 13 日英國駐日公使巴夏禮（Harry S. Parkes，1828～1885）就曾對外務大臣寺島宗明確表示：如果日本與中國發生軍事衝突，英國將嚴守中立， 並嚴令——禁止英人、英船參與日軍的軍事行動，同時也威脅一切後果必須由日本承擔，這使得原本要一起隨軍出發的英籍工部省雇員布朗（Brown，日本授少校階，原本擔任測量臺灣沿海及建設燈塔等工作），不得不退出征臺遠征軍的行列。（註四十三）英國反對最大的理由——不是人道、無關正義，而是清、日之間的紛爭可能會損害英國在中國地區的經濟利益。
而原本贊成（其實是鼓勵和支持）日本出兵的美國也在國際壓力之下，不得不由默許改變為中立， 並批評日本出兵的行為違反了國際公法（《萬國公法（International law）》），同時強調以安全保障為由所發動的武力干涉，將不會被國際社會所承認。新任美國駐日公使平安（John A.Bingham）因此下令嚴格禁止任何美國人與美國船艦參與日本的軍事行動，（註四十四）除少數人以未接到政府禁令，仍舊隨軍前往臺灣之外，李仙得就因此在途中被召回，並被軟禁在美國的廈門領事館內，雖然不久之後就被釋放，但日本政府礙於國際壓力，只得假意禁止李仙得親自參與親臺行動，同時改聘請法國籍的法律專家布瓦索拿得（Gustave Emile Boissonade）來取代李仙得的位置，李仙得則是隱身於幕後。面對接連而來的國際壓力，日本內閣擔心列強介入，不得下令暫停此次行動。但人在長崎的西鄉從道卻強硬的回覆說：「延遲出兵，將會有損士氣。如果政府強行阻止，我願退還天皇的全權委任敕書，以賊徒之姿直搗生蕃的巢穴，絕對不會累及國家！」他在 4 月27 日命令被任命為廈門領事的陸軍少校福島九成首先率領……瓦生、克沙勒、李仙得的秘書前紐約時報記者豪斯（Edward H.House）以及 250 多名軍士（原本「有功丸輪」只能容納 100 多人，這還不包含船上裝在的軍需、彈藥……），搭有功丸輪先開赴廈門，遞送西鄉寫給閩浙總督李鶴年的「日軍征通知書台」，自己則是留在長崎等候與大久保利通會面，勸阻任務失敗的大久保在面會西鄉以及大隈之後，也只能事後追認出兵的事實，並做了相關的承諾，於是日本政府對外公告：「硫球藩、小田縣人民先後漂流至臺灣「番地」受「生番」掠殺，為懲罰、以及確保將來的安全，出兵臺灣」。這樣難堪的結果，日本後世歷史學家稱之為「西鄉大暴走」，有人認為這項舉動也成為以後日本軍國主義軍官在亞洲戰場上隨意獨行的開端，（註四十五）但事後的文獻卻證實，這只是西鄉與日本政府「唱雙簧」演戲而已，因為大隈重信在其回憶錄中證實：當有功丸出發時，他和政府特派員金井內史還一起在長崎港為其送行，也就是西鄉從道並不真的敢「抗命妄為」，而是他與大隈重信、金井內史、李仙得…等人獲得共識之後才敢逕自出兵臺灣。（註四十六）到 5 月 2 日，日進、孟春兩艘軍艦以及運輸船——高砂、社寮、三邦丸、明光丸……搭載——臺灣蕃地事務参軍谷干城、赤松則良，以及另外 1,000 多名士兵，也從長崎開赴臺灣屏東的社寮。日軍的先鋒船艦——有功丸於 5 月 3 日到達廈門，福島九成於 4 日拜訪廈門同知李鐘霖，並致送西鄉所寫的「日軍征通知書台」，之後便率有功丸輪離開廈門，因此當李鐘霖將「日軍征通知書台」呈送到閩浙總督李鶴年時，已是 5 月 8 日，李鶴年雖然立即要求日本撤軍，但有功丸已在同一天順利登陸屏東社寮（今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之後其他運兵船也陸續抵達屏東與有功丸會師。最初日軍以利誘的方式來吸引當地漢人以及原住民，因此大家相安無事。而當時雖然十八社總頭目卓杞篤已經過世，但憑藉著李仙得與卓杞篤的交情，自然也獲得新任十八社總頭目小卓杞篤的信任。但隨著日軍愈來愈深入內地，再加上日軍的軍紀愈來愈差，日軍與原住民的摩擦愈來愈多，5 月 22 日，日軍進入四重溪之後，還不顧勸阻強行進入牡丹社番人的重要活動區域——石門，被激怒的原住民因此在石門天險對日軍發動攻擊，這就是有名的「石門之戰」，最後日軍陸戰隊不得不攀上峭壁之後居高臨下的射擊只有原始武器的原住民，情勢才因此逆轉，原住民敗逃，酋長阿祿古父子雙亡。之後日軍勢如破竹，先後重創了——牡丹社、高士佛社、尼乃社（女乃社；tjaljunay）3 社，後移營龜山（現屏東國立海生館附近）建立都督府長期駐紮。連花東一帶的番人亦聞訊先後跟進請降。日軍在攻擊番社期間擄獲了一名年約 12 歲的原住民女乃社小女孩，西鄉將其取名為 OTAI（臺灣姑娘）——漢字為「御台」，之後送往日本接受教育，希望她長大之後能教化這些蕃人，為大日本帝國效命。（註四十七）
得知日本出兵侵臺後，清廷立即派人向日本外務省抗議，並在六月中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經略臺灣。1874 年 9 月 22 日，清廷在美國的壓力之下，只得委託英國公使威妥瑪（Thomas Wade）的調解，中日雙方在北京締結和約——即《北京專約》，日本退兵，所謂的《北京專約》，共有三條：
一、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中國不指以為不是。
二、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中國定給撫卹銀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中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兩，另有議辦之據。
三、所有此事兩國一切來往公文，彼此撤回註銷，永為罷論。至於該處生番，中國自宜設法妥為約束，不能再受兇害。
條約中規定：中國應撫恤 1871 年受害的琉球難民（10 萬兩），並補償日軍征台損失（40 萬銀兩），總共賠償 50 萬兩銀（約等於當時的 71 萬日圓）。只是清朝對外絕口不提「賠償兵費」，而將 50 萬兩拆成 10 萬兩的「撫卹」與 40 萬兩的「購買道路房屋」，算是在表面上保存了天朝顏面，也確定了臺灣的主權的確屬於中國。但由於條約當中，出現了「臺灣生蕃」加害「日本國屬民等」、日本出兵的目的是「保民義舉」等用語；同時強調清國政府所支給的「撫卹金」是由日本政府轉交受難者遺族…變相的向國際社會宣佈清國已同意「這些遭遇海難的琉球人可以被視為日本國民」。因此儘管未能達到佔領臺灣的目的，但日本卻遵循李仙得所提出的各種方略及其一手策劃的「征臺」計畫，成功的斷絕琉球長期的兩屬關係，誘使中國承認琉球為日本所屬，為 1879 年實質佔領琉球創造了先決條件；同時，也為日後侵略朝鮮，據有臺灣拉開了序幕，這個行動一直延續到1894 年的甲午戰爭，在戰爭爆發之初，美國還特別售予日本四艘最新型的戰艦和大批軍火，而美國籍貨船「紐約」號也受雇為日本運兵，甚至戰後馬關和議之前，李鴻章希望能藉助各國駐華公使之力，出面制止日本奪取中國領土的野心，但唯一替日本出面的就是美國駐華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他不但力勸各國不要過問此事，還誘導李鴻章「以散地易要地」，日本才能順利占領臺灣。征臺之役結束之後，已經入了日本籍的李仙得在大隈重信與陸奧宗光的同意與支持下，迎娶了幕府越前侯松平春岳（後來出任明治政府的大臣）和侍女所生的私生女池田絲，松平蕃就是現在的福景縣（ふくいけん，Fukui Prefecture；位處日本中部的北陸地方，面向若狹灣——わかさわん）。1890 年在日本政府與朝鮮駐日本公使館參贊官金嘉鎮（김가진，1846～1922，原本為親日派，後轉赴中國參與朝鮮獨立運動）與和駐朝鮮日本代理大使近藤真鋤（1840～1892）的共同推薦下，李仙得正式赴韓接任朝鮮外府顧問官（有些資料稱為政治顧問）德尼（Owen N. Denny，1838～1900）任期屆滿之後所遺留的職缺。（註四十八）他曾建議朝鮮政府建立中央集權體制，實施預算、會計制度；改革稅制、廢止奴婢制、發行紙幣、開發輸出商品…等現代化改革措施。另外由於不平等條約導致韓國無法保護國內市場及產業，因此他主張抑制輸入，優先安定經濟、促進繁榮…等 等，與當時的朝鮮改革派互動頻繁。只是凡事都以日本為師，也導致他被反對者批評其作為均帶有「將朝鮮變成帝國主義體制下的從屬國」的兩面性，說的簡單一點就是：他們認為——「李仙得被派至朝鮮其實是為日本併吞朝鮮預先做準備」。1899 年 9 月李仙得在首都漢城（今首爾）因為腦中風（另一說為腎炎）病逝，（註四十九）之後葬於首爾麻浦區合井洞的外國人墓地公園（서울외국인묘지공원，或稱楊花津外國人傳教士墓園／양화진외국인선교사묘원）。
李仙得的外孫女關屋敏子，意外捲入日本最大的俄國間諜案
李仙得身後除妻子池田絲之外，還留有一對子女，由於當時日本並不承認與外國人的婚姻，因此兒子一出生之後就送給明治初期著名的歌舞伎大師──十四代目市村羽左衛門（1847～1893 年）為養子，最初取名為：市村録太郎，之後繼承其養父家業與名字成為：十五代目市村羽左衛門（1874～1945）。女兒名「愛」，長大後嫁給實業家關屋祐之介，而二十世紀 20 至 30 年代在日本相當出名有的女高音關屋敏子（Sekia Tosiko，1904～1941）就是李仙得的外孫女，關屋敏子從 4 歲就開始學習古琴和日本傳統舞蹈，1912 年（明治四十五年），當她還是東京女高師附小 3 年級的學生時，就曾為昭和天皇的皇后——香淳皇后（良子，1903～2000）獻唱過。後來拜在日本著名女歌劇家三浦環（Miura Tamaki，1884～1946；三浦環曾經在歌舞劇《蝴蝶夫人》中扮演的蝴蝶夫人）門下學聲樂。1914 年（大正三年）她用義大利語演唱，被《都新聞》盛讚為「天才音樂少女」，更形容她是青出於藍。1927 年（昭和二年），關屋敏子從東京音樂學校（現東京藝大音樂系前身）退學，隻身前往義大利學習聲樂，在那裏她僅用 1 個月就學會了《茶花女》等歌劇。畢業後，巡迴在歐美 日各大劇場演唱歌劇，被當地報紙譽為「日本誕生的天才音樂家」。1928 年，關屋敏子拿到世界最早創設音樂學位的——博羅尼亞大學的學位，同時也是日本人第一次獲得該校所頒與的音樂學位， 博羅尼亞大學位於義大利博羅尼亞市，創設於 1088 年，是世界最古老的大學，在中世紀時期，也是歐洲重要的學術中心。如今，它是義大利規模第二大的大專院校，在校註冊學生人數超過 10 萬人。之後，關屋敏子又考入斯加拉劇院，擔綱演出《茶花女》、《蝴蝶夫人》、《卡門》、《費加羅的婚禮》、《弄臣》……等世界五大歌劇，1929 年關屋敏子返回日本。
1934 年，關屋敏子在日本東京的歌舞伎座演出日本式歌劇《阿夏狂亂（お夏狂乱）》，轟動了日本的歌舞劇迷，因此獲得『國寶』的稱呼。1937 年，當時 33 歲的關屋敏子在母親的安排下，與原幕府將軍家的劍道教師柳生子爵的弟弟柳生五郎（柳生藩／現在的奈良市柳生地區第十三代藩主柳生豐洲的兒子）結婚，雖然柳生五郎是入贅關屋家，但婚後因兩人對於家庭的關念相差太遠——柳生五郎希望關屋敏子放棄音樂成為一個純正的家庭主婦，但關屋敏子仍想繼續重事音樂工作，因此 4 年後兩人協議離婚。
位在橫濱市鶴見區總持寺的關屋敏子之墓
1941 年 11 月 22 日晚，她應邀請在東京帝國大學工學部畢業生歡送會上演唱。在參加完東京大學的歡送會當晚深夜（23 日零時 30 分），關屋敏子服安眠藥自盡，得年 37 歲。對於關屋突然服下大量安眠藥自殺的原因，眾說紛紜；有說是因為離婚後，生活寂寞再加上連日的熬夜作曲，工作過度所導致的心力憔悴所致，而她的妹妹喜美子也證實說，演唱會當天她唱完預定的歌曲後卻得到稀稀落落的掌聲，並沒有要求她再唱，由於當時正是日本軍國主義甚囂塵上的時代，軍國浪潮對西方文化的排斥，日本聽眾對歐洲音樂的冷漠，讓她感到自己藝術生命可能走上盡頭，再加上連日作曲的疲憊，旁人的冷言冷語與不再要求重唱的失落……情緒低潮可能就是這些使她下了自殺的決心。（註五十）但令外一種說法，更讓人匪夷所思，有傳說她疑似捲入德國《法蘭克福日報》駐日本東京特派記者佐爾格的蘇聯紅軍間諜網事件中，該間諜網於 1941 年 10 月被破獲，到 1942 年 7 月底，總共有 39 人被逮捕，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日本著名文藝評論家與身兼近衛首相的秘書和囑托（顧問）的尾崎秀實（Hotsumi Ozakaki，1901～1944），而這就是有名的「佐爾格事件」。（註五十一） 關屋敏子與臺灣音樂才女林氏好另外在日據時期臺灣相當有名的女高音及流行音樂才女林氏好，就曾經於 1935 年 6 月成為關屋敏子的入室弟子，後來關屋敏子自殺身亡之後，由關屋敏子的師妹原信子繼續指導。林氏好在日據時期的姓名為「林是好」，1907 年出生臺南市，畢業於臺南女子公學校，後來考進教員養成講習所， 畢業之後，成為臺南末廣公學校（臺南第三公學校、今臺南進學國小）的音樂老師，同時也因為興趣業餘時在臺南管絃樂團擔任第二小提琴手，後來又進入臺南第二幼稚園（現址目前為：臺南市赤崁里活動中心——臺南市公園路 127 號附近）擔任幼教老師。她一直跟臺南神學院英國籍吳牧師娘及義大利籍聲樂家莎樂可莉學習鋼琴、聲樂，音樂造詣頗佳，後來在 1935 年 6 月隻身前往日本， 拜入關屋敏子的門下學聲樂。在日本學習期間，她必須一邊學習、一邊演唱，如此才有辦法賺錢接濟在臺灣的家人。
林氏好不但歌藝好，也相當熱衷政治運動，他的夫婿就是成立「臺灣民眾黨」的靈魂人物之ㄧ的盧丙丁（1901～1936？筆名守民），「臺灣民眾黨」於 1927 年（日治時期昭和二年）6 月 27 日不顧日本總督府的反對在臺中東華名產會社召開「臺灣民眾黨」創立協議會，同年 7 月 10 日在臺中聚英樓召開「臺灣民眾黨」成立大會，「臺灣民眾黨」是臺灣人成立的第一個政黨，當天總計有代表 62 人參加，主要組成人物有：蔣渭水、蔡式穀、李應章、林獻堂、蔡培火、謝春木、彭華英、黃周、黃旺成、盧丙丁……等人。「臺灣民眾黨」的三大綱要為：「確立民本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改廢社會之缺陷」。成立之初盧丙丁負責宣傳部及社會部的工作，並擔任臺灣工友總聯盟的中央委員。「臺灣民眾黨」曾提出市街庄議會由諮詢改為議決機關、議員由官選改為民選等要求，也曾因 反對臺灣總督府的鴉片吸食特許政策而向國際聯盟提出控訴，因而得罪了日本總督府，盧丙丁也因 此被捕入獄，不久後被釋放。1931 年 2 月，被臺灣總督府以反日本、反政府，並有阻害內（內地， 指的是日本）臺融合等之由，除了禁止「臺灣民眾黨」繼續活動外，還強制其立即解散，主要幹部 如蔣渭水和盧丙丁等十餘人也遭拘捕，旋於翌日釋放，為避免遭日本特高的毒手，盧丙丁不久後就 偷渡至廈門避難，於 1935 年於廈門病逝。當時原本擔任臺南市第二幼稚園保母的林氏好也因此受到牽連而被迫辭職。之後她曾發起組織臺南婦女青年會、加入由臺南女詩人組成之香英吟社、也在臺 灣新民報舉辦的臺灣州、市議員的模擬選舉中，被選為臺南市議員。1932 年林氏好以一曲《紅鶯之鳴》走紅，之後進入古倫美亞（コロムビア；Columbia）及太平唱片公司擔任專屬歌手，陸續灌了《琴韻》（廖漢臣詞、鄧雨賢曲）、《怪紳士》（李臨秋詞、王雲峰曲）、《月夜愁》（周添旺 詞、鄧雨賢曲）、《咱臺灣》（蔡培火詞曲）等暢銷唱片，而最出名的則是由馬偕博士採譜的平埔族歌謠，後由名作曲家鄧雨賢編曲、周添旺填詞的《月夜愁》，即是由林氏好在 1933 年首唱，後來才風靡全台，而後來的「望春風」、「雨夜花」主唱人純純（本名：劉清香），即是她所訓練的歌星，而純純也是由古倫美亞唱片培訓的第一代臺灣女藝人。
前面提過林氏好是在 1935 年到日本學藝並成為關屋敏子的入室弟子，當時她的夫婿盧丙丁就是因為組織「臺灣民眾黨」因此被捕入獄後失蹤，林氏好也被迫辭去工作，為了維持家計，林氏好只得專 心於歌唱事業的發展，之後她也將家人陸陸續續的接到日本居住，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林氏好一家人不得已滯留日本。1944 年二次大戰末期，日本國勢已大不如前，投降只是時間的問題，林氏好擔心自己臺灣人的身分在此時會帶來麻煩，於是帶著一家人前往東北偽滿洲國新京市（長春）居住，同時轉任新京交響樂團的專屬歌手。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林氏好和家人加入國府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之——長春、瀋陽、遼寧支團，巡迴東北各地表演勞軍，同時也賺取生活費。後來國共內戰愈來愈激烈，林氏好一家終於在 1946 年回到了臺灣，因為有了國府開的勞軍證明書，讓她們在返家的路上省去不少麻煩。回到臺灣之後，家族還是從事演藝工作，並巡迴各地演出，慢慢的她將表演 的重任將給大媳婦林香芸羽，林氏好轉而退居幕後，成為家族歌舞表演事業「南星歌舞團」的負責人，1954 年林氏好遷往北投定居，1961 年林氏好發現舌頭上有個腫瘤，開刀之後切片檢驗出為惡性腫瘤，後以傳統草藥治療，並減低工作量，腫瘤居然意外消失而痊癒。1991 年林氏好因罹患多種糖尿病併發症病逝於淡水馬偕醫院，享年 87 歲。（註五十二）而這是後話。
林氏好（前排左三）的恩師日本著名歌手關屋敏子（前排中）訪臺留影
李仙得之子：市川羽左衛門（1874～1945）
林氏好
牡丹社事件的尾聲
回到牡丹社事件的發展，1874 年 11 月 13 日日本正式宣布撤軍，12 月 27 日西鄉從道的軍隊離台。這次征台，干擾日軍行動最力的並非原住民的反抗，而是臺灣南部炎熱的氣候與環境，尤其蚊蟲叮咬所帶來的瘧疾與當地惡劣地氣候和環境，對於基層士官兵所造成的傷害最大，事件結束後統計日軍征臺的兵員 3,658 人中（不包含海軍兵力），死亡 593 人（內含戰死 12 人，疾病以及不堪病痛之苦而自縊死亡多達 581 人，負傷 17 人），支出軍費 361 萬 6,000 餘元。（註五十三）曾先期潛入臺灣進行間諜偵察活動的日諜水野尊就曾寫了一首七絕來抒發當時日軍士氣低落的狀態：
「白沙黃草埋枯骨，戍鼓無聲月色空。曾向故山歸不得，孤魂夜夜哭秋風」
但即使如此，日軍的損失還比不上原住民的死傷累累，有些番社甚至遭到日軍屠殺而滅絕。由於臺灣附近海難事件頻傳，而鵝鑾鼻外海的七星岩暗礁則是最容易發生船難的地點，在牡丹社事件平息之後，受到英國、美國與日本的壓力，清廷不得不於恆春鵝鑾鼻設立燈塔，以指引航行於臺灣海峽東南部與巴士海峽船隻的方向與保障船隻的航行安全，這就是屏東鵝鑾鼻燈塔的由來。附帶提一下這個燈塔的命運，鵝鑾鼻燈塔是在 1875 年（清光緒元年）委託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畢其禮（W.F. Spindey）設計與建造的，經過多次與當地原住民談判，最後清廷支付了 100 銀兩從龜仔甪社原住民手中購買了燈塔預定用地。燈塔於 1881 年（清光緒七年）開始動工建造，1883 年（清光緒 9 年）建成。由於燈塔位於番地之內，為了防止原住民的侵襲，因此在興建前後，清廷不但派有重兵防護，整個燈塔在建造時就採用武裝堡壘形式設計，燈塔外圍被漆成環狀白色圍牆，圍牆上則佈滿槍眼，而總共五層高的燈塔，第一層為儲油層，第二層則放置格林砲（Gatling Gun；又譯作加特林機關槍，是世界上第一把連發機關槍），第三層為外國技師休憩場所，第四層放置榕林砲，燈塔光源就放在最高的第五層內，燈塔建築的屋頂則被設計成可以蓄水的平台，可在雨天時收集雨水，並用水管將其導流到地面下九座花崗石建造的蓄水池內，這樣燈塔的水源就可以完全自給自足，避免被原住民圍困或是遭受外來攻擊時，無水可飲用，最初建成的鵝鑾鼻燈塔，是以點燃汽油的方式發光，由反光鏡反射火光至海面，初期的亮度只有 1,000 燭光，後來加大到 6,500 燭光，投射距離可達十海浬，整個燈塔建造總共花費了白銀 20 餘萬兩。
到了 1895 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因甲午戰敗，清軍在離台前，當時擔任恆春知縣的歐陽萱奉清政府密令派兵焚毀這座燈塔。日本完全佔據臺灣之後，於 1898 年（日本明治三十一年）重新將燈塔整修完成，並於 1927 年（昭和二年）將鵝鑾鼻燈塔定為臺灣八景之一。（註五十四）二次大戰末期，燈塔遭盟軍空襲而受損。臺灣光復之後，中華民國政府於 1962 年重建修復，並換裝新式大型四等旋轉透鏡電燈，是目前臺灣地區光力最強之燈塔，並享有「東亞之光」的美稱。目前燈塔最大光度為為 180 萬燭光，每 10 秒閃 1 次，照射距離可達 27.2 海浬——等於 50.3744 公里（1 海浬等於1.852 公里等於 1 節【航速】）。（註五十五）
臺灣：西太平洋的不沉航母
恆春古城，目前已列為國家二級古蹟──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拜「牡丹社事件」的影響，清廷體認到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因此不但於 1874 年 5 月下旬派遣船政大臣沈葆楨以巡閱為名來台，主持臺灣海防及對各國的外交事務。同時也先調派淮軍最精銳的武毅銘軍（劉銘傳部）13 營約 6,000 餘人及總兵張其光、吳光亮等洋槍隊及粵勇總共 8,000 多人赴台，分批進住鳳山至枋寮一帶，就近監視屏東日軍的行動。另外也加派水師兵艦 6 艘長期停泊於澎湖，到 1886 年則乾脆於臺灣建省。沈葆楨來台之後立即在琅嶠設縣、猴洞築城，而這就是現在的「恆春古城」。在這個事件中，沈葆楨深刻體會到臺灣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尤其是花東一帶的海防更加值得朝廷注意。於是奏請朝廷「開山撫番」，獲准之後他分別派遣官兵修築北、中、南三條通往臺灣東部（花東）和內山的道路，藉以打通臺灣東西兩地，鼓勵漢人入山拓墾，並解除限制漢人渡臺、禁止漢人入原住民活動區及禁止漢人娶原住民為妻等不合時宜的禁令。同時也藉由道路的開闢，派軍進入山區「撫蕃（註五十六）」，並藉助教化導入農耕與人文教育，改變原住民的部分生活習慣，積極推動「化番為民」政策。其中「北路」是由福建陸路提督羅大春於清朝 1874 年（同治十三年）年時奉令率兵，開闢蘇澳至花蓮奇萊之間的道路，這條道路，就是著名的「蘇花古道」， 但由於原住民的反抗，因此才完工約 1 年就被荒廢，直到日本人佔據臺灣之後，為討伐花蓮一帶的高砂族因此在蘇花古道沿線開鑿新的理番道路，最後才將其拓寬為可供車輛行駛，於 1932 年（昭和七年）完工，命名為「臨海道路」，也就是今日「蘇花公路」的前身。另中路為現今之國定古蹟的八通關古道──由南投縣竹山鎮（原彰化林圯埔）越過中央山脈到花蓮縣玉里鎮（舊稱「璞石閣」），即「八通關古道」，也是今天的「新中橫公路」的基礎，全長約 150 公里，是由總兵吳光亮帶著千餘名粵籍官兵所組成的飛虎軍所開鑿完成的，只可惜才開通沒多久便被廢棄不用。至於南路（「崑崙坳古道」）是由高雄鳳山通往卑南（西起鳳山，經過來義，一直到台東縱谷金崙溪一 帶），但現在也已荒廢。後由日本人在 1935 年（昭和十年）重新構築——屏東楓港到台東大武的「南迴公路」取代。沈葆楨在臺灣的這些積極開發作為，為此後臺灣的建設奠下基礎。
恆春半島古道總圖，圖片來源：劉還月：《貫穿東西的歷史大道：琅嶠‧卑南道》（常民文化）
接續沈葆楨的大力建設，劉銘傳為臺灣建省的首任巡撫，不但積極進行現代化建設，加速臺灣的各項發展，使臺灣成為當時中國唯一有系統實施全面都市計劃的省份，同時也不斷建構許多戰略設施，以防備愈來愈複雜的台海情勢。只可惜在 1895 年甲午戰爭，清廷戰敗，臺灣仍舊逃不過割讓給日本的命運，臺灣與澎湖成為日本在海外的第一個殖民地，而在 1904 年末至 1905 年初的日俄戰爭中，剛剛成為日本殖民地不久的臺灣就立即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當時傳聞說－－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在從歐洲趕往朝鮮途中，會先攻佔臺灣，進行補給之後，再出發攻擊日本，當然這項計畫後來並沒有被執行。但這個傳聞在當時，卻造成許多剛剛移居到臺灣日本人的恐慌，特別是居住在波羅的海艦隊可能會航行經過的澎湖地區，島上的日本人因為風聞俄艦可能襲擊當地，於是紛紛逃回日本，據估計當時全台逃回日本的日本人大約有 5,000 人以上。
另外在日俄戰爭期間辜顯榮受日本海軍部之命，出動數十艘戎克船（junk；即為中國帆船。戎克即為 junk 的中文翻譯）巡戈在臺灣海峽、巴士海峽之間，暗中偵查俄國艦隊的行蹤，使日本海軍得以提早探知俄軍動態，一舉殲滅當時位居世界第一的俄國艦隊，臺灣與澎湖的戰略位置因此被凸顯。到了二次大戰期間，臺灣與澎湖不但成為日本主要糧食與兵源的供應基地，甚至是日本侵略中國沿海與東南亞的前哨戰略基地，一直到 1945 年日本戰敗投降，臺灣與澎湖才重回中國的懷抱！
綜觀十九世紀台海周邊所發生的各種歷史與戰爭的爭議，我們可以發現，臺灣在近代東亞霸權的爭 奪上扮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戰略角色。而這個情況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變的更加複雜。原本在抗戰之前與抗戰前期在幕後支持與供應日本軍火的美國，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美國才轉向全力支持中華民國對日抗戰，第一階段美國的戰略是希望中國戰場能吸納大部分 的日軍主力，隨著戰局的變化，美國認為中國戰場已經使得百萬日軍陷入泥淖，中日雙方形成僵持 對峙，因此真正決勝的關鍵，應該是太平洋戰場，所以到了 1942 年美國政府內部出現了佔領與託管臺灣的聲音，為此美國情報機構也完成了整個臺灣島的戰略測量圖，甚至還印行了《臺灣財富摘要》指南，提供政府單位參考。到了 1943 年 12 月美國政府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的海軍軍政學院設立了一個研究中心，裡面還特地組成了一個「臺灣組」，其中也找了許多臺籍人士擔任研究工作，藉著這個工作小組，美國研擬了好幾套佔領與管理臺灣的方案。到了 1944 年至 1945 年初，又陸續完成了十二套相當完備的民政手冊，當時美國政府計劃在美軍登陸臺灣之後，將這批民政手冊作為軍政人員行動準則之用。當時美國主張在臺灣實施與琉球一樣的聯軍臨時託管制度，由美國人實際掌控臺灣的命運。而曾經著有《被出賣的臺灣》一書的「臺灣問題專家」的柯喬治（又譯葛超智；George H. Kerr，1911～1992），當時就是以美國駐臺北副領事職銜的身份來掩護與執行美國政府的政策。只是隨著美軍新式長程武器——如埃塞克斯級航空母艦（註五十七）、B-29 轟炸機……等的陸續服役，美國開始實施所謂的——「跳島戰略（Island hopping；或稱：跳蛙戰略──Leapfrogging）」，成功佔領亞太許多具有戰略價值的小島後，在 1945 年 6 月 23 日美軍佔領琉球之後，由於琉球（沖繩／Okinawa）距離日本比臺灣近，所以這個階段美國的亞洲戰略開始出現變化，臺灣被暫時的排除在美國的戰略目標之外。因此在日本 投降之初，美國的亞洲主要戰略延伸至中國大陸，美國人認為只要將中國大陸納入美國的勢力範圍，即可將他對蘇聯的戰略防衛線拉長到蒙古與西伯利亞，只是沒有想到的是，國府在抗戰勝利後短短 4 年便被趕出中國大陸，美國在試圖轉向吸收中共不成之後，再加上 1950 年 6 月 25 日爆發的朝鮮戰爭，蘇聯與中共就站在北韓的背後，因此美國被迫將整個亞太防衛戰線由中國大陸移往日本及太平洋沿岸，戰略基地除了被美軍託管的日本與沖繩之外，整個亞太環大陸的群島就被美國重新納入防衛線之內，為防止中共衝出太平洋，前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Gooderham Acheson，1893～1971）在 1950 年 1 月 12 日宣佈──「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防禦圈是從阿留申群島，經日本、琉球到菲律賓」，這就是所謂的「東方弧線」新月形封鎖戰略，而臺灣與位於朝鮮半島的韓國就位於這條防衛弧線的最前緣。杜勒斯在接任國務卿之後，於 1951 年冷戰（Cold War）初期首次提出：「島鏈（Island Chain）」這個戰略名稱，所謂的「島鏈（註五十八）」指的就是：美國將許多分布於西太平洋海域中一些島嶼連結在一起，以這些島嶼構築一條圍堵──蘇聯和中國大陸等共產極權國家的防線，而臺灣就中佔有非常重要的樞紐地位，因為臺灣位於第一島鏈的的中間，具有極特殊的戰略地位，掌握了臺灣島就能有效地遏止東海與南海的咽喉戰略通道，也有了與「第二島鏈」內海域的有利航道及走向遠洋的便捷之路。從美國的角度來看，臺灣具有封鎖紅色中國向太平洋的延伸的戰略價值，反過來說，臺灣也是中國未來發展海權相當重要的戰略基地，對整個中華民族的發展來看，則是：「兩岸合──臺灣是對外敵防禦的第一道防線，兩岸分——臺灣則會變成為抵住大陸咽喉的一把匕首」，其實也不止美國有這樣的戰略佈局，包含曾經殖民統治過臺灣的日本，也一直將臺灣視為日本的勢力範圍、甚至視臺灣為日本對抗中共的第一道防線。講白了：由於地處敏感戰略地帶，不管是──中共、美國、甚至是日本……大家對於臺灣都是「虎視眈眈」的，而可悲的是，在整體國力與複雜的歷史因素的限制之下，臺灣的和平與發展，與鄰近的沖繩一樣，還是繫於與週邊大國的關係，在目前兩岸政治意識形態尚未百分之一百轉向民主自由之前，要謀求臺海的永遠和平，恐怕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後記說明：
節錄一段：中國網（China.com.cn）在 2006 年 11 月 16 日發表的文章：《間諜佐爾格》中的一段「《間諜佐爾格》片長三個多小時，背景時間跨度十幾年，重大歷史事件連續不斷，筱田正浩沒有把影片停留在陳述史實的枯燥程度上，而是以刻畫細節來展現人性，由此帶給觀者心靈上的震撼。最受好評的一段是德國駐日大使奧托到獄中和佐爾格會面，面對欺騙自己和夫人的『前摯友』，奧托聲音顫抖地問：『你好麼？』佐爾格表情複雜地說：『還好。』奧托又問：『吃得還好麼？』佐爾格說：『我很滿意。』兩人相對無言，稍頃，奧托起身離去。當他走過佐爾格身邊時，佐爾格哽咽著說了聲『對不起』，奧托腳步一停，眼中淚水模糊。作為一名中國觀眾，影片中的另一段場景也頗有震撼力。1933 年，佐爾格初到日本，看到鄉村赤地千里，農民們衣不蔽體，食不裹腹，賣兒賣女的告示隨處可見，更有成群的少女站在火車站，等待去國外賣淫謀生。這種慘境在當時的中國農村應該是常見的，但在日本竟然也如此，是我們的歷史教材中沒有學到的。」
【日本明治維新後，雖然將國家帶往現代化道路，但日本國內卻一直處於嚴重發展不均衡的狀態， 佃農依舊貧困，因此大量的農村盲流只能外出找工作，為了幫忙家計，很多農村婦女都遭人口販子拐賣而淪落為妓女，以最原始的本錢討生活】
（http://big5.china.com.cn/info/txt/2006-11/16/content_7366850.htm）
附註：
（註一）參見──尹章義：《美國的擴張主義與臺灣的命運～160 年來美臺關係的回顧（一）》（歷史月刊／第 112～113 期／2006.04.20～30）。
（註二）參見──李理、趙國輝：《李仙得與日本第一次侵臺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p115。
（註三）參見──
（Ⅰ）葉振輝：《高雄早期國際化的發展初探》（高雄市文獻委員會），p27～30。
（Ⅱ）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三民書局》，p302～303。
（Ⅲ）黃嘉謨：《美國與臺灣（1784～189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p117。
（註四）參見──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三民書局》，p301～302。
（註五）參見──陳碧笙：《臺灣人民歷史》（人間出版社），p186。
（註六）參見──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三民書局》，p298。
（註七）參見──黃嘉謨：《美國與臺灣（1784～189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p 129～131。
（註八）利極登等在高雄建立基地，獲利甚豐，自然對臺灣野心勃勃。但他們認為由美國海軍佔領臺灣，困難甚多，故轉而建議在當地設立一個受美國政府保護的臺灣政府。伯駕與利極登是多年老友，利極登的主張，對伯駕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參見──
（Ⅰ）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三民書局》，p304。
（Ⅱ）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54。
（註九）參見──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54。
（註十）美商三家洋行聯合經營的臺灣貿易，才進行沒多久，「威廉士洋行」與「奈伊兄弟洋行」 就宣布退出，之後即交由「羅賓內洋行」獨家經營。雖然獲利狀況還不錯，但因投資過重，日常人事費用過多，難免出現周轉不靈的情況。而原本美商洋行與香港的「旗昌洋行」訂約合作的條件， 須由「旗昌洋行」預先付清貨款，「羅賓內洋行」船隻從臺灣運到香港的貨物，即全部交由旗昌銷售或轉運他處。兩行合作的初期，「旗昌洋行」獲利相當豐厚。到 1858 年（清咸豐八年），情況大為轉變，當年 4 月 25 日，香港「旗昌洋行」負責人柏克維斯發現「羅賓內洋行」預支貨款已超過洋銀四萬元，迄未交貨，所謂臺灣貿易合約，全屬騙局。之後又發現「羅賓內洋行」還積欠另外七家款項，多達洋銀十四萬元以上，羅賓內本人卻早已逃往南美智利的法爾巴拉索（VALPARAISO），且曾一度假裝自殺，企圖逃避債務，終為其債權人發現，專船押到香港，送交法庭收押，並予起訴。同年 10 月，香港法庭以羅賓內罪名確定，判處徒刑 18 個月。所有羅賓內洋行留在打狗的資產，則由其債權人授予應商洋行，繼續經營。
參見──
（Ⅰ）黃嘉謨：《美國與臺灣（1784～189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p119～123。
（Ⅱ）中文《維基百科》之【臺灣與美國關係史】（https://zh.wikipedia.org/wiki/臺灣與美國關係史）。
（註十一）參見──
（Ⅰ）中文《維基百科》之【萬巴德】（https://zh.wikipedia.org/wiki/萬巴德）。
（Ⅱ）中文《維基百科》之【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https://zh.wikipedia.org/wiki/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註十二）參見－－李恭蔚：《美國南北戰爭研究：戰爭原因與歷史解釋》（春暉出版社），p4。
但是在吉兒．萊波爾（Jill Lepore）所寫的《真理的史詩：從創建殖民地到獨立戰爭，從解放黑奴到民粹雲起，一段歷經五百年驗證、淬鍊的美國全史（These Truths：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一書中，所列「南北戰爭」的總死亡人數為 75 萬人，因病喪命的人數是死於受傷的兩倍。
參見——吉兒．萊波爾（馮卓健、涂豐恩譯）：《真理的史詩：從創建殖民地到獨立戰爭，從解放黑奴到民粹雲起，一段歷經五百年驗證、淬鍊的美國全史（These Truths：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馬可孛羅），p371。
另外在約翰．M．巴瑞所寫的《大流感～致命的瘟疫史》一書中，卻指出「南北戰爭」當中直接戰死的死亡人數只有 85,000 餘人，而因病傷死亡的人數卻高達 373,000 多人。
參見——約翰．M．巴瑞（王新雨、張雅涵譯）：《大流感～致命的瘟疫史》（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p164。
（註十三）據生還者中的仲本筑登與島袋筑登二人回琉球後所作的筆錄，高士佛（滑）社原住民並未主張番社團的通行權，在救助這些琉球籍的漂流民之後，還「用小貝殼盛飯給六十六人」吃，當晚並讓他們「投宿此家」。林呈蓉教授認為：「根據日後高士佛（滑）社一名老原住民的說詞，原本他們對宮古島漂流民並沒有殺意，他們小心地保存了琉球人身上的織服（衣服），只為了判斷他們是哪國人， 到底是可以直接交易，或者必須把他們送到漢人通事那邊，但雙方語言不通，因此是以筆談的方式來進行溝通。」可能就是為了要從「琉球人身上的織服」來「判斷他們是哪國人」， 高士佛（滑）社才會有上述仲本筑登與島袋筑登二人筆錄中所述「半夜時分，一人於左手握著火把，右手拿著刀，推開門進來，剝取兩人之貼身衣物而去」的情事發生。這項突如其來的持刀剝取衣物之行為，顯然引起琉球漂民的恐懼。而翌日清晨，高士佛（滑）獵人叮嚀琉球漂民，「必定要留到我們回來以後」；讓琉球漂民「更加心生疑惑」，因而趁隙「分散逃走」。琉球漂民接受了膳宿的款待，卻不顧高士佛（滑）社獵人的叮嚀而偷偷溜走；此一舉動，不但讓高士滑社民感到備受「侮辱」；也使得他們對於 琉球人入山的意圖，更加起疑，最後才因此惹上殺身之禍。簡單的說， 原住民之所以殺害 54 位琉球漂民，其動機乃是「基於保護族人與領地」。
參見──郭伯佾：《從琉球藩民墓碑文探索牡丹社事件》（實踐博雅學報／第二十二期／2015 年 7月），p92～93。
（註十四）參見──劉序楓：《清代中國對外國遭風難民的救助及遣返制度～以朝鮮、琉球、日本難民為例》（琉球中國關係國際學術會議編輯發行／第八回琉中歷史關係國際學術論文集／2001 年3 月）。
（註十五）據 James Davidson 的統計，1850～1871 年底，臺灣（含澎湖）附近海面，共有 44 件船難，其中 21 艘船遭島民搶劫，部分船員被殺（僅 4 件為原住民所為）。1882 年至 1885 年，共31 次船難，6 件劫船者皆為漢人。漢人最有名的海盜窩在國賽港（今臺南七股鄉三股村及十份村附近）、白沙屯（今桃園觀音鄉），此外鹿港、淡水、南崁、布袋、澎湖沿海地帶，先民也發揮了「靠海吃海」的精神，未放過任何老天爺賞賜的橫財；連奉命戒護的士兵也加入洗劫的行列。參見──愛德華．豪士（陳政三譯）：《征臺紀事～武士刀下的牡丹花》（原民文化），p10。
（註十六）參見──戴寶村：《牡丹社事件～帝國的入侵》（自立晚報），p13。
1609 年（明萬歷三十二年），日本薩摩藩島津氏派兵入侵琉球，1611 年（明萬歷三十九年）9 月中山王尚寧在江戶被迫簽署「誓表」後，才得以歸國，1613 年，尚寧王被迫將奄美諸島割讓給薩摩藩。琉球從此一方面接受中國冊封並進行朝貢貿易，同時國政卻受到日本薩摩藩的控制－－這就是所謂的琉球的雙屬時代。
（註十七）參見：
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51～54。
1871 年（清同治十年，日本明治四年）9 月 13 日中國清朝政府與日本明治政府在天津簽訂了──《中日修好條規》（日本稱：「日清修好條規」）。這規約被西方列強視為中日兩國已締結為攻守同盟。
（註十八） 參見──
（Ⅰ）李理、趙國輝：《李仙得與日本第一次侵臺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p102。
（Ⅱ）中文《維基百科》之【中日修好條規】（https://zh.wikipedia.org/wiki/中日修好條規）。
（註十九）德朗將李仙得介紹給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的時候，還特別祝福日本皇運為此更為興隆。參見──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57。
（註二十）參見──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58～59。
（註二十一）參見──愛德華．豪士（陳政三譯）：《征臺紀事～武士刀下的牡丹花》（原民文化），p20。
（註二十二）參見──陳碧笙：《臺灣人民歷史》（人間出版社），p197。
（註二十三）龜仔甪社是位於恆春南墾丁附近小山上的排灣族部落，今行政區為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社頂……龜仔甪社地點極佳，由部落附近可以遙望東太平洋、西面南灣的一切動靜，雖然社人能強奪先機，洗劫難船難民，但他們也可能是洋船登陸補給、修護時砲彈下的受難者。
參見：必麒麟（陳勉君譯／劉還月導讀）：《歷險福爾摩沙》（原民文化），p192。
（註二十四）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八寶公主】（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八寶公主）。
（註二十五）這個使節團一共有 30 人，以蒲安臣為大清駐美大使，偕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以軍功花翎記名海關道志剛、禮部郎中孫家穀，以及蒲使之協理英人英國使館翻譯柏卓安（John M.Brown）與法人海關稅務司職員德善（E.de Champs）等，使節團員、譯員共 30 人。
第一面黃龍旗呈三角形最初為清朝的非正式的海上政府船旗，主要為政府船隻和海軍使用，民船不得懸掛。其後一些涉外官方機構也開始懸掛三角黃龍旗。三角黃龍旗，從 1862 使用到 1890 年，後來清朝發現其他國家都用長方形，黃龍旗的也變成長方形。到了光緒七年（1881 年）9 月，在英國訂購的「揚威」、「超勇」兩艘巡洋艦回國後，由於三角形的旗與西方各國軍艦上的國旗皆不相 同，為和國際接軌，李鴻章經清廷批准制定了北洋水師軍旗的質地、章色，並將黃龍旗改為與西方國家相同的長方型旗幟。
參見──
（Ⅰ）中文《維基百科》之【蒲安臣】（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2%B2%E5%AE%89%E8%87%A3）。
（Ⅱ）尹章義：《美國的擴張主義與臺灣的命運～160 年來美臺關係的回顧（一）》（歷史月刊／2006.04.20／第 112 期）。
（Ⅲ）張君川：《美國大華府地區華人移民社群的變遷》（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04 年 6月）。
（Ⅳ）中文《維基百科》之【黃龍旗】（https://zh.wikipedia.org/wiki/黃龍旗）。
（註二十六）必麒麟（William Pickering，新加坡翻譯為：畢麒麟）原為英國水手，1863 年隨上司Maxwell 來到打狗（今高雄），從 1864 年起陸續擔任臺灣高雄海關官員、英國海關負責人、天利、怡記洋行臺灣分店負責人…等。在臺停留 7 年，由於曾幫助平息「羅發（妹）號」事件，因此臺灣總兵劉明燈（1838～1895）特別以 Pickering 之英文發音幫他取了中國傳統吉祥動物「麒麟」的中文名字──「必麒麟」。不過必麒麟最後卻因為幫 Messrs Elles 公司走私樟腦、再加上案發後還鼓動地方武力和清廷對抗，而不得不被迫在 1870 年離開臺灣回到倫敦。由於必麒麟能說流利的北京官話與包含閩南語在內的許多中國南方方言，是十九世紀著名的西方「中國通」。因此在 1872 年，接受時任英國駐新加坡總督哈里‧聖喬治‧渥（Sir Harry St George Ord，1819～1885，新加坡河的渥橋即以他來命名）的邀聘，轉赴新加坡擔任華人翻譯官。1877 年，必麒麟升任華民護衛司（Chinese Protectorate）第一任司長，兼任社團註冊官（Registrar of Societies）。必麒麟在當地負責除了要負責管控華人私會黨（類似幫派）外，還大力推動當地婦女與兒童的保護，不讓他們落入人肉販子手中。在他的努力下，1887 年，殖民地政府通過《婦女與女童保護法令》，當局可以隨時檢查妓院，給予妓女人身保護令等。但也因此得罪當地華人黑幫，之後遭到潮州人木匠蔡亞惜襲擊而重傷，因始終無法康復，最後不得不於 1890 年 6 月退休返回英國，1896 年發表《海峽殖民地早期歷史》（Early History of Straits Settlement），1898 年完成回憶錄《歷險福爾摩沙》（Pioneering in Formosa：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wreckers & head- hunting savages）。目前新加坡有一條叫 Pickering Street 的街道是用來紀念他對新加坡的貢獻。必麒麟於 1907 年 1 月 26 日過世，享壽 66 歲。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必麒麟】（https://zh.wikipedia.org/wiki/必麒麟）。
（註二十七）大多數討論恆春半島的族群或涉外關係時，最常看到的文字敘述莫過於：大股頭人下轄「琅嶠十八番社」、斯卡羅人就是 17 世紀時期以武力征服了恆春半島的卑南族人、恆春半島的征服者、坐在較上讓人抬的人……之類的，從這些文字來看，讓人最直接的理解可能是「琅嶠十八番社」都屬於大頭目來管理是理所當然的。
實際的狀況並非如此，依《恆春縣志》中【雜志】所錄的番社則有：琅嶠下十八社番（今添二 社）；豬朥束社、文率社、龜仔甪社、牡丹社（內附爾乃中社大社）、高仕佛社、加芝來社、八姑角阿眉社、射麻裡社、四林格社、八社、竹社、上快社、下快社、射不力社（更名善化社，內有五社）、射麻里阿眉大社、萬里得阿眉社、八磘阿眉社、羅佛阿眉社、麻仔社（內有山頂、山腳之 分）、龍鑾社（附大坂埓社）。
這些舊社中，龜仔甪社、牡丹社（內附爾乃中社大社）、高仕佛社、加芝來社、八姑角阿眉社、射麻裡社、四林格社、八社、竹社、上快社、下快社、射不力社（更名善化社，內有五社）都屬於排灣族的部落。射麻里阿眉大社、萬里得阿眉社、八磘阿眉社、羅佛阿眉社都屬於阿美族部落；此外還有未獨立成社的馬卡道族人、西拉雅族人…等複雜的族群。依上述各社分布的位置，「琅嶠下十八番社」所轄的範圍北及射不力群的楓港溪流域．最南到獨立系統的龜仔甪社，範圍可說是相當寬廣。
臺灣傳統的原住民社會，最多是一個主社下轄幾個分支出去或歸順的小社，且大多為相同或關係親密的社群，從沒見過可以管理那麼多社，更能跨越那麼多不同民族的例子，那麼「琅嶠十八社番的大頭目」的名號又是怎麼來的呢？
斯卡羅族人來到恆春半島開始，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能在港口溪沿岸及恆春縱谷東側，建立四大股頭的領域，並且許多涉外事件，都可見到「大股頭人」的角色，因此許多人不察，就直接將「琅嶠十八社番」和「大頭目」連接在一起，成了「琅嶠十八社番大頭目」。
於「琅嶠十八社」之名，最早出現在 1722 年清朝時期黃叔璥所撰《臺海使槎錄》【番俗六考】中的「南路鳳山琅嶠十八社三」，但其中所蒐錄的十八社，包含恆春半島之外的大龜文等社，此外不 曾獨立成社的馬卡道族猴洞山，黃叔璥也是第一個明確指出十八社歸誰統治的人：
「琅嶠各社，俱受大麻利番長約束。……小麻利，即琅嶠一帶主番也。番長及番頭目，男女以長承 襲。所需珠米、烏青布、鐵鐺，漢人每次此易其鹿脯、鹿皮、卓戈紋。……琅嶠諸社隙地，民向多種植田畝……。
有人以「俱受大麻利番長約束」這幾個字，認為有一段時間，小麻利社（射麻裡社）的勢力可能大過於豬朥束社，事實上，他們實際掌控的傳統領域，並不曾發生過太大的改變，但頭人角色的重要性，卻會因不同的情况而改變。黃叔璈稱小麻利社為「琅嶠一帶主番」的基礎，顯然因部落佔有地利關係，常有機會和外人交涉、貿易…，漸成外來客商前往琅嶠地區，必要的拜訪、求助或是解決問題的對象，很容易就被認為是地區的領導人，進而成為可以「約束」各社的「頭人」。
此外，在牡丹社事件發生時，日本人更想利用不同的領導者，來分化半島上的不同族群，很快地他們就發現所謂的「琅嶠十八社」，並不是一個嚴密的組織，彼此間甚至存在奇怪的競爭又敵對的關係，於是乃藉射麻裡社頭人 Issek（以瑟）為老卓杞篤之子監護人的機會，積極地和 Issek 合作， 達飛原作，陳政三譯注的《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載：
會談時 Issek 主導所有涉及他們的事務，很少與其他頭目磋商，由他們的互動看來 Issek 乎是仍留在南部聯盟的部落之領袖…。
眼光神準的日本人，果然在跟「琅嶠十八社」的談判中拿握了全局，也順利地得到他們所提出的Issek 的部落聯盟不庇護牡丹社人、允許日在十八社的領域中自由通行⋯等四項要求，果然日軍興兵攻打牡丹三社時，其他各社怕被戰火波及，大家都選擇袖手旁觀，最能說明各社之間這種「沒有關係的關係」了。
……清代中葉以降，外人進出琅嶠的頻率越來越多，需要排解的紛爭或衝突自然更多，經濟上掌有優勢的大股頭人自然比較有自力解決這些問題，後來官方也找他協調事情，大股頭人在經濟與政治上都取得優勢，大股頭頭目的地位自然更加穩固。
由此可見，所謂「統領琅嶠十八社的大股頭人」，擁有的「統治權」既非天生的，也不是透過戰爭取得的，只是透過經濟的優勢，取得政治上的資源、並藉政治上的優勢，成為官方授權的領導人， 以協助官方處理事情、排解紛爭，更是官方和部落族人間的對話窗口。
參見──劉還月：《貫穿東西的歷史大道：琅嶠‧卑南道》（常民文化），p128～131。
卓杞篤是豬朥束頭目，曾統領恆春地區的族群，共組「琅嶠十八社」：草埔後社、巴士墨社、家新路社、牡丹路社、快仔社、加芝來社、牡丹社、中社、竹社、高士佛社、八磘社、四林格社、蚊蟀山頂社、豬朥束社、射麻裡社、龍鑾社、貓仔社及龜仔甪社，就連該地區的漢人也對他十分敬畏。
豬朥束社與龍鑾社、貓仔社和射麻裡社，同是來自臺東知本社剽悍的卑南族，同化於排灣族，並被稱為「斯卡羅族（Sugar 或 Suqarogaro）豬朥束社全盛時期曾領有排灣族、恆春阿美族、平埔族、其他斯卡羅社群和一些移民部落，並徵收番租，其影響力一直持續到日本時代。1896 年曾在當地設立國語（日語）傳習所，推動兒童教育，部落裡仍有一座石碑，為這段歷史做見證。
美國李善德將軍訂定條約時，卓杞篤代表琅嶠十八社總頭目的身份，但根據楊南郡的研究，或許是當時的總頭目 Vankim 不能赴約，而改派弟弟卓杞篤和其義子潘文杰前往，不過，日後多數資料都視潘文杰為十八社總頭目。
後來因為其他族群進入斯卡羅族領地移墾的關係，斯卡羅族也被鄰近的平埔族和漢人同化，所以不是被認為是排灣族就是平埔族，例如在伊能嘉矩的的探查中（1897 年），發現豬朥束社總頭目和潘文杰的住處擺設均採漢式，龍鑾社人的漢化也頗為嚴重。1904 年（明治 37 年），豬朥束社被編為平埔族社。物換星移，恆春平原易主後，這群曾在南臺灣呼風喚雨、意氣飛揚的斯卡羅族人，竟被歷史遺忘了。因此，一部斯卡羅族起落盛衰史，可以說是原住民與漢人勢力消長的變遷史。
豬朥束社位於現在的屏東縣滿州鄉里德村，就像許許多多的臺灣鄉村一樣，是一座死寂的城鎮，只見部落老人及雞犬悠悠地在巷道間遊移，彷彿在堅持地守護著先人被遺忘的顯赫事蹟。參見──必麒麟（陳勉君譯／劉還月導讀）：《歷險福爾摩沙》（原民文化），p196。
半島上的部落與住民被稱為「琅嶠十八番社」，最早出現在 1722 年清國黃叔璥所撰《臺海使槎錄》，〈南路鳳山琅嶠十八社三〉指出十八社為：「謝必益、豬嘮鋉（一名地藍松）、小麻里（一名貓籠逸，一名貓蘭）、施那格、貓裏踏、寶刀、牡丹、蒙率、拔蟯、龍鸞、貓仔、上懷、下懷、龜仔律、竹、猴洞、大龜文（或云傀儡）、柯律。」
李仙得《臺灣紀行》記載 1867 年手稿：「番人的部落總共有 18 個，戰士總數為 955 人，女人與孩童有 1300 人，其組成一個邦聯，在豬朥束部落的卓杞篤領導之下。」
卓杞篤（Tooketok）所謂瑯橋十八社，其實原屬──「斯卡羅族」，最早居至在台東，為卑南族的一支，移居屏東恆春之後，受到當地排灣族的影響，因此被歸類為排灣族，才會被稱為：「琅橋十八社」。
參見──《斯卡羅南遷之路》（原住民數位博物館／https://www.dmtip.gov.tw/web/page/detail?l1=4&l2=123）。
（註二十八）參見──戴寶村：《牡丹社事件～帝國的入侵》（自立晚報），p7。
（註二十九）參見──李仙得（Robert Eskildsen、黃怡、陳秋坤編譯）：《南臺灣踏查手記：李仙得臺灣紀行（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1867～1874）》（前衛出版），p92。
另根據歷史記載，福建臺灣鎮總兵劉明燈與李仙得對談後得出一個結埨，認為這次羅妹船員被當地番人所殺，只是因為五十年前龜仔甪社生番曾被外國洋人登山酷殺所致，清政府不應該以此事件對番人宣開，不然冤冤相報何時了。
（註三十）參見──李仙得（Robert Eskildsen、黃怡、陳秋坤編譯）：《南臺灣踏查手記：李仙得臺灣紀行（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1867～1874）》（前衛出版），p65～66。
（註三十一）參見──
（Ⅰ）李仙得（Robert Eskildsen、黃怡、陳秋坤編譯）：《南臺灣踏查手記：李仙得臺灣紀行（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1867～1874）》（前衛出版），p92。
（Ⅱ）必麒麟（陳勉君譯／劉還月導讀）：《歷險福爾摩沙》（原民文化），p211。
（Ⅲ）中文《維基百科》之【南岬之盟】（https://zh.wikipedia.org/wiki/南岬之盟）。
（註三十二）由於最初是口頭協議，因此有人懷疑其真實性；英國駐福州領事辛克萊（Sinclair）也質疑和一族達成協議，其效力並不及所有瑯嶠十八社；未來船難者不一定會在羅發號船員被殺的地點登陸；假如他們不幸落入凶暴的族群手裡，下場會和過去一樣悽慘……為此，李仙得決定重返再度去屏東拜訪卓杞篤。1868 年 4 月，李仙得搭乘美國軍艦「阿魯圖斯號」（Aroostook）到臺灣，但受到氣候不佳的影響，整個行動被迫中途折返。1869 年 2 月，李仙得再度來臺，2 月 28 日與卓杞篤再度會面，雙方關係再進一步以書面方式立下非正式的諒解備忘錄。
參見──
（Ⅰ）中文《維基百科》之【南岬之盟】（https://zh.wikipedia.org/wiki/南岬之盟）。
（Ⅱ）中文《wikiwand》之【南岬之盟】（https://www.wikiwand.com/zh/南岬之盟）。
（Ⅲ）李仙得（Robert Eskildsen、黃怡、陳秋坤編譯）：《南臺灣踏查手記：李仙得臺灣紀行（Foreign Adventurers and the Aborigines of Southern Taiwan，1867～1874）》（前衛出版），p103～120。
（註三十三）參見──必麒麟（陳勉君譯／劉還月導讀）：《歷險福爾摩沙》（原民文化），p205～206。
（註三十四）參見──林呈蓉 ：《從東亞國際情勢的觀點談「牡丹社事件」》（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1.06.11）。
（註三十五）參見──李理、趙國輝：《李仙得與日本第一次侵臺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3期），p101。
（註三十六）參見──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55。
（註三十七）參見──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71、101。
（註三十八）參見──
（Ⅰ）李理、趙國輝：《李仙得與日本第一次侵臺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p102～103。
（Ⅱ）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102。
（註三十九）參見──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105。
（註四十）參見──尹章義：《美國的擴張主義與臺灣的命運～160 年來美臺關係的回顧（一）》（歷史月刊／第 112～113 期／2006.04.20～30）。
另外早在德朗在與副島見面時，除向副島介紹李仙得其人外，還教唆說：美國無意佔有他國的土 地，但是我們樂意見到我友邦擁有並拓殖他國的土地。有關這次臺灣事件，若貴國將有所盤算時， 我雖能力有限，但願為提供拙見。他並進言：臺灣氣候條件適宜，且為膏腴之地，盛產米、砂糖 等，還有礦山多處。當地海港良好，對外國人來說，是極為便利之場所。據說外國人之中亦有覬覦該地者。該地雖為清國管轄，但由於其政令不行，故先占者可先得。他提出處理臺灣事件時必須考慮的三個問題：第一，是否要立即派遣問罪之師？第二，是否要與土著交涉，訂定今後之管理方 式，當我國人民及琉球人抵達時不再施暴？第三，若認為屬於國家統治權事宜，是否要向其政府交涉要求其處理？同時，德朗還向副島允諾：若貴國派船到臺灣，我方軍艦有該處之海岸地圖等，願為提供。
參見──李理、趙國輝：《李仙得與日本第一次侵臺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3 期），p102。
（註四十一）參見──
（Ⅰ）中文《維基百科》之【牡丹社事件】（https://zh.wikipedia.org/wiki/牡丹社事件）。
（Ⅱ）楊南郡：《牡丹社事件》
http://210.240.125.35/citing/citing_content.asp?id=2327&keyword=%B7%E3%E5i）。
（註四十二）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牡丹社事件】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A1%E4%B8%B9%E7%A4%BE%E4%BA%8B%E4%BB%B6）。
（註四十三）參見──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114。
（註四十四）參見──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109。
其實從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美國對華侵略一向是以英國為首所實行的「利益均霑」政策為基礎。這一政策所標榜的「國際共管」和「維持中國領土完整」，完全符合美國「太平洋帝國」擴張路線的根本利益。當時美國海軍實力還很有限，它既不敢因臺灣問題開罪英國，也害怕在遇到中國軍隊和人民抵抗時無以為繼。
參見－－陳碧笙：《臺灣人民歷史》（人間出版社），p189。
（註四十五）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西鄉從道】（https://zh.wikipedia.org/wiki/西鄉從道）。
（註四十六）參見──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111。
（註四十七）參見──愛德華．豪士（陳政三譯）：《征臺紀事～武士刀下的牡丹花》（原民文化），p99。
（註四十八）1874 年帶領日本軍隊侵略臺灣的李仙得，竟然在 1890 年被高宗破格任命為「協辦內務府事」，處理外交業務。高宗用意為何？是否幕後果為日本藉以 侵略朝鮮的橋樑？要回答此一問題，必須先從 1880 年後期開始，高宗一以貫之 執行的反清自主政策中，找到解答的線索。高宗雖然透過簽訂朝法與朝俄陸路 通商條約、海外公使官之派遣、及北路電線的設置等，向全世界展示朝鮮的獨 立，並追求近代化政策。但是，一直以來袁世凱干涉內政，使高宗飽受其對朝鮮政治與軍事壓迫之折磨。尤其，袁世凱透過提供借款與掌控海關，來控制朝鮮的政治與經濟，使高宗的開化政策受到挫折，獨立也受到阻撓。因此，高宗將反清，以守護自主權，視為國政第一個目標，將近代化視為第二個目標，利用自己的心腹與顧問官來推展其政策。在當時，深知高宗想法，協助推展反清自主權守護政策，並代替高宗與袁世凱較勁對抗的是外府顧問官德尼（Owen N. Denny，1838～1900）。其任期（1886～1890）屆滿之後，高宗開始物色新的接 任人選。這時選任顧問官的條件即為堪否對抗清的外壓，具備守護朝鮮獨立之能力與方法。因此，原本屬意聘任親朝鮮，以及發言支持朝鮮獨立而贏得高宗歡心的美國公使田士謨（Hugh A. Dinsmore，1850～1930）。但是，由於美國政府不允許，田士謨只能放棄……在重新開始物色新的人選之時，因駐日本朝鮮公使金嘉鎮（1846～1922）和駐朝鮮日本代理大使近藤真鋤（1840～1892）的推薦，李仙得因此被拔擢錄用。而李仙得獲得任用，最大原因為其向駐日公使金嘉鎮提出的朝鮮富國策。
參見──金賢淑（林文玉譯／林欣宜校訂）：《韓末顧問官李善得研究》（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第十六期）。
（註四十九）參見──
（Ⅰ）藤井志津枝（傅琪貽） ：《近代中日關係使源起》（金禾出版社），p5。
（Ⅱ）中文《維基百科》之【李仙得】（https://zh.wikipedia.org/wiki/李仙得）。
（註五十）關屋敏子自殺後留有一封遺書，遺書上寫著：「讓櫻花一樣馨香的名字永不消逝的時刻，就在我 38 歲的今朝。先於二老而去，這是不孝。但這只是普通人敏子個人的角度，為了不辜負國寶之盛名，保住千萬年的榮譽和祖先之聲譽而去死，作為一個藝術家難道不是高尚優美值得敬佩的嗎？」－－因此幾乎可以下斷言，關屋敏子自殺的根本原因是為了保住自己的名聲、保持自己藝術生命的青春，為自己的藝術青春定格。
參見──日文《維基百科》之【関屋敏子】（https://ja.wikipedia.org/wiki/%E9%96%A2%E5%B1%8B%E6%95%8F%E5%AD%90）。
……此時，正是日本軍國主義亟趨狂熱的年代。在軍方大倡「大東亞共榮圈」、「南進國策論」的主導下，日本政府一方面對外積極擴張，大肆掀起侵略戰爭。另一方面則是配合國內進入戰時體制—— 號召「國民精神總動員」而展開皇民化運動，起初不僅強化宣導灌輸「忠君（天皇）愛國（日本）」思想，並限制人民的言論自由，隨後更將好萊塢電影、爵士音樂、英美流行歌曲都認定是「敵國的文化商品」，亦為擾亂社會秩序和煽動民眾意識的亡國之音。當時有許多唱片行、喫茶店和咖啡廳陸續成為官方取締的黑名單，更不允許音樂團體演奏相關作品。
這段期間，關屋敏子就像走馬燈那樣四處奔波於海內外各地趕場演唱，除了一般公演行程，參見──李志銘：《日本聲樂家關屋敏子與李仙得（下）：於世界和本土之間流轉的永恆櫻花》（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2369/5775275）。
（註五十一）佐爾格與尾崎秀實被捕後，日本東京警視廳特高課立刻展開收網作業，陸續在 1942 年6 月於杭州逮捕中西功、在南京逮捕西里龍夫、在北京逮捕尾崎莊太郎以及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部擔任情報科長的白井行幸等人。7 月底，在上海逮捕了鄭文道和倪志璞。在南京逮捕了紀綱（原名李德生，為潘漢年主持的中共「上海情報站」之「南京情報組」共諜）、汪錦元、陳一峰等人。紀綱、陳一峰、汪錦元三人被逮捕之後，被日本政府判處無期徒刑。到 1943 年 7 月應汪偽政府的要求，將三人押解回南京的老虎橋監獄服刑。但隨著國際戰局的變化，日本人在 1945 年 5 月，下令釋放紀綱，讓他擔任日軍與新四軍和談的「牽線」工作。
參見──
（Ⅰ）謝幼田：《中共壯大之謎》（明鏡出版社）。
（Ⅱ）遠藤譽：《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來自日諜的回憶與檔案》（明鏡出版社 ）。
（Ⅲ）中文《維基百科》之【潘漢年】（https://zh.wikipedia.org/wiki/潘汉年）。
（Ⅳ）賈忠偉：《佐爾格的情報網改寫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
（註五十二）參見──
（Ⅰ）《早期台灣音樂界奇女子～林氏好》（folkartist2.e-lib.nctu.edu.tw/collection/Egret/shi_hao/about7.html）。
（Ⅱ）黃信彰：《工運／歌聲／反殖民：盧丙丁與林氏好的年代》（臺北市政府文化局），p121～123。
另外陳慧勻博士所寫的：《太陽旗下離別詩～臺灣第一女高音林氏好與盧丙丁》一文中，對於盧丙丁的去向則有不同的記載──「…當時的她（林氏好）並不知曉，在幾個月以後，盧丙丁將被日本殖民政府的警察單位拘補並被送入當時治療漢生病（俗稱痲瘋病）的樂生療養院，然後在 1936 年 1 月再度被押送出境至廈門，至終老再也無人知其去向。」
根據盧丙丁的孫子林章峰在 1990 年代，親訪一位曾服務於樂生院的員工發現，在日據時期，日本人曾利用鄂生院來拘禁、隔離政治犯，以遂行殖民政府打壓異議份子之目的。盧丙丁曾有多次進出樂生院的紀錄，最後於 1936 年 1 月間被押送出境至廈門，其後就不知去向。
而陳耀昌教授所寫的小說紀實歷史小說──《島之曦》（遠流出版社），故事源頭就是改編自盧丙丁與林氏好兩人的愛情故事。
（註五十三）參見──陳碧笙：《臺灣人民歷史》（人間出版社），p203。
另范燕秋教授所發表的：《殖民醫學的先鋒︰從牡丹社事件到乙未戰役的軍陣醫學》中對於牡丹社事件中，日軍傷亡情形的記載則為：
依據當時日本政府提出戰役動員軍隊及戰場死傷統計，顯示軍隊動員總數 3,658 人（不含海軍官兵），其中包含：下士以上 781 人、軍人 2,643 人、軍屬 172 人、以及從僕 62 人；而且，戰場軍隊死傷總計 590 人，包含戰死 12 人、傷患 17 人、病死 561 人。換言之，日軍病死者佔 95％，戰死者僅估 2％，前者是後者的 46 倍多，兩者之懸殊確實驚人。從日本軍陣醫學的角度，日軍在戰地究竟遭遇何種疾病，讓隨軍軍醫難以置，以致造成嚴重病情？當時陸軍軍醫落合泰藏（？～1937） 所留下的戰地紀錄《明治七年征蠻醫誌》，可解答部分問題。
依據落合氏記載指出，日軍進入蕃地不久，因水不良，多數罹患腸炎；軍醫以藥物治療之後，6 月中腸炎病患減少，但 6 底至 7 月上旬，熱病患者逐日增多，7 月下旬病情最為嚴重。8 月中，軍隊幾乎全部病倒，包括部分軍醫，其中七八成罹患弛張熱（intermittent fever）；由於軍隊病況慘重，落合形容：「將臺灣蕃地稱為當時日本醫院也不為過。」至 9 月中，大部分軍醫也病倒，包含落合氏；為此，只好請求日本國派遣代軍醫來臺。依據他詳細統計疾病狀況，指出此次戰役軍人、軍屬總 599 人然患者總為 16,409 人，即每名患者發病兩、三次，病死 393 人。就疾病分類統計，患者以博染疾病 7,919 人（次）為最多，病死以傳染病最多，共計 356 人；其中，傳染病患者以弛張热 3,769 人（次）最多，佔總數 66％，其次為間歇熱（remitten）784 人，死者也以弛張熱最多，總計 101 人。換言之，傳染性熱病、尤其馳張熱是日軍最大敵人。
然何謂熱病或者馳張熱？日軍軍如何理解治療此疾病？
依據落合氏的分析指出，熱病來源有二，一是日軍營地將遠古荒野墾關成新地造成動植物有毒分子浮游於空氣中所致；二是日軍不習慣熱帶地方所致，當地人較少罹患此熱病可資證實，即歸因於臺灣熱帶自然環境，因此日本軍醫對此病僅以地方命名稱為「臺灣熱」。至於所謂弛張熱或者間歇性熱，則以患者發熱的臨床症狀分類而已。
參見──范燕秋：《殖民醫學的先鋒︰從牡丹社事件到乙未戰役的軍陣醫學》（《臺灣史研究》／ 第 27 卷第 1 期／民國 109 年 3 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註五十四）當時選出的八景分別是──基隆旭岡（位於基隆市中正區的山丘）、淡水、八仙山、日月潭、阿里山、壽山、鵝鑾鼻、太魯閣峽（太魯閣峽谷）。
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臺灣八景】（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台灣八景）。
（註五十五）參見──王淑慧、蔡銘坤：《清末南臺灣涉外事件與鵝鑾鼻燈塔興建之關係（1867～1883）》（兩人均為美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p33～35。
（註五十六）經歷過牡丹社事件後，沈葆楨認為清廷過去「圍堵番地」的政策，終究會成臺灣的大患，必須改弦易轍，將全島納為清國的版圖，乃奏請朝廷開放不合時宜的封山禁令，改採「開山撫番」政策。
參見──劉還月：《貫穿東西的歷史大道：琅嶠‧卑南道》（常民文化），p52。
「崑崙坳古道」是臺灣第一條開山撫番道。西起鳳山，經過來義，一直到台東縱谷金崙溪一帶。不過這裡原為排灣族所居住的地區，因此負責開路的清軍一直飽受沿途各部落的襲擊，造成重大傷 亡。1875 年（光緒元年）2 月，沈葆楨命提督唐定奎率淮軍三路進剿大龜文（大龜紋）的內獅頭社、竹坑社、草山社…等部落，史稱：「獅頭社戰役」。
之後清廷將這些部落改名為「永平」、「永福」、「永安」、「永化」等社。另外在這個戰役中， 清軍戰死與因瘴疫病亡者，至少 2,000 人，於是臺灣道台籍總兵在鳳山建了一座──「淮軍昭忠祠」，在水底寮建了「白軍營（淮軍義塚）」，來祭祀這些陣亡官兵。「崑崙坳古道」不但是清軍「開山撫番」第一路，也成為紀錄排灣族擴散遷移的歷史路線。日本人占據臺灣後，將「淮軍昭忠祠」拆除，並在此地設立了鳳山公學校，推測「淮軍昭忠祠」應該位於現今鳳山國小內，而原本立於祠內的「敕建鳳山昭忠祠碑」，已經被移至位於臺北市中正區襄陽路 2 號的「臺灣省立博物館」內存放。
（註五十七）在整個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海軍共有 17 艘埃塞克斯級航空母艦下水服役，它們分別是：「埃塞克斯」號（CV-9）、「約克城」號（CV-10）、「勇猛」號（CV-11）、「大黃蜂」號（CV-12）、「富蘭克林」號（CV-13）、「提康德羅加」號（CV-14）、「倫道夫」號（CV-15）、「列剋星敦」號（CV-16）、「邦克山」號（CV-17）、「黃蜂」號（CV-18）、「漢科克」號（CV-19）、「本寧頓」號（CV-20）、「拳師」號（CV-21）、「好人理查德」號（CV-31）、「安提但」號（CV-36）、「香格里拉」號（CV-38）和「張伯倫湖」號（CV-39）；該級航母的標準排水全為 27,200 噸，滿載排水量 34,880 噸。艦長（全長）265.79 公尺，飛行甲板長 262.13公尺；艦寬 28.35 公尺，飛行甲板寬 29.26 公尺。推進裝置：為 4 部齒輪傳動式渦輪機，8 個鍋爐，4 軸，15 萬軸馬力，航速 32.7 節。燃料載量 6,300 噸，續航力 15,000 海浬／最高航速 15節。每艘航空母艦可載運：兩個戰鬥機中隊（36 架戰鬥機）、一個偵察轟炸機中隊（18 架）；一個俯衝轟炸機中隊（18 架）、一個魚雷機中隊（18 架）、1 架擔任聯絡任務偽俯衝轟炸機，共計 91架各式飛機；另有 9 架備用（戰鬥機、俯衝轟炸機和魚雷機各 3 架）。但隨著雷達的發展和廣泛應用，偵察機的作用日益減少，於是到 1944 年偵察轟炸機中隊和俯衝轟炸機中隊合併，共計 24 架俯衝轟炸機，原先 12 架偵察轟炸機的空額則由戰鬥機替補，飛機裝載總數仍保持 91 架。至 1945 年夏，典型的埃塞克斯級航母的航空大隊包括：一個戰鬥機中隊（36 至 37 架）、一個戰鬥轟炸機中隊（36 至 37 架）、1 個俯衝轟炸機中隊（15 架）和一個魚雷機中隊（15 架），總計 103 架飛機。
（註五十八）事實上所謂的「島鏈戰略」的最初發想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 1947 年至1952 年制定「遏制戰略」時的產物。其中「第一島鏈」最原始的雛型是在 1950 年 1 月所提出來 的，當時擔任國務卿的艾奇遜（Dean Acheson，1893～1971）為此曾公開對外表示：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防衛線──北從阿留申半島（Aleutian Islands）──阿拉斯加（State of Alaska）──日本（Japan）──琉球（沖繩／Okinawa）──最後到菲律賓（Philippines），而南韓（Korea）、臺灣（Taiwan）與中南半島（Indo-China Peninsula）並不在這條防衛線之內。這條防線美國官方就稱之為「西太平洋防禦圈」（Western Pacific Defense Perimeter），美國人認為這是以中國人所設想的『海上防衛圈』，而不美國針對中國的『海上包圍圈』。簡單的說，其實美國最初規劃「西太平洋防禦圈」的目的並非是要圍堵中共，反而是為了拉攏中共，同時也向國府表明不會給予援助的立場。艾奇遜趁機向中共喊話，指出只要中共不要投入蘇俄的懷抱，美國不但會率先承認中共， 還會提供 30 至 50 億美元貸款給中共。
美國雖然無法確定毛澤東何時會出兵臺灣，但是就當時的情勢來研判，美國認為毛澤東可能發動戰爭的日期應該就在 1950 年（民國 39 年）的下半年，因此在 1950 年（民國 39 年）1 月中旬，美國開始從臺灣撤走僑民。只是北韓的金日成在朝鮮半島突然出兵攻擊南韓，讓美國反共勢力抬頭，因此全盤推翻了艾奇遜所規劃的遠東外交戰略，從此臺灣與南韓被重新納入防衛圈內，而「西太平洋防禦圈」的概念就被新接任的國務卿──約翰․杜勒斯改為圍堵以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集團的「島鏈（Island Chain）」戰略，嚴格來說這並非美國官方的立場。當時杜勒斯提出的三條島鏈分別是：
第一島鏈（Boundaries of the first island chain）是指北起日本群島、琉球群島，中接臺灣島，南至菲律賓群島、印尼群島…的鏈形島嶼帶。
在第一島鏈的「封鎖鏈條」中，最為關鍵的是臺灣島。它位於第一島鏈的的中間，具有極特殊的戰略地位，掌握了臺灣島就能有效地遏止東海與南海的咽喉戰略通道。也有了與「第二島鏈」內海域的有利航道及走向遠洋的便捷之路。
第二島鏈（Boundaries of the second island chain）是指北起日本群島，經小原諸島、火山列島、馬里亞納群島（Mariana Islands；它包括了關島等 15 個島嶼，目前是美國的一個自治邦）、雅浦群島（Yap）、帛琉群島（palau），延至哈馬黑拉群島（Halmahera Island；屬印尼）。
目前美國目前在亞洲戰略部署的重點，而它所要圍困的主要目標就是中國，這兩條島鏈就是美軍防衛的最前哨。
第三條島鏈（Boundaries of the third island chain）則是指北起阿拉斯加，經夏威夷群島延伸至屬太平洋島嶼的本土防衛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