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1912年1月1日，改元民国元年，孙中山、胡汉民等人在沪宁车站乘坐专列前往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照片正中穿深色大衣者为孙中山，孙右二为沪宁铁路管理局总办钟文耀，孙左一为沪军谍报科长应夔丞，左二为胡汉民，胡汉民后为王宠惠。（取自徐宗懋图文馆制作《孙中山的时代精神》）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在酝酿过程中出现了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虽然南京临时政府实行了孙中山坚决主张的总统制，但实际上孙中山并未充分地行使临时大总统的权力，黄兴在临时政府里的实际作用类似于内阁总理。临时政府名为总统制，实际上近似于内阁制。这状况是由历史发展加上现实局势决定的，不以孙中山当仁不让的意志为转移。内阁制相对总统制而言，更符合南京临时政府当时的实际，革命党人内部对于宋教仁图谋私利的误解、对于黄兴权力过大的不快应予消除。
一
孙中山于1911年12月下旬回国后，以其声望等原因，而成为公认的临时大总统人选。12月26日，黄兴、陈其美邀集在沪同盟会员在哈同花园宴请孙中山。席间，黄兴与陈其美、宋教仁密商，准备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并分别向各省代表示意。晚上在孙中山寓所召开同盟会领导层会议，商讨组织临时政府方案。
胡汉民的回忆是事情比较简单、顺利：“选举及组织政府问题，当然由党而决，遂开最高干部会议于先生寓邸，讨论总统制与内阁制之取舍，先生谓：‘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时列席者为余与精卫、克强、英士、钝初、静江（张人杰）、君武、觉生（居正）等。静江率先对曰：‘善！先生而外，无第二人能为此言者，吾等唯有遵先生之意而行耳。’众皆翕然。翌日，钝初等即入南京”。
章天觉的回忆则是事情过程波澜起伏,但结果相同：“宋仍主内阁制不稍更。孙力持总统制不屈，面红耳赤，几至不欢。黄兴调解其间云‘俟至宁后，决于全体各省代表’，始散。宋即于是夜乘车赴南京。黄兴专车赶往。抵宁后，出席江苏谘议局代表会，提出三条：（一）改正朔用阳历。（二）起义时以黄帝纪元，今应改为中华民国纪元。（三）组织政府采取总统制。（一）（二）两条合并讨论，全体赞成通过，惟民间习惯，不禁于阳历下注明阴历节候。（三）总统制。宋教仁仍持己见，反对甚力，主内阁制，历指总统制之弊。讨论颇久，黄兴询众议，多数赞成总统制，照案通过。”
二
宋教仁再三坚持主张南京临时政府实行内阁制，当时同盟会内外不少人对他有误解，认为他是想自己当内阁总理。其实南京临时政府如果实行内阁制，很可能是黄兴当内阁总理。
宋教仁在留学日本时曾深入研究西欧国家和日本的政治制度，翻译过多部英、美、德、日等国的宪法或法律制度，经比较研究认定中国应实行内阁制。内阁制能够对总统实行有效的权力制约，防止专权；能够使政权在人事变动时保持动态的稳定，不至于产生大的动荡；能够培育良好的议会政治和现代政党政治；等等。
宋教仁的政治学修养、政治才干与从政热情，在同盟会中屈指可数。1911年12月1日章太炎在上海《民国报》上宣称：孙中山“长于论议，此盖元老之才，不应屈之以任职事。至于建置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谓总理莫宜于宋教仁”。他甚至还说过：“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这等于是给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帮倒忙，使宋教仁处于瓜田李下的尴尬处境。
12月31日各省代表会讨论修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宋教仁、居正等人提出的修改意见有临时大总统得自由制定官制官规而无须经参议院同意的内容，结果宋教仁受到马君武等人的攻击。马君武等不少人认为宋教仁是企图绕过参议院搞内阁制、当内阁总理，宋教仁一时“百口而莫解”。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提名宋教仁担任内务部总长未成，“因宋教仁以主张修改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失代表会信任，多数反对之。”后来宋教仁仅担任法制局长。
在同盟会内部与宋教仁有点派别隔阂的同盟会重要人物胡汉民是这样看待宋教仁的：“钝初居日本，颇习政党纵横之术，内挟克强为重，外亦与赵、张、汤化龙、熊希龄相结纳，立宪派人因乐之以进，宋之声誉乃骤起，故章炳麟才之。然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之地位，钝初始欲戴为总统，己为总理，至是亦不得不服从党议，然仍主张内阁制。”“内务初提钝初，以其尝主内阁制，并欲自为总理，故参议院不予通过”。
宋教仁（1882—1913）
如果南京临时政府实行内阁制，凭个人声望资历、能力特长，其实很可能是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任内阁总理。李书城说：“最初，各省代表曾欲仿法国制度，设总理一职，并拟举黄先生为总理。后因孙先生主张采用美国制度，不设总理，此议始作罢。”另外还有此一说：在12月26日晚上的同盟会领导层会议之后，第二天继续开会，宋教仁“内审国情，外察大势”，再一次强调“责任内阁之适于民国”，不肯稍让。最后孙中山也只得“认可”。会议讨论决定“举孙中山为总统，克强为内阁总理”。但黄兴坚持不受，请宋教仁担任，宋教仁亦不允。
当时宋教仁在同盟会里的政治地位还不足以让他越过黄兴，在以孙中山为总统的临时政府之中担任内阁总理。1913年宋教仁挺身而出，致力于组织北京临时政府的国民党内阁，则是在孙中山、黄兴一时退出政界、从事实业的情况下进行的。历史的发展印证了宋教仁表白之言。
三
孙中山自身颇具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领袖气魄。武昌起义后孙中山赶回国内，12月21日到香港时说：“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12月27日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各省代表会议派来欢迎他的代表，得知代表会拟选举自己为临时政府大元帅，孙中山表态：“要选举，就选举大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因为大元帅的名称，在外国并非国家之元首。”得知代表会准备将临时大总统一职留待反正的袁世凯担任，孙中山表示还是可以先选举自己任临时大总统：“那不要紧，只要袁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不过，总统就是总统，临时字样，可以不要。”孙中山坚决主张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有这两方面理由：一是在南北对峙的战争期间，南京临时政府以总统全权负责为宜；二是既然他此时被推举任临时大总统，就要大力实施他的政治主张，坚决让革命向前发展。不过，他担任临时大总统后，未能如愿行事。
孙中山作为当选的临时大总统，安排政府各部门人选时，“先由代表开谈话会，总统交出部长名单，交换意见。当日初提黄兴陆军、黄钟瑛海军、王宠惠外交、宋教仁内务、陈锦涛财政、伍廷芳司法、汤寿潜交通、张季直实业、章炳麟教育。代表中有一派反对宋教仁与王宠惠及章炳麟者，又有以伍廷芳改外交者，争持不决。继由克强与总统商，以钝初主张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理由甚充足。但在今日情势之下，新旧交替，而代表会又坚持反对钝初长内务，计不如部长取名，次长取实，改为程德全长内务，蔡元培长教育，秩庸与亮畴对调。总统曰：‘内、教两部，依兄议。外交问题我欲直接，秩老长者，诸多不便，故用亮畴，可以随时指示，我意甚决。’商之代表会，外交、司法勿变更。克强复出席代表谈话会，以所取名单及总统意告之，众无异议。乃移开正式会，按照提出名单，投同意票，一致通过，而政府成立矣。”
胡汉民说：“先生以余为总统府秘书长，各部之组织，则采纳克强意见。”
黄兴当时担任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部总长兼参谋总长。在临时政府里，黄兴是最忙的人，除军事外，议和、筹饷以及处理各方面关系等等，都离不开他的策划。张继回忆道：“总理在临时总统期内，诸事由克强作主，总理毫未改本来面目。群众开会时，总理偶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坐位。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气度使然，并非有人教之也。一般趋炎附势，概称克强为‘克老’。”
时任南京卫戍总督的徐绍桢后来在日记中回忆说：“孙执政，事事求教于黄兴。”此言也许夸张，但也说明问题。
胡汉民也说：“时战事未已，中央行政不及于各省，各部亦备员而已；独克强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也。”
孙中山则事后说：“南京政府之际，弟忝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在南京所订民国约法，内中只有‘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一条是兄弟所主张的，其余都不是兄弟的意思，兄弟不负这个责任。”
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制名不符实的状况，是历史发展与客观现实造成的。黄兴并未争权夺利，而是尽力支持、维护孙中山。
首先，南京临时政府是由同盟会领导人掌权、以同盟会成员为主体的政府，政府领导者权力结构深受同盟会孙黄领导体制的影响。
孙中山、黄兴都是同盟会的领导人，两人各有所长，相互配合，共同领导同盟会。孙中山长期在国外生活，与海外华侨有密切联系，对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比较了解，对世界大势、各国政情认识比较清楚，对革命理论卓有建树。黄兴生于湖南，就读于湖北两湖书院，留学于国内留学生最集中的日本，与国内各省革命力量和留学生界均有广泛交往，长期主持同盟会总部实际工作。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往往由黄兴在国内策动、指挥，而由孙中山在海外筹款、购械。孙、黄两人的领导作用缺一不可，正如章士钊所言：“无逸仙则无克强，反过来说，无克强则无逸仙。”宋教仁也认为，孙黄“同为吾党泰斗”。
从同盟会成立至武昌起义，六年来同盟会在华南、长江流域进行的十多次起义，大多是由黄兴负责策动指挥的。同盟会内部两次倒孙风潮后，孙中山更不过问同盟会总部的领导事务了。由于历史形成的习惯，加上黄兴的实际工作领导能力很强，在南京临时政府期间，具体工作上人们往往请示黄兴。
孙中山在同盟会里被尊崇为领袖，主要是因其率先从事民族民主革命的资历、伟大的爱国奋斗精神、卓越的革命理论建树。孙中山在同盟会内部倾向于是一位精神领袖。前述张继所言：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期内“诸事由克强作主，总理毫未改本来面目。”“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气度使然，并非有人教之也。”这些都说明孙中山是一派同盟会精神领袖的形象，而精神领袖是不多担负实际工作领导责任的。
其次，南京临时政府尚处于战争时期，军事领导人自然权重。当时南北之间政治军事力量相对峙，议和谈判与军事攻守相伴，战事并未平息，临时政府还在筹备北伐。黄兴是身兼陆军总长与参谋总长两职，军权集于一身。孙中山则不似黄兴擅长军事，而主要直接处理临时政府的外交、财政事务，结果谋求列强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向国外借款皆成泡影。
第三，孙中山起初理想化的抱负与现实情况不符，得不到多数人支持。他回国之初不大了解国内政治军事力量对比，出于一贯的革命理想，力主兴兵北伐，坚决推进革命，一举推翻满清统治，反对南北议和妥协。这在同盟会里被视为“理想派”，处于少数，有点孤立。鉴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面对现实而主张在坚持民主共和原则的前提下对袁世凯妥协，已成为同盟会中的主流。黄兴曾对耿毅说：“大势如此，我何能独持异议。孙大总统初回国，尚不知此中内容，责我过于软弱，我只好忍受。”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前后，在武装北伐、南北议和、“优待”清室、让位条件、临时政府北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其观点在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内部都得不到多少支持，后来孙中山面对现实，作些退让,才得以实现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奋斗目标。
黄兴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位重权大、近似于内阁总理，可他并未蓄意谋权。黄兴为人谦和宽厚，不贪恋权位，坚决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维护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在许多事情上支持孙中山。
1911年12月，各省代表会选举黄兴为临时政府副元帅并代行大元帅职权，要求黄兴尽快至南京组织临时政府。黄兴从日商三井洋行借得30万元，作为组织临时政府的经费，确定于12月24日启程赴宁。正当此时黄兴接到孙中山来电，知道孙很快将到上海。黄兴马上决定暂不去南京，等孙中山到上海后再考虑。黄兴解释说：“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们互争权利，终至失败。我们要引为鉴戒。肯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要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互相推让。”
12月27日晚上同盟会领导层商讨组织临时政府方案时，“宋钝初主张内阁制，总理力持不可，克强劝钝初取消提议，未决。克强定期赴宁，向代表商定。”
孙中山直接处理临时政府外交、财政事务，结果一无所获，同盟会中有人对孙中山不谅解，黄兴为此做了很多解释、说服工作。
从南京临时政府的运作情况分析可知，如果实行内阁制，黄兴当总理的可能性确实很大；宋教仁倡导的内阁制比起总统制来，更符合当时同盟会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实际。
五
临时政府名为总统制，实际上近似于内阁制。孙中山不仅是立宪派心目中过渡性的总统，而且是南京临时政府里未充分地行使实权的总统。黄兴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位重权大、近似于内阁总理，但他并未蓄意谋权，而是尽力辅佐孙中山。这种状况是由历史发展加上现实局势决定的，不以孙中山当仁不让的意志为转移。由于同盟会历史的种种原因，孙中山原本不是同盟会强有力的实际工作领导者，后来自然不是南京临时政府强有力的政府首脑，而主要是一位国家元首。南京临时政府得不到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大力支持，武昌起义后革命政权面临经济危机，造成即使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并且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他也无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临时大总统行使权力名不副实的情况固然令孙中山不快，不过他也无须事后在不同场合旧事重提，公开抱怨。
总统制与内阁制都是民主政治的存在形式，二者各有短长。实践证明内阁制相对总统制而言更符合南京临时政府当时的实际，总统制与内阁制之争当中对于宋教仁图谋私利的历史误解应当消除。（选自孙中山纪念馆编：《大同道路：孙中山研究》，2010年，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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