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9月24日，孙中山在唐山考察工业、交通。图为孙中山在黄兴、胡汉民、宋教仁等人陪同下步行去铁路工厂参观之场景。（收藏者陈颖）
清季民初，孙中山和宋教仁可谓革命派中推进中国传统政治近代化的两位杰出代表，前者被誉为“革命的先行者”，后者被赞为“为宪法流血”的“第一人”。迄今为止，学界对他们政治思想的研究成果颇丰，宏论迭出。其中关注他们的分歧、误解和矛盾者较多①，而肯认二者共性多侧重于他们投身革命及其所彰显的革命精神，至于他们充分利用传统尚俭思想以构建中国近代良善政治虽不乏一定论及②，但联动综合审视之文尚付阙如。事实上，作为坚定的革命者，他们自觉秉持中国传统优秀尚俭精神③，探寻有效之法变革固有政制，塑造理想人格，精简政府机构，完善政治道德提升行政效率，来推进中国传统政治近代化。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此做一尝试性探究，以揭示他们尚俭善政思想的民族性、丰富性、深刻性与创新性，推进相关研究不断走向深化。
①学界多侧重于剖析孙中山、宋教仁围绕同盟会旗帜、经费分配、起义地点选择、内阁制与总统制及政党政治等问题上的歧义和论争，详见迟云飞：《孙中山与宋教仁关系论析》，载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孙中山与现代文明》，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4—535页；《宋教仁思想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6-292页；《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等等。
②孙中山去世后，胡适所作挽联为“慈故能勇，俭故能广；行之非难，知之惟艰”（易竹贤、陈国恩《图本胡适传》，长春：长春出版社，2015年版，第152页）。比较系统的研究见赵炎才：《孙中山与传统尚俭思想文化（《“世界视野下的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复兴一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未刊稿，2016年10月，广东中山）；《清季民初宋教仁尚俭思想探论》（内刊《宋教仁研究》2017年12月）。
③这里的尚俭即将中国传统适度、合理、克制、节省等尚俭精神运用于政治的变革和建设，以实现政府构成简洁合理、政府官员政治道德优良，日常行政运作高效，更好地体现良善政府的本质的综合性概括。所谓尚俭精神是指处理任何问题均从节约，俭省角度进行思考，力图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兴利意识。如俭政即一个政府适度、节用、合理、有效的存在和发展状态的简称，是仁政的具体外化。具体地说，此即政府构成简洁，行政人员政德高尚，各机构运行高效，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治政效率，实际效益突出，体现了适度，节约、俭省、合理的财政支出，开源节流，减轻百姓负担，实现国家吕盛等主旨的统称。在中国历史上，从(尚书《左传》到《增广贤文》，从孔子、墨子、诸葛亮、魏征到李商隐等对此均有所论。如春秋时期不少政治家提出过用俭政解决经济、政治危机的主张。参见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89-591页，南朝学者沈约所言“清心矫世浊，俭政革民侈”亦道出其真谛。
文章 /赵炎才 图片 / 网络
整理编辑 / 南京论坛NJF
1
以尚俭精神探寻有效之法追求善政
清季民初，面对日趋严峻的国内外危局，促进中国传统政治近代化已刻不容缓。有论者评述此一情形时指出：戊戌变政后政治改革声浪日益高涨。“然而当时谈政治的人，多半只注意于政体的改革，无人研究政府各部各机关实际工作的情形”[1]373。此论虽不乏一定合理性，但并非完全契合实际。事实上，在革命派中，孙中山、宋教仁对此给予高度重视，他们自觉秉持尚俭精神，探寻有效之法不断追求善政，如以共和取代专制，使政制的形式与内涵更趋吻合，以更好地体现国家的意志和本质，促进中国传统社会近代化。
(一)孙中山秉持尚俭精神追求政治变革
借俭以更革祛除洋务效率低下之弊。清季革命派积极追求善政。孙中山在民初所强调的其所重者为“良善政治”[2] 实际道出此派的政治价值诉求。事实上，清季民初孙氏追求善政可谓一以贯之。早在清季，他在《上李鸿章书》中即表达了自己欲借尚俭精神实现“更革”的强烈愿望，其所论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货畅其流可使百事兴、民食足、材力丰、财源裕即为明证，字里行间蕴涵着提升管理效能，珍惜资源，减少浪费，消除障碍，节约时间，加快流通，提升效率和效益等韵味，其后又明言“仿行西法以筹自强”[3] 。而其上书及其仿行本身颇具实现廉价政治变革之意蕴，俭政色彩甚浓。以革命实现更革以减少痛苦降低进步代价。
与前此相似，孙中山由改良转向革命亦遵循此一思维。其实，孙氏在乙西中法战败之际已立革命之志[4] ，但并未拒绝政治改良。在改良努力受挫后，他更坚信“革命”方可“救国保种”[5] ，此即推翻清代腐败帝制政府，脱世世子孙于万重羁扼，为四万万人谋幸福。鉴于共和政体最良且他国多以流血得之，他冀中国革命“为直截了当之共和”[3]8—18。可以说，孙氏欲“用革命去扫除那恶劣政治”[6] ，建立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良善政府。在这里，其革命具有减少苦痛降低进步代价之深意。
(二)宋教仁利用尚俭精神追求“良政治”
抨击清季专制政府腐败无能效率低下。与孙中山相似，宋教仁也积极追求良善高效政府以救国救民。他在民初曾道出其最初追求革命旨在“推翻不良之政府，而建设良政治也”[7] 488。清季他因目睹现实中专制政府腐败至极，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已失其应有职能“便萌救国之念，“投身革命洪流，为救国救民而奔走”[8] 97。其追求“良政治”旨在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以彰显政府应有的实际价值。
救亡图存追求“良政治”需要实行革命。论及革命动因时，宋教仁认为清代专制政府丧失其保家卫国的职能是堂堂中华为“蕞尔岛夷”所欺凌之根源”[8] 88。欲救亡图存，唯有诉诸革命推翻专制皇帝，建立一个民众作主的新国家[8] 90 。民初宋氏详述了革命党人的此一政治价值诉求[7]488 ，认为它是去恶求善、疗治恶疾、救世救人之捷径，代价小，收效巨。此乃爱惜民生、节约资源、提升效率、追求效益之举有助于为天下百姓谋福祉以维持国家长治久安。
抨击清季官制改革非驴非马误国殃民。在国家与政府关系上，宋教仁十分看重政府的重要作用因为国势之强弱与行政机构关系密切[9]216 。而清季官制改革却与此背道而驰，如宪法徒一纸之命令，政务不相统一，缺乏条理而难举辅弼君主之实，无改良政治组织之诚意，仅欲遮饰天下耳目，笼络人心[9]216—218 。其结果必至“国事益坏，民心益失，危亡之祸益不可救药而后止”。他断言此乃“非驴非马误国殃民之制”[9]218 ，它被彻底推翻乃势所必然。
(三)活用尚俭思想推进革命以求事半功倍
积极利用现存资源以形成革命合力。在具体推进革命过程中，孙中山充分利用会党、华侨、留学生、新军等来聚集和增强革命力量。为扩大和提升革命实效，宋教仁积极谋划起义，甚至图谋发动东北“马侠”与南方革命势力遥相呼应。[8] 180、7这表明孙、宋均遵循尚俭精神，欲以最小的代价来推进革命并取得最终胜利。鉴于学界相关论述甚多，在此不赘。
以团结聚合革命力量扩大革命影响。1905年，孙中山和宋教仁等革命志士超越省界地域等思想制约，着眼大局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宋氏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贡献给同盟会，创办了《民报》。革命力量的整合可谓孙、宋以团结聚合革命力量的具体化。从理论上而言，团结既是尚俭思想之产物，又是其具体外现。尽管后来此一团结中夹杂着一些矛盾和斗争，但是革命志士团结起来后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革命形势发展一日千里。
具体实施革命力求简捷迅速谋求利益最大化。究竟如何推进中国革命，孙中山既主张学习欧美又强调力避其弊，欲“毕其功于一役”[3] 288—289。而宋教仁明言具体革命过程应力求速而短。他倡言建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即基于此一考量，强调革命“宜神速而短（不可久事战事）”，如能借政府军队可“收事半功倍之效”[9]327—328 。为此，他积极努力。其在中部同盟会成立后提出的革命三策[8] 16、8—9，则是其追求革命速效之意的突出体现。
孙中山由战而和希望以一举数善速定共和。武昌首义成功后，为尽快建立共和，孙中山并未完全拘泥于暴力，对代价小而又能达到目的的和谈并未简单拒绝，因为议和谈判可使“共和政体”尽速成立”。他致电袁世凯希望其“一举数善”[5]5 。在他看来“民国以专制为敌，而权位非所争，南北既可调和，则生灵免于涂炭”，此举可“减少战争流血之惨”[10] 84 。后来他向参议院举荐袁世凯蕴含“毋启外人干涉”[5]137 的深层考量，而辞去临时大总统旨在“不劳兵力，克底共和”，蕴含其中的尚俭精神不言而喻。
（四）民初积极继续追求近代良善政府
民国肇建后，孙中山、宋教仁一如既往地追求构建近代良善政府，1912年8月13日发表的《国民党宣言》基本上道出了他们的主旨。该宣言指出“一国之政治，恒视其运用政治之中心势力以为推移。其中心势力强健而良善，其国之政治必灿然可观：其中心势力脆薄而恶劣，其国之政治必暗然无色。”[5] 3961913年3月，宋教仁在《代草国民之大政见》中指出“今革命之事毕矣，而革命之目的则尚未全达，是何也？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7] 488政治纷扰与污秽依然。“以若斯之政府，而欲求得良善之政治，既不可能，亦不可望矣。”[7] 他们继续革命则是其践行俭政精神、化理论为现实的具体外化（详后）。
可以说，孙中山和宋教仁在清季自觉秉持传统尚俭精神，积极追求良善政治。他们既认为变革是减少民众痛苦、促进传统政治近代化代价小速度快的捷径，又积极诉诸实践，充分利用现存资源，力求简捷快速地完成革命，早定共和。民初共和肇立后，他们又持续推进，力求实至名归。
2
以俭养德塑造理想人格
清季民初，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孙中山、宋教仁在秉持尚俭精神追求善政之际，还努力借俭以养德塑造政治理想人格来提升政治主体的能动性和执行力。他们将此视为提升民族精神，祛除官场陋习，改善官场生态，提升行政效率，建设良善政治的重要条件。
（一）清季孙中山和宋教仁注重借俭德培育革命人格
清季孙中山、宋教仁比较注重利用俭以养德来培育革命人格。就孙氏而言，在其政治生涯中，与前此俭政诉求相契合，他自始至终善用俭以养德来塑造理想人格，并自觉践行。
事实上，清季孙中山善用俭德塑造理想人格体现在其政治活动的诸多方面。如他由医人转向医国实乃其积极践行俭德以“振兴中华”的突出表现，是舍小家小利顾大家大利的具体外化。在海外宣传革命过程中，他从英国到欧洲大陆的日常费用几乎全靠募集。其“除了旅行所需外，别无奢求”[3] 550。孙中山在投身革命后一直奉行克己奉公、无私奉献的精神，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针对有人攻击其“攫利”，孙认为这是对其人格的极大侮辱。他指出“自我一人于此两年之内，除住食旅费之外，几无一钱之花费。”[3] 422因而“此期之内，我名下之钱拨于公用者一万四千元，家人私蓄及首饰之拨入公用者亦在千数百元[3] 422。其实，在自己的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张永福称道其素与不良嗜好无缘“性俭朴，“制衣服以耐用为主，衣以布为常”。[11] 尽管如此，孙中山却将在海外各地所募集的经费大多用于发动武装起义“此各项之开支，皆有数目，皆有经手。”可以说，历次革命活动的顺利展开与孙中山合理使用革命经费是分不开的[12] 。在这里，孙中山将践行俭德与积极奉献统一起来。至于其鼓励他人无私奉献积极爱国，也体现了这一点。
与此相似，宋教仁自觉借俭以养德来追求理想人格。1904年，他在长沙策动反清起义失败后曾痛斥国人中不肖之徒太多[9] 297，在1911年又痛陈“中国之人才，至今日可谓堕落已极”[9] 。为追求理想人格，在留学日本期间，他在日记中摘抄了诸多中外修身名言，欲借学习圣人俭以养德、克制私欲的修身之道来提升自身道德素养。其所阅《王阳明集》《呻吟语·修身类》《泰西名言》等书无不彰显这一点。其中他非常欣赏王阳明的心学[13] ，而克欲、省察、克治等功夫尤为其所推崇。
宋教仁自觉遵循俭之精神来控制欲望，节省金钱、时间和精力等[7] 584、590。不仅如此，宋氏在日常生活中自觉践行俭德。除前述积极摘抄有关尚俭名句嘉言外，他在留学日本时生活异常节俭”[8] 33、138比较珍惜时间，与其早年对赴鄂考试试期未定虚耗光阴深感不满如出一辙。宋也能克制自己的情感欲念，理性处理个人婚姻[8] 33、138，节制不当爱情、淡薄功名利禄。宋教仁如此崇尚节俭与当时一些留学生追求崇奢享乐形成鲜明的对比。此期宋教仁学为圣人还将完善个人人格与利于国家社稷结合起来。他既对个人自我充分肯定，又强调利己利他[14] ，并积极鼓动他人倾心爱国。投身革命正是其革命理想人格的具体外化。
总体来看，孙中山、宋教仁能自觉遵循俭以养德原则来践行、坚守和培养革命人格，节制私欲，克己奉公，乐于奉献，推动着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武昌首义成功与他们的理想人格追求及其积极践履可谓息息相关。
(一) 民初孙中山和宋教仁践行和培育理想人格
武昌首义后，孙中山、宋教仁并未停止积极践行理想人格的步伐，而是不断迈向深入。孙氏在1912年担任临时大总统和1917年、1921年、1923年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期间，生活简单朴素，堪称世人楷模。在推进共和政府建设过程中，他努力扫除封建帝王奢华铺张和官吏贪污腐败的陋习，力主简朴廉洁，不讲排场[3] 581。其时，临时大总统府及其官邸本身即凸显了这一点。[15] 299。临时政府一切官员的薪俸、食宿等也体现了节俭精神。为营造良好的官场生态，孙中山衣着朴素，饮食节俭，不抽烟、不饮酒，平日视察市政、访问民众及近途开会，喜欢便装步行，处处以人民公仆自居，摒弃繁文缛节的陈规陋习。孙中山不仅身体力行，而且极为注重革命政党的党德建设，提倡借修身来达此目的。[17] 他的“人格救国”说“心理建设”主张等可谓其创造性运用尚俭精神推进精神建设的具体表现。
与孙中山相似，民国初期宋教仁始终秉持生活简朴原则。有论者评述道：其“民国初年任总长时，自奉甚俭[18 ] 2445。面对袁世凯赠银折被拒的询问，宋氏答道“贫者士之常，今骤贵，乌能忘其本？”[18] 2448另一论者追述道“教仁生活俭朴。”[8] 37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不改本色，依然穿蓝竹布衫子。只有带仪节性质的场合他才换一套西服（当时的礼服）”[8] 37。
初期临时政府待遇，“总长无薪，仅供伙食及车马而已。宋公在部时，皮包内有5元钞票，几个月后，仍未动用，其俭约如此”。[8] 187有论者指出“钝初一心一意想着为国家社会服务，对于自己的私生活从不注意。”[8] 237他积极为革命筹款，私人有所收入或作革命经费，或去周济一些贫困的同志，从未顾及自己的家庭。另一论者也称赞他“常公而忘私，一切都为了革命的利益和革命的需要”。[8] 98不仅如此，宋教仁还注重借尚俭精神来培育近代国民理想人格，如参与“社会改良会”，发表《社会改良会宣言》，力陈“保持共和国民之人格”[7] 377等诸价值。这些举措可谓其创造性运用尚俭精神的具体表现。
可以说，清季民初孙中山、宋教仁十分注重政治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欲借俭以养德来塑造政治理想人格并积极践行。此举显然有助于改善民初政治生态，提升政府职员的道德素养，提高政府运行效率，以更好地实现利国福民之目的。
3
贯彻尚俭精神打造良善共和政府
清季民初孙中山、宋教仁欲借革命速定共和以建立一个近代化的良善政府。这具体突显为注重人本，机构精简，职能强化，运作高效，更好地体现尚俭精神，实现利国福民之目的，因为行政制度改善、行政效率增进后，“始能避去人力与物力之浪费，保留物力与人力，获得财政上之节俭与经济，敏速并完全达到公家之目标”。[1] 267此与世界近代政治改革以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共同价值诉求颇为一致。为祛除固有政治之弊害，提升行政效率，孙、宋二人欲借尚俭精神来改造政府机构，理顺职能关系以提升行政管理水平。详言之，这主要围绕针砭清季政治及其改革之弊，建设民主共和政体和构建简朴廉洁共和政府等方面展开。
（一）遵循尚俭精神针砭清朝专制及其改革的弊端
清季孙中山、宋教仁遵循尚俭精神针砭清朝专制及其改革的弊端。这主要涉及选用人才、农业管理、财政外债管理与商事管理等方面。
针对清季专制政府浪费人才之弊，孙中山、宋教仁强调合理选用人才。如孙氏反对“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3] 9，强调“人能尽其才”则百事俱举而国家富强[3] 10。宋氏则指斥清政府固守独裁专制，使西方“政权统一、责任分明”的内阁制在中国“适相反”[9] 218。他认为政府办事重在得人，而清政府三次对外借款完全取决于“当局诸氏”，长此以往.“国家虽欲不亡，犹可得乎”[9] 222。在他们心目中，人尽其才乃良善政府履职尽责之要件。
在农政管理方面，清季孙中山、宋教仁认为推进农政管理改革可提升效率和效益，因为中国传统社会经济重在农业。孙氏强调兴农政实乃消除中国人满之患潜在危害的“急务”[3] 17，可以“效”和益”来引导农政改革，如“急设农官”和“急兴农学”，以“地能尽其利”[3] 10—11。与此相似，针对清季“人为”所致严重水灾[9] 244，宋氏直言强化农政管理积极治水，以“治本之策”为主，辅以“事后补苴之法”，减少灾情，降低损失[9] 334—335。很显然，改革农政既能节约现存资源，又可提高效率和效益，比较契合当时的现实需要。
鉴于清季政府财政枯竭，宋教仁力主加强财政外债管理，实行开源节流。此即制定国家财政预算，必先有“完密之筹划”和“详细之计算”[9] 272。借债经营事业和币制改革亦应如此间他批评清政府使用借款不当，难得“良结果”[9] 272—273。他反对盲从外人的财政思想，力主加强外债管理以提升具体使用之效[9] 224—225。如此主张充分体现其秉持节约理念精打细算，合理使用资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深层考量。
不仅如此，清季孙中山、宋教仁还要求改进商事管理提升实际效率。孙氏认为“货能畅其流”乃良善政府应为之事，可使“财源自足”[3] 15。宋氏则以综合效益为标准来衡量选择铁路经营模式，抨击清政府漠视经济规律，忽视效益，强推铁路国有以实现中央集权和便于当其事者收获大利2-2宋氏还指斥清政府漠视契约精神自损威信，绕过法定程序“径自大借外债，收回川汉、粤汉铁路”，使民知“政府之不足恃”[9] 317。其字里行间蕴含着提升政府职能增强实际效益的明确价值诉求。
可以说，孙中山、宋教仁秉持尚俭精神抨击清政府，希望遵循尚俭精神以完善政府机构，理顺政府职能，提升行政效率。如此批判可谓他们推进新旧政治鼎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秉持尚俭精神积极确立共和政体
武昌首义后，如何建设共和政制，追求国利民福，提高行政效率可谓当务之急，孙中山和宋教仁秉持尚俭精神积极推进。宋言“努力从事于良政治之建设” [7] 488实际道出其心声。
众所周知，孙中山、宋教仁曾围绕确定何种共和政体存有一定分歧，前者倾慕美式总统制，而后者则坚持英式责任内阁制[21] 88。他们的论争实际围绕能否最大限度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追求国利民福的善果而展开。
在孙氏看来，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综合各种因素，总统制可谓最佳选择[22] 。其历史性和现实性考量颇为突出。而宋教仁则从世界近代政体发展趋势和更长远的未来如何降低共和政体运行成本角度契入，认为内阁制总体上优于总统制，因为前者的“更迭”相对容易，不致“摇动国本”[7] 460。此在其后来起草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与其前所草拟的《鄂州临时约法草案》中均有体现。可见，他们考虑的角度虽各异，但围绕建设简洁高效良善政体以实现政治最大利益化的追求则颇为相似。他们在政体方面的形异而质同实际彰显了尚俭精神的内在实质。
不仅如此，民初孙中山、宋教仁均注重政党在良善政府中的重要作用。孙氏回忆清季他曾在澳门谋求加入少年中国党，以改造国家政体、实现国利民福[3] 50。《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后，他认为中国“以内阁制度为佳”[10] 44，政党可借此为国造福，为民谋利，以和平之法“逐渐促社会之改良”[10] 35“二次革命”失败后，孙又从两党制回归到一党制，积极践行“以党治国”[21] 89—90。如此变化表明孙中山能立足于现实，并未完全拘泥于形式，始终着眼于如何提高政党在良善政府中的实际作用及其效率。比较而言，民初宋教仁在清季阐释政党对于国家重要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诠释道：革命团体和政党均追求“利国福民，改良政治”[7] 486。
鉴于民初共和政治之窘状，他强调“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实行“政党内阁”[7] 446。很显然，孙中山、宋教仁在借政党来推动构建良善政府以提高政府行政效率上可谓殊途同归。
可以说，孙中山、宋教仁无论是围绕共和政体的论争还是共同推动内阁制的完善无不旨在建立真正的良善政府，提升行政效率以更好地利国福民，蕴含其中的尚俭精神甚为分明。
(三)贯彻尚俭精神努力构建简朴廉洁政府
共和肇立后，孙中山和宋教仁积极致力于构建精简高效的政府。作为临时大总统，孙氏于1912年1月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是年2月命法制局起草络部官制通则》交参议院议决，3月公布了经参议院通过的《南京府官制》[23] 。有的机构直接采用“一长负责制”以减少层次，明确责任，提高效率。而身为农林总长的宋教仁在所辖范围内也“事尚单简”，力求用人少效率高。同时，他指斥共和政府各部组织涣散“人自为战，互相掣肘”，效率低下[7] 405，希望精简机构，汰冗员并闲署“以节国费”[7] 493。总体而言，他们的机构编制极为精简，人员十分干练，工作效率明显提高[24] 。
不仅如此，为提升行政效率，孙中山、宋教仁均强调重法甚于重人。孙氏认为：共和国应以“法律为纲”维护民权，执法者宜秉公执法，真正做到以人就法，不可以法就人[25] 。宋氏也强调先定宪法，不能因人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以法束缚之[7] 487。他们强调遵循共和法治精神旨在避免政府用人瞻徇，理顺纵横关系，提高行政效率均是对尚俭精神的活用。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孙中山主张消极的、对外的和中央政务归中央，而积极的、对内的和地方行政归地方，以行使直接民权，[26] 提高实效。宋教仁在清季已提出地方行政改革要以成效为导向，集权与分权、官治与民治均“须因时制宜以为用”[9]233—234 。对民初废府州厅制，他认为省县二级制“实为得宜”[7] 471。具体行政宜折中集权与分权之法，对外的、消极的政务归中央，对内的、积极的归地方。地方宜重自治，便民直接参政，以合轻重适当之道[7] 472。如此强调因事因地制宜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权责以施政，自然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行政环节，降低运行成本，提升行政效率。
事实上，孙中山、宋教仁努力将俭政精神贯穿于新政府的各项建设之中，1911年12月30日，孙氏论及“南京新政府无庸建设华丽宫殿”[3] 581他在新政府中努力实行精兵简政。宋教仁注重精简农政以提升农力巩固国基。他强调“凡以前不便于农民之官吏、政令，悉予罢除。”[7] 394“调查从前渔业上种种旧弊，设法剔除。”[7] 398要合理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少耗费，多获益。同时，积极推进财政管理改革“励行会计制度，订会计法，立会计机关”，以严密预算决算尽祛浮滥之弊”[7] 492。在军事上，宋言“军队取逐渐裁汰主义”[7] 388既有利于强军，也能减轻政府财政负担。至于精简行政程序、加强政府部门监督等也蕴含尚俭精神具体化的韵味，限于篇幅，此不赞述。
可以说，孙中山、宋教仁在清季遵循尚俭精神针砭专制政治，在民初则努力构建简朴廉洁的共和政府，最大限度提高行政效能，以最小执政成本实现最大执政实效。这既是对中国传统尚俭精神的大力弘扬和创造性运用，也是对其内涵的进一步拓展与提升，客观上推动着中国传统尚俭思想和政治的不断近代化。
4
秉持尚俭善政精神循名责实再造共和
民初共和政治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着坎坷和斗争。宋教仁与袁世凯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可谓人生追求之争，民主与专制之争，俭奢文化之争，政治道德之争，人格高下之争。宋氏被暗杀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志土先后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以积极维护和再造共和。在此一过程中，孙中山秉持尚俭精神继续战斗。
（一）继续革命实现三民主义以免虚掷牺牲
面对民初政局，孙中山认识到追求国利民福难免使广大国民付出一定的代价，但相对于理想目标而言，这也是值得的。他指出“非以武力破坏，不足以铲除专制恶焰。”[10] 214“虽人民不免涂苦，商工不免停滞，财产不免牺牲，而为一劳永逸计，谅同胞亦能共亮也。”[10] 214此论与其清季追求革命的初心如出一辙。他进一步阐释道“谋国之道，苟非变出非常，万不获已，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28] 49
对于改造旧社会所带来的痛苦，他希望国民能理性对待，因为“新屋”造成后“幸福无量”，而“今日之痛苦，实极小之代价而已”[28] 126他希望革命志士“一致觉悟，同心协力，本创造之精神，谋彻底之解决”，使“数年来战祸之牺牲，庶不致于虚掷”[6] 367。很显然，此言凸显其已将尚俭精神活用于重构共和的过程之中。
（二）借裁兵废督建立统一强有力政府
为再造共和，孙中山比较注重军队建设，而裁兵废督可谓其重要内涵。他说“予曾发表宣言，主张先裁兵后统一。”[28] 117在他看来“今日而言图治，舍裁兵实无二途”[28] 113。此举既有“练精兵”测的诉求，也蕴含“谋节减军费”[28] 214“之意因为“国人苦兵久矣，频年牺牲已为至巨”[28] 232在重莅广州后，孙氏力图践行其裁兵之言。与此相吻合，孙中山还多次提倡“化兵为工”[28] 48、122，积极发展实业国。[28] 150他说“今日救国之道，莫急于裁无用之兵，而立一统一强有力之政府。”[28] 574后来，他进一步发展了其裁兵说，强调“对外打破帝国主义，对内打破军阀”。[29] 391这表明传统尚俭精神在其重建统一强有力政府中得到进一步活化。
（三）裁撤机构裁减冗员重构共和政府
此期孙中山重构共和实际着眼于建设合乎时代和国家需要的良善政府。1921年5月5日，孙氏宣誓就任非常大总统，对内提出“拨乱返治”[30] 。为解决财政困难，他力主“裁官增政”，“希望大家少做官多做事”[6]518“图裁冗员，以节糜费。”切实减除各行政机关预算，节省后续开支。[31] 246不仅如此，他还鼓励官员兼职，如1923年大本营筹饷总局“局内设置员司”，拟“选派兼任，酌发津贴，不支薪俸，以节经费”，[32] 孙中山比较注重行政效率，强调政府各部“公务以敏迅为归，事权以分任为主”。节省手续，“力避烦重，以利进行”。[10]216 很显然，共和政府内部机构的结构合理及其运行简捷高效实乃孙中山不懈追求的现实政治目标。
（四）积极撙节财政裁减官员薪体
其时，为确保南方军政府良性运作，孙中山在经济上积极撙节财政。1921年4月13日，孙氏强调正式政府成立后应处理好中央与粤地方政府的关系。他指出“政府机体之范围”要“视军政府为缩小”[6] 518 。其主要办法为“裁官增政”，即“希望大家少做官多做事”05。鉴于省库经费有限，筹款非旦夕间所能"唯有竭力撙节”，以图将来之发展”。[6] 519对大本营审计局局长报告中所言“节省“以免虚糜”等语，孙中山均表赞同[28] 479—481，对两广盐运使邓泽如所呈“撙节度支，稍资军饷”的报告，孙氏也是赞许有加[31] 203，并强调在财政困难之时“一切支出不能不减益求减”[31] 226。1924年6月4日，孙中山反复强调撙节财政的必要性在此前后，孙氏核准的缩减机关职员薪俸训令可谓比比皆是[31] 246、431、451、477、478、483、489、563。如他强调“现值出师北伐，军饷浩繁，亟应裁减机关，撙节政费，以应急需。”[29] 539其实，孙中山撙节财政的内容甚多，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总之，民初孙中山在重构共和过程中比较注重发挥尚俭精神，积极加强共和政府建设，力避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浪费，努力提升政府管理功能，提高行政实际效率。这与前此宋教仁诸多政府建设的主张如出一辙，凸显出二者构建共和政治思想的高度契合性。
5
重构中国近代尚俭文化特质
清季民初，孙中山、宋教仁虽在一些具体革命议题上存有一定分歧，但他们秉持尚俭精神追求良善政治理想却是惊人的一致。就其所重构的中国近代尚俭文化特质而言，主要体现为继承融合与创新、外在形式与内在内容、身体力行与联合团结、具体合理与目标合理等四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一)在理论上凸显继承融合与创新的有机统一
此期孙中山、宋教仁的尚俭思想与中国传统尚俭思想文化关系密切。总体来看，中国传统尚俭意涵甚多，其中最要者有四:遵循不浪费原则解决自身用度的节俭，追求精打细算厉行节约的节省，自我约束克制私欲、培养志气陶冶情操的节制，节约旨在付出和奉献以促进发展和进步。在政治领域，“执政必简”[34] 是孔子的重要政治思想，而孙氏宋氏的尚俭善政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这些优秀传统精神的继承融合和创新。
清季民初，为推进新旧政制新陈代谢以铸造良善政治，孙中山、宋教仁积极追求革命理想人格，以俭以养德来培育良好政治道德。清季宋氏留学日本期间努力学为圣人，民初孙氏所言“一个人不要立志做大官，要立志做大事”等论实际道出他们一以贯之的内在心声。其时，孙、宋二人积极以俭德来修身养性，实际遵循了传统“有德者皆由俭来”和“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等古训，融合了东西方的相关节俭思想，彰显出鲜明的东方智慧。他们欲借不断提升内在道德素养以增强自身实力，在日常生活中自觉严以律己，躬行节俭，以身示范，培育良好政治道德，努力促进共和政府廉洁高效，不断推动共和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在追求良善政治的过程中，前已述及，孙中山、宋教仁投身革命是对清季专制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贪污腐败、职能丧失、祸国殃民的反动。他们欲借政治鼎革来实现良善政治，激发政府内在活力，追求利国福民进而实现“振兴中华”之目的。武昌首义后，他们贯彻尚俭为民精神，通过精简机构、去冗裁闲、强化职能、优化程序、减支出轻负担等措施来提升行政效率，以更好地体现政府的本质和发挥其作用。他们的这些诉求与《尚书》等典籍和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人推崇俭之于国家昌盛的积极价值密切相关，如子贡“吾闻之夫子：……用力少，见功多者，圣人之道。”[35] 这些传统积极的尚俭思想为后世广为继承与弘扬晚清魏源、陈炽、梁启超等人表现尤著。而孙中山、宋教仁所追求的良善政治实乃此一俭政思想的逻辑发展。他们结合时代需要，不断融合域外如德国巴特基的“平均节用”等相关思想因子，进而赋予其以新义。可以说，他们在理论上对尚俭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可谓晚清以降经世致用思想的新理论形态的自然外现，促进了中国传统政治不断走向近代化。
(二)在实践上推动了外在形式与内在内容的有机统一
清季民初，孙中山、宋教仁秉持尚俭精神积极投身革命，欲借政治鼎革来调适政府与国家的关系，追求共和政制的外在形式与内在内容的统一，激活政府潜能，提升政府职能效率。
从理论上而言，国家、政府及其二者关系实乃政治学中的重要议题。所谓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36] 领土、人口和主权是其三大构成要素[37]，政府则是国家最重要的构成要素，是国家主权的象征、载体和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38]。在二者关系上，国家需要政府来体现其意志，执行其主权，实现有效管辖，政府也离不开国家授权并体现其意志和本质。理论上的政府只能体现国家的意志和执行被赋予的权力。实际中的政府并非完全体现国家的意志，因为前者的天然扩张性易损害国家的利益。[39] 因此，如何确保政府与国家的利益趋于统是古今中外政治家关注的焦点。作为革命派的杰出代表，孙中山、宋教仁投身革命旨在实现政府与国家关系的统一以“振兴中华”。在肯认共和前提下，他们围绕政体上是采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存有一定分歧。后来，内阁制终成他们的重要共识，并在(临时约法》中做了明确规定。宋教仁遇害后，孙中山晚年回归“以党治国”的一党制实乃此一诉求的进一步深化。可以说，孙、宋二人的革命实践始终围绕如何推进国家与政府的有机统一而展开。
不仅如此，在共和政府的形式与内容上，孙中山、宋教仁也努力追求二者的有机统一以提升政府机构的效能，更好地体现政府的内在本质。从理论上，中国先哲对政府（行政）职能的认识与“欧洲政论家的思想无异”[1] 372。在具体治国上，前者将尚俭精神运用于行政管理中，努力祛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劳民伤财等弊端，谋求以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来获得最多最好的社会实效。韩非强调“功”之价值[40] 即为显例。不过，总体来看，历代贤哲对“政府各部各机关实际工作之方法，极少论及”，中国君主专制下的“一般的官吏向来不讲求行政效率”[1] 372，为解决此一难题，孙中山、宋教仁自觉顺应世界近代政治改革潮流，积极追求良善政治。孙氏指出“若夫最大权力者，无如政治。政治之势力，可为大善，亦能为大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必不可[5] 359。宋氏认为“夫政治之为物，所以维持安宁，增进幸福者，财产之为物，所以满足生活者，盖皆为社会进化上不得已之制度。”[9] 290同他们追求良善政治旨在改善和提升政府行政效率。而民初孙、宋二人自觉践行减政提效，注重借俭德提升政治道德等又将推进善政进一步具体化。可以说，实现政府的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是前此国家与政府在实质上追求具体合理与目标合理的有机统一的进一步深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近代政治文明的内涵。
（三）在方法上注重身体理性与联合团结的有机统一
清季民初，孙中山、宋教仁比较注重将身体力行与联合团结统一起来以实现理想的良善政治。
前者主要突显为自觉遵循俭以养德精神，严以律己，视投身革命为当仁不让之责。孙氏早年由医人转向医国，宋氏由求学转向革命无不体现了这一点。他们真诚爱国，淡薄功名利禄。如孙氏从不计较官位得失。宋氏在留日期间围绕《间岛问题》书的表现卓异[41] ，民初又婉拒袁世凯的拉拢利诱。可见，孙中山、宋教仁践行俭德是何等执着!
不仅如此，孙中山、宋教仁认识到个人与国家关系密切，积极鼓动联合一切爱国力量团结起来以形成革命合力。在个人与国家关系上，孙氏认为国家第一、个人第二，个人的价值和利益要借国家来体现和实现。[3] 523宋氏虽强调人之独立性，但认为团体应谋蓄养其潜势力，个人则应预备其真本事以谋天下事。他认为：爱国是“人之道之中推行之极则”[7] 607。很显然，他们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有机统一了起来。在实际中，孙中山、宋教仁比较注重团结各种革命力量以形成合力，以无私奉献来实现革命理想。他们虽在一些具体议题上存有一定分歧，但总能从大局出发有所克制、忍让、自省，不断追求革命队伍的团结。从理论上而言，团结实乃特定群体中多种共同情感聚集而成的种理性精神。其形成和实现客观上需要群体成员能秉持崇俭精神，自觉克制、自律，否则，顾全大局无从谈起。与此相契合，巩固团结同样需要群体成员在共同理想目标下自觉无私奉献才能维系。事实上，孙、宋二人自觉坚守革命理想人格，俭以修身，以德律己，言行一致，无私奉献。他们的行动感染了一大批革命志士，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广泛支持，推动着革命不断走向高潮。
共和肇建后，他们不求高官厚禄，生活节俭，自觉抵制浮华、财色的诱惑，自觉为共和政治的完善和发展乃至重构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们如此将身体力行与联合团结统一起来使尚俭精神的效用更充分显现出来。
(四)在实质上追求具体合理与目标合理的有机统一
清季民初，孙中山、宋教仁在自觉秉持尚俭精神推进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将追求具体合理和目标合理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推进新旧政制鼎革问题上，实现西式近代共和政治可谓孙、宋二人的共同奋斗目标，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则充分体现了这点。而究竟如何具体推进，他们则不拘一格。为达此目的，孙氏并未固守一途，而是诉诸暴力与和平谈判交替使用，一切围绕以最小代价来实现共和目标为衡量的标准。而宋氏审时度势，将武装斗争的重心由南部边疆沿海地区转移到长江中下流地区以加速革命的实际进程，最后直接促成了武昌首义。可以说，他们均秉持尚俭精神将目标合理与具体合理有机地统一起来。
为更好地推进革命大业，孙中山、宋教仁自觉践行俭以养德，注重提高自身道德素养，借身体力行来感化他人以形成强大的革命合力。他们崇尚节俭并非沽名钓誉，而是着眼于革命和建设的顺利开展，不断追求国利民福。如孙氏要求革命者“当立心做大事，不可立心做大官”[6] 288，希望国民视国家社会之事为自己的“分内事”[5] 361则。宋教仁虽克己奉公，但并未否定积极参政的合理性，他理直气壮地回应有关其争权夺利欲当总理的谬说，认为这是共和国民为国服务之念的具体化，迥异于君主专制下的争官爵、攘权利[7] 469—470。在这里，他们将剔除陈腐为官思想和肯定积极参政诉求界分得颇为清晰，使具体合理和目标合理更趋吻合。至于将建设良善政府与“振兴中华”实现“天下为公”统起来更体现了这一点。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综上，清季民初，孙中山、宋教仁自觉秉持中国传统尚俭精神，自觉将其与革命理想结合起来，不断追求善政以推动中国传统政治近代化。他们身体力行，借政制鼎革，精简机构，完善政德以提升行政效率来推动中国近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和完善。他们虽存有一些具体歧见，表现出一定个性化特征，但殊途同归，共性始终是主流。武昌首义的成功和共和精神深入人心可谓其最好的注脚。可以说，他们的尚俭善政思想既是对中国传统优秀尚俭精神的继承与弘扬，也是融汇西方近代相关思想凝聚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近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其富含深刻哲理和时代新义的尚俭精神及其科学方法仍值得珍视!（文章标题为编者拟，原名《清季民初革命派的尚俭善政思想刍议——以孙中山和宋教仁为核心》，原载《平顶山学院学报》第36卷第1期，2021年2月）
作者赵炎才（1963— ），湖北武汉人，历史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思想文化史研究。
参考文献
[1] 曹峰.中华民国公共行政思想(1912-1949):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373
[2] 汤锐祥.护法运动史料汇编:1[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474.
[3]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229
[5]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 陈旭麓.宋教仁集: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8] 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喋血共和忆宋教仁[M].长沙:岳麓书社，1997
[9] 陈旭麓.宋教仁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0]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1] 孙穗芳.我的祖父孙中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07-208.
[12] 林家有.孙中山研究:第四辑[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219
[13] 郭世佑.历史的误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70.
[14] 迟云飞.宋教仁的阳明学及伦理学研究1.中国文化研究，2011(4):105-111
[15] 尚明轩.孙中山传:上[M].北京:西苑出版社，2013
[1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328
[17] 赵炎才.略论民初孙中山的党德重构思想[].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62-66.
[18 ] 车吉心.民国轶事:第6卷[M].济南:泰山出版社，2004
[19] 顾明远.北京师范大学名人志:校长篇[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89.
[20] 陈之迈.中国政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53
[21] 迟云飞.强有力政府与政党内阁:民初建立共和政治的困境一以孙中山与宋教仁的共和政治设计为中心
[22]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
[22] 谢春开.宋教仁研究论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2:194
[23] 于晓光，于逸生，程宝林等.中国法制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180
[24] 邱远猷，张希坡中华民国开国法制史:辛亥革命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511
[25] 唐贤秋.廉政理论与实践纵横[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42
[26] 赵兴胜，高纯淑，徐畅，等.地方政治与乡村变迁M]//张宪文，张玉法中华民国专题史:第8卷.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86-89
[27] 张宪文江苏社科名家文库:张宪文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140.
[28]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9]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1卷[M].北京:中华书局，1
[30]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卷末[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133
[31]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0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2]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8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6:297
[33] 汤锐祥.护法时期孙中山轶文集[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292
[34] 孔子家语新式标点[M].薛恨生，标点鲍赓生，校阅上海:新文化书社，1934:104
[35]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319
[3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0.
[37] 朱光磊.现代政府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006:18
[38] 陈文华.宪法学[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181
[39] 朱光磊.现代政府理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8-20.
[40] 张觉.韩非子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6:158
[41] 郭汉民.湖南辛亥革命史料:2[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1:207
历/史/可/以/是/仁/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