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帮是近代流行最广、影响最深远的秘密结社之一。作为帮会组织，青帮的前身长江下游江浙水手行帮中的罗教水手行帮，漕运解体后，浙罗教水手行帮与长江下游势力膨胀的盐袅集团结合，形成了近代青帮。青帮形成以后继承了罗教水手行帮和盐袅集团活动方式和组织体系，势力发展迅速，到辛亥革命前，大致形成了江南、江北两大势力中心。江北主要是原来安庆道友活动的两淮盐场和运河码头，包括苏北、皖北和皖东地区，泗县、盱眙、来安、六合等地及长江北岸和州所属无为、含山等州县，江苏的青帮活动主要集中在扬州和仪征一带；江南主要是原来的两浙行盐区及沿江重要码头，包括苏南、浙江等地区，这里青帮主要是太湖地区的“袅匪”，以巢湖帮实力较大。[参见陆勇：《晚清社会变迁中的长江下游青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一）
辛亥革命前夕，是长江下游帮会特别是青帮、盐枭势力快速发展时期。青帮除了主要从事贩运私盐、毒品等非法活动外，更加注重针对清政府的武装行动，如，袭击清军，掠夺枪械。宣统二年七月发生了淞江府青帮、盐枭王镇国劫营抢当事件，当时，驻漕泾营房营兵除少数留守外，皆外出缉私，“突于初四夜四更时候，忽闻枪声四起，枭匪有逾墙者放开营门，约百数十人纷涌入内，径奔堂前劫取排列洋枪”，“出营复劫去枪船两只，枪毙正勇李发一名，又掳去殷镇有一名”。[程德全：《抚吴文牍》，《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页。]宣统二年九月，吴江发生“飞划营专司缉捕，而反为匪所乘，致使被袭劫枪船，并伤勇夫二人”的事件。[程德全：《抚吴文牍》，《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9页。]青帮活动由往日被动地防躲官兵到主动地袭击官兵，表明青帮组织势力的壮大，也反映出辛亥革命前夕，长江下游社会剧烈动荡以及革命时机逐渐的成熟。
二十世纪初，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夕，长江下游农村经济残破，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更进一步加剧了本已复杂的社会矛盾，社会动荡不安。在江南苏淞一带，“每至冬令，有江北一带借逃荒为民之难民，千百成群，沿途更索夺物，甚至肆抢逞凶，殴毙人命，竟有乘间奸淫妇女之事”；在昆山地方“有难民约五六百人，自称一千二百名，持有刀枪，沿途索扰”。在扬州地区，“饥民麋集扬州，几酿风潮，苏省乡民亦被江北饥民滋扰”。大量的破产流民使清政府疲于应付，流民与乡民、乡绅之间引发的冲突，使长江下游的基层社会丧失了昔日体制所带来的一种和谐与安定。与此同时，晚清时期是传统社会结构裂变的时代，也是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空前“失范”时代，绅士阶层已不可能仅仅依恃传统的功名身份和文化权威，保持对于基层社会的魅力，特别是科举制度终结以后，绅士阶层的“权威”丧失，清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更加弱化，各种社会矛盾突现，“不但官与绅不洽，即民与绅亦不洽，且不但民与绅不洽，即绅与绅亦不洽” [程德全：《抚吴文牍》，《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7-24页。]，为了自保和生存，基层社会民众更多地寻求体制外的资源，这为青帮势力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时机。
长江下游帮会势力的发展引起社会各种政治势力的关注。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开始调查长江沿岸的帮会情况，以图利用，如同盟会毕永年、平山周（日）、林圭曾对长江会党进行详细的调查了解。但是由于长江下游青帮特殊的形成渊源、活动方式及同盟会发动起义方向等因素，它并不是革命党人运动的重点。对长江下游青帮比较关注的是主张长江中下游起事的光复会，陶成章的《浙案纪略》对长江下游青帮的调查大致反应当时的史实。
（二）
长江下游青帮、盐枭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基本类型，一是自发的反清斗争，间接支援了革命党人；另一个是由同盟会领导的有组织的反清起义，直接参加了辛亥革命。
长江下游青帮、盐枭自发的反清斗争很多，它的主要目标并不是为了推翻清政府，更多的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如前述的袭击清营，抢劫枪船等，但这些斗争在客观上分散了清军的武装力量。
青帮自发反清斗争中最大的当数陶成章《浙案纪略》中记述的太湖“枭党”。活动于长江下游苏南浙北和皖东北的这支青帮势力由一个主帮（浙东温州台州人组成）两个客帮（分别是皖北、苏北人组成的客帮和原有的巢湖帮）三个部分组成。太湖枭党的领袖人物有余孟庭、夏竹林、王老四、蔡老七、江北阿四、石老大、夏小辫子、吴小麻子等人，他们手下队伍人数多少不一。余孟庭被推为总领帮。余孟庭又名孟亭，安徽庐江人。“幼性孝友，喜技击术，有大志，不屑从事农商。”曾为清营勇、旗牌官。嗣后离开军营，漂泊于苏松嘉湖之间，后“潜行至震泽，遇枭魁管大，邀至樊泾见枭魁李能掌、夏小辫、许三诸人。”有船七艘，快枪三十六杆，党徒百余人，“孟庭率之以攻枭魁降清者沈小妹军，破之，尽获其军械以归。众以孟庭有才智，推为领帮”。“孟庭素与革命党交通，怀反清志，因军费无出，为之迳循者久之。至时，乃率其徒属连劫局卡，及为富不仁者数处。清吏遣兵出之，屡为所败，孟庭之军势益振。旋与太湖枭魁夏竹林合。竹林领主帮，有船二十余艘，快枪一百余杆，徒属二百余人。孟庭领客帮，有船二十余艘，快枪二百六十余杆，徒属三百余人。”余孟庭部活动于浙北、皖东北及太湖一带诸州县，“焚局卡，逐清吏”。当时这一地区正值灾荒，老百姓中许多人受饥饿，余孟庭将清朝官吏及富家屯积的粮食拿出来赈济饥民。[汤志钧：《陶成章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388-389页。]
1907年太湖枭党更为活跃，而且和与灾民结合声势日趋壮大，对清政府造成严重威胁；同时，他们活动的地区又恰是清政府财赋收入的主要地区，商贸繁荣，教民遍布。清政府决定进行清剿。清政府下令调姜桂题的豫军，“驰赴浙江办理剿抚枭匪事宜”。[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5），中华书局，1958年，总第5815页。]但两江总督端方认为调动禁旅，疆吏不安，且北军不适应江南水乡作战，他建议调江西、湖北、江苏、浙江四省兵力进攻“枭党”。端方的建议得到朝廷批准，1908年春，清政府展开了大规模清剿太湖枭党的军事行动。余孟庭“遣使约浙东义军统领竺绍康、王金发为东西同时并举之策”，并试图同革命党人联络，但为官方侦知，未能如愿。端方得知这些情况，“乃尽出南京锐师，佐江浙诸营，入苏松以击之。”双方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十四日及十五日“鏖战两日，胜负未决”。[《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282页。]后，夏竹林探知清营军械由枫泾运过，他不听余孟庭劝告，去劫军火，结果遭清军包围，本人和及其部属战死。余孟庭也来不及退却，遭到惨败，所属三百余人战死，其本人也在青浦弥陀港土地庙中被俘，解到苏州后于三月二十四日被害。
在长江下游，由同盟会组织或策动的青帮起事活动主要是上海、苏中、苏北光复。
在上海地区，革命党人为争取青帮，派陈其美、韩恢、徐朗西等加入并控制青帮势力。陈其美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和得力助手，他于1906年东京加入同盟会。1908年日本回国，在上海从事联络会党工作，主要是争取长江下游的青帮势力。他在上海加入青帮，并排在“大”字辈。[樊崧甫：《上海帮会内幕》，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6页。]武昌起义爆发后，参加上海光复的参加上海起义的主要是三支力量，而以陈其美领导的清、红帮组成的敢死队最为勇敢。敢死队的主力曾国璋的基本队伍，曾死后，由他的属下青帮“通”字辈的刘福彪、孙绍武、王小弟等人掌管。在上海光复前后刘福彪与孙绍武、王小弟等一致接受了陈其美的领导，是陈其美的得力助手，任陈其美的卫队长。这支敢死队约300人，其中主要是青帮成员。
在江浙的杭州、南京、镇江光复中，也都有青帮势力参加，特别是在苏中、苏北的光复中青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江苏的青帮最大的势力是扬州的徐宝山的盐枭集团。徐宝山被刘坤一招抚后，为新胜缉私营管带，后为巡防营帮统，实际控制了苏中、苏北地区。同盟会会员李竟成通过亲戚关系，以扬州盐务为条件争取了他加入革命阵营。徐宝山青帮队伍得到革命党人的首肯后，镇压了扬州孙天生的贫民造反政权，成立了扬州军政府，参加江浙联军攻打南京，并先后光复泰州、兴化、盐城等地，为整个江苏地区的光复作出了贡献。
长江下游的青帮不同于红帮，它的反清活动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特别是自发的反清斗争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在反清斗争的同时，他们也抢劫商行当铺，杀人勒索，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灾难，体现了秘密结社的反社会本质。但在革命党人的影响或策动下，他们的反清活动直接或间接推动了长江下游的革命形势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帮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表现是进步的。民初，青帮势力背离革命的行为和活动，如上海青帮应桂馨暗杀宋教仁、徐宝山的青帮势力后来没有附和二次革命等，都不能否认青帮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功劳。
（三）
辛亥革命时期，帮会由于和革命党人有着共同的敌人，加上革命党人本身实力不足，因而，彼此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双方互相利用，相互合作。辛亥革命以后，帮会势力凭借在革命时期的特殊贡献，走向公开或半公开，并企图和其他各种政治势力一起角逐地方的政权。但帮会作为由游民阶层组成的秘密结社，其固有落后性、破坏性以及由此对社会产生消极作用并没有改变，这是任何一个追求稳定的政府所不能容忍的。辛亥革命以后，革命党人，对于帮会问题的处理大多都主张采用取缔政策。革命党人认为，帮会组织“在当初时候，都是为宗国沦亡，异族专制，不敢显然反抗，故苦心志士，组织一种秘密的会社，抵抗恶政府，其用意很好的”，但是“伙党太多，流品太杂”，尤其是其“哄骗良家子弟，磕诈钱财”，“结党成群，奸淫抢掠”，“便失了原来的宗旨，不能算为良民了”，[蔡锷：《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06页。 ]革命成功以后，理应解散。
辛亥革命后，长江下游青帮为了拓展生存空间。融入主流进行了一些努力，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首先，试图通过“社团化”融入主流社会，但是这个目标没有实现。1912年，在陈其美的支持下，青帮“大”辈应桂馨联合高士奎、张尧卿、李征伍、李华堂、徐宝山等筹建中华国民共进会，企图统一长江下游的青、红帮势力。但内部矛盾重重，在筹建时，刘福彪与“大”字辈李征伍首先离去，江苏青帮因徐宝山的退出而游离在共进会之外。因而共进会并没有达到整合长江下游帮会势力的目的。不久应桂馨因参与倒黎活动被通缉，陈其美为表清白，不再支持共进会，杭州青帮 “通”字辈杭辛斋等在朱瑞的压力下纷纷辞职，共进会名存实亡。不久，应桂馨被袁世凯收买，制造“宋案”，共进会基本停止了活动。
其次，依附各种政治势力，拓展空间，但是却造成帮会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
辛亥革命以后，长江下游有势力的青帮集团主要还是徐宝山系统。江苏光复后，徐宝山为第二军军长，驻镇扬州，控制长江下游地区。1913年5月，徐宝山在寓所被人设计炸死。蒋顺兴在《徐宝山生平》中认为，徐宝山被袁世凯以二十五万元收买，革命党人曾力图争取，但徐宝山一意孤行，最后被陈其美设计炸死。但是事实远非这么简单。近年来随着新的史料的不断发掘，“古瓷瓶炸弹案”的真相也渐渐明朗：策划人是陈其美的幕僚同盟会会员张静江，炸弹是由同盟会的炸弹设计专家黄复生精心制成。[参考周新国《试论徐宝山》，载周新国：《中国近现代史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92－403页。]但是除去徐宝山的原因却很复杂，它与同盟会与光复会之间的分歧以及由此引发的上海与江浙的帮会之间的矛盾有着某种联系。
徐宝山死后，长江下游青帮势力基本上可分成两个大的系统：一是张仁奎的青帮势力，二是马玉仁的青帮势力。张仁奎，号锦湖，山东滕县人，1889年拜马风山为师，加入青帮，[肖石：《上海滩青红帮元魁张锦湖传奇一生》，《炎黄春秋》，1997年，第1期。]排“大”字辈，为第二军步兵二十四旅旅长，徐宝山死后，他推荐徐宝山的弟弟徐宝珍为代理军长。1916年为通州镇守使，授陆军上将衔，管辖长江下游的南通、上海、真如、泰州、崇明、启东及江浙沿海各地，兼代理两淮盐运使职。马玉仁，江苏阜宁人，贩私盐出生，在盐城、阜宁、兴化、泰州一带活动，辛亥革命前曾一度驻防盐城。徐宝山死后，他投奔冯国璋，为江苏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兼淮扬镇守使，他的青帮主要是在苏北一带。除了徐宝山系统外，在江苏青帮还有其他比较有影响的“大”字辈、“通”字辈人物，如扬州的王柏龄、王敬亭，镇江的朱炳元、杨善之等等。[《中国帮会内幕》（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42页。]
上海地区青帮势力主要是通过接纳外地青帮而形成。辛亥革命前，陈其美作为青帮“大”字辈，在帮会内拥有较高的声誉，能够控制上海青帮势力。但是辛亥革命以后，复杂的社会环境使得青帮势力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而被利用、收买。继应桂馨的“宋案”后，袁世凯又收买了“大”字辈李征伍的弟子张宗昌刺杀了陈其美。陈其美遇害后，革命党人韩恢接替陈其美领导上海的青帮，但是韩恢本身在青帮的辈份较低，仅在“通”字辈，且本人资历威望都不足于控制这支复杂的游民队伍，因此上海青帮成为各种政治势力相互争斗的工具。
长江下游的青帮虽然也在辛亥革命时对长江下游的光复作出了贡献，但它并身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主张“洪家天下”的其他帮会势力有明显不同，在政治上形不成威胁新政府的气候，加上当时控制长江下游青帮势力的陈其美和徐宝山等都有相当的实力，因而辛亥革命后，仍能保持其自己的地盘。但是辛亥革命以后，民国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试图融入主流社会，适应新的生存环境亦非易事。此后长江下游青帮集团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向上海转移，其上层成为“寓公”，其下层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的城市型青帮；一部分继续盘踞沿江、沿运河的乡村，逐渐演化成土匪势力，如，民国时期活跃苏北一带土匪势力、苏南沿长江一线的匪患等大多属青帮演化而成。
（陆勇 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