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清书院概况
1、经古与制艺之争
（1）经古传统与乾嘉学人
清初政府深怕书院广聚生徒，讽议朝政，于己统治不利，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但书院制度已历宋元明三代，在士大夫阶层和一般知识分子中有很深的影响，朝野上下兴复书院之声不绝。而清统治者也逐渐看到不少书院肄业生同样究心八股醉心功名，与己之统治并不相违，于是转而积极兴办，加强控制。1733年下令在各省省城设立书院，书院山长由各省督抚学臣聘请，私立书院也须申报官厅查核。因此，书院自元以来的官学化、科举化的倾向愈加严重，由重讲学一变而为重考课。因科举考试首重八股制艺，考课又以制艺帖括为主。有清一代，书院分为三类：“一为讲求理学之书院，一为考试时文之书院，一为博习经史词章之书院”。[ 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民国丛书第三编（45），第154页。] 而以考试时文（制艺）书院为数最多，江苏书院情形与此大体相同。然而江苏学人素有注重朴学的传统，乾嘉之际更是大师辈出，影响所及江苏书院虽无以专课经史词章而著闻者，却形成了不绝于缕的经古传统。联想到全国最著名的两所专课经古书院──浙江的诂经精舍与广东的学海堂，均创自扬州人阮元，此点当不难理解。
首先，不少经学大师长期担任书院山长，言传身教，造就颇多。
钱大昕曾主江宁钟山书院、苏州紫阳书院讲席。1778年，总督高晋延其为钟山书院院长。在院期间，他与诸生讲论古学，“教士以通经读史为先”，[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图书馆年刊》1931年第四期。] 经其指点成名者人数众多，其名著《廿二史考异》即成书于钟山书院。晚年掌教于紫阳书院16年，受业门下者二千人，“悉皆精研古学，实事求是”，[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图书馆年刊》1931年第四期。] 如李茂锐之算术，夏广文焘之舆地，钮布衣树玉之《说文》，费孝廉士玑之经术，张徵君燕昌之金石， 陈工部稽亭之史学等等。卢文弨主钟山讲席最久，并曾先后主讲江阴暨阳书院，常州龙城书院。他专精《说文》，主钟山讲席时，即欲以《说文》救制艺之失。当时虽迷恋于制艺者甚多，仍“幸有一二同志，信而从焉”。[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图书馆年刊》1931年第四期。] 其《钟山札记》即主讲钟山书院时校勘文字所积。后来卢文弨以73岁高龄主讲龙城书院，犹教人读书必先识字。胡培翚先后主讲江宁钟山书院、惜阴书院。在惜阴时，以经学教士，每逢农历初八日，聚集诸生而讲学。经其提倡，钟山书院重实学之风蒸蒸日上。
其次，不少经学大师实经书院渲染熏陶而成名。
钱大昕为苏州紫阳书院肄业生，在院时“青浦王兰泉、长洲褚鹤侣、左莪及王礼堂、 曹习庵，皆在同舍，以古学相策励”。[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图书馆年刊》1931年第四期。] 而扬州梅花、安定书院在培养扬州学派学人方面贡献尤为突出。扬州学派的领袖人物焦循、汪中，贯通经训的高邮王氏父子，以及任大椿、刘台拱直至较晚的刘文淇等学派的中坚分子，都曾肄业于梅花、安定书院。据《扬州画舫录》记载， 两书院弟子著名者仅乾嘉时期就有数十人， 有任大椿、段玉裁、王念孙、宋绵初、汪中、刘台拱、殷盘、徐步云等等，“段、王、汪、刘、孙、任、顾诸贤皆出于邗之书院，可谓盛矣”。[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图书馆年刊》1931年第四期。]
（2）纪世思潮与经古传统的复活
太平天国时期，江苏书院大都毁于兵燹，直到战乱平息，清政府统治相对稳定后才陆续兴复。书院是封建统治者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历届地方大吏对此均极为重视，修葺改建不遗余力。曾国藩攻陷天京不久，即着手恢复钟山书院，延李联琇 主讲席，他以“郑许之学，渊云之才，濂洛之传，正嘉之格”[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图书馆年刊》1931年第四期。] 在院裁成诱掖十四年如一日。江宁的惜阴、尊经、风池等书院也先后修复。扬州的安定、梅花书院1865年两江总督兼理盐政李鸿章檄行运司李宗羲兴复。苏州紫阳书院先借民宅为考校之所，1874年巡抚张树声重建旧地，奏颁“通经致用”额。正谊书院先由巡抚李鸿章购民房改建，后于1874年巡抚张树声重建旧地，奏颁御书“正谊明道”额。平江书院1867年知府蒯德模重建。常州府龙城书院，1865年改建贡院，寻复为龙城书院。东林书院1864年修葺重建。在地方大吏推动之下，各府州县积极响应，各地毁废书院陆续兴复，并新建了一些，全省各府州县治均有一所至几所书院，文化发达之地，乡镇亦设有书院。
此时清王朝已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内忧外患使士人久已蜇伏的经世思想重新萌发，成为不可遏制的潮流。朴学兴起之初，本抱通经致用的宗旨，后因文网严密逐渐湮灭无闻，学者多把精力集中于考证。到朴学极盛时期，更推而广之，为专门化的研究，比如经书的注疏、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史学、地理学、天算学等等。与此同时学者也越来越多地钻入故纸堆中，探求琐碎之学，与现实越来越远。江苏书院兴复后继承了原有的经古传统，呈现出鲜明的重视经古的倾向，很多书院舍弃制艺，转而专课经古，或课制艺兼及经古。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书院并非简单沿袭以往的传统，而在课试经古的过程中复活了通经致用的宗旨。冯桂芬的《惜阴书舍戊申课艺序》即殷殷道出了对士子的深切期望。“人生百年，少壮二三十时......不以此时讲明道德经济之学，以为当时用，顾以大有为之岁月，销磨隳坏于无益之途，终身莫之悟，则惑之甚也......窃有志焉，愿偕诸生相劝勉于通经致用之途，不欲以流俗自画。大之，考镜今古得失，匡时济世坐言起行；小之亦作一经与雅颂比烈，使天下知吾儒事业果非赀郎掾史所能为也。若徒以训诂词章沾沾自喜，岂所期于诸生哉”？[ 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续编第79辑，第103页。]
起初专课经古书院仅有江宁惜阴、苏州正谊书院等为数不多的几所。 惜阴书院农历每月23日课诸生以诗赋杂文，不用时艺，无住院生，许各书院肄业生前往投考。正谊书院初与紫阳书院俱以经艺课士，后正谊改课经解诗赋，一度择生10人肄业其中，1871年住院生增至15人。由于规模甚小，尚不足以构成学术重心。
江阴为江苏学政驻节之所，旧有暨阳书院，卢文弨 、李兆洛先后主讲席，本有经古传统，然而规复之后制艺以外鲜治旧业。1884年江苏学政黄体芳以江苏无专课经古著名书院，且见“上海亦一邑耳，而龙门书院独放浙江诂经精舍制，士得在院肄业经史、古学、天文、算法”，[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图书馆年刊》1931年第四期。] 谋创书院专课经学古学以补救制艺书院之偏。南菁书院建成后， 聘请硕学大儒为山长主讲席，“日有读书行事之记，月有通经博古之课，每岁一甄别，而进退之”，[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图书馆年刊》1931年第四期。] 加之选送到院诸生均为各地高才生，一时人才蔚起，很快成为通省学术重心。1888年，布政使黄彭年又在苏州创建学古堂，也以经古课士。课程以经为主，由诸生自报专经外，旁及小学、四史、文选 、算学等等。每月缴日记一册，由山长详定一次，前列者酌给奖金有差。自此专课经古书院以南菁书院为中心，南京有惜阴书院、奎光书院，苏州有正谊书院、学古堂，各州县尚有一些专课经古的小书院。然而与数量众多，录取人数更多的制艺书院相比，经古书院仍如大海中的片片孤舟。经古与制艺之争关键一战乃在专课制艺书院内部。
在专课经古书院逐渐发展壮大的同时，越来越多专课制艺书院纷纷添加经古课程。江宁钟山书院有别课，为院长课试诗赋杂体。扬州梅花、安定、广陵书院设小课，由山长别试诗赋经解。泰州胡公书院设经古季课，课诗赋外兼课经史算术之类，并设有算学斋长。常熟学爱精庐为县试之所，兼聘院长专课古学。常州龙城书院，亦在1887年由知县增设观摩小课专课诗赋。溧阳平陵书院1886年知县在县学两课外添设四季经古课。此外句容华阳书院、海门师山书院，师课也兼试经解古学乃至时务。以上书院集中于苏南苏中地区，苏北地区到后期始有所播及。盐城观澜文舍，于书院文场扃试，兼课经古捐奖。尚志书院亦兼课生徒以经史性理时务之学。睢宁书院藏书分为三类：一理学，一经学，一举业。使学者能于通经之余，博览群籍，优游涵泳然后发为文章，出发点则在于“夫读书致用，非仅以帖括文字为弋取科名之具也”。[《光绪睢宁县志稿》卷八学校志。]
以上所列书院课试经古的时间有早有晚，录取人数有多有少，课艺方式也多种多样。但这些书院的出现有效地改变了经古与制艺之争中经古处于下风的历史格局，为以后书院实施近代意义的专门化分类制度奠定了广泛的基础。
课试经古书院，注重专经学习，一般由书院生各报专经，以日记考其勤惰，学者能依其性情学识，发挥专长。从客观层次而言，考据学人把早已为人们所认同的儒学价值观重加考订，强调说经从识字始，“不厌琐细地追求儒家经典源流和结构形成的‘过程意义’，其研习方式，必然相对忽略形而上义理的宏扬，这就难免会悄悄地削弱浸染儒学已达千年之久的道德悟证方法论的至上意义”。[ 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联书店1997年6月版，第437页。] 因而经古与制艺之争所蕴含的巨大张力，实为近代书院变革的内在动力之一。更为直接的是，规模较大的经古书院往往采取分斋教学。南菁书院初立四斋，曰训诂词章。后增四斋，改训诂词章为德行通艺四字。课程分经学、古学，经学则性理附焉，古学则天文、算学、舆地、史论附焉。这种分类虽与西方科学分类方法有所不同，却为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以制度形式引入旧式教育体系提供了渠道。新学化书院正是在经古书院分斋教学的基础上出现的。
2、新学化倾向
（1）新学化状况
课试经古书院，不以科举为目的，而以储才致用为宗旨，发扬经世致用学风，19世纪70年代以后，即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新学化倾向。
从书院课艺和札记来看，内容除经史之外，已涉及时事、军事、水利、天文、算学、地理等各方面的现实内容。如苏州正谊书院1868年至1873年课艺的论题有：“历代官制异同”、“历代钱法利弊”、 “论中星者不考岁差之法， 则中星之所以不符合者不明”、“太湖介二首之间，受诸州之水，为民害最剧”。[ 顾森书编《正谊书院课作订存》1873年刻。] 19世纪90年代，南菁书院课艺论题有“书盐铁论后”、“问抵制洋盐进口之法若何”，“禁黄金出口议”、“各国产煤铁考略”、“外国理财不主节流而主畅流论”、“西国国债论”、“沿海形势今昔异宜论”、“中俄界约考”、“问五口通商以来局凡几变”、“论普法之战”、“论美西战事”、“中西算学考”、“论方程正负”、“微积分补代数未尽说”、“三角形有积有大小两腰，求底边及中垂线当用何术”、“有股弦和有句弦和求三事”[ 丁立钧编《南菁文钞》三。] 等等。
从书院课程来看，增加了西学及时务课程。1897年，苏州正谊书院改订书院课章，增设西学课程。江宁惜阴书院，文正书院原为讲授经史为主的书院，也改考西学，对考试成绩优秀者给予奖励。考题分为时务、算学以及兵农矿化各门学科，无论举贡生监均可报考。江阴南菁书院“其课程向分经史、词章、算学三门。方今时事艰难......于算学之中，分别电、化、光、重、汽机等门，饬在院诸生即向以词章名家者，亦必各兼一艺。”并拟“筹款购办制造机器一具，并测量图绘诸器置诸院中，俾诸生目睹事物，因而推求其理”。[《皇朝政典类纂》卷226学校14。] 常州致用精舍、常熟文游书院、无锡东林书院，“亦早分课经策，兼及泰西各学”，[《谕折汇存》卷二十二第39-40页。] 其中致用精舍，由龙城书院改良而来，学科分经古致用二门，致用包括算学、舆地、时务、策论等课程。此外增设时务西学课程的还有句容华阳书院、盐城尚志书院等。
从书院藏书看，一些书院虽未添设西学课程，却也努力添置西学书籍，供肄业生学习。兴化知县谢元洪“捐廉一千串购买中西书籍多种藏院，俾士子研究有所参考”。[《兴化县续志》卷五学校志。] 睢宁昭义书院，藏书包含大量时务西学书籍，如《万国公法》、《海图大政记》、《洋务经济时事新论》、《中西算学大成后编》、《中西度量权衡表》、《水雷图说答问》、《电气图说答问》、《英字入门》、《英字指南》、《西算新法丛书》、《中西事务纪要》、《英法俄德四国志略》、《西学课程类编》、《万国地图》、《亚细亚东部舆地图》[《光绪睢宁县志稿》卷八学校志。] 等等。稍后，盐城知县刘崇照“以宾兴款息九百缗购置时务书籍三百余种，储尚志书院，手订借读章程，名曰读有用书社”。[《续修盐城县志》卷七教育志。]
（2）不足与局限
虽然上述书院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新学化倾向，却未能成为后来书院变革的模式或方向，而使书院迅速转轨为新式教育。究其原因，根源在于新学化书院存在着种种的不足与局限。
首先，新学化书院所占比例太小，无法改变书院整体上日趋腐败的大趋势。
以数目而论，全省书院大小90余所，有新学化倾向者仅上述区区几所，无异于汪洋大海中片片孤岛，难成大势。以生徒数量而论所占比例更低。南菁书院学生每年由学政分经、古两场甄别录取，取内课经20名，古30名，有经古并取者止作一名。也就是说每年甄别最多仅有50人可住院学习。而同在江阴一城专课制艺的礼延书院，每年甄录生童各100名在院肄业，任院生是南菁书院的4倍。其他书院规模更小。如苏州正谊书院仅有住院生15名，而同在一城的紫阳书院，专课制艺，一次课艺获卷就达四百余份。因此总体来看书院的腐败仍日甚一日。山长人选江河日下，从盛时的进士翰林，到后期的举贡乃至生监，甚至无法查考。大部分山长学识平平，徒靡修脯，并不升堂讲学，授业解惑。少数书院虽勉力请得硕学大儒担任山长，却往往仅遥领院课，除定期批阅考课外，与书院肄业生几乎不发生任何联系。书院肄业生，一为预备科举考试，二为膏奖养家糊口。住院生在院揣摩八股制艺孜孜不倦，除希望一朝金榜题名外，更直接的目的则是博取膏火花红。士人考取生员后，教授学生可得几十银元，加上“书院膏火多寡不等”[ 柳诒徵《自传》镇江文史资料十一第4页。] 即能敷足家用。为维持生计，还可以广泛投考附近各书院官师课，博取奖赏贴补家用。如柳诒徵年轻时即曾与舅父广应镇江、扬州等地官师课达7课。此种情形之下，士人忙于应考，读书时间甚少，于真才实学难于长进。所谓“雄于文者，可不授馆，专以应书院月试为生”，[ 柳诒徵《记早年事》，镇江文史资料十七，第230页。] 也不过是善于应考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