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立宪派作为晚清立宪运动的中坚力量，其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活动，对全国的辛亥革命大局和政治现代化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江苏立宪派概况
1、江苏立宪派的形成过程及其代表人物
清末江苏地区地理条件优越，物产丰富，文教发达，赋税甲全国，士民思想缜密敏捷，为全国人文渊薮，对全国的政治运动自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立宪运动兴起后，江苏士绅积极响应参与，并逐渐形成以张謇为中心的江苏立宪派，执国内立宪运动之牛耳。
张謇在江苏立宪派中的影响无人能及，他由一位旧式士绅转化为立宪派的过程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整个江苏立宪派的形成过程。
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1894年（甲午）状元，但不入仕，希望以实业和教育救国。从1895年开始，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实业与教育事业上面，庚子之役打乱了他的计划，迫使他认真思考国家政治与民族命运的关系。1901年3月清廷新政谕旨出台后，张謇写出2万余字的《变法平议》，从各方面提出改革中国政治的设想。
《变法平议》是一旨在推进朝野上下全面改革的系统计划。张謇在其中写道“凡制定新法，改正旧章，上有所建，交院议行，下有所陈，由院议达”[ 张謇：《变法平议》，《张謇全集》，第1卷，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年，第49页。]；“国有兴革，何以使民不疑？国有征敛，何以使民不怨？兴革视民之俗，何以杜其疑而使之和？征敛视民之力，何以平其怨而使之服？权衡枢纽，必在议会” [ 张謇：《变法平议》，《张謇全集》，第1卷，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年，第53页。]。这些论述表明君主立宪的政治理念在其意识中已经萌芽，但并不成熟。张謇的君宪理念正式形成是在1903年他亲眼目睹了立宪政治给日本带来的好处后，他写道：“日本全国略与两江总督辖地相等，若南洋则倍之矣。一则致力实业教育三十年而兴，遂抗大国而拒强国；一则昏若处瓮，瑟缩若被执，非必生人知觉之异也。一行专制，一行宪法，立政之宗旨不同耳。”[ 张謇：《张謇日记》，《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藉出版社，1994，第522页。]至此，张謇的君主立宪思想正式形成。
自日本归来后，张謇刊刻《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有关君主立宪的著作。这些著作反复强调宪法、国会以及它们对改造中国政治的可能功效。张謇通过私人关系将这些著作分送朝廷和大臣，同时到处鼓动游说立宪。
张謇以状元身份在江苏从事实业教育多年，奠定了他在江苏无人能及的崇高地位和威望，在当时可以说是领导群伦的东南人望。他的转向立宪，势必影响和带动一批江苏士绅，他们反过来很自然的拥戴张謇为自己的领袖，以张謇为中心的江苏立宪派逐渐形成 。1909年9月江苏咨议局成立，标志着江苏立宪派最终形成并有了可以公开活动的合法机关。以下列举若干张謇以外的江苏立宪派要人。
赵凤昌，江苏武进人，江苏立宪派中的二号人物。他早年是张之洞的幕僚，曾参与策划东南互保。他的私宅惜阴堂是江苏立宪派人活动的主要据点之一。赵凤昌参与政治活动的最大特点是在幕后掌控不到台前。由于其在辛亥革命前后政治活动的巨大影响，刘厚生称其为“民国产婆”。[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第182页。]
李平书，江苏宝山县人。早年做官，1905年在上海发起地方自治，长期任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及自治公所总董、上海商团公会会长，是上海立宪派的首领。1911年率领上海商团参加了光复上海的武装起义。
许鼎霖，江苏赣榆人。苏北巨商，资产颇丰。曾发起创办江苏学会（江苏教育总会前身）并任该会会董兼干事。1906年以后，成为立宪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与张謇一起在上海组织创办预备立宪公会，任该会会董，参与发起各省代表晋京请愿速开国会运动。
孟昭常，江苏阳湖人。曾任预备立宪公会副会长、第一次国会请愿江苏代表。在宣传、普及宪政知识方面，孟昭常做了大量工作。他编辑出版的《公民必读初编》、《公民必读二编》，不仅畅销江苏、浙江一带，还送销内地和边省，分别发行27版和16版，仅广西一省就订购了10万部。
雷奋，江苏松江人。留学日本，与杨廷栋等创办《译书汇编》，译述卢梭、孟德斯鸠等人著作，影响东京留学界。曾任《国民报》主笔、《时报》记者、预备立宪公会讲习会主持、第一次国会请愿江苏代表。极具口才，以言论透彻、措词清晰婉转闻名。
杨廷栋，江苏长洲人。日本法政毕业，早期曾翻译、介绍有关西方民主思想和议院制度的书籍。卢梭名著《民约论》的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就是由他完成的，曾任预备立宪公会联络骨干。
孟森，江苏常州人。曾任《东方杂志》宪政篇撰述人、预备立宪公会编辑员。他编辑的《谘议局章程讲义》，在立宪人士中脍炙人口，几乎人手一册，为要求立宪的人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狄保贤，，江苏溧阳人。清举人， 因唐才常之役事败逃至日本，结识雷奋等，受他们的影响，回国后在上海创办的《时报》成为江苏立宪派宣传立宪的喉舌，《时报》馆所在的息楼也是江苏立宪派人的重要活动据点。
2、江苏立宪派的特点
江苏立宪派除了具有立宪派的一般特点，如要求用和平手段达到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之外，由于江苏地域的特殊性而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
（1）经济实力强大。江苏立宪派人士中不少人从事实业，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张謇为例，仅仅从1899到1911年十三个年头，张謇创办了18个企业，并参加了9个公司的投资。他创办的企业资本总额（合股）达5，483，200元，经营范围也很广泛，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企业集团。[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中华书局，第1069页。]大生纱厂和通海垦牧公司是这个企业集团的两大基干。立宪派的另一头面人物苏北绅商许鼎霖，创办和参加投资的企业有10家，资本额达5，547，000元。胡思敬在题为《江苏两巨绅》的笔记中这样描述：“江南之政，败于张之洞，大坏于端方。及张人峻继任，惴惴唯恐得罪。或献谋曰：‘江北巨绅曰许鼎霖，江南巨绅曰张謇，公能笼络此二人，则高枕无忧矣’。謇尝营一大宅，所费不过四五万金，端方辄予十二万金购归公家，此笼络之术也”[ 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1997年，第83页。]。由此可见江苏立宪派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有多么大。
(2)政治敏感性强。鸦片战争以后，以上海为辐射中心的江苏省在全国的经济、文化、乃至政治地位日益重要，到辛亥革命爆发时，上海不仅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也成为全国的舆论中心。根据丁守和的研究结果[ 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82年。]，1911年12月以前全国共出版报刊157种，海外出版53种，占34％；上海出版60种，占38％；国内其他城市出版44种，占28％。革命党人雷铁崖对这一点看得也很清楚，他认为：“上海者，中国最开通之第一埠也。全国之风气，由其转移；全国之思想，由其灌输。上海发一议，举国之人即随之风靡，曰上海得风气之先者也。”[ 唐文权：《雷铁崖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77页。]江苏立宪派人处于此消息灵通、风气开放的环境中，自然具有极强的政治敏感性。他们很早就学会利用报刊杂志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申报》、《时报》、《东方杂志》等成为他们的喉舌，他们对媒体的重视和控制甚至早于革命派。
（3）政治性格保守。同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同革命派相比，立宪派的政治性格偏向保守，这是不争的事实。这里所说的保守，是相对于国内其他省份的立宪派而言，江苏立宪派的政治性格也显得更加温和保守。
江苏地区特别是苏属地区，民性柔顺且冷静谨慎，遇事多付诸理性，“对于政治运动，期望于温和的改革中求进步。”[转引自张玉法：《辛亥革命史论》，三民书局，民国82年，第167页。]早期英人在广州有入城问题，上海则无；太平天国时期，各地多办团练自保，江苏团练不多；变法运动时，江苏人倡之早，行动者不多；东南互保源自上海有深远的地区意义；立宪运动兴起后，江苏立宪派虽渐执全国立宪运动之牛耳，但在态度上仍是缓进温和。
这种保守的政治性格在张謇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他自言“生平万事居人后”，主张“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