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辛亥革命前江苏立宪派的政治活动
辛亥革命前江苏立宪派的政治活动很多，大致可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
1、领导资产阶级反帝爱国斗争运动
江苏立宪派积极参与了20世纪初年的反帝爱国运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抵制美货运动和收回路权运动。
（1）、抵制美货
1905年，由于美国政府拒不废除《华工禁约》，国内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美爱国运动，江苏的资产阶级走在这一运动的前头。
5月10日，《时报》刊出《筹拒美国华工禁约公启》，上海各商帮闻风而动，上海商务总会会长曾铸主持各帮商董会议，作出决议抵制美货，并分别致电外务部、商部坚拒签约，还申请南北洋大臣协同抗阻，并通电各地商会。江苏省除苏州外，还有南京、南翔、镇江、嘉定、江阴、扬州、无锡、常熟、通州、常州、松江、太仓、宜兴等地的商会、会馆、公所、拒约会、抵制美约会等团体纷起响应。
由于清政府的禁止，抵制美货运动草草收场，但江苏的民族资产阶级却通过这场运动增强了民族责任感和自主意识，立宪派也从抵制美货运动中汲取了力量，他们很快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收回路权运动。
（2）、收回路权
1898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借款修筑沪杭甬铁路的草约，遭到江浙两省商人的反对。1905年11月，江苏商人在上海、苏州、常州等地集会，要求清政府将苏杭甬铁路交归苏浙商民自办。随后，江苏商人认定底股，起草章程，并推选王清穆、张謇、王同愈、许鼎霖等为总协理，抢先成立了“商办苏省铁路公司”。
1906年6月19日苏省铁路公司正式成立后便开始规划江苏全省铁路工程，抵制英国对江苏路权的争夺。1909年苏路南线沪嘉段通车，与浙省公司修筑的杭嘉线相联结，进展很快。但好景不长，1910年8月清政府开始推行更大规模的“借债筑路”。江苏资产阶级和立宪派异常激愤，但并未形成激烈的革命行动。但是路权问题扩大了江苏资产阶级及立宪派与清政府的矛盾。
2、组织立宪团体
1906年9月1日清廷仿行宪政谕下，江苏立宪派人立即开始筹备组织团体。
12月9日，上海宪政研究会成立。研究会“务求尽国民参预政事之天职”；在预备立宪期内“考查政俗，研究得失”，“俟实行立宪后，代表国民，赞助政府”。以“合群策群力，共谋所以利国便民” [《宪政研究会草章》，《申报》，1906年12月10日。]为宗旨。宪政研究会学术性较浓却非单纯的学术团体，后来直接投入了政治运动。由于总干事马相伯担任了政闻社的总务员，许多重要成员包括雷奋都加入了预备立宪公会，因此1908年国会请愿运动过后，宪政研究会的活动就停止了。
12月16日，国内最大的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愚园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会选举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江苏立宪派人赵凤昌、许鼎林、李平书、孟森、杨廷栋等都是该会成员。该会“敬遵谕旨，以发愤为学，合群进化为宗旨”[《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6页。]预备立宪公会的工作以筹备立宪事宜，推动朝廷立宪，提高人民的宪政知识为中心。预备立宪公会是东南地区立宪运动的核心，也是全国的立宪运动的主导机构。江苏立宪派正是通过预备立宪公会执全国立宪运动牛耳的。他们通过马良、雷奋、狄葆贤与康梁领导的政闻社取得联系，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立宪团体（如湖北宪政预备会、湖南宪政公会、广东自治会等）关系更为密切。
3、开展地方自治
江苏立宪派人比清政府更早也更深刻地认识到地方自治的重要性。张謇把地方自治看作是“立宪之根本”，他说：“立宪基础，首在地方自治”，[ 张謇：《预计地方自治经费厘定地方税界限应请开国会文》，《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76页。]主张“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68页。]。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江苏立宪派在全国首先争取实行地方自治。其中上海、南通、苏州三地的自治办得最有成效。
上海地区的自治运动创始于1905年，主要机构是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李平书任总董。该局主要办了三件事：一是招商建立电灯有限公司；二是添辟城门马路；三是收回自办自来水公司。同时派学生赴日考察市政，创办政治讲习所，附设裁判所、平粜局、平价处并实行禁烟等。1909年1月清政府颁布城乡自治章程后，总工程局改组为上海城厢内外自治公所，1911年上海独立以后，公所总董李平书便以民政总长名义，将该所改为上海市政厅，继续办理地方自治事务。
苏州的地方自治组织称为市民公社。首先成立的是观前大街市民公社，最初职能限于公共卫生（清洁街道、凿井、通沟等）和保安消防（如修理水龙、添置水缸等），但随后扩大到道路工程，平粜平出以至金融税务等许多方面。资产阶级把市民公社看成是自己的“独立社会之起点”，并且希望“合无数小团体成一大团体，振兴市面，扩张权利，不惟增无量之幸福，更助宪政之进行。”[《观前大街市民公社第一届报告册》弁言，藏于苏州市档案馆。]其他市民公社情况与观前大体相同。
南通的地方自治主要是在张謇的主持下进行的。实业方面张謇创建了大生资本集团，为他从事其他事业奠定了经济基础。在发展实业的同时，张謇努力创办新式教育，通州师范学校于1902年创建，同时还兴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张謇对高等教育也很重视，如为工科大学、南洋大学筹划设计等，还协助创办了复旦学院。张謇的努力为通海地区的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南通的地方自治还涉及其他很多方面，张謇在总结自己兴办地方自治事业的过程时说：“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在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唯赖慈善。謇自乙未以后，经始实业；辛丑以后，经始教育；丁未以后，乃措意于慈善。盖失教之民与失养之民，苟悉置而不为之所，为地方自治之缺憾者少，为国家政治之隐忧者大也。”[《科学社年会送别演说》，《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01页。]由此可见张謇是把地方自治提到国家政治的高度看待的。
4、领导江苏咨议局
1909年10月14日江苏咨议局正式开会，张謇被选为议长。咨议局共有议员125名，其中预备立宪公会会员17人。这17人中又有几位是著名的立宪派骨干人物，如孟昭常、杨廷栋、张家镇、方还、雷奋、狄葆贤、秦瑞介、陶保晋、许鼎林、黄炎培等，议长张謇是公认的江苏立宪派领袖，由此可以看出，江苏立宪派取得了对江苏咨议局的领导权。他们接下来的行动就是通过咨议局内的合法行动争取参政议政的机会。
张謇在第一届常会提出并得到通过的《本省单行章程规则截清已行未行界限分别交存交议案》，要求凡在咨议局开办以后所订的本省单行法，都必须经过该局议决，然后才能呈请公布生效。第二届常会议决的《本局议案公布施行后之实行方法案》，则规定地方官必须按期报告咨议局议案的施行情况，如故意拖延不办者则据实给以上劾。
江苏咨议局类似提案虽大多未能获得预期效果，多以妥协告终，但毕竟具有近代议会政治——立法与行政对等的意味，江苏立宪派人由于领导江苏咨议局的活动而在全国赢得了巨大声望。
5、倡导国会请愿
1909年各省咨议局成立后，立宪派有了合法阵地，他们迅速发起了全国范围的国会请愿运动。江苏立宪派在这一运动的初期起了重要的倡导作用。
10月13日，张謇借江苏咨议局第一届年会开会之际，与雷奋、杨廷栋、孟森、许鼎霖及江苏巡抚瑞澂等商定：“由中丞联合督抚请速组织责任内阁；由咨议局联合奉、黑、吉、直、东、浙、闽、粤、桂、皖、赣、湘、鄂十四省咨议局请速开国会”，[ 张謇：《张謇日记》，《张謇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625页。]并决定在上海召集各省咨议局代表召开联合会议，讨论北上请愿事宜。议定之后，江苏立宪派人立即分头行动。历经万难，终于促成三次国会请愿运动。清廷迫于形势同意缩短预备立宪期限，宣布提前于1913年召开国会。
对于三次请愿的结果，立宪派人表现出不同的态度。直隶、陕西、河南、湖北、广西、江西、福建、山西、吉林、奉天均主张继续请愿。江苏立宪派是国会请愿运动的倡导者，这时却坚持见好就收，这与他们温和保守的政治性格分不开。这种政治性格也决定了他们在武昌起义爆发后转向革命时不如川、鄂两省的立宪派迅速。
（三）辛亥革命期间江苏立宪派的政治活动
武昌起义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江苏立宪派顺应大势，最终转向革命并有一系列政治活动，这些活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辛亥革命大局。
1、审时度势，转向共和
江苏立宪派政治上是坚定的君主立宪论者，他们反对激烈变革，对于革命更不表赞成。不过，1911年上半年“皇族内阁”的建立与铁路国有政策的实施，使江苏立宪派对清廷产生极大的失望。武昌起义更是宣告他们追求的君主立宪理想彻底破灭。他们最终放弃了无可救药的清王朝，转向共和。
11月8日，张謇打电报给袁世凯，劝他尊重国内大多数人“趋向共和”的现实，并劝袁世凯说，若清室他狩，袁则“宜迅北，入定京师。防外撼以固根本，采众论以定政体。”[ 张謇：《致袁世凯电》，《张謇全集》第1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87页。]同日，他又写信给南京的铁良和张人峻，劝他们放弃武装反抗。11月13日，张謇与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等合电张家口商会，转请内蒙古各界人士赞成共和，这是张謇赞成共和的一次公开亮相。11月16日，张謇发出《辞宣慰使农工商大臣电》，表示不接受清朝官职。至此，江苏立宪派首领张謇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立宪主张，放弃了满清王朝，转向共和革命。张謇的转变代表江苏以至全国立宪派的政治立场的转变，这必将对辛亥革命大局产生重大影响。
2、从权应变，光复江苏
转向革命后江苏立宪派人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参与江苏的光复，尤其参与了上海、苏州、南京三地的光复。
（1）与革命派合作，武装光复上海
辛亥上海光复中商团起了很大作用，而上海商团是在立宪派掌控中的。上海商团公会正会长李平书，是公认的立宪派首领；两名副会长沈缦云和叶惠钧，以及名誉会长虞洽卿及其他头面人物如王一亭、郁翰屏等多是预备立宪公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