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通的沙元炳于1902年秋九月创办师范学校，自任创办总理，“以‘贵全’为教育宗旨，立‘沈笃醇和’为一代学风”。师范学校的创建为“本地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 沙彦高《沙元炳先生事略》，如皋文史资料三第2页。] 辛亥后更名为如皋县立师范学校，解放前47年，毕业生共3203人，为如皋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他还创办有乙种商业学校。
盐城的陈玉树，于1903年在本县文庙设自治学社，“星期演说，余日肄习国文、历史、算学、测绘、东文、体操诸科”。[《各省教育汇志》《东方杂志》1905年第12期。] 是为盐城兴学之始。
武进的庄蕴宽思想开明，笃爱新学。在常州府城创办粹化女学，为提高女子文化，男女一律平等作倡导。“粹化女校后来发展成县立女子师范，为常武培养了许多女界先进”。[ 庄循义《庄蕴宽先生在辛亥革命前后》，武进文史资料十第8页。] 值得一提的是，庄蕴宽在广西梧州、龙州任职期间，对当地教育发展贡献巨大，创办的学堂有：梧州中学堂、讲武堂、法政学堂、陆军小学堂、陆军干部学堂、广西陆军测绘学堂、广西边防初级师范学堂、龙州实业学堂、广西边防陆军步兵教导团、崇信女子高等小学校、下冻两等小学。
(2)编写教科书
推行新式教育，教材的编写成为当务之急，在中国近代教科书编写的历史上，作出突出贡献的也有众多书院肄业生，最重要的有张相文、俞复、蒋维乔等人。
我国有教科书之名是从张相文的《初等地理教科书》开始的。1901年，张相文编著的《初等地理教科书》两册，由上海南洋公学印刷出版。它是我国编写的第一部地理教科书，意义十分重大。出版之后，很受读者欢迎。次年，又完成《中等地理教科书》，亦很畅销。这两部书曾多次重印，发行量达二百万册。
而此前俞复等人在创办三等公学的同时自编蒙学读本，实为新式教科书。1902年俞复到上海与人创办文明书局，将此书印刷发行。“当时学堂萌芽时代，儿童发蒙用书，先只有南洋公学所编之蒙学课本，仅有三四册，又其他零星课本，皆不成军者”。自此书问世，不胫而走，至1904年已印十余版，而各地翻印者更不可胜记。 直到1907至1908年间，销售量才渐渐衰落。“计此书前后占我国小学教育上一部分势力者，实有五六年也”。[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第二册民国丛书第二编（46）第252页。]
编辑教科书方面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者当推蒋维乔。蒋维乔曾任爱国女校教员。1903年苏报案发生后，他抱着救国之本还在教育，应从编辑教科书着手的宗旨，在恢复爱国女校的同时，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从事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前后长达十年之久。首先，编成第一册《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接着继续成十册，风行全国。自此，我国自编“教科书之形式方备。”后因嫌文字太深，又重编初小《简明国文》、《简明修身》教科书各八册，与《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相辅而行。后又适应初小开设历史、地理课程的要求编成简明初小地理、历史教科书。“在初兴学堂以后，白话教科书未出世以前，此书固盛行十余年，行销至数百万册”。[ 蒋维乔《编辑教科书之回忆》侯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补编》中华书局1957年12月版第145页。] 此外，蒋维乔还于1910年编著《学校管理法》一书，被清政府学部誉为颇多经验有得之作。辛亥后，蒋维乔参加教育部工作，为壬子癸丑学制的制定实施作出了很大贡献。
(3)教育名家
在大清帝国国势已去的形势下，不少新学化书院肄业生毅然脱离宦海，投身教育。不少人埋头耕耘几十年，桃李遍天下，成为教育名家。其中最著名者当推唐文治。
唐文治青年时代肄业于南菁书院，清末他深感大清帝国国力已尽，毅然辞职南归，于1907年任上海实业学堂监督。从此矢志办学，为国家科技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唐文治到校时校务松弛，经其锐意整顿，学校体制从原来模仿教会大学制，改为适合我国国情的体制，校誉蒸蒸日上。1908年夏，实业学堂原设的普通工程科改为铁路科；翌年又增设电机科。“中国高等学校之有铁路、机电科系，均自此始”。[ 徐湘亭《老教育家唐文治先生事略》，无锡文史四，第89页。] 在他倡议下，学校还决定每年选派铁路、电机两科毕业生若干人去美国肄业。此后实业学校还增设商船驾驶科及铁道管理科，使学校设置科系，粗具大学规模。唐文治遴聘的教授以及学校各部门、各科系负责人，亦皆一时之选。其于学生，既严又亲，要求学生刻苦钻研科学知识，积极参加体育锻炼， 当时该校被誉为“中学好、科学好、体育好”的“三好学校”。为使学生在专业知识方面“研科学之理，精机械之术”[ 徐湘亭《老教育家唐文治先生事略》，无锡文史四，第90页。] 唐文治于初长实业学堂时，即设附属于学堂的机械厂，以供学生实习、实验之用。以后又逐年添置设备，不断扩充。1913年又购得一批电机，另设电机试验厂，不数年电机厂也粗具规模。唐文治还重视图书馆建设，1918年春，学校筹建图书馆，需资八万元，除当时的交通部拨款三万外，余均由学校劝募。两年后，图书馆建成揭幕，佳宾云集，前往道贺者约二千人，颇极一时之盛。
唐文治自1907年秋出长实业学堂起，至1920年秋称病辞职止，十多年间对校务精心规划，使学校日趋完备，人才倍出，交通大学也成为旧中国为数不多的著名大学之一。他对国家科技教育事业的贡献，对交通大学的功绩永远铭记在后人心中。因此，在他脱离交大多年以后，交大先后在校内兴建文治堂（抗战前建）和新文治堂（抗战后建），以及在上海虹桥路创办文治中学，以志纪念。
脱离交大后，唐文治主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达三十年，培养了大批国学人才，也为书院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提供了借鉴，详见--书院式学校。
在民国初年还有一位南菁肄业生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并值得一提的是吴稚晖。吴稚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教育上，他一方面潜心研究和推广注音字母，一方面大力提倡科学工艺的教育。
吴稚晖在南菁书院时即曾创制一套独体篆文的“豆芽字”，为切音方案之一，在主笔《新世纪》时对汉字改革进行过深入探讨，形成系统的改革设想。辛亥革命后，为普及教育起见，教育部提出“采用注音字母案”，聘请吴稚晖主其事。吴稚晖深知推行汉语注音字母对于汉字改革，普及教育，统一读音的重要性。经过精心筹备，尤其是吴稚晖的巨大努力，1913年2月15日读音统一会正式开会，经过二个多月反复酝酿讨论，终于达成共识，编辑成《国音汇编（草）》一书，交教育部备案。1920年12月，北京教育部将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颁行全国，一直延用到1932年，才为吴稚晖本人参与修订的《国音常用字汇》所取代。
吴稚晖国学功底深厚，又曾出过国，两种文明的强烈对照，使他更深认识到中国旧式教育的弊端。在一篇文章中，吴雅晖公开宣称：“吾不望青年为伟人，仅望青年为普通人，当求刨床、求钻台，求锯座。”[ 吴稚晖《靑年与工具》《吴稚晖学术论著》民国丛书第三编（85）第147页。] 他希望中国能形成一种习于劳作的社会风气，建议中国的家庭，都应在书房中安置一小小的工作所，子弟随时可入内修理制造，来客请在工作凳上说话。吴稚晖提出要根本改变中国的教育方针，以培养科学与工艺人才为教育的中心目标。这种倡导科学工艺教育的思想，不仅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有着积极、进步的意义，即使在今天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此外沙元炳也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拯救中国，赞同实业救国。并主张救国必须先行振兴教育，培养具有“事事之实”的专门人才。这与唐文治、吴稚晖等人的实践主张可谓不谋而合。联想到南菁书院注重实学，大胆将西方自然科学课程引入书院课程的办学经历，这种相同绝不是一种巧合，而是长期重视实学学风熏陶的产物。
3、流风遗韵
(1)书院遗韵
江苏书院虽在清末已基本废止，但由于文风繁盛，少数书院创设的文社仍保留至民国年间，且有一些地方新组织学社或文会。作为文人较试文艺，切蹉学问的场所，多沿袭了书院课士的形式。在新式教育尚处开创时期的一段时间内，这些书院的残存组织为各地的文教事业也略尽了一份绵薄之力。
武进高山书院历史悠久，李兆洛曾讲学于此。戊戌政变后，来到书院寄读的年长学生渐渐减少。废科举兴学堂后，书院内寄宿生更少，官师在院内授课的对象，以书院附近村镇的学生居多，几乎与书院以外的学塾相仿了。 然而直到1912至1913年间，张麟（曾任山长）一直还住在书院讲堂的西边间，一面行医，一面主持高山书院“东郊文社”的命题和评卷工作。1915年春，三河口小学由鼎新小学与圆胜庵小学合并后正式迁入高山书院时，张麟（伯振）还继续在那里住下去，东郊文社的一切费用，包括薪俸、纸卷、笔墨、奖赏等，还由高山书院学田、基金等租息开支。“封建的书院制度虽已废除，而书院为振兴地方新的合乎潮流的文教事业，仿佛还在旧的基础上革新进行”。[ 三河口乡志办《高山书院纪实》，武进文史资料十三，第78页。] 据冯家大队八十三岁的徐鸿老人回忆，在1913至1914年间，他曾经几次去高山书院张伯振那里参加过“东郊文社”的会文考试。他还记得有一次会文题目是“刘备有孔明犹鱼之有水”的论说文。这个文社，大约还延续了两三年，后来才停止。
泰县国学研究社，设于图书馆内，1922年知事郑延韩国钧、吴同甲、刘显曾、王贻牟、袁镳为社长，刘法曾、沈秉乾、陈恩洽等为评议员，订简章12条。社长主持社务，指示学员读书方法，并研究经世有用之学，间及经史、政治、诗赋。凡愿入社者经甄录以后为学员，每月一课四题，课毕开评议会，择优员住社，余亦给奖，仿书院制。到1927年停办。[ 据《泰县志稿》卷十四教育志。]
丹徒县仁让乡，本无书院，为了鼓励士子读书上进，仁让乡每年秋季举行一次会文，凡本乡读书人都可前往会试，地点在宝埝镇大码头长寿庵。交卷后，招待一餐丰盛的筵席，表示对读书人的优待。前三名还另有奖品。这项活动，直到民国初年还举行过几次。[ 李耀锦《宝埝旧话》，丹徒县文史资料二第109页。]
1924年扬中文士朱宝鎏、朱琴、祝尧三、杨子桢、姚际春、曹相臣等老先生，为鼓励文人上进，改变落后状况，发起结社会文，对成绩优秀者给予一定的奖励，由朱宝鎏定名为“存粹文社”。[ 吴承顺《存粹文社》，扬中文史资料二第57页。] 定于农历每月十三日晚上，入夜开始，天明结束。命题范围包括四书、五经、史传、时令、政令各方面。后因资金无着而停顿。
文社、学社的出现在宋以后科举盛行之后，士子们聚在一起揣摩文坛风气，一起会课会文，以应付科举考试，是一种功利性的团体。而以上这些文社或学社则不同，虽同为文士所创建，已摒除了应付科举的功利性目的。小而言之为文人提供切磋学问、较试文艺的场所，对提高个人文学修养和学识有益；大而言之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为不能入校者提供学习的机会，对振兴当地教育事业实有裨益。而它们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书院的课士方式，又提醒我们书院制度虽废，而流风仍存，其办学方式仍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一旦条件具备，书院的优良传统必将焕发出新的光彩。
(2)书院式学校
民国时期学制先模仿日本，后模仿美国，始终未能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学制。因而学校教育弊端丛生。人们既然不能从机械、刻板的学校教学中得到满足，乃返观中国古老书院制度，顿觉其优点甚多，非学校可比。比如不象学校“使学生立于被动，销磨个性，毁掉性灵，庸懦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 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 五四时期的社团（一）三联书店1979年4版第72页。] 于研究形式上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因而有人提出应以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办一种半学校半书院式的教育组织。唐文治主持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即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而章太炎在苏州组织的国学讲习会，以及扬州后来出现的一所国学专修学校，与之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1920年，私立无锡国学专修馆成立，（1927年改名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该校以保存国学，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为办学宗旨。1934年冬，章太炎在苏州发起章氏国学讲习会，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 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 1979年10月第960页。] 30年代后期，在上述两校启发下，扬州又出现了一所国学专修学校。创办人蒋贞金，字太华，本是秀才，本世纪初毕业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他有感于江北无高等学府，曾呼吁创建江北农工学院，无奈曲高而和寡。此时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办学有年，已成为当时国内唯一的国学高等专门学校，苏州国学讲习会也办得有声有色。蒋贞金深有感触，“既然力量不足，何不采取由小而大的步骤，先办一所小规模的学校，来造就一批专业知识分子，待将来基础稳固，财力充裕，再扩建更大的能包罗文、商、工、农各个科系的高等学府”？[ 书佣《扬州国学专修学校琐记》，扬州文史资料11，第146页。] 经多方筹备，扬州国学专修学校正式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