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清末至“五四”运动前），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晚清新政、辛亥革命、袁世凯篡权、二次革命、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军阀内讧、一次大战等系列事件。在此阶段，苏中地区（扬州、南通、泰州）近代报刊事业开始起步并有一定发展。
19世纪70年代，近代传媒已悄然渗透并影响苏中地区。1875年7月，上海《申报》开始在全国主要城市聘特约记者，扬州成为其最早聘请特约记者的城市之一。此后，《新闻报》等也纷纷派设驻扬记者、设立售报处。1880年前后，《申报》已在扬城设立三处售报馆。[王庆云等.扬州报刊志[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13页]《淮南日报》与《广陵涛》应是苏中最早出现的近代地产报刊，但除能知晓其创办于清末外，两者其余情况已如滔滔广陵潮，皆不可考。1905年，《文明彙报》创刊。所以笔者将20世纪初定为苏中地区近代报刊事业的起点。
（一）辛亥革命前苏中近代报刊事业的起步
清末苏中地区近代报刊事业是在政治法制环境、地理格局、区域发展等因素影响下起步的。
维新失败后，报禁严格。“莠言乱政，最为生民之害，……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世诬民，罔知顾忌，亟应设法禁止。”[中国社会科学院编.新闻研究资料(第12辑)[M].展望出版社，1982.上册294页。]刚兴起的中国近代报刊事业进入暂时的低谷，但低谷中孕育着希望。1901年清廷宣行“新政”，再破报禁。1906年清廷称：“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西北政法学院编.中国近代法制史资料选辑（第1辑）[M].西北政法学院.]一批新闻报刊法律接连出台。尽管惩处报刊宣传的“造妖书妖言罪”直至1910年依然存在；压制、打击、迫害报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如《苏报》案、卞小吾案等。但从整体而论，20世纪初开始，办报的政治环境宽松了，为苏中地区近代报刊事业的起步创造了合法空间。
苏中三市处江苏中部，是沟通江苏南北的主要板块，也是长三角的重要一极。清中晚期苏中曾是全国区域发展的模范。康乾时期的扬州是中国三大都市之一，是中国东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晚清的南通成为近代中国的工业中心之一，以其近代市政、文化、教育等建设的成就成为全国的模范县。进入20世纪，苏中受太平天国等运动影响，损失严重，但因其沟通南北、邻近宁、沪的地理位置，接受近代变革的辐射较快，间接地促成了苏中近代报刊事业的起步。
辛亥革命爆发前，苏中地区有史可考的报刊有六种：《淮南日报》（清末扬州）、《广陵涛》（清末扬州）、《文明彙报》（1905扬州）、《星报》（1907南通）、《通师校友会杂志》（1908南通）、《如皋白话报》[ 该报有1910、1912年创刊两说，有如皋人周高潮考应为1910年说，见中共如皋县委会党史办公室、如皋县编史修志办公室编：《如皋文史资料》（第4辑）第2页，编者1985年版。]（1910如皋）。苏中区域近代化发展客观上培养了苏中文化事业近代化启动的呼声与条件。张謇的努力使南通近代工业化因素迅速成长，带动其他近代化社会事业发展，为近代报刊事业的出现打开了局面。扬州失去了以往的规模，但仍然拥有相当数量的士绅群体，具有近代报刊的基本读者群。因扬州与南京交通方便，而南通与上海隔海交通不便，所以扬州近代报刊事业的起步较南通有所超前。可见，近代工业化的发达与一定数量读者群体的存在，是促成苏中近代报刊事业起步的一个重要前提。
辛亥革命爆发前，报刊已经深入苏中大地，成为苏中地区民众了解世界、了解社会的重要媒介。例如通州光复后，军政府总司令部通过《上海时报》来安定地方。“总司令处又发布了布告地方父老、军士和本不职员的三个文件，措辞谦虚诚恳，目标在于安定地方，字面上只提到共和而不曾提到革命一个字。文件都登载地方新闻上，同时并寄登了上海报纸。”[ 管劲松：《辛亥通州光复记》，《辛亥江苏光复》，150-151页。]由此可见一斑。
（二）辛亥革命对苏中近代报刊事业的影响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对苏中地区产生了冲击性的影响。不出两天，消息已经传遍苏中地区。甚至连当时僻在海隅的通州民众皆已知晓，“辛亥年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不到两天，通州社会一般都已从上海报纸上看到了这一消息。”[ 管劲松：《辛亥通州光复记》，《辛亥江苏光复》，144页。]
很快，苏中三地分别光复：扬州（11月7日）；通州（11月8日）；海门厅（11月12日）。其中扬州泰州等地为武装光复，南通为革命军至而光复。
苏中各地光复政权的组成与前清有所变化，虽然其政权的封建势力还比较强大，但毕竟结合了立宪派及部分革命派的成员，其政权的进步意义值得肯定。经过斗争，光复后建立的苏中各地政权主要掌握在军阀与立宪派手中，行政官员主要由立宪派所担任，如扬州地区（扬州民政长李石泉）；泰州地区（泰州民政长张淦清、兴化民政长余宜官）；南通地区（通州民政长张詧、如皋民政长沙元炳、掘港民政长金圻、海门民政长梁孝熊）。这些政治变革，对于苏中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革命后，清廷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和《大清报律》等法规皆被废除。经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中华民国暂行报律》事件的反复，1912年3月12日，南京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人民群众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被第一次载入了国家根本大法。这对于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是一个绝大的推动。受辛亥革命刺激，“民国成立，报纸新闻在量的方面增加了很多。”[ 刘豁轩：《报学论丛》，天津益世报社[印制] 1946年，15页。]武昌起义后半年，全国报纸由100家激增至500家。苏中地区也与全国一样，短短两三年内，相继创办了《怡情报》（扬州）、《通报》（南通）、《共和演说报》（南通）、《扬州日报》（扬州）、《江淮新报》（扬州）、《如皋通俗报》（如皋）、《兴化乡公报》（兴化）、《民声报》[ 原名《江淮报》。]（扬州）、《安宜日报》（宝应）、《泰兴报》（泰兴）、《民鸣报》（泰兴）、《友言报》（泰兴）、《民气报》（泰兴）、《皋鸣报》[ 此报有1913、1914年创刊两说。]（如皋）、《通海新报》（南通）等十余种报刊。
袁世凯上台后，报刊的生存空间又被压缩。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比1912年初的500家少了2／3，同时有大批报人受迫害。《报纸条例》、《出版法》、《戒严法》和《治安警察法》等法律条文的出台使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笼罩了一层阴影。这段历史，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被称为“癸丑报灾”。苏中地区整个1914年间也仅有一家自治报（扬州）创办。在黎元洪及段祺瑞执政阶段有关报刊的立法又有反复，但总体而言，此时中国报刊的法律环境有了较为宽松的调整。苏中报刊创刊数又有了一次较大的增长。1915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5年间，苏中地区又创办了《教育杂志》（高邮）、《扬州》（扬州）、《如皋周报》（如皋）、《省立七种校闻》（南通）、《校友杂志》（泰州）、《十里春风报》（扬州）、《淮南报》（泰州）、《邗江周刊》（扬州）、《市厢公报》[ 1927年改名为《大江北日报》。]（扬州）、《江北商务报》（扬州）、《淮扬日报》（扬州）、《大声报》（扬州）、《高邮日报》（高邮）等十余种报刊。[ 尚有南通《公园报》等数种报刊也创办于此时期，但具体创办年代无考。]
辛亥革命后，苏中报刊的变化不体现在报刊种类的增加上，而且体现在报刊生命期也出现了明显增长。辛亥革命前的创办的苏中近代报刊持续时间皆短，如《淮南日报》、《广陵涛》、《文明彙报》等报刊。即使存续时间最长的星报，也仅持续了5年。而辛亥革命后发行的苏中近代报刊除《校友杂志》、《安宜日报》、《泰兴报》、《民气报》、《民鸣报》、《友言报》、《襟江新闻》等发行时间较短外，基本都发行达2年以上，甚至10年、20年，最长的《扬州日报》达到了25年之久。考其原因，一者由于清末新政的施行还有一个时间差；再者由于新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以及更加开放的新闻法令使得报社的生存环境大大改善；三者由于改朝换代之际新闻信息量的供需也大大增加，社会于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普遍持支持与肯定的态度，利好消息的持续刺激是形成辛亥革命后苏中近代报刊事业爆发性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辛亥革命后苏中近代报刊事业的物质进步
辛亥革命后的苏中近代报刊事业的物质进步主要体现在报刊发行量、发行区域、纸张码号、版面安排、通讯联系、印刷、广告等方面。
辛亥革命后苏中近代报刊发行量呈现上升的趋势。出现了一些期发行量在200份以上的报刊，如《民声报》[ 戈公振列其为民国扬州知名报纸，期发行量当超200份。]、《扬州日报》（200份）、《大江北日报》（350份）、《江北商务报》（200份）、《淮扬日报》（200份）[ 《江苏月报》1934年1月1卷3期与《报学季刊》1935年1月1卷2期载。]、《通海新报》（300份）、《皋鸣报》（700—800份）、《通报》（600份）等。
从发行区域来看，大部分的近代报刊创刊地集中在扬州与南通两市。发行区域也基本以本地为主，扩散周边地区，如《大江北日报》于公道镇设代销点，每天邮寄30—40份报纸代销。这时的苏中地区，扬州处于比南通、泰州高一行政级别的地位，因而报刊的创办总数居多是正常的。但是，同为县级的南通、如皋却远高于泰州等县[ 泰兴县虽有5种报刊，但发行期都十分短暂，社会影响很小。]，如皋报刊民国初年即有“全省六十县之楷模”[ 中共如皋县委员会党史办公室、如皋县编史修志办公室编：《如皋文史资料》（第4辑）第1页，编者1985年版。]之誉。跳出苏中地区来看，南通地区的报刊数量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由于苏中地区近代化进程的发展，该地区客观存在着两大中心城市——扬州，南通。扬州是作为该地区的行政、商业中心而存在，南通则由于南通的“张謇模式”创造了一个“模范县”。这就为以广告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报刊提供了生存的土壤。苏中地区近代报刊的广告一般登在报纸的第一版位置，报名之后便是广告，一整版登不下便延至第二版。地位比时评、新闻为重。但因为发行数量的限制，报价几乎不能赚得多少利润，大部分苏中近代报刊只能维持报馆的基本运行。
辛亥革命前后，苏中地区所创办的近代报刊几乎全是民营性质，对办报资金来源可考的31种报刊的分析告诉我们，除了经营收入外，其办报资金来源基本有三种渠道：一是个人独资或多人合资，19种，占63%；二是在个人出资的基础上接受政府部门或组织的津贴，2种，占5.6%；三是完全由政府部门或组织津贴支持，10种，占32.4%。这些政府部门或组织中，以教育会、通俗教育馆、校友会这类文化部门或民间组织为最多，非文化部门赞助的为《共和演说报》（掘港市议会）、《通报》（南通商会）、《扬州日报》（淮南盐运公署、江都县政府、江都县公安局、盐商同福详号）、《江淮新报》（淮南盐运公署）4家。严格意义上来说，此时的苏中地区，还没有真正的官办报纸，被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列为民国建立后扬州的知名报纸之一的《扬州日报》，是与官方联系最为密切的，也仅是接受盐运公署的津贴，而在人员、办报旨趣等方面并不受其约束。民办报纸的一统天下既说明了民间办报热潮在辛亥革命刺激下的蓬勃兴起，也说明了苏中地区官办报纸一定程度上的滞后性。
辛亥革命前的报刊版面比较单调，“初期的中国报纸，新闻报告异常简单，大致不脱‘官报’的格式。”[ 刘豁轩：《报学论丛》，天津：益世报社，1946年，15页。]从版面的安排上来看，一般为广告、时评、科普、本埠新闻、外地新闻、杂谈、连载小说之类。以部分报刊为例，《文明彙报》第2册文稿目录为：《神女权说》、《论征兵》、《拟五月藏女神庙碑》、《泰西风俗敬》、《地理问答》、《论大家齐心》、《主仆仇》、《新儒林外史》（第2回）、《谐铎选择：学而时习之（二则）》、《教育改良唱歌》、《戒恼仙方歌》、《同人分咏七点诗》、《长至日饮莆即席口占选报》等。[ 藏于南京图书馆。]其中，《主仆仇》为侦探小说，且为连载。辛亥革命后，苏中地区近代报刊普遍较开始注重新闻的报道，这也是得益于通讯联系手段的进步。咸丰年间，南通开始出现民信局，至清末，通州城及周围乡镇出现民信局70多家。光绪24年（1898年），扬州开设邮政分局前，城内已有民信局21家[ 扬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扬州市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95页。]。扬州邮政分局是全国最早建立的邮局之一。光绪27年（1902年）设南通州邮政局。光绪8年（1882年），清政府开始敷设上海至扬州、南通等地的电报线，并在扬州南河下创设官电局，办理往来官商电报事务。光绪20年12月（1895年1月），南通设电报局，开通国内电报业务。民国2年（1913年）3月，张謇及南通商界人士集资创办私营南通大聪电话公司。扬州电话局则设立于民国4年（1915年）11月，局址于左卫街（今广陵路），起初为市内电话，1919年4月开通长途。应该说，苏中地区尤其是扬州，其近代化的通讯机构及基础设施的起步在全国是比较早的。反映在报刊事业的发展上，约在1913年左右，各报已经开始广泛的运用电讯接受外地新闻信息，较之以往依靠别的大报，尤其是《申报》等上海报刊的内容进行转载是明显的进步了。
辛亥革命后苏中地区近代报刊的印刷设备也有显著提高。革命前，一般为石印与油印，如《文明彙报》即为石印。革命后的中国出版界，铅印开始逐步代替油印、石印成为主流趋势，苏中地区也很有部分报刊尤其是资金较为充裕的大报赶潮流之先，努力提高印刷质量。以扬州为例，《大江北日报》先后由扬州贫儿院印刷所、旌忠寺张旭东私人所办集贤斋印刷所等专业的印刷机构代印。《淮扬日报》创办人陈臣塑在扬州辕门桥[ 今扬州市国庆路新华书店处。]创办飞狮公司，代印《淮扬日报》，飞狮公司关门后，转由扬州贫儿院印刷所印刷。再如南通，《如皋白话报》初为石印，民国2年（1913年）改为铅印。《皋鸣报》则是自购铅字印刷机印刷。《通海新报》创刊伊始即为铅字印刷，先由南通翰墨林印书局承印，后自办通新印刷公司印刷。
（四）辛亥革命后苏中报刊事业的精神进步
辛亥革命前后的苏中近代报刊作为一种新的信息媒介，为苏中地区的近代化及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也是辛亥革命后推动苏中地区社会进步的主要精神力量之一。
20世纪前的中国，“在民元以前，大多数的中国报人是具备些‘第二手’的新知识的‘士大夫’。”[ 刘豁轩：《报学论丛》，天津：益世报社，1946年，18页。] “当时社会上所谓优秀分子，大都醉心科举，无人肯从事新闻事业。惟落拓文人，疏狂学子，或借以发抒抑郁无聊之意思。各埠访员，人格尤鲜高贵，则亦事不可讳者。”[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77页。]评价虽绝对，但报人社会地位的低下在当时确是不争的事实。所谓“新闻记者等于‘亡命徒’。”[ 刘豁轩：《报学论丛》，天津：益世报社，1946年，15页。]辛亥革命后，报人群体出现了积极的职业化趋势。扬州籍报业人士樊遁园、刘师培、徐公时、张少斋等四人的从业历程大致相沿，正可说明该时期报业人员的职业化转变。樊遁园先后任《镇江商务报》编辑[ 王庆云等：《扬州报刊志》，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239页。]、《扬子江丛报》及《扬子江白话报》发起人、芜湖《商务日报》主笔，最后为淮北票盐笔墨代表。刘师培先后任《俄事警闻》编辑、《警钟日报》编辑主任、《国粹学报》主笔、安徽公学、皖江中学等中学历史或伦理学教员、《民报》撰述、《天义报》（《横报》）主办人、端方幕府幕僚、四川国学院教授、《四川学杂志》主笔、阎锡山的高级顾问等职。徐公时先为安徽旅扬公学堂长、后为《江淮报》（《民声报》）报馆主任。张少斋先后担任南京大总统府禁卫团司书、《扬州日报》创办人、《新闻报》驻扬记者，期间曾任江都县商会会长。樊遁园屡受政府、官僚压制，几次办报皆无善终；刘师培虽曾为报人，但国学为其致力方向，一生为政治所奔波。樊、刘为报业非职业化人物的代表。而徐、张则一生几近全部精力致力于报业，皆是专职。1912年，徐公时还作为扬州新闻界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报界俱进会特别大会，更是肯定地证实其职业报人的身份。在可考的21种辛亥革命后创办的苏中近代报刊中，个人做报刊创始人的情况为：教师3人，商人资本家1人，官僚1人，知识分子5人，另有张謇（创办《通报》）、朱康（创办《大江北日报》）两人既为资本家，也为官僚。这种创办者的身份分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内涵。教师是较其他社会阶层更早接触并接受新知识、新的社会改良事业的群体之一。如扬州盐商后代徐公时，创办《民声报》是其政治思想的一种展示。办《通报》虽仅是张謇创办的众多社会事业中的一件小事，但因其身份，客观上也起了鼓励办报的效果。该报创办后由南通商会主办，为张謇地方自治蓝图服务。再来看创办报刊的组织身份，江苏省立第七中学、扬州学界、英算专修馆校友会、如皋劝学所、如皋教育会、如皋通俗教育馆、掘港商学团等皆为民间教育文化团体。扬州学界历来以好学敏思、激扬国事出名，学生运动在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如皋劝学所、如皋教育会、如皋通俗教育馆、掘港商学团都是南通学界、教育界所办，其中掘港商学团的成员是由通州师范和如皋师范的回乡学生为主体，包括部分地主、商人子弟在内。如皋劝学所、如皋教育会、如皋通俗教育馆则为公益性教育团体。这些团体都属于较早接触并接受革命潮流与近代思潮的团体。
报刊名称也反映着报刊的旨趣与性质。辛亥革命前后的苏中地区报刊名称主要分为三类：一是以地为名，如《淮南日报》、《安宜日报》、《扬州日报》、《扬州》、《邗江周刊》、《淮南报》等；二是以报刊内容为名，如《如皋白话报》、《襟江新闻》、《怡情报》、《江北商务报》等；三是以最具时代特征的有民主革命等气息的名词为名，如《文明彙报》、《民气报》、《民鸣报》、《民声报》、《共和演说报》、《自治报》、《江淮新报》等。辛亥革命后民主空气的扑面而来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后新闻舆论的开放使报名的确定也灵活了很多，第三类报刊名皆出现于辛亥革命后，带有明显政治意味，如《江淮报》改名《民声报》，用意明显。
辛亥革命后创办的苏中地区近代报刊与革命前的邸报等根本不同的是宗旨，其宗旨大多为启迪民智、寓教于乐、传达政讯、推动社会进步。虽然“民国成立，报纸新闻在量的方面增加了很多，不过大多注重政治方面，尤其国内新闻，至于新闻的质，仍然谈不到‘时间性’与‘正确’。”[ 刘豁轩：《报学论丛》，天津益世报社[印制] 1946年，15-16页。]但很多报刊已经在努力。如《民声报》在《申报》上刊载出版广告时提出该报宗旨为“应时务之需要，希言论之自由”、“宣达民声，期殚天职。”《邗江周刊》在出版启事中称该报“说理详明，记载确实，选择颇精”，“足以开通风气，别开生面”。虽然这些宗旨有时还仅是一种说辞，有待于日后的进步。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报刊主办者显然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希望自己的报刊能够达到为社会服务、为时代倡言的境界。此时的苏中地区报刊内容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并伴生一定的不成熟性。时代性体现在报刊开始履行其监督社会、发挥民主舆论的功能。《扬州日报》仿《申报》“自由谈”辟“自由语”栏目，对社会现象进行评论。《皋鸣报》因为经常发表抨击腐败政治、揭发地方黑恶的文章，从而获得“炮报”之名。《共和演说报》、《皋鸣报》等都对袁世凯称帝大肆谴责，痛快淋漓的发挥了报刊的社会作用。不成熟性则表现在受社会环境影响，存在着一定的封建性及落后性，如《十里春风报》以社会新闻为主，不乏诲淫诲盗的内容。不成熟性还表现在斗争策略的幼稚上，如发行范围几近整个苏中的《淮南报》，1917年只因刊载了“倪某典产运动警察分所长缺”一事，引发群众袭击泰县知事郑辅东，而遭勒令封闭。此事发生的深刻背景是中国社会法制的落后，但仅一条真实的新闻报道就致该报倒台，也反映了该报应对突发事件时的无措。同年，《自治报》创办人茅幼安与江都县知事周光雄发生争执，被抓进牢房，后经说情才得以保释。《自治报》也因此停办。[ 王庆云等.扬州报刊志[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31页。]这种现象虽不多见，但也绝非偶然。
报馆不再以免费赠送为发行主要渠道，以质量吸引更多读者成为各报尤其是商业性报纸的主要选择。《皋鸣报》为迎合社会各阶层的口味，每期的评论都有白话文与文言文两种版本。《怡情报》立足于扬州本地市场，多编扬州本地新闻，尤其致力于办好副刊，其文字诙谐，妙趣横生。创办人之一杜少棠时在其副刊连载小说《青丝发》，一时“扬州小杜”之名满扬城。在苏中本埠报刊自身竞争的同时，它们还要面对来自外地尤其是沪、宁等地大报的挑战。苏中地区报刊除部分由报贩零售外，大多由订户向报社直接订阅。上海《新闻报》、《申报》、《时事新报》、《时报》，南京《新江苏报》、《江苏省报》、《苏报》等报刊在苏中地区各城镇皆有销售网络。
辛亥革命后的苏中地区报刊事业最大的亮点体现在：报刊的社会职能得到大大加强，报刊开始发挥舆论监督、开通民智、传达信息等社会职能。办报人新闻价值观的确立。办报人已经开始独立地作出对新闻事件的判断与评价，大部分报刊的价值观开始循着民主、法制、公理、道德的方向发展，朝着社会进步的方向前进。虽然与同时期报刊事业先进地区相比，苏中地区进嗲报刊事业刚刚起步，差距也很明显，但这并不妨碍它前进的脚步。
（朱季康 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