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所学校虽然名气有高有低，规模大小不等，培养人才亦有多有寡，却都从我国古老的书院制度中吸取了优良的办学传统，归纳起来有以下数条：
第一、慎于择师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唐文治所聘任的教师都是有名望而又有实学的。海内名流陈石遗、钱基博、顾实、陈鼎忠、王蘧常、吕思勉、周谷城、周予同、蔡尚思、张世禄、朱东润、夏承焘等均担任过教授。唐文治对负有盛誉的名教授，不惜重金礼聘。 如“教《宋诗》、《通鉴纪事本末》、《音韵学》、《要籍解题》的教授陈石遗，每小时的钟点费为银币二十元”。[ 陈其昌《唐文治和国学专修馆》，江苏文史资料选辑十一第174页。] 一个私人创办的规模小小的国专，讲课钟点费之高，在当时全国高校中，可说是独一无二了。
章氏国学讲习会，章太炎先生自任主讲，并由门人朱希祖、汪东、孙世扬、诸祖耿、王謇、王乘兴、潘承弼、王牛、汪相年、马宗芗、王绍兰、马宗霍、沈延国、金毓黻、潘重视、黄焯任教师。其中朱希祖担任《史记》，马宗芗担任《庄子》，孙世扬担任《诗经》，诸祖秋担任文选，黄蕙兰担任《易经》。
扬州国学专修学校聘请诸师虽不能与以上两处相比，却也尽聘当地积学之士。“如讲古文的陈赐卿先生，就是一位桐城派名家，又是纂修方志的高手，民国二十四年刊行的《江都县新志》即赐卿先生总纂”。[ 书佣《扬州国学专修学校琐记》，扬州文史资料11，第147页。] 骈文老师陈含光先生是海内有数的骈体专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和书画家，曾参与《清史稿》的编纂。
第二、严于择生
唐文治既重视师资，慎于择师，对学生的录取亦极为严格，从不滥招学生，以保证教学质量。无锡国学专修开办之初，在上海、南京、无锡三地招生，报考者达千人，录取仅30人。国专从1920年开办到1950年结束，毕业学生统计总共只有1800多人。正因如此，国专人才辈出。“著名的老学者、老专家唐兰、吴其昌、王蘧常、蒋天枢、钱仲联、朱星、周振甫等都是国专早期学生”。[ 陈其昌《唐文治和国学专修馆》，江苏文史资料选辑十一第174页。] 在三四十年代毕业的学生，如蒋祖怡、徐兴业、鲍正鹄、郑学韬、冯茂元、冯其庸等，大多亦已成专家、学者。全国各高等院校，文史哲各科教授、副教授中，几乎都有国专毕业的学生，真是桃李芬芳。
章氏国学讲习会从1935年暑假开始征求外埠学者前往报名，“报名之各地学者即边远省区亦络绎而至”。[《申报》1935年8月16日。] 学会“规定学员修业二年，由各省市文化机关团体保送，并指定作论文一篇，经审查合格后发给听讲证”，[ 任启圣《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讲学始末》文史资料选辑九十四第82页。] 才可报到入学。此次共招学生72人，籍隶十四省。另据《章太炎年谱》记载，讲习会的学生约有100多人，来自近20个省市，年龄最大的73岁，最小的18岁。
扬州国学专修学校，首届招生40余人，内有女生2人。学生多半来自扬州和苏北各地，均有一定国学功底，年长的已过不惑，小的年方弱冠。
第三、注重学术研究
在这方面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最为突出，唐文治教课一般并不逐句讲解，而是采用讲学方式，阐述微言大义。因为文句的理解，书本上自有注释，学生可依靠注释自己去弄懂它，他对学生的学习强调“熟读精思，循序渐进”，[ 陈其昌《唐文治和国学专修馆》，江苏文史资料选辑十一第175页。] 并要求能背诵几本经典著作和传统名著，先打好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博览群书，各取所需。他积极鼓励学生凭自己的爱好和专长，独立钻研，探其奥秘。平时利用寒暑假或课余时间，令学生写读书札记和学术论文，并把学生写的论文札记，按内容性质分送教师批阅。后来创办了《国专年刊》、《国专月刊》，更在刊物上大量发表学生的优等著作，这样就充分调动了学生攻治学术，从事写作的积极性，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独立钻研的能力。为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唐文治还经常举办学术讲座，延请翔声南北的学者、名流主讲。上海分校条件较好，学术讲座几乎每星期都有。
章太炎讲课也采取讲学式，“讲《尚书》时，凡注疏已通者一概不讲，发现错误始进行驳辨。一字之微常辨析数小时而不倦，引经据典，口若悬河”。[ 任启圣《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讲学始末》，文史资料选辑九十四第79页。] 每周三讲，每讲连堂二小时，讲完之后，听任学生提出疑难问题，然后一一加以解答。如果学生还感到不满足，他就约集他们到自己寓所，详加讨论，直到满意为止。讲习会也曾设特别演讲，请先生老友王小徐、蒋竹庄及沈瓞民等担任。
第四、重视图书建设
藏书自古即为书院一大事业，名书院无不有宏富的藏书，作为吸引士子来学的重要条件。唐文治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同样十分重视藏书。无锡国专1928年辟图书馆，庋藏图书十余万卷，其中多元明精本，多是唐文治花大力搜罗而来的经、史、子、集。当时古旧书约有万卷，近万册，藏书之富就此而言，可与上海商务印书馆旧涵芬楼相伯仲。国专还兴建图书大楼，开辟大阅览室，积极创造条件方便学生自学，满足学生需要，让学生寝馈其中，专心阅读研究。在课余时间只要通过图书管理员，学生就可以直接到架中索阅图书，不加限制。青年时代曾在南菁书院肄业的已故史学家顾实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国专图书馆时联想起五十年前的南菁书院，他意味深长地感叹：“今睹国专藏书，不禁发思古之幽情，庶几书院遗风可追焉”。[ 陈其昌《唐文治和国学专修馆》，江苏文史资料选辑十一第177页。] 这“书院遗风”一语，非常中肯地道出唐文治在国专的办学方法是继承了过去书院的教育经验而来的。
扬州国学专修学校经费紧张，可用于购置图书经费微乎其微，买不了多少书，蒋贞金就把家藏的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等古籍，连同书架搬进学校的图书室，供师生阅览。在他的倡导下，不少师生也相继捐送图书。“以后又陆续添置了《四部丛刊》、《丛书集成》、《皇清经解》、《诸子集成》、《国学基本丛书》和各种工具书，还有近年出版的代表最新学术成果的《大学丛书》中的文、史、哲著作以及《古史辨》和《国故论衡》等书”。[ 书佣《扬州国学专修学校琐记》，扬州文史资料11，第149页。]
这三所学校中章氏国学讲习会和扬州国学专修学校先后停办，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则坚持到解放后，更名为中国文学院。1950年，中国文学院并入苏南文教学院，今天则成为苏州大学的一部分。这三所学校，尤其是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办学经验，受到教育界的极大关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三所学校均以传统文化为主要教学内容，因而运用书院办学经验得心应手，卓有成效。在现代学校中如何采用书院的办学方法和经验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这就要求我们一面深入研究古代书院精神的真谛，探求其中普遍的适合于今天的教学规律，一面努力钻研现代教育科学理论，从中找出与传统经验的契合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江苏书院作为中国书院的一个缩影，在近代经历了变革、衰亡乃至某种意义上的新生，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感叹和惋惜，更多的则是有待探寻的经验与教训。古老的书院制度不可能如长青之树永远枝繁叶茂，透过尘封的历史探寻其往日的真貌与兴衰的轨迹，当为今人的责任与追求。
近代江苏书院的变迁，或言江苏书院的近代化，时间早，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新学化倾向；收效大，新式教育以之为基础长足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名小学、名中学；影响深远，新学化书院的肄业生人数不多却人才济济，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熠彩流光占据一席之地者不乏其人。俞复、蒋维乔、庄蕴宽、张相文等人的影响不仅限于江苏，而且及于全国；唐文治等人的成功办学，则为后人继承和发扬书院的优秀传统提供了借鉴。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经世思潮
江浙地区传统的经世思潮，开创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他反对空疏性理之学，主张教育要关心国计民生，提倡实学教育和经世致用。清朝统治稳固之后，文网严密，这股实学之风转向考据学。乾嘉时期江浙地区大师辈出，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和惠栋为代表的吴派都对江苏实学教育产生很大影响。阮元则开创了在书院教育中专课经史的先河，树立了求真求实的风气。在此影响之下，书院教育逐渐从脱离实际的时文帖括中，从繁琐的考证中解脱出来，去传授有利于社会变革的实用知识。近代书院的新学化正是以此为背景出现的。
人文传统
江浙地区为中国人文渊薮，文风之盛，人才之多，自宋南迁后渐渐显著。同时江苏人性情温和而稳健，长于文事而拙于武功。据肖一山的《清代学者著作表》统计，在该书所列的970人中，江苏省占32.58％；[ 引自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台北，1984年版，第56页。] 又据韩石秋的《清代文学史》统计，在该书所列的208人中，江苏省占62人。[ 引自王树槐《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江苏省(1860-1916)》，台北，1984年版，第47页。] 无论从事文学艺术，还是学术研究，均须有缜密的思辨力和坚强的耐性，否则不易有成。在这方面反映出江苏人智慧的高超，同时也反映出江苏人素来重视文教事业的传统。江苏人才教育较他省发达由此可见一斑。新式教育有此深厚文化底蕴而发展迅猛，当在情理之中。
经济基础
江苏地区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江苏之富裕，由来已久。盐、棉的产量甲于全国，丝的产量虽不及浙江，但丝织品的产量则超过浙江。江苏是我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出现最早的地区之一，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出现虽然较迟，但一经产生，其发展却十分迅速。早在辛亥革命前，江苏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由于江苏省的富裕，其教育经费亦甲于全国。近代江苏人才承往日之传统，仍高居全国榜首。以各类人才而论，“文学家、科学家、大学教授和工程技术人员均居全国首位。所占比例之高，数量之多，均为他省望尘莫及”。[ 王奇生《中国近代人物的地理分布》，《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231页。] 一般而言，以上各类人员大多有较高的学历背景，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而这正是以雄厚的经济力量作基础的。
地理位置
江苏地处东南沿海，是受欧风美雨侵蚀最早最直接的地区之一。我国最早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上海，原属于江苏，此外境内还有镇江、苏州、南京等城市也先后开放。通商口岸的开放，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打开了方便之门。首先在各通商口岸陆续出现了一批教会学校，然后从沿海、沿江地区逐步向内地推进。到十九世纪末，耶稣会在江南有小学约100所，并开始出现教会大学。西方传教士对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播，带有文化侵略和宗教渗透的目的，然而在客观上又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带来了西方教育的形式和方法。教会学校的广泛建立和西学书籍的大量翻译出版，无疑推动了书院的改革和新式教育的发展。
政治地位
江苏自宋元后人才蔚起，源于南宋政治中心的南迁。此后，江苏在政治上一直拥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清朝以南京为两江总督驻地，两江总督统理江苏、安徽、江西三省。三省均为东南财赋之区，两江总督因此权大而望重。太平天国以后，长江流域督抚为清朝立下大功，两江总督之威望权势亦因之大增。加之同治以后，南洋大臣一职一直由两江总督袭领，其权力更伸张到办理通商、对外交涉、自强新政、建立新式海陆军等方面。民国初创，建临时政府于南京，后虽迁都北京，其政治地位仍相当重要。国民党政权定都南京后，南京再次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政治都会之所在，常为全国文化之所聚；帝王所在地，往往四方人才辐辏”。[ 王奇生《中国近代人物的地理分布》，《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222页。] 江苏在清代即为中国近代化源地之一，书院改革起步早，新式教育发展居全国前列。民国后作为首善之区，各种教育改革措施的推行也较他省更为得力，因而在近代化过程中收效大而影响深远。
江苏书院在近代的变迁，具体而微地展示了书院这一古老教育制度的衰亡，同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江苏乃至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艰难历程。掩卷沉思，感慨万千。
首先，教育必须适应一定政治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发展的需要。封建社会的教育是一种通才教育、缙绅教育，目的在于培养统治人才。书院虽在办学特色上与官学相区别，但从根本上来说仍是广学校之不及，补学校之不逮，为封建统治阶级输送统治人才。其对宋明理学的宣扬更从思想上维护着封建王朝的统治秩序。社会发展到近代，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与世界联系的逐步加强，传统的教育已远远不能适应社会提出的多方面要求。书院虽在一定范围内有所变革，却无法满足社会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人才需求，终于为新式教育所取代。当今社会正逐步迈入知识经济的时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教育事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面对机遇和挑战，广大教育工作者必须努力推进教育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和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代教育制度，这是时代所付予的伟大使命。
其次，书院制度利弊均存。其教学内容的狭窄，培养人才规模过小及无毕业制度等等，使其明显背离近代社会的发展目标，因而注定其必然衰落。同时书院存有自由讲学之风，研究切磋，以及慎于择师，严于择生等等，至今仍为一些学校和科研机构所沿用，又表明其某些形式可为今用。
其三，江苏书院变迁的历史证明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而江苏书院几经波折最终为现代学校制度所取代又恰好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不少近代江苏书院演变为今日江苏名校的历史又恰恰在启示我们：书院的某些传统值得借鉴吸取。
（徐静玉 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