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教学方式
苏南地区学堂随课程的完善，教学方式从单纯的讲解，发展为以实验辅助讲解，以运动会、游艺会、远足等活动陶冶学生性情等等多种多样的方式。而运动会因最能引起青年学生的兴趣，又与尚武精神相合，最能体现学堂的活泼精神，倍受社会观注，报道运动会盛况的文章屡屡见诸报端。
早在1903年，苏州自治学社就与江震学堂联系开联合运动会，因故“未获复音。”1904年江震学堂校长黄君实先提议，两校开联合运动会始成现实，开运动会“欲以振作精神，舒张筋骨，洗老大国之余毒，开新世界之先声。又虑事业不值竞争，则智识无从交换，爰有提倡开运动会之议”。[《杂录》《警钟日报》1904年6月19日。] 实含提倡国民尚武精神之主旨。此后开运动会逐步风行，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春、秋两季开运动会的惯例。
镇江1905年11月有四校开运动大会，据《申报》记载，“镇郡中学堂、承志学堂、小学堂、旗营中学堂四校学生在金山河承志学堂举行运动大会。中西来宾暨各处男女学生参观者二千余人”。[《镇郡四学校开运动大会》《申报》1905年11月17日。] 第二年春“镇江府中学堂暨丹徒县高等小学堂学生举行运动会”。[《镇郡学务》《申报》1906年3月21日。] 1906年，太仓各校则“发起特开秋季运动大会。入场运动者共有14校，其余男女各校均来参观，精神活泼，规则整齐，颇极一时之盛”。[《学堂联合运动会》《申报》1906年12月4日。]
当时运动会项目一般包括赛跑、投掷、跳高、跳远等项目，已初具田径运动会的规模。其中以苏州游学预备科的一次运动会项目最为完备。1906年秋在公共操场开运动会，“苏城官立学堂举行运动会以此为嚆矢。大小各学堂排队齐来，官绅亦莅校参观，计有二千余人”。[《游学预备科运动会》《申报》1906年12月9日。] 项目有：百码赛跑、跳高、二十码赛跑、拔河、四百四十码赛跑、掷铁球、跳远、跳栏赛跑、换旗赛跑、半英里赛跑、撑篙跳。
苏北乃至苏中地区学堂教学方式则不及苏南丰富多彩。物理、化学课程讲解之余能辅以实验者极少，如直至1914年，扬州八中尚无化学实验仪器，有时借到仪器做实验学生极感兴趣。[ 陈文沅《扬州八中求学记》，《扬州文史资料》11辑，第134页。] 开运动会之举亦晚于苏南，截止1906年，苏北苏中各官办学堂尚无开运动会者。此前1905年秋，扬州民立各小学堂学生，“由各学堂教员率领至西门外大操场，创行运动会”。[《刊江学务》《申报》1905年12月10日。] 在扬州当是破无荒的第一次。仪董中学堂直到1906年才聘请了体操教习，举办运动会至少在此之后。
总之，苏南尤其是苏州府由书院改办而来的学堂，不论在教师队伍、课程设置还是教学方式等方面，近代化程度均明显高于苏北及苏中各府，从而使全省书院改学堂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究其原因，在于江苏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发展的不平衡。
3、不平衡性原因
(1)政治方面
书院改学堂是在政府主持下进行的，因而地方大吏的态度对其进度和成效均有重要影响。清末江苏大吏刘坤一、周馥、端方等人对兴学都有很高的热情，尤其是端方，在苏期间对兴学可谓不遗余力。由于地方大吏重视，江苏、江宁两省会及学政驻地江阴，书院改办学堂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府城。兴学诏甫下，苏州正谊书院即改为府中堂，平江书院即改为长元吴三县小学堂；南京钟山书院即改办江南高等学院，文正书院改为府学堂，惜阴书院改为县学堂；江阴南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礼延书院兼办小学堂。
端方是历任督抚中最热心兴学的一位，在苏期间，添设学务处，整顿旧有学堂，筹办新增学堂，派遣人员出国留学或考察，对江苏新式教育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由于他驻于苏州，因而对苏属书院改办学堂推动尤大。“苏抚端氏通札饬各属赶办大中小各项学堂及延玩各县因而撤任”，使各州县地方官引起重视，加快改学堂进程，如“昆山县属近由该县俞令锡畴遵将玉峰书院改为昆邑小学堂”。[《禀改玉峰书院为学堂》《警钟日报》1904年11月23日。] 苏属府州县改办学堂成效卓著者颇多，传旨嘉奖者即有“苏州府知府许衿 身.....本任元和知县金烺 、署常州知府许星璧， 署阳湖知县王念祖”，[《端午帅举劾理学堂各员》《申报》1905年2月15日。] 等多人。一些地方官吏在遭惩戒后亦悔过兴学。如丹阳知县洪尔振因办理学务敷衍塞责，被摘去顶戴。后即“遵将高等、初等各学堂一律招补足额，并添聘教员，分班教授。......数月以来，教科尚称完备，而经费尚苦不敷，现由县捐廉钱一千千文以补经费不足”。[《大令悔过兴学》《申报》1906年5月9日。]
而苏北地区因距离江苏的两大政治中心苏州和南京均较远，地方大吏不甚注意且难以顾及，因而苏北地区改办学堂明显慢于苏南地区，亦不如苏中。即使勉强将书院改为学堂，也多名不符实，黑暗腐败现象迭志报端。如山阳县小学堂监督田某，“每月在堂以案首前十名勉励学生”，教习陈某“从前以腐烂八股中式副榜，本胸无点墨之人，近日倚仗某绅势力，加以陈阴险成性，善于词令，在堂大肆威虐。”司事陈某则恃田某宠任，“对学生百般横暴，俨然一副监督也者。堂中藏书数百部，凡学生索阅，陈皆不给”。[《山阳小学黑暗面》《警钟日报》1904年4月23日。]
(2)经济方面
一个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以当地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的。江苏虽自古称为财赋之区，但各地发展并不平衡。
江南地区为鱼米之乡，土壤肥沃风调雨顺，虽经战乱仍不失为富庶之地。而江北地区尤其是苏北土地贫瘠，水旱灾害频仍，经济本不发达。清前期 由于河工、漕运、盐务三大政一度繁华非常。清中期以后三大政衰落，浮华随之式微，再经战乱从此一蹶不振。经济的衰落随之带来文教事业的衰落。江南地区的书院在遭受毁废后能迅速兴复，而江北尤其是苏北的书院虽经恢复却难复原貌。例如，苏州正谊书院战后甫定即恢复课士，并“筹一万两为膏火之费”。[《同治重修苏州府志》卷25学校。] 而淮安丽正书院盛时曾由“漕督杨锡绂铁保先后实经费九千两。咸丰中各典均毁经费不充”，[《重修山阳县志》卷八学校。] 不得不从官田租内支给膏火维持书院。另一书院则落得学田若干顷之半权充经费。书院经费充足与否与改办学堂关系极大。改学堂必须改建斋舍，聘请教习，购置图书仪器。经费充足自可尽力筹办力求尽善尽美，反之只能因陋就简草草了事。以宝应和泰州两处为例，宝应画川书院“生员超等一名，优奖钱一千文，第二至第二名捌百文”。[《宝应县志》，卷六学校志。] 泰州胡公书院，“内课生前十三名膏火钱二千文，其下一千六百文。”比较而言胡公书院经费相对充足，在改办学堂时即见差异，宝应“聘邑绅朱孝廉励志为总教习”，并无其他教习，而由他“以一身兼诸科教授”。[《重修宝应县志》，卷三书院。] 未闻有改建斋舍购置书籍之举。而泰州则“新砌楼房号舍八十余间，改建讲堂房屋四十余间”，并且“聘订教员购置图籍仪器”。[《续纂泰州志》卷六学校。] 苏北与江南相比差距更不可以道里计。 南菁书院经费“以左宗棠捐集公款二万两为大宗”， 到1898年“续存各典之款已达二万千文”。[《江阴县续志》卷六学校。] 而徐州府云龙书院每年仅收“租息银二百七十七两二钱五分八厘”。[《铜山县志》卷十六学校考。] 即使同时改办学堂成效亦必大相径庭。
其次，从资本主义发展情况来看，江南地区起步早而苏北地区明显滞后。江苏的民族资本大都集中在“南通、苏州、无锡、太仓、常熟、江阴、常州、镇江等地。这一带大约有100个企业，占全省民族资本主议企业的70％以上”。[ 唐文起《辛亥前的江苏民族资本》，《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4期，第93页。] 另据史全生统计“在1895-1911年间，江苏先后开办了一百四十余家工矿企业，”苏北徐海淮地区仅有三家。“徐州是江苏工业原料和燃料最丰富的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资本主义发展缓慢”。[ 史全生《辛亥前江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早期资产阶级运动》，《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第132页。] 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差异同样带来了江南与苏北发展教育方面的巨大差别：
对新式学堂的认同。江南地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要求社会提供大批工商各业的专门人才，因而对新式学堂的认同明显好于北方地区。从学堂生数来看，江南地区生数足，且有不少学生愿多缴费用自费入堂学习。如镇江府中学堂为添造校舍改良讲堂，就曾招收自费生以筹措资金。北方地区则生数不足且来往无定，如扬州的仪董学堂和笃材学堂，开办虽早其实难副，仪董学堂“毕业仅一次”，笃材学堂1906年改办两淮高等小学堂后才“先后毕业三次”，[《江都县续志》卷八下学校考下。] 以前并无毕业生。
办学资金的筹集。江南地区捐资兴学成为一时风尚，而北方地区尤其是苏北办学资金很难筹集。江南以常熟为例，“据民国4年的资料，我县因捐资兴学获得褒奖的共有38人”。[《捐资兴学》《常熟文史资料辑存》十四第172页。] 其中丁祖荫捐资一万余元，创办丁氏小学和捐助县立高等小学，殷胡静芳捐资一万余元创办私立女子师范，均获金质奖章。苏北以淮阴为例，廪生孙湛恩等请款添设学堂，所得批示充分道出了筹款不易的实情，“惟该两款每年三千金，请设蒙学三十所，核计每仅该百金，每月不足十金。教习束修，学堂茶水以及学舍房租实无□等办法。兼之各种教科书籍需费正巨。本部堂到任以来，各学堂未能添设改良，实因江北筹款不易”。[《禀开蒙学》《申报》1905年10月15日。]
再次，江南地区交通与通信事业的发达也进一步拉大了南北间的差距。
江南地区水网密集，近代交通运输业，尤其是轮运业起步早，发展快。早在19世纪60年代初，外国轮运业就纷纷闯入长江，开辟上海经镇江、南京等地以至汉口的航线。美商旗昌轮船公司、英商太古、怡和等轮船公司先后垄断了长江航运。70年代，洋务派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开辟了长江航线和一些沿海航线。20世纪初又创办招商内河轮船公司开辟苏浙皖内河航线。此外江南地区小轮航运业发展也很快，据1912年资料统计，在江苏登记经营内河航运业的就有52家，拥有内河小轮101艘，经营内河航线45条。除大达内河航运轮船公司外，大部分集中在苏南水网地区。此外，江南地区还有两条铁路贯穿其间，一是沪宁铁路，1908年正式通车；一是沪杭铁路，1912年全线通车。相形之下，苏北尤其是徐海淮地区，水上交通仍以老式木船为主，轮运方面仅有少量航线到达清江；陆路交通方面虽早有规划，陇海路东段横穿徐州海州，但直到1925年才建成通车，交通的落后与江南地区的方便快捷形成鲜明对照。
通信方面情况如出一辙。邮政方面，大清邮政开办之前，江南地区的镇江、南京、苏州等地已有帝国主义开办的客邮和书信馆，同时各处海关也兼办邮政。1896年3月，光绪皇帝批准，正式开办国家邮政，从此进入中国人自办邮政的时期。12月，上海先于全国成立了上海邮政局。次年2月，各地原海关邮政局改为大清邮政局。江南地区由于经济发达邮政业务也相当发达，主要城市均设有邮政局。电信方面，江南地区处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广阔的近代通信网的覆盖之下。三条电报干线在此交汇，一是从天津经镇江，苏州到上海的津沪线，一是从苏州到广州的苏浙闽粤线，一是从江宁南岸辗转到汉口的长江电线。
(3)文化方面
江南地区毗邻华洋杂处的大都市上海，境内又有镇江、南京、苏州等通商口岸，地处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由此曾孕育了一批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家。王韬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积极主张培育懂西学的人才，晚年则担任格致书院山长，直接投身于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教育实践。薛福成明确主张应仿效西方教育，多设书院，精研格致之学，在学好算学的同时，凡天学、地学、化学、电学、重学、热学、光学、声学等，皆应认真学习，这样才能培养出富国强兵所需的各种人才。他们的思想对后人有着深远的影响，为新式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广泛的思想基础。
其次，江南士人素有重视实学的传统，加上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使很多士人抛弃帖括举业专门研究实学，最著名的有徐寿、华衡芳等人。徐寿“凡数学、律吕、几何、重学、化学、矿产、汽机、医学、光学、电学，靡不究原竟委”。[《碑传集补》卷三四。] 华衡芳幼承家学，从小喜欢数学，曾认真研读了中外大量数学著作。汲取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丰富遗产，认真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他们很快成为清末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在身体力行钻研和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的同时，他们还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徐寿发起并联合中外同好在上海创办格致书院。华衡芳则长期任教于此，并曾教授湖北自强学堂、两湖学堂、无锡竢实学堂等。在他们影响之下，越来越多的士人弃帖括而习实学，以他们的家乡无锡而论，“士之经营学务及负笈入四方校舍者，京师及各行省外而东西各邦，盖多有之”。[《锡金四哲事实汇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八第1页。] 研习实学人数的众多为新式教育的发展准备了知识条件。
第三，从书院自身来看，江南地区新学化书院多于北方地区，并在程度上更胜一筹。南菁书院、正谊书院、致用精舍、文游书院、东林书院均在江南地区，大多开设西学课程，甚至购置仪器设备供学生研习西学。北方地区少有的新学化书院，多为设置西学书籍供学生研究，并未把新学列入课程。“新学化书院从教育目的、内容、方法均令人为之耳目一新”。[ 徐启彤《近代吴地书院的新学化倾向》，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第113页。] 它培养富国强兵的实用人才、打破了旧式书院迫求功名利禄的腐败教育状况；改变了旧式书院单纯传授儒家经典的局面；吸收和采用先进的教育方式、方法，打破了旧式书院单调、僵化的教育程式，凡此种种，无不为江南地区教育的近代化推波助澜，从而成为新式教育的先声。
（三）江苏书院与教育近代化
1、名校风采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采取了反对封建教育的革命措施。在普通学校设置上，加强了自然科学的课程，增加了农工商业、法制经济等新课，取消了读经课，改设国文课。在学校制度上，提倡男女平等，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在学校管理上，废除毕业生奖励出身的办法，各级学校毕业生，统称为某类学校毕业生；以前作为学校负责人的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此后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虽被袁世凯纂夺，但在教育界进步力量的支持下，教育部坚持对旧教育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壬子癸丑学制继承了临时政府教育措施的主要精神，废除奖励出身的制度；取消了读经课与忠君、尊孔的内容，增加了不少新课程，特别是加强了自然科学课程和生产技能的训练。
由于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江苏各地学校迅速改建和发展起来，苏北和其他一些偏僻地区尚未改办学堂的书院先后改建为学校。淮阴犹龙书院，光复后改为惜阴小学，海州郁州书院民国初年改为江苏省第八师范，海安明道书院民初改为初等小学堂，宜兴国山书院民国元年改为国山高小，海门师山书院改建海门中学。更为重要的是，从书院脱胎而来的学校经民初之改革，发展成为各地普通教育体系的重要支柱，从中涌现出一批名小学、名中学。
（1）名小学
各州县书院所改设的小学堂，在民初多发展成为当地设备完善、师资雄厚、教学质量较高的小学。在中学教育尚未普及的情况下，有些高小甚至成为当地的“最高学府”。
无锡东林学堂，在民初为全县仅有的几所高等小学之一，称第二高等小学，“从校名看，是属于小学性质，其实当时的教学内容已相当于初级中学”。[ 龚汉良《回忆民国时期无锡地区教育事业的一些情况》，无锡文史资料一第44页。] 丹阳白云街高等小学堂，民初更名为丹阳县第一高等小学，“男女兼收，但女生极少。此时学生二百多人，教师二十多人”，当时的一高是“县内唯一的高等小学，教师水平较高，教学认真，管理极严”。[ 校史编写组《丹阳县实验小学》，丹阳文史资料五第73页。] 海安凤山高小，教师中“授国文课者多为文字功底深厚的宿儒。其余教英语、数算、理化、自然课程的，多为扬州‘五师’、南通‘一代师’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 陆蕴山《白头犹唱 当年歌曲》海安文史资料五第3页。] 教学设备也较完备，“如物理、化学的实验仪器设备；各类生物标本、模型；图表、墙画等”。“体育方面有足球、篮球、哑铃以及田径体操运动上用的器械和设施，还有供军训用的木制步枪和铜鼓、铜号等”。[ 陆蕴山《白头犹唱 当年歌曲》海安文史资料五第3页。] 盱眙敬一学堂，民国后改为盱眙县高等小学堂，国文教师教授深入浅出，富于启发性，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算术教师毕业于南京优级师范，善于分解剖析，提高学生刻苦钻研的兴趣；英语教师认真负责，为学生学好英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这所学堂到‘七·七’事变以前， 已是一所全县唯一的完全小学”。[ 李荻菲《解放前盱眙的中等教育》，盱眙文史资料选辑三第29页。] 盱眙县当时没有中学，该校实为盱眙最高学府，被尊称为“山上大高等”。宿迁钟吾书院改为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后，沈薪萍先生任校长期间，制定革新措施：一是坚持学用结合，二是加强品德教育，三是着重文武结合，四是订“爱”字为校训，并提出 “爱自己”、 “爱他人”、“爱社会”三项要求。“江苏省教育厅视学侯鸿鉴莅校视察，奖为淮、海、徐三属模范小学”。[ 文史资料委员会《我县老教育家沈薪萍先生》，宿迁文史资料二第1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