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与章太炎的两次见面
1935年阴历十一月初二，钱基博为他的第三个儿子钱钟英（上海光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毕业，曾在交通银行缅甸仰光分行和中国银行工作）和苏州汪氏订婚，从上海来到了苏州，借了当年观前街附近的中央饭店花园举行仪式。苏州汪氏原籍安徽，有一支移家杭州，如汪鸣銮、汪康年等，而汪鸣銮后来就侨寓吴门，汪家在苏州也是大族。
订婚仪式正在举行之际，忽然有两个不速之客前来闯席，一个是余杭章太炎，一个是腾冲李根源，两人“不介而至”，钱基博说“此诚不速之重客”。这次相见，据钱基博自己讲，是他对章太炎钦迟（按：钦迟，仰慕的意思）二十年之后的初见。
参加完钱钟英的订婚仪式，章太炎并不即刻告辞，原来，他此来还有另一件事，那就是请钱基博到章氏国学讲习会演讲，时间定在七天后的初九。钱基博略作谦辞，随即答应下来。章太炎问钱基博想讲什么？钱基博回答说：“腐儒曲学，寻章摘句，无不讲国学！然先生博学通人，不囿经师：章氏国学，别有义谛，所以章氏国学讲习，亦不可不别出手眼！余读先生之书，自谓粗有阔见，请即章氏国学讲习会为题，可乎？”这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当着章太炎的面，谈谈章太炎的学术与思想。这里的国学，有个前缀，不是一般的国学，而是烙上章氏印记的国学。钱基博一生从不曲学阿世，而是相当提倡立新求异，我们看他的现代文学史之作，他谈到每个人物，总不忘大谈其人标新立异之处，准于此，他也不怕班门弄斧，却偏要摸摸“老虎的尾巴”。章太炎也不以为忤，反而是“大喜称善”，正要听听这位后辈学人对自己的国学持什么看法和评价。
初九早晨，钱基博乘8点钟的沪宁特别快车，在9点54分赶到了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派出助教汪柏年前来迎候，汪柏年，浙江桐乡人，光华大学毕业生，曾师从钱基博，学古文，后来又受经学于太炎先生，帮助章太炎写成《古文尚书拾遗》，自著有《尔雅补释》，在苏州出版，他在国学讲习会担任《尚书》《尔雅》的课程。接到钱基博后，两人坐了黄包车来到锦帆路的章氏国学讲习会，这里也是章太炎的居所。章太炎连忙出迎，在书斋略谈之后，章太炎陪着钱基博来到讲室，章太炎也选了一个座位凝神听讲。
钱基博这次演讲，用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对于章氏的国学讲了自己的理解，钱基博认为：章氏之学，内圣而外王，务正学以言，而目前以章氏之学招摇的人，则是曲学阿世，烦辞称说，不出训诂文字之末。“章氏以淹雅闳通之才，而擅文理密察之智，词工析理，志在经国，文质相扶，本末条贯，以孔子六经为根底，以宋儒浙东经制为血脉。”钱基博在文章中加注说：先生颇赞赏他这点真识，而这正是别人所忽略的。讲完之后，章太炎又把钱基博让进自己的书房，两人一谈，就谈到了时事。
1935年的时事，红军长征似乎是绕不过去的话题，章、钱两人不知有没有谈到。不过，钱基博从章太炎的《革命道德论》谈到了革命和革命家，这一番话，很可引人深思。钱基博说：“早年读先生革命道德论，意思深长，验之今日，知几其神！然革命与道德，本非同物：非反道败德，不能革命成功！几见秀才，而成造反。自古英雄，多起草泽；以非反道败德之人，不克摧社会之纲纪，而扰人心以久定也！汤武革命，应天顺人，然生人之彖革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革命成功，几见英雄；而革之为卦，取相二女，亦以革命之日久，习为猜忌，我杀人，安知人之不杀我；始以杀戮张威势，继以懦怯长猜忌，戈矛起于石交，推诚不见腹心，民不见德，惟乱是闻，举凡丈夫之磊落，胥成女性之阴贼，声声同志，人人离心，异己必锄，同气相残，人诋其阴狠，我知其内馁也！我革人命，人亦革我命；君以此始，愳（惧）亦以此终。故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这一长段话有几个层次，试析如下：首先，革命与道德是不相容的，要革命成功，必须“反道败德”才行。自古英雄，都是“反道败德”之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摧毁社会的法纪，扰乱久定的人心。随后，钱基博又以《易经》的革卦的卦辞来分析说，革命者总是“始以杀戮张威势，继以懦怯长猜忌，戈矛起于石交，推诚不见腹心”，因此，即使是磊落之丈夫，最终也会成为阴贼之人，人与人之间，表面上“声声同志”，实质上变得“人人离心”，“异己必锄，同气相残”，革命会使人异化，会使得磊落大丈夫也阴贼猜忌并互相杀戮。这就是革命的必然结果。章太炎“为之怃然”。这里的怃然，似乎应该解作吃惊，章太炎想不到眼前的矮个子钱基博，读他的《革命道德论》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比自己的认识更进了一大步。
杨绛女士曾在《我们仨》里说她的公公钱基博“关心国是，却又天真得不识时务”，试想，能说出上面一番话的钱基博，会是一个天真而不识时务的人么？杨绛对钱基博的认识，我估计相当有限，说钱基博不识时务犹可，老知识分子择善固执，认死理儿是必然的，但说他天真，恐怕只是耳食，或也见得认识不深。老先生见多识广，思想深邃之处，不仅家人懵懂，世人更是难测其浅深。
说到这里，忽然想到一个关于钱基博的掌故。钱基博在《南通费允嘉家传》中大胆用了“落汤馄饨过刀面”等俗词俗语，惊得当年古文家目瞪口呆，古文家徐英因此讥嘲钱基博为“江湖名士”。名士而冠以江湖，岂有不识时务者乎？不过，窃以为国学大师钱基博为人严正，为文谨饬，尚不至于在家传中有这等逸笔，该传很可能出自钱钟书代笔。
钱基博与章太炎，两位国学大师，就是在这一年十天不到时间里见了两次面，再过7个月又5天，章太炎就在苏州去世了，那是1936年6月14日。
钱基博自蹈轻薄
钱基博与儿子钱钟书
《光华半月刊》（1932年12月）第四期，有一篇《愉（谕）儿钟书札两通》已经被“钱学”专家挖掘出来很长时间了，不过我还是想拿来说说。毫无疑问，作为父亲的钱基博对儿子钱钟书是满意的，但为父自然不能跟着别人一起光竖大拇指，那个时代的人还没有受过如今的心理学教程，不会以廉价的欣赏和夸奖来对待儿子的，钱基博对儿子的满意是在心里，嘴上不露，不但不露，还要教训几句，有些像《围城》中方遁翁的做派。第一通书信开头便说：“……悉温源宁师招汝入城，欲介绍往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院，教中国语文。去不去又是一说；而温师此番有意玉汝于成，总属可感！然儿勿太自喜！儿之天分学力，我之所知；将来高名厚实，儿所自有！然何以副父师之教，不负所学，则尚待儿之自力！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我见时贤声名愈大，设心愈坏；地位愈高，做人愈错；未尝不太息痛恨，以为造物不仁，何乃为虎生翼！甚非所望于吾儿也！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所望立定脚跟，善体吾意！不然，以汝之记丑而博笔舌犀利，而或操之以逆险之心，出之为僻坚之行，则汝之学力愈进，社会之危险愈大！”这些是钱基博有感于钱钟书待人不够忠恕，喜欢“博笔舌犀利”而生的教训。
为此，他还拿自己弟兄(他们是双胞胎，钱基博和钱基厚)两个做榜样：“吾兄弟意气纵横，熟贯二十一史，议论古今人成败，如操左右券，下笔千言，纚纚不自休；而一生兢兢自持，惟恐或入歧途。以此落落寡合，意有所郁结不得攄，吾遁于文章以为娱嬉。而汝季父则终老其才于乡里，汝季父智计绝人，而阅其生平，未尝敢做一损人利己之事，未尝敢取一非分不义之财。”他的总体意思是，一定要立身正大，待人忠恕，宁愿志向不遂，心绪郁结。换句话说：做人要紧，即使因此而牺牲了自己的其他方面。钱基博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儿子传授这样的思想呢？是不是做人与遂志根本上就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呢？是不是时贤之不堪，就是因为放弃了做人的准则才成功了自己的名声呢？这些问题，我想也不是钱基博能解释得清楚的。
另外，钱基博还认为钱钟书“才辩纵横”“才辩可喜”是最危险的，“社会之恶化”正是源于“世所推称一般之名流伟人”之“恶化”。在这封写于1931年10月31日的信中，钱基博故意署名哑泉，而不是通常的“父字”之类，也有深意存焉，盖不愿钱钟书沉潜不足，才辩滔滔也。这也正是父亲为儿子赐字“默存”的原因所在。
以上是第一封信，随后11月17日，同样署名哑泉的第二封信更是有感而发：“叠阅来书及《大公报》《新月杂志》，知与时贤往还，文字大忙！又见汝与张杰书云：‘孔子是乡绅，陶潜亦折腰。’看似名隽，其实轻薄！在儿一团高兴，在我殊以为戚！”他发现儿子不但没听自己的教训，倒有变本加厉的嫌疑，在钱钟书本是自己取得进步，一团高兴，要父亲一起分享，孰料父亲担心更甚，真是劈头一瓢冷水。“知与时贤往还，文字大忙！”看似称赞，其实嘲讽。不仅如此，钱基博进一步对儿子教训说，我们父子“非修名之不立之难”，而是“修名何以善其后之难！”“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钱基博为什么这么说？盖在他看来“如以犀利之笔，发激宕之论，而迎合社会浮动浅薄之心理，倾动一世；今之名流硕彦，皆由此出，得名最易，造孽实大！”这一点正是他看不起胡适之暴得大名，认为新人物对社会造孽的理由。作为一个古文家，钱基博对胡适的反感可以说源自阵营的不同，胡适的做派与钱基博的“仁人君子”的理想也相距甚远。当时，胡适正努力做文章与新月同人在《新月》上大谈自己的宪政理想，批判民国的《临时约法》和质疑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在钱基博看来，其子钱钟书目前足以凭自己的水平能力在学术圈里显亲扬名，只是如何有始有终，最后能否保持晚节的问题。这个担心来得好，后来钱钟书翻译毛选，又成为社科院副院长，虽非学术，也是缘于学术，这到底是不是“修名善其后”呢？可惜钱基博见不到这一幕了。
钱基博对儿子的教训，确实也影响了钱钟书。年少胡适很多岁的钱钟书除了继承父亲的观点外，对社会对人生的看法也与胡适迥不相同。钱钟书一生游走于新文学与旧文学之间，比较接近的还是旧派文人，只在三十年代初与新月派颇为接近，与胡适之徐志摩关系密迩罢了。更多时间，他对胡适之也鄙而远之，反而对吴宓比较接近，虽然他也同样看不起吴宓，但晚年至少对吴宓于传统的坚持表示了相当的敬意。
那么是否钱基博真如自己说的那样“立身正大，待人忠恕”，从不以“犀利之笔，发激宕之论”呢？事实上也不尽然。这里有个掌故，看看循循善诱教训儿子的钱基博又怎样自蹈轻薄，受到了别人的“教训”。
1934年，钱基博在《青鹤》杂志第十四期刊出《后东墅读书杂记》，说自己读书“发微抉奥，观其会通，究其流别，六通四辟，其运无乎不在”，而论范伯子文集，居然“粗读一过”，即发现“议论未能畅茂，叙事亦无神采，独以瘦硬之笔，作呻吟之语，高天厚地，拘局不舒，胡为者邪，吾欲谥以文囚”，这是相当不堪的评语。钱基博论范伯子诗云：“范氏诗出江西，齐名散原，然散原诗境，晚年变化，辛亥以后，由精能而臻化机，范氏只此番境界，能入而不能出，其能矫平以此，而仅能矫平亦以此。”而读的态度又不端正：仅是“粗读一过”就骤下结论了。其论一出，范伯子的友好和弟子不干了，据徐一瓢说：“吾友冯静伯见之，以子泉所言，近于昏瞀，抵书辩驳，子泉辞穷，复书一敛横恣之气，语调也变为谦抑，而谓静伯近于误会。且谓范先生风流文采照映人间”云云。于是，静伯把两人的通信寄给《青鹤》刊出，一时之间，钱基博对范伯子前后毁誉，判若两人，使得他进退失据，狼狈不堪。同时曹君觉先生亦致书静伯，说钱基博“曰粗读，曰一过，已与子泉自言发微抉奥者左，钱君负江南重誉二十年，兴会所致，不暇细绎而著为说，蹈近人整理国故之常失，吾辈当以为戒，轻薄之言，施诸乡里先哲，其自损宽厚……”。
范伯子友好和弟子对钱基博的反击，正好与钱基博对儿子的教训相同，钱基博不但不是待人忠恕，而且还被人说成“蹈近人整理国故之常失”。所谓整理国故者，正是钱基博看不起的胡适倡导的，现在被人指为与胡适同病，钱基博之难堪真是可想而知。于是，徐一瓢说：“此事辩讼，首尾数月，报章亦竞相转载，余时主大江北报笔政，乃汇而印为单行本，子泉闻之，亦颇减其锐兴，而后东墅所谓读书杂记，遂亦中止，不复见诸青鹤。”
查钱基博写于1932年12月，重印于1936年的增订《现代中国文学史》，在陈三立一章中附论范当世诗，则是这样说的：“工力甚深，下语不肯犹人，峻峭与三立同。……当世意思牢愁，依稀孟郊、陈师道。”则虽然没有很高的评价，却已经没有了轻薄之语了。
可见钱氏父子其本质是一样的，有人说：过度的关注源于不足。则钱基博这样斤斤于提醒儿子，或者是自己也正免不了此病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