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氏父子治学的异趣
我所见的钱基博《古籍举要》，乃是世界书局1933年版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重印本，而钱基博序，作于1930年8月。
钱基博在序中说到，《古籍举要》乃是长夏中“课从子钟汉读番禺陈澧兰甫《东墅读书记》”的札记。他把陈澧的《东墅读书记》申说一番，随后又谈到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认为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可配陈澧的《东墅读书记》。“倘学者先读陈《记》以端其向，继之《答问》以博其趣，庶几学问有从入之途，不为拘虚门户之见。”换句话说，就是学问之道可以从这两本书入手，这样才可以不囿于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获取真知。钱基博在序的最后，记载了自己和儿子钱钟书的一段答问，姑把两人的答问，分列抄录如下，以醒耳目：
儿子钟书因言：《答问》与陈《记》同一兼综汉、宋，若论识论闳通，文笔犀利，则陈《记》远不如《答问》。
余告之曰：不然。陈君经生，朴实说理，学以淑身。朱生烈士，慷慨陈议，志在匡国。《答问》文笔议论，远胜陈君，信如所论。然《答问》之体，适会多途，皆朱生当日应机作教，事无常准，《诗》《书》互错综，经史相纷纭，义既不定于一方，学故难求其条贯，又其言皆有为而发，非于晚清学风史实，烂熟于心，未易晓其端绪；不如陈君《读书记》之部居别白，牖启途撤，论议尽欠雄骏，开示弥征平实。又贤圣应世，事迹多端，随感而起，故为教不一。陈君宿学，但见戴学末流之猥琐，故欲救之以通，而于《公羊》有发挥，亡贬绝。朱生晚出，及见康氏今文之狂诡，更欲讽之以正，而于《公羊》大驳难，少赞扬。此其较也。
钟书因言：见朱先生《佩弦斋文》，中有与康长素论学论书诸书，皆极锐发。又谓：朱生自诩人称其经学，而不知吾史学远胜于经。
对此，钱基博认为：大抵朱生持宋学以正汉学，盖陈君之所同趣，而治经学以得史意，则陈君之所未到，又其较也。
以上就是《古籍举要序》中钱基博所记父子两人的一段对话。
钱基博记此，乃是对钱钟书的嘉许，他承认“闭戸讲学，而有子弟能相送难，此亦吾生一乐。”很明显，此一乐，就来自于钱钟书。
然而，我们细读上引，就明白钱钟书，1930年夏的钱钟书，不仅读过《东墅读书记》和《无邪堂答问》，而且还读过朱一新的《佩弦斋文》，并且对此三者都有自己的看法，即：朱一新“识论闳通，文笔犀利”，而陈澧远不如。而《佩弦斋文》更见朱一新议论的“极锐发”。
钱钟书感兴趣的不是陈、朱两人著作中汉学、宋学之异同，及对《公羊》的不同态度，学问的条贯和统一，而是读后对两人文章印象：朱一新见识高，议论宏敞，文笔犀利，陈澧远不如。这也
是父子两代学者的不同，钱基博着重的是两书的主旨，不脱传统学问的范畴，而钱钟书注重的是文章的高下，他对经学的汉、宋之区别，很明显不是如他父亲那么感兴趣。诚然，钱基博也同意钱钟书的看法（《答问》文笔议论，远胜陈君，信如所论），但他的兴趣明显不在这里，所以连说两者学术之不同处：“此其较也，又其较也”，斤斤于两人的学术趋向，在钱基博内心是更服膺陈澧的，所以甘愿步陈澧的后尘，写有《后东墅读书记》，而这番关于学术趋向的说明，正好也同样揭示了父子两人治学方式上的异趣。
胡适·周氏兄弟·钱钟书
钱基博笔下的胡适、徐志摩，其实正好代表着新派人物中的学者和文学者，他们在钱基博眼中，是不值得儿子效法的对象。周氏兄弟虽然是章太炎的弟子，却并不是传承章太炎学问的人，在当时，也属于新派人物，因此，在钱基博意中，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去效仿他们。
说起来，钱氏父子都是老派的学者，钱钟书在出国留学前，就一直写作旧体诗，交往的人物，很多都是东南高师、无锡国专的人物，他受的影响也都是老派学者方面的，如柳诒徵、唐文治、陈石遗、冒鹤亭、陈柱等等，钱钟书，作为学者，他的主要著作也用文言完成，他的留学，目前看起来，只是为他的学术寻找可以比较印证阐发的材料和工具。他很感兴趣的书籍，譬如林琴南的翻译小说，特意写了《林纾的翻译》。在这个意义上，钱钟书的学术（诗论《谈艺录》和经史子集研究《管锥编》）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扩展和深入，打破地域打通世界的学术，不过，他的出发点还是中国的传统。他留学英法，如果说是为了学问，不如说是打开了眼界，掌握了更多的工具（语言），比较更确切些。
胡适却不是这样。胡适留学，从学术上来看，其实是学会了研究学术的新方法。运用到后来的“整理国故”中，就让国人耳目一新了。胡适是懂得一点西方民主精神的，这是因为他的虚心好学，接触广泛的结果，而钱钟书，他感兴趣的就只是学术和文学，在西方民主政治方面并无多少研究。
再来看看周氏兄弟，这两位其实是封建士大夫的延续，如李慈铭的后身。他们也去留学，却并不关心什么政治体制，他们留学日本，时代较早，时代思潮是反满复明，张民族大义，他们在日本接触的人，虽然周二娶了日本妻子，却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在中国人的圈子里。这点也与黄遵宪、郁达夫等诗人不同。兄弟两人的性格，虽然周二表面显得稍微平和点，内心都是卻刻而不宽容的，周二的关注多在文化，所以他主要是个文化学者；周大呢，识人，有思想，却不是现代的思想。他们与陈西滢的争论，更多是可以一逞刀笔之快，与杨荫榆之争，更多是不喜欢这个老处女的行政。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其实就是没有什么是非，口舌之争、派系之争而已。却因此得罪了无锡人，钱钟书就是无锡人，还是杨荫榆的侄女婿，又是旧派文学家的嫡派子弟，对周氏兄弟怎么会有好感？
钱钟书也是个尖刻的人，在私下议论中一定可以和鲁迅的尖刻媲美，只是当时鲁迅被抬得很高，他不想站出来成为大家瞩目的反周人物罢了。不过，钱钟书也从不放过可以表明自己看法的机会，一言半语，点到而已。在钱钟书眼中，知堂的文学论是浅陋的（见《新月》的书评），粗放的，甚至可笑的，不过，对鲁迅的却尚不敢这么说，因为鲁迅还是高明的，只是内心不服膺。这个不服膺有家庭影响，有自身傲慢，有无锡与绍兴的恩怨，有旧学传统，有更广博的文化视野，也有相同的性格！
与鲁迅和钱钟书相比，胡适在学术上的成就相对要低一个层次，因为他不能深入。在学术方面，钱基博看不起胡适，钱钟书则更看不起胡适，虽然胡适在这些人中，性格开明宽厚，有自己明确的政治理想，这些为鲁、钱不及，也为鲁、钱所不屑。
因此，钱钟书不评论鲁迅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不属于一个学术体系，钱对鲁迅并不怎么感兴趣，且有先入为主的恶感，后来，鲁迅这种尊崇的地位，也使得钱钟书绕道而行。如果钱钟书要评论鲁迅的话，也最多一言半语的讥嘲，就像鲁迅也不会对钱基博生好感，即使要评论钱基博，也最多一言半语的讥嘲，记得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就曾对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表示过一点不屑（鲁迅这样说：这篇大文，除用戚施先生的话，赞为“独具只眼”之外，是不能有第二句的。真“评”得连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
鲁迅在谈到陈独秀和胡适的不同时，有一个大家都知道武器库的比喻，觉得胡适不怎么坦荡，有机心，鲁迅看人稳准狠，胡适此人也不是大家所看到的表面，这个人懂得待价而沽，所以在四十年代末会成为蒋介石眼中可以竞选总统的一员，试想，胡适如果是个单纯的学者的话，他会成为蒋介石眼中一只棋子么？当胡适的一只眼在关心学术的时候，另一只眼却在关心政坛，可惜的是，中国当时的局面，非胡适可以大展宏图，因此也算不得志。
钱钟书回避谈论鲁迅，是很正常的，要评论也不会有好话。我们谈论人的关系的时候，要注意人物之间的本质的不同（学术圈）和本质的同（人性）。民国学界人物，有很多独立的圈子，他们谈论别人，可能只有自己圈子里的人才不带情绪化，才更铢两悉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