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解读钱钟书《围城》和《猫》
陈丹青2001年创作的油画作品《国学研究院》自左至右依次 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猫》都首发在1946年的《文艺复兴》上（《猫》刊于《文艺复兴》创刊号，《围城》连载于《文艺复兴》1946年第2期到1947年第1期）。这一年，在四川成都的吴宓，读到了这两个小说，并在日记中留下了读后的感受。1946年5月30日，《吴宓日记》：
晨读《文艺复兴》1卷3期钱钟书作小说《围城》。（顺便一说，6月1日日记还记载读了杨绛的四幕剧《风絮》）。
这是吴宓在日记中首次阅读钱钟书小说的记载，也许是日记失载，也许是首先看到这期《文艺复兴》，日记所载吴宓读《围城》，乃是从第三期看起，他的笔墨在这里很吝啬，没加一句评论。究其原因，大概是只读了长篇小说其中的一部分，无从下笔的缘故吧。
隔了两个多月，吴宓又一次读到了《围城》。8月3日，吴宓在日记中又一次记载了读了钱钟书的《围城》，这次吴宓把连载《围城》的《文艺复兴》攒齐了三期，一气看了个尽兴。
1946年8月3日，《吴宓日记》说：
夜读《文艺复兴》杂志四、五、六期（一卷）中钱钟书撰小说《围城》至夜半始寝。
这次读了半夜，吴宓终于写了点读后之感：
……其五期573页以下，宴席中，哲学家褚慎明，似暗指许思玄。旧诗人董斜川，则指冒广生之次子冒景□，钟书欧游同归，且曾唱和甚密者也。其余线索未悉。宓读之且多感，作者博学而长讽刺耳。
吴宓一看就明白《围城》中的褚慎明和董斜川的原型乃是许思玄和冒景璠（冒景璠，字孝鲁，号叔子）。据《吴宓日记》，吴宓与许思玄有一定的交往，曾为许介绍过教职，与冒鹤亭之子冒景璠则未见来往。不过，吴宓身处文人学士之间，交往极广，又喜欢打听各人的身世和婚姻隐私（吴宓总是借口要为自己那总也开不了头更写不完的小说《新旧姻缘》准备资料），在西南联大与钱钟书来往也多，应该听钱钟书谈过其欧游经过，宜其对冒景璠也颇熟习，能一眼看出。不过他所知毕竟有限，所以只能说“线索未悉”，索隐到此为止。
吴宓读《围城》读得兴起，于是第二天他回过头找《文艺复兴》的创刊号来看，又补读了钱钟书刊于该期的短篇小说《猫》。
8月5日《吴宓日记》：“读《文艺复兴》一期钱钟书撰小说《猫》，其中袁友春似暗指林语堂，曹世昌指沈从文。余未悉。”
其8月7日日记又有“下午卧读《文艺复兴》杂志。”
这次吴宓改读《猫》，又一眼看出两个人物原型：林语堂和沈从文。读《猫》看出林语堂比较容易，与林语堂没有交往，甚至我们后生小子，也基本可以看出，如小说中说：
他自小给外国传教士带了出洋。跟着这些迂腐的洋人，传染上洋气里最土气的教会和青年会气。承他情瞧得起祖国文化，回国以后，就向那方面花工夫。他认为中国旧文明的代表，就是小玩意、小聪明、帮闲凑趣的清客，所以他的宗旨仿佛义和拳的“扶清灭洋”，高搁起洋教的大道理，而提倡陈眉公，王百谷等的清 客作风。读他的东西，总有一种吃代用品的感觉，好比涂面包的植物油，冲汤的味精。更象在外国所开中国饭馆里的“杂碎”，只有没吃过地道中国菜的人，会上当认为是中华风味。 他哄了本国的外行人，也哄了外国人——那不过是外行人穿上西装。他最近发表了许多讲中国民族心理的文章，把人类公共的本能都认为中国人的特质。他的烟斗是有名的，文章里时常提起它，说自己的灵感全靠抽烟，好比李太白的诗篇都从酒里来。
林语堂脚踏中西文化，对洋人讲中国文明，对中国人谈西洋文明，提倡晚明小品，提倡吸烟有助于灵感等等，读过林著的人大概也会和吴宓一样锁定袁友春的原型就是林语堂。
不过我这里还想提醒一句，所谓袁友春，也是由晚明人物中化出，乃是公安三袁和竟陵谭友夏（字元春）两者合起来的。
钱钟书《猫》中的曹世昌，与沈从文相似之处则在说话的声音和对他作品的描述上。小说中说：“举动斯文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
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地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象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
又说：“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末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到上海做流氓小兄弟，也曾登台唱戏，在大饭店里充侍者，还有其他富于浪漫性的流浪经验，讲来都能使只在家庭和学校里生活的青年摇头伸大拇指说：‘真想不到！’‘真没的说！’”
还有：“他现在名满文坛，可是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蜜里调油的声音掩盖着剑拔弩张的态度。”
钱钟书和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同事过，有多次同桌赴宴，对沈从文的了解自然不浅。而吴宓也与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有很多交集，所以吴宓能一眼就判定曹世昌就是沈从文也。
沈从文还是吴宓的假想敌之一，首先因为沈从文和胡适的关系，其次，沈从文写过提倡白话而非议文言的文章，吴宓甚至假想沈从文会成为他的敌人。《吴宓日记》1946年11月10日谈到他在武汉大学而渴想返回清华大学时，吴宓写下了这样的话：
“按以世中实事论之，宓之求归清华，诚大错误，徒为F.T.（引者按：陈福田）之党所冷笑，谓宓在外受挫折而归耳。即胡适、傅斯年、沈从文辈之精神压迫，与文字讥诋，亦将使宓不堪受。”
在吴宓认为，假如与胡、傅、沈等提倡新文学的人在距离上接近（按他们在北大），宓在清华，自己也会不堪忍受。胡适、傅斯年，沈从文辈，即使不和吴宓敌对，但在吴宓的心理上仍然会感受到精神的压迫，由此可见，吴宓至少自认为对沈从文有必要的了解，难怪也能从钱钟书的小说中一眼看出曹世昌的原型是沈从文了。
《吴宓日记》此后还有阅读钱钟书的《人兽鬼》和《围城》的记载：
1947年10月19日日记“宓细读钱钟书作《围城》小说，殊佩”；
10月20日有“复读《围城》”；
10月21日有“仔细读《围城》”；
但再没有作任何评述。
钱钟书留学英国时，也是吴宓的假想敌之一，吴宓曾对之愤恨不已。不过，到了西南联大之后，吴宓却与钱钟书关系密切起来。
《吴宓日记》载：
1939年9月21日
接公超片约，即至其宅。悉因钱钟书辞职别就，并谈商系中他事。
9月28日
早餐如恒。上午读宁所记之钱钟书Contemporary Novel （当代文学）讲义。……下午，在舍续读钱君Contemporary Novel讲义。
9月29日
早餐如恒。上午读宁所记钱钟书Contemporary Novel讲义，完。甚佩。
9月30日
早餐如恒。8-10 读宁所记钱钟书之Renaissance Literature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讲义，亦佳。
10月4日
晚饭后，……即归。读宁所记钱钟书Renaissance Literature讲义完，并甚佩服。而惜钱君今年之改就师范学院教职也。
1940年3月8日
……而闻超与F.T进言于梅，对钱钟书等不满，殊无公平爱才之意，不觉慨然。
3月11日
F.T拟聘张骏祥，而殊不喜钱钟书，皆妾妇之道也，为之感伤。
3月12日
5-6归途遇寅恪，行翠湖。再访彤，不遇。寅恪教宓“不可强合，合反不如离”，谓钱钟书也，而宓则有感于彦。
上引中宁指李赋宁，FT陈福田，公超，叶公超也。
如上所见，钱钟书离开西南联大，转赴蓝田国立师范，吴宓多次在日记中愤恨陈福田等人对钱钟书的排斥，一力想使钱钟书回归西南联大，这是吴宓爱才心切的表现。吴宓是好一厢情愿的，幸亏陈寅恪能救正他这一性格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