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著文学史考
钱基博与儿子钱钟书
大家都知道钱基博的文学史著作——《现代中国文学史》（一作《现代中国文学史长编》，最早在无锡国学专修馆铅字排印了二百册），几乎没有人知道钱钟书也写过“文学史”。近来耽读创刊于1932年10月的《光华大学半月刊》，此刊有钱家三人露面，其中钱基博最活跃，发表了很多文章，此外则是钱钟书和钱钟汉两人，均有文章在该刊刊出。
1933年上半年，是钱钟书在清华大学就读的最后一个学期，就在这个时期，钱钟书写了一封信给正在光华大学任教的父亲钱基博，此信刊布在1933年4月10日出版《光华大学半月刊》第一卷第七期，题目是《上家大人论骈文流变书》。
正是在这通书信中，钱钟书提到自己的文学史写作。该信一开始说：
“赐《韩文读语》《骈文通义》并石遗丈为儿诗，一一收到。《骈文通义》词该（赅）义宏；而论骈文流变，矜慎不苟，尤为精当，儿撰文学史中，有论骈、散数处，亦皆自信为前人未发；略贡所见以拾大人之阙处。”
从这段文字可知，钱钟书此言乃是缘钱基博的《骈文通义》一书而发，他是要为乃父的著作弥补缺漏的，所谓“自信为前人未发”，言下之意，钱基博亦“前人”之一，而《骈文通义》亦未发其覆也。钱钟书总是这么咄咄逼人，实在可爱可敬。
钱钟书随后说他对骈、散的观点道：
“儿谓汉代无韵之文，不过为骈体之逐渐形成而已！其以单行为文，卓然领袖后世者，惟司马迁；而于汉文本干，要为枝出；须下待唐世，方有承其衣钵者。自辞赋之排事比实，至骈体之偶青妃白，此中步骤，固有可寻。错落者渐变而为整齐。诘曲者渐变而为和谐。句则散长为短。意则化单成复。指事类情，必偶其徒。突兀拳曲，夷为平厂（敞）。是以句逗益短，而词气益繁。扬雄马相如班固张衡一贯相嬗，盖汉赋之要，在乎叠字Word。 骈体之要，在乎叠词Phrase。字则单文已足，徒见堆垛之迹。辞须数字相承，遂睹对偶之意。骈体尠叠字。而汉赋本有叠词，只须去其韵脚，改作自易。暨乎蔡邕，体遂大定。然汉魏文章，渐趋俪偶，皆时有单行参乎其间。蔡邕体最纯粹，而庸闇无光气，平板不流动；又多引成语，鲜使典实。及陆机为之，搜对索耦，竟体完善，使典引经，莫不工妙，驰骋往来，色鲜词畅，调谐音协，固亦如《宋书》《谢灵运传》所云‘闇与理合，非由思至；’而俪之体，于机而大成矣！试取历来连珠之作，与机所撰五十首相较；便知骈文定于蔡邕，弘于陆机也。大人必能赏会斯言。”
这一段乃是钱钟书论骈文与散文的精粹，也是他最得意的地方。因为说完这段话，钱钟书自己也忍不住要得意洋洋了：“彼作《四六丛话》者乌足以知之！即此一端便徵儿书之精湛矣。” 通常认为乾隆时期孙梅所著《四六丛话》是一部较为系统的集大成式的骈文理论批评著作，在钱钟书眼中，真是不值一谈也。这里的“儿书”很显然，就是上面提到的文学史，以此还可以判定，钱钟书所作的“文学史”与乃父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断代的文学史不同，还是自古及今一贯的“中国文学史”。钱钟书忍不住要自称自赞，固然有值得称许的地方，也有得意的味道，因为前人未见此点，乃自己独到的领悟。这是一个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的肯定，也有着在父亲面前“撒娇”的意味：儿子值得您骄傲吧。
钱钟书在该信中进一步提到自己正在进行中的文学史的内容：
“前日又为《世界思潮》写一论史学文章；中间胜义，钩深探赜，亦实为儿书发凡起例也。”可见，该文也是由文学史中内容敷演而成的。《世界思潮》上的钱钟书文，至今未见，很可能并未刊出，而同年10月发表于《国风》第三卷第八期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很可能就是钱钟书这里所说的“史学文章”，所谓发凡起例，正是序论的另一种说法，起提纲挈领的作用也。
关于文学史写成的时间，钱钟书自己说“儿诗拟于文学史脱稿后，编次付印一百小册……”钱钟书所谓付印一百册的诗集，乃是1934年自费印刷的《中书君诗》，如果他的话可信的话，则钱钟书的《文学史》应该在此前（1934年）脱稿成书。不过，写此信时，文学史并未完成可知。
我们现在并不知道钱钟书还写作过《文学史》一书，只知道钱钟书有过一篇《中国文学小史序论》的文章，只是一个序论，离《文学史》的写成甚远。从一般而论，才大学毕业的钱钟书似乎也无力从事文学通史的写作，毕竟力有未逮。钱钟书后来也未提及有此著作，大概是半途而废了吧。
年轻人志向高远，或者说好高骛远，表现在文章上，是夸诞，事未成，就“广播”在前，钱钟书也不能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