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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荫杭（1878年—1945年），字补塘，毕业于南洋公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东京专门学校（今早稻田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同盟会员。辛亥革命后，经张謇推荐，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厅长、《申报》副总编兼主笔、开业律师、自由评论家等职。
读杨绛《回忆我的父亲》札记
杨绛先生的《回忆我的父亲》一文，我读过数遍，偶尔还会重读。我对杨家一直保持着兴趣，该文有很多掌故可以稽索，每当在泛览中遇到杨家人，总忘不了看看杨绛怎么写，与我看到的是不是一致，以下就是我读《回忆我的父亲》后关于杨荫杭一点札记。
一、《留芳记》一笔带过
《回忆我的父亲》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不信父亲对清室抱有任何幻想。他称慈禧为祸国殃民的无识“老太婆”。我也从未听他提到光绪有任何可取，他回国后由张謇推荐，在北京一个法政学校教课。那时候，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善耆听到我父亲是东西方法律的行家，请他晚上到王府讲授法律课。我父亲的朋友包天笑在一部以清末民初为背景的小说里曾提起这事，钟书看到过，但是记不起书名，可能是《留芳记》。听说这个肃亲王是较为开明而毫无实权的人。我父亲为他讲法律只是为糊口计，因为法政学校的薪水不够维持生活。
我读书向来是笨而傻的，看到这一段，就决心看看杨绛笔下的钱钟书的记忆靠不靠得住，于是就借了包天笑的小说《留芳记》来读。
《留芳记》是包天笑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创作的一部章回体小说。他在回忆录《钏影楼回忆录》中对《留芳记》的创作列有专章，曾孟朴《孽海花》用赛金花串合写晚清历史，包天笑则是用梅兰芳来串合诸色人物写清末到民国初年历史的，在时序上正好和《孽海花》衔接。这篇小说从梅巧玲、梅雨田写起，包天笑曾在其回忆录中对梅家表示过一点歉意，因为当年优伶也同时是相公堂子里的人物（像姑），这对后来的伶界大王梅兰芳来说，未免有点揭丑的意味。当然，包天笑二十年代开笔时，优伶地位尚低下，对此也无可奈何。这书在1925年由中华书局印成单行本出版。
《留芳记》里的人物与《孽海花》一样，也用化名，这原是文人狡狯，生怕被人视为诽谤，预留余地的。包天笑只是把人物的名号打乱穿插一番，熟知此段历史的人，不需索隐，等于一目了然。如梁任公，只是改作梁公任，荫昌改为荫长而已。
杨荫杭出现在《留芳记》第一集第六回：都下辇金老臣满志 御前借箸太后吞声。其文曰：
杨荫杭出现在《留芳记》第一集第六回：都下辇金老臣满志 御前借箸太后吞声。其文曰：
民政大臣肃善的府邸中，又延请了一位江苏人杨荫圃，每日请他讲一两点钟宪法。大家很有主张速颁宪法的。（P101）
所谓肃善，乃是肃亲王善耆，著名的川岛芳子的生父，清亡后宗社党的首要分子。这位江苏人杨荫圃，自然就是杨荫杭老圃了。钱钟书先生记忆力惊人，几乎是过目不忘。一部小说中这么一句，几十年后还能记得，的是了得。
顺便说一句，杨绛说：我不信父亲对清室抱有任何幻想。他称慈禧为祸国殃民的无识“老太婆”。使我想起同是无锡人的吴稚晖来，他在日本也骂慈禧为老太婆。
无锡人在这方面莫非有同嗜乎？
二、翘二郎腿的杨荫杭
《回忆我的父亲》之三一开头，杨绛转述了她的大姐的一个回忆，讲了杨荫杭这么一件事：
据我大姐讲，我父亲当律师，一次和会审公堂的法官争辩。法官训斥他不规规矩矩坐着，却跷起了一条腿。我父亲故意把腿跷得高高的，侃侃而辩。第二天上海各报都把这事当作头条新闻报道，有的报上还画一个律师，跷着一条腿。从此我父亲成了“名”律帅。不久，由张謇推荐，我父亲做了江苏省高等审判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驻苏州。
这件事，杨绛说上海各报都在头条新闻报道，未知究竟，不过《申报》上是有报道的，事情发生在民国元年，即1912年。该年6月7日的《申报》有《吴县法界怪现象》一篇报道——
吴县地方厅推事杨光宪在民庭问案时，有杨荫杭律师在旁听席旁听。杨光宪见其交股而坐，大肆辱骂，以为扰乱法庭。当时，杨荫杭唯唯听命，始终不与理论。待闭庭后，乃独访杨光宪，责其滥用职权，妨害人行使权利，并使人行无义务之事，犯刑法上专条，杨光宪大窘，然犹色厉内荏，口角移时，竟斥杨荫杭为无律师资格。杨律师言：我在东洋、西洋皆有专门法律学位，既非速成、剽窃，亦不仗情面、运动，安得谓之无资格？杨光宪羞愤交集，竟结合同庭推事六人，相约停止办公，必欲达其处罚杨荫杭之目的而后止。地方厅长不得已，乃向检察厅告杨荫杭以扰乱法庭、辱骂法官等罪，而杨荫杭亦在检察厅告杨光宪渎职之罪。现地方厅各推事方纷纷集议，以为法官全体必能攻倒一律师，今正布置一切，必欲陷害杨荫杭而后快，究未知其结果如何也。
在法庭上旁听席上，律师翘二郎腿，是不是有藐视法官的嫌疑？这很难判定。因为二郎腿的翘法各有不同，翘得高高，并不断抖动的话，在法庭上应该不会太雅观，我们不知道杨荫杭当年是怎么翘的，为了什么？想起来，藐视法官的心理是有的，他是东西方法律的专家，看到法官的表现令人失望，自然会生出不敬之心来。
杨绛认为父亲在上海作律师，说其父是作律师和法官争辩，所以有会审公堂的说法，大概是想当然了。所谓会审公堂，正确说法是会审公廨，是租界的法庭。《申报》明确说事情发生在吴县，与租界无关。民国的吴县，其实等于当下的苏州。而且当时杨荫杭不是代理诉讼，是在旁听席上旁听。
1912年，杨荫杭三十出头，这次出现在庭上，并不是为别人辩护，而是在旁听席上旁听。孰料，因为二郎腿一翘（报道中称“交股”），引起了推事杨光宪的不满。民国法庭的推事，相当于如今的法官，是低于庭长的审判官。
杨荫杭和杨光宪两人背后有什么恩怨，报道中未提及，但应该可以猜到一二，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律师和法官之间的矛盾。
这次杨光宪借一细故突然发难，杨荫杭显得非常镇静。对于杨光宪的“大肆辱骂”，杨荫杭在庭上不与理论，显得成竹在胸。到闭庭之后，才面对面交涉。两人吵架的结果，是杨光宪纠合同事，以罢庭为要挟，“必欲达其处罚杨荫杭之目的”。杨推事的上司也胳膊肘往里弯，采取一致手段，所有法官共同对付一个律师。
看起来，这场斗争完全是不对等的，杨荫杭必输无疑。
然而事情就是这么出人意料，杨荫杭是有奥援的。在江苏为张謇，在首都则为张一麟。
为什么这么说？请看《申报》6月30日的报道：
吴县地方审判厅推事杨光宪与律师杨荫杭因细故争执一事，业经该厅推事苏宗轼、薛雪、史棠、夏敬履、王炎武等依法控诉杨律师违法侮辱等情，而杨律师则私诉于省议会议长张季直君，即由张君函致程都督，嘱为开导法官，勿小题大做等语。而袁大总统亦有电致都督府，其中有责备郑提法司不能善为处置之语。现闻程都督已令提法司先将该推事杨光宪撤任，一面善为开导，以期和平了结。
这是《申报》总题《苏垣近事汇闻》中的一条。
这里说得很清楚，苏州地方审判庭的杨光宪纠合该厅推事有：苏宗轼、薛雪、史棠、夏敬履、王炎武等，而杨荫杭则直接告到了时任省议会议长的张謇处。
张謇与杨荫杭的关系，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中说到两点：
我不知道父亲和张謇是什么关系，只记得二姑母说，张謇说我父亲是“江南才子”。钟书曾给我看张謇给他父亲的信，称他父亲为“江南才子”。这使我不禁怀疑：“江南才子”是否敷衍送人的；或者我特别有缘，从一个“才子”家到又一个“才子”家！我记得我们苏州的住宅落成后，大厅上“安徐堂”的匾额还是张謇的大笔，父亲说那是张謇一生中末一次题的匾。
一点是两人有通信，张謇许杨荫杭为江南才子；一点是杨家的“安徐堂“的匾额是张謇这位状元公题写。可见两人关系不错。
杨荫杭和时任袁世凯机要秘书长的张一麟的关系，则更是密切，两人是北洋大学的同窗老友。
于是，表面看强弱不一的双方，其实倒是强弱异势的。杨光宪实在小看了杨荫杭的背景和能量，等于是用鸡蛋和石头撞击。
这么小小的一件纠纷，最后竟然惊动了大总统袁世凯，这自然是张一麟“贵人相助”了。这场纠纷的结果，是杨光宪撤任，杨荫杭呢？次年即升任江苏高等审判厅厅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