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育之（1889—1993）
我的祖父，喻育之先生，字英才，于1889年12月31日（农历乙丑年腊月初九）出生于湖北黄陂县六指店喻家官塘，其父经商，自幼读私塾。1902年随其二哥到汉口拔贡李端恒门下求学，习得一手好书法。
1910年祖父投笔从戎，考入位于湖北武昌左旗的（现中南财经大学东面）湖北陆军测绘学堂制图科学系。测绘学堂按日本军事学校体制教学，担任教官的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海归”或“外聘”的日本德国籍的军事专家。在1911年春末夏初的一个晚上，祖父由同学王寿介绍加入共进会（同盟会的外围组织）。
文章 / 喻东 图片 / BAI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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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试验炸药引起爆炸，清廷大搜捕，革命机关遭到破坏。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烈士慷概就义。恐怖气氛笼罩着武汉三镇。被困于军营内的革命党人决定放手一搏。10月10日午夜。工程第八营熊秉坤打响了首义第一枪。方兴、李翊东、祖父等带领测绘学堂的同学们赶往楚望台军械库（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武器仓库），与接应的同志领取枪支弹药，和工程八营等各路起义军会合，公推吴兆麟任总指挥。祖父和陆军测绘学堂的一百多名同学加入了总预备队。后在阳夏保卫战中，祖父加入敢死队，在汉口刘家庙、歆生路、大智门、循礼门一带与前来镇压的清军殊死战斗。
1912年4月9日，孙中山应鄂军都督黎元洪之邀抵达武汉。图为孙中山在武昌都督府与欢迎人员合影。
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4月10日辞去临时大总统，应黎元洪邀请来到武汉。1912年4月11日，孙中山先生于武昌黄土坡公立湖北外语专门学校召见参加辛亥革命的喻育之等几十位同志，并进行了大约3小时的谈话。这是祖父第一次与中山先生见面，在会谈中孙中山先生阐明共和与国民、机关之间的关系，以及他本人辞去大总统的原因。祖父对中山先生所言“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由衷敬佩。
1918年祖父东渡日本留学归来，与王兆容、曾琦等人成立“中国留日学生救国团”，他任副团长，并创办《救国日报》，任总经理。由于爱国立场，法国巡捕房无故抓走了总编辑温立，并扬言要罚款、封报馆。祖父闻讯后，立即赶到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向孙中山先生汇报了情况，孙中山先生听后非常气愤，立刻让秘书拿出300块钱。问用于罚款是否足够？又宽慰祖父说:“温总编辑被抓之事，不要着急，我马上派人想办法释放他！”第二天，温立果然被释放回来了。事后中山先生又几次派人送钱支持他们办报。这是祖父第二次见到孙中山先生。
《救国日报》社同仁留影，照中人名为喻育之亲笔题写
其后祖父被推为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理事长，参与坚决反对日英三次结盟的运动。一日祖父带领上千名学生，在上海地方法院侧面一块空地上，他慷慨高呼：“日、英两次结盟，中国所受之害，众所周知。如大家坐视不理，则国家将亡。”次日英国伦敦《泰晤士报》登载：“中国喻育之反对英、日联盟的行动，引起英政府的重视，经提交国会讨论，否决了三次联盟。”1919年由于抵制日货事宜，《救国日报》与广告客户发生法律纠纷，为了寻求支持，祖父第三次与中山先生会面。一见面，孙中山先生就说：“大名鼎鼎的泰晤士报报导之学生领袖喻育之！”通过孙的出面，国民党国会议员身份的大律师再没来找麻烦。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祖父为这次学潮作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五四运动之后，祖父以全国学生联合会理事长的身份，在上海偕同十几个上海学生、工人、商人代表去拜见了孙中山先生。代表们把孙中山先生的客厅站得满满的。孙中山请大家坐下。大家也请孙中山先生坐下。孙先生说:“你们坐下，我站着！”接着孙先生态度鲜明地支持和赞扬“五四”运动。孙中山殷切地对大家说:“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孙中山先生还勉励大家：“言必行，行必果。坚持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斗争，挽救中国。”大家听后深受教育。这是祖父第四次见到孙中山先生。
1921年5月，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任命何成濬为粤军许崇智部前敌总指挥，进行东征。何委任祖父为前敌总指挥部军法处处长、参议和编辑《军人之友》刊物。孙中山先生十分重视东征中的宣传工作，曾亲自到《军人之友》编辑部指导工作指示:“让全国人民各尽所能协力合作，共同促进国家的繁荣富强，要竭志尽忠以救民救国，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固共和基础。”这是祖父第五次面见中山先生。
1922年9月22日，工人运动领袖施洋律师为了逃避军阀吴佩孚的追捕，来到上海，住在祖父家里，两人畅谈到深夜。在施洋要求下，祖父将他引见给孙中山先生。第六次受到孙中山先生的热情接待。时任中山先生秘书的宋庆龄陪同接见。
经过一番交谈，中山先生对施洋这位在湖北领导工人运动的青年律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连连称赞他“人才难得”。祖父提议介绍施洋加入国民党，中山先生欣然同意。像这样由孙中山当场拍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那时叫“交叉党员”），施洋是绝无仅有的一人。
1923年“二七”大罢工运动中，施洋不幸牺牲，刽子手扬言“谁敢给施洋收尸，谁就是同党。”祖父闻讯后与其兄长两人为施洋料理后事，公开将施洋入殓，安葬于洪山。
祖父第七次见孙中山先生是1924年，当时，冯玉祥在北京召开政治军事会议，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以争取国家和平统一。途经上海时，祖父和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同志们得知此事后，立即赶到孙中山先生莫利艾路的寓所，劝患严重肝病的孙中山先生以健康为重，暂缓北上。
祖父最后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是在前一次不久后的一天，祖父和上海执行部的同志们十分担心孙中山先生的健康情况，再次来到中山先生的住处，劝说他缓期北上。孙中山先生在病榻上接待了他们，除了安慰大家外，他也告诫同志们：“国家一天不统一，革命就不算成功。”……
祖父这一生，多次亲身聆听中山先生的教诲，也一直是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在晚年，祖父要求家人在他百年归去后，放置一本《三民主义》在身旁。
作为最早及数次参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人，祖父与三位先后上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毛泽东先生、董必武先生和李先念先生交往密切并成为了终身挚友。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祖父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调查部干事，而当时毛泽东在执行部任秘书工作。每当祖父说起这段历史时。他总是笑着说:“毛泽东先生当时虽然级别不高，但可是在我上面工作哦（二楼），他闲时总是沉默不语。独自在院内吸烟踱步。”建国后（毛）中央一度邀请祖父赴京任要职，祖父婉言谢绝。自愿投入新中国的地方建设（这是后话）。
在这期间祖父还积极筹办广州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并亲自推荐丁炳权（湖北云梦人）入读黄埔一期。丁炳权其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九七师师长兼长沙警备司令、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1924年5月5日，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上海莫尼哀路29号孙中山寓所举行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会。前排左起：周颂西、韩觉民、叶楚伦、王荷波、何世桢；后排左起：刘伯伦、毛泽东、向昆、沈泽民、葛健时、罗章龙、瞿秋白、恽代英、邹力子、周佩；前排左二：喻育之时任全国学生联合会理事长；资料来源：引自《馆藏革命文物选编》：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
这张照片是1924年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今香山路7号中山故居举行庆祝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活动所摄的纪念照。
当时上海国民党执行总部全体工作人员只有30多人，而参加合影的居其中大多数。国民党人有胡汉民、汪精卫、张继、茅祖权、叶楚伧、叶纫芳、戴季陶、林焕廷、孙铁人、喻育之、王陆一、周雍能、何世桢、葛建时、陈德徵和向昆等16人。共产党方面有毛泽东、王荷波、罗章龙、恽代英、向警予、邵力子、沈泽民、刘伯伦、韩觉民（团员）和张廷灏（团员）等11人。总计27人。相片是由一家广东人开的“王开照像馆”拍摄的。
祖父与董必武的渊源更为深厚，两人同是湖北同乡，并且为东京私立日本大学的师兄弟。董1914年入学，喻1916年入学，故祖父称年长两岁的董必武为洁畲兄。于1918年，祖父与董必武二人又同时回国参加护法运动。1925年孙中山先生任命潘正道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指派祖父任潘正道的驻沪联络员。由沪赴鄂西。祖父路经武汉，会见老友董必武。董必武与赴鄂西的几位同志早有联系，并协助他们入川工作。
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1927年1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各级党政组织急需大批人才，湖北政府研究决定。分别成立党务人员讲习所、党义研究所和文官养成所。祖父任事务主任兼教员，董必武任教员。
1937年10月抗战期间，在董必武的领导下的中共湖北省委员会为了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董必武拜会湖北省国民党党部负责人喻育之，呈公函望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采取相应措施。以期团结抗日，争取最后胜利。祖父看过中共湖北省委致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公函后，立即分函各地、县策部书记长，阐明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4月，国民政府设立国民参政会——全国战时民意咨询机构。中国共产党员毛泽东、董必武、秦邦宪等七人为参政员，祖父也被选为一、二、三、四届的国民参政员。
1939年2月在重庆举行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会议期间。董必武邀请湖北代表孔庚和祖父，到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吃饭。董必武在席间再次感谢祖父的救命之恩：在武汉受到国民党军警追捕时，祖父的长兄喻镜清将他藏匿在德兴衣庄。日后，祖父又找驾驶货轮的袁祥福，将他安全转移到上海。祖父则回顾了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与共产党人共事的情景。祖父说：“国共两党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抗战胜利！”
全国解放后，祖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继续与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密切交往，为国家献计献策。建国后祖父任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民革湖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暨顾问、政协武汉市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等职务。工作上与当时湖北省省长（后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交往很密，私交甚笃。
喻育之被任为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的国民政府令
祖父自1929年返湖北，正式开始了在湖北的从政生涯，先就任湖北党部秘书。次年任党部委员。1931年，祖父接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当年湖北水灾。他由于担心会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拒发行5万元大面额钞票（无硬币储备，又没有物资作抵），而于1932年元月向行政院请辞湖北省财政厅长兼任湖北省政府委员。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了卢沟桥事变。祖父时任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后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兼任。省党部一切党务工作由祖父全权处理。
武汉是抗战初期全国的军政中心，各路豪杰汇聚，张学良，冯玉祥等亦在此间与祖父有更多工作上的交往，冯玉祥将军曾书赠祖父一副对联:“要想着收咱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
1942年，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后，祖父被委派到万县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策进会副主任，同时被推选为湖北旅川同乡会会长。祖父在万县为20多万难民做了安置工作。他还亲自到万县监狱视察，对监狱管理制度以及囚犯生活等方面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在经济工作方面，祖父做了发展战时生产、稳定物价等工作。
1948年秋，权贵豪门纷纷外逃，在个人前途上，祖父以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为重，谢绝了菲律宾好友戴愧生（时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的邀请——离开祖国，毅然留下来参加了武汉和平运动。各界爱国人士在武昌成立了“十人座谈会”组织，其目的是积极发展和平运动，准备迎接解放。于1949年1月16日。湖北省参议会成立“湖北省和平促进会”。与会人数一百余人，会议通过了《宣言》和《章程》。选举了李书城、张难先、喻育之等人为常务干事。由祖父执笔，与省参议会联名致电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首席和谈代表周恩来、张治中。电文如下：“略陈人民痛苦与意见。籍供参考。总之人心士气，不堪再战……”。
作为全国和平运动的第一份通电，其影响迅速波及全国，要求蒋介石先生接受中共和平谈判八项条件的呼声响彻云霄。蒋介石先生终于在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
随着时局变化，“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下设武昌、汉口、汉阳三个“执行处”。祖父任汉口执行处秘书长。救济会制订了应变方案:（一）防破坏、反搬迁迎接解放;（二）联络维持真空期间的治安:（三）预筹粮秣，以备急需:（四）做好解放军进城的各项准备工作
最后关头。救济会在与国民党强硬派密谋撤退前破坏行动。争分夺秒地赶时间。通过用金钱收买爆破人员。人员紧盯重要设施等方式顺利确保1949年5月17日晨，大武汉基本民生设施顺利移交给新生政权。
解放初期，祖父参与了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1952年6月16日赴海南岛协助海南成立民族区域自治政府。1957年，祖父被错划为“右派”。行政级从十二级降到十八级。1978年，祖父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平反。随后，祖父积极参与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大业，曾与旧交国民党元老政要张群先生等书信联系，在公开场合曾即席作诗:“隔海遥向日月潭，可否合唱统一歌”。
此外，他先后为彭楚藩及吴禄贞等烈士撰写墓碑文，并在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际，为辛亥首义革命烈士陵园墓碑写纪念碑文。1985年春，武昌黄鹤楼重建。这时，祖父已是九十四的高龄的老人，他欣然为黄鹤楼东匾题字:“楚天极目”。1986年，祖父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于右任、居正、李西屏等友人为他书写的对联诗、吊屏共八副字画。捐献给湖北省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1988年，喻育之携家人游玩黄鹤楼。黄鹤楼东匾“楚天极目”由喻育之题写。后左四为喻育之长女喻安澜、后右二为喻育之次女喻安荣、后左三为喻安澜爱人林顺存、后右一为喻安荣爱人、后左一为喻育之外孙女林林，后左二为家中保姆。
喻育之 彭年生摄
1993年3月14日，在汉口家中，祖父喻育之先生在睡梦里安详离世，时胸配“天下为公”徽章，枕旁一部《三民主义》，享年104岁。当晚，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联播报道:“参加辛亥武昌首义的最后一位老人——喻育之先生辞世。”
祖父晚年与我谈起辛亥革命为个人层面带来的启示，首先在于“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天下为公”，即小在生活中多为人着想，大则在地区发展中多关注国家利益；其次要“敢为天下先”，个人事业上要勇于开拓进取。值得学习的还有牺牲奉献精神。与动荡年代不同，和平时代无须抛头颅、洒热血。但扪心自问生存并非为索求，只要仍能为社会不公、为弱势发声，此乃对公益事业的另一种奉献。最后是求同存异的精神。当今社会要和谐发展，仍然不能忘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力量，社会需要集思广益，但不能议而不行。在发展民权、民生的路上，还有待后人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辛亥101周年纪念：澳门辛亥志士后裔代说先辈事迹集》，澳门辛亥黄埔协进会出版，2012年，第36—45页）
2009年6月，喻育之的第三代到九峰祭拜喻育之
参考文献：
1，喻育之《我和孙中山先生八次会见的回忆》，《国共合作和国民参政会》、《百岁自述》等。
2，台湾国史馆相关资料
3，喻一安、林林：《最后一位离世的辛亥革命老人喻育之》
作者喻东，系喻育之孙，居澳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