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屏，名葆康，字少屏，别号天一、地一、屏子、朱三。上海人，1882年12月２日出生。幼年就读上海南洋中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05年留学日本期间，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6年回国后创办健行公学，主持同盟会江苏分会秘密机关“夏寓”之机关部工作。1907年协助于右任先生先后在沪创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及《民立报》等报社。同年冬与柳亚子先生等酝酿组织“南社”，通过以文会友的方式，集结当时具有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以诗文为武器，宣传革命，鼓吹推翻满清皇朝，并与孙中山所组织的武装起义相配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上海起义之组织工作，并亲历了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之役。上海光复后，协助陈其美先生组织沪军都督府，任总务科长。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又应孙中山先生之邀，担任临时大总统秘书。袁世凯任大总统后，辞去职务，回到上海。曾任中华民国报馆俱进会会长等职。
1916年任寰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后又兼任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中华麻疯救济会董事兼名誉秘书、中国评论周报社总经理、上海市通志馆副馆长等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少屏先生积极参加国民外交活动，联络国际友人，揭露日寇暴行，争取国际友人对我国抗战之同情与支持。1940年受命出任我国驻菲律宾领事。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月2日马尼拉沦陷，少屏先生与总领事馆同仁被日军所拘，利诱而不降，严刑而不屈，同年4月17日被日寇残杀于菲律宾，终年60岁。
文｜朱桐生 朱欧生 朱康生 朱青 郑植平（田进） 朱斐 朱正心 叶新绿 洪亮 秦永进
来源|朱唯真（朱少屏之孙）供稿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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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参加中国同盟会
参加中国同盟会
1905年少屏先生于日本东京与孙中山、黄克强（兴）、宋钝初（教仁）、马君武诸先生，相与组织创建中国同盟会，成为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同盟会成立刚三个月，日本文部省进行干涉，公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强迫中国留学生出境。少屏先生随留学生们集体罢课，以示抗议，《猛回头》的作者陈天华义愤填膺，投海自尽。在秋瑾、姚鸿业等的倡导下，大批留日学生纷纷离开日本，回到祖国。少屏先生也在这时回到了上海。
少屏先生回国后，与瞿绍伊先生等创办了中国公学，专门收容留日回国学生继续深造。后因内部纠纷，少屏先生与高旭先生（剑公、天梅）又别创健行公学于西门小菜场宁康里，并与柳弃疾（亚子）、陈陶遗（道怡）、沈砺（道非）、陈去病（佩忍）等先生担任讲师。柳亚子先生是由爱国学社旧同学何震生先生介绍而与少屏结识。亚子先生最初打算入健行公学学习英语，但少屏先生却不要他做学生，少屏先生对他讲，你有口吃病，英文当然念不好，何苦白费心力，现在此地国文分二班，天梅一个人忙不过来，你还是来当一个教员吧，我们是很欢迎的。倘你坚决地要做学生，那倒只好挡驾了。柳亚子先生就听从了少屏先生的劝告，留在健行公学教国文了。
健行公学创办伊始，凡百各端均须从零开始，尤其是创办经费非常拮据，少屏先生的夫人周湘云女士，变卖自己的全部金饰相助，毁家兴学，后周夫人病故，亚子先生在家乡闻耗，特为作挽诗寄少屏先生：自由花落暗芳春，女史伤心迹已陈。绛帐周旋称弟子，金钗慷慨赠夫君。河山风景悲周室，巾帼潮流起异军。一自乘鸾归去后，撤环兴学更何人？其中所说的“金钗慷慨”、“撤环兴学”，就是记述这件事。健行公学实为中国同盟会江苏分会的外围组织，在当时被誉为“第二爱国学社”[注一]。它吸收青年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以当时激进的革命读物《黄帝魂》[注二]。《法国革命史》、《荡虏丛书》等为教科书；曾组织学生参加欢迎因《苏报》案被捕入狱的章炳麟（太炎）先生出狱，并组织学生赴华泾乡为同案的邹容（《革命军》的作者）烈士墓纪念碑举行揭幕典礼等活动，以激励青年学生的革命意志；健行公学还秘密发行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以及其它革命刊物如《复报》、《洞庭波》、《鹃声》、《汉帜》等；健行公学还秘密发展同盟会会员。柳亚子先生即经少屏先生与高旭先生介绍而参加中国同盟会。少屏先生与柳亚子先生30多年的挚友关系也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健行公学开学典礼合影
健行公学校友会，前排右起朱少屏、柳亚子、陈陶遗
健行公学的校名来自《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当时上海以讲学为宣传革命的大本营者有三，即爱国学社、中国公学与健行公学。健行公学的教员学生，争言攘夷排满，《民报》、《复报》、及《醒狮》、《洞庭波》等激进的革命报刊，几乎人手一册，校内充满革命激情。健行公学校歌的歌词是：“祖国责任在吾侪，千钧系一发；祖国责任在吾侪，万众射一的。策杖可追红日远，衔石可填碧海宽；自强不息天行健，勉旃新少年。”歌词简短，但铿锵有力，勉励学生要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起来革命，要以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的毅力来救中国，来射这一个革命之“的”。歌词刻画出了办学的宗旨。
健行公学培养出来的高材生有杨伯谦、赵伯贤、朱季恂等人。后来成为名记者的《申报》月刊、周刊主编俞颂华也是该校的学生。同盟会江苏分会为了贮存秘密文件，召开秘密会议，接待联络过往的革命同志，又在健行公学的后面租了一所房子，取名“夏寓”，这是由于以同盟会会员夏昕渠的名义租赁的房屋，同时也一语双关地暗指“华夏”，以示不忘故国之意。“夏寓”实际上就是同盟会江苏分会的秘密机关。少屏先生曾担任“夏寓”之坐办，主持机关部工作。
“夏寓”第一次召开会议的莅会者，有蔡元培，刘光汉，张昭汉（湘乡张通典之女公子）等30余人，第二次会议则假座新闸路辛家花园，有梁乔山、谭心休、龚炼百（铁铮）等到会。后来有人提出，“夏寓”离健行公学距离太近，如有不测，有一网打尽的危险。于是，便把“夏寓”迁到法租界八仙桥鼎吉里4号。
在鼎吉里时期，除健行公学的柳亚子、高旭、陈陶遗等先生住在那里外，宁调元（太一）、陈家鼎（汉元），傅钝根等同盟会的革命同志也住在那里，后来宁调元去日本了，刘光汉（申叔，师培）、苏曼殊搬进了“夏寓”。少屏先生在“夏寓”工作时，丙午、丁未（1906—1907）年间，孙中山先生常来往于日本、南洋，船过上海时，往往由在法租界公董局（相当于租界政府）工作的法国友人[注三]向同盟会同志传达音讯，于是少屏先生和高旭、柳亚子、陈陶遗等先生常于吴淞口外的海船中谒见孙中山先生，共商革命大计。在此期间，少屏先生还协助柳亚子先生办《复报》等刊物，那时的《复报》在上海编辑，寄东京印刷，然后再秘密运回上海，以健行公学为发行基地。
《复报》隐含“光复中华”之意，以发扬民族主义，传播革命思潮为任务，以发表诗文为主，成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外围刊物。自1906年下半年起，健行公学、“夏寓”、《复报》都逐渐受到清政府的注意，不断传来风声，两江总督端方要禁报拿人、封闭公学。1906年12月，湖南、江西爆发著名的萍（乡）、浏（阳）、醴（陵）农民、矿工、会党大起义，由于组织不善，不久即告失败。1907年1月，孙中山先生从日本派回中国指导起义的湖南革命党人杨卓林等，因叛徒告密，在扬州被捕。审讯中杨卓林慷慨陈词：“……卓心存保种之议，俟百年史家评论……”，杨被清廷杀害。与杨同时被捕之廖子良、李根发气节未保，李根发供出“夏寓”系同盟会之总机关部，任事人员为朱保康（保系葆之误笔）、高某等。于是两江总督端方发告示，指名要缉捕朱保（葆）康，并查禁《复报》、查封健行公学。不得已，少屏先生乃转入地下。
二
办报生涯
自《苏报》案后，章太炎、邹容被捕下狱，《国民日日报》及《警钟报》又相继被查禁，一时报界士气消沉，正言不作。同盟会会员于右任先生等在上海有创设日报之议，而其时正值少屏先生被清廷缉拿，健行公学也遭查封，于右任先生乃邀请少屏先生协助筹办报社工作。经多方奔走，报纸终于在1907年4月2日（丁未二月二十日）正式创刊。新报纸取名《神州日报》。
《神州日报》以其清新的文字，活跃的思想，给沉闷的上海舆论界带来了一股春天的气息。报端不用清廷的年号，改用公元纪年，在当时更是一个大胆的尝试，且报纸以“神州”命名，更富有民族革命的色彩。1908年2月，《神州日报》社经历了一场意外的火灾，报社被毁，而且又出现了内部的人事纠纷。于右任先生辞去了社长的职务，准备另外筹办一张报纸，并邀请少屏先生继续共事。几经周折，新的报纸终于在1909年5月15日在上海正式发刊，馆址设在望平街160号。这张报纸就是当时有名的《民呼日报》。
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于右任解释：“以为民请命宗旨，大声疾呼，故曰‘民呼’”。《民呼日报》果然不同凡响，5月15日这一天，创刊号一出版，很快就销售一空。这天的《民呼日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民呼日报宣言书》的社论。社论中说：“《民呼日报》为何而出现者？记者曰，《民呼日报》者，黄帝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其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这篇社论明确地说明了《民呼日报》的办报宗旨。《民呼日报》以其鲜明立场和泼辣风格，大力宣传民族主义进步思想，揭露官场腐败，鼓动民众革命。时值大西北的甘肃地区，连年干旱，饥馑蔓延，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
《民呼日报》连续发表了《论升督漠视灾荒之罪》，《甘督升允开缺感言》等文章及大量新闻报道，并在报上发起募捐救济灾民的活动。凡此种种触动了清廷权贵们的痛处，陕甘总督升允迫不及待地电令上海道蔡乃煌，以“侵吞赈款”的罪名诬告《民呼日报》，要蔡“厉行查办”。因为《民呼日报》社是在租界上的，蔡乃煌立即和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串通，于6月17日拘押了于右任先生等。此案审理时，经少屏先生等延聘的律师在法庭上提出有力的法律与事实根据，证明确系诬陷。但当局拘捕于右任先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民呼日报》一日不停刊，于右任先生即使无罪也别想出牢监。为此，少屏先生和《民呼日报》的同仁们经过权衡利弊，决定将《民呼日报》停刊，以换取于右任先生的自由。《民呼日报》宣布停刊后，会审公廨就以判处于右任先生一个“逐出租界”了结了这段公案。
《民呼日报》于出刊92期后停刊了，就在《民呼日报》停刊后的第45天，1909年9月29日，上海各报同时刊出了《民吁日报》的出世广告。广告刊出后的第四天，即1909年10月3日（宣统元年八月二十日），《民吁日报》正式发刊，并由少屏先生担任发行人，范光启先生担任社长，谈善吾先生担任主笔，于右任先生则退居幕后。《民吁日报》仍然继承《民呼日报》的革命的报风，以其犀利的笔锋不断揭露清廷的腐败无能，反映人民的呼声。
这年的10月26日，在东北的哈尔滨市，发生了一件轰动中外的爆炸性新闻：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刺杀了日本前驻朝鲜总督伊藤博文。对这样一件大快人心的消息，上海的许多报纸害怕引起“国际交涉”，都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唯独《民吁日报》率先用大字标题作了报导，并配发评论。评论指出，日本垂涎东北，侵吞中华的野心由来已久，“伊藤的满洲旅行，非独为满洲，为全中国也。”接着，《民吁日报》于11月16日和17日两天的报纸上，载文披露了日本方面要求锦齐铁路建筑权之若干事实，对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掌握中国经济命脉之野心作了揭露。而这时少屏先生是负责国际新闻编辑的。对此，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照会上海地方当局，提出抗议，要求对《民吁日报》的“论说不当”迅予惩究。洋大人的一纸照会使堂堂的清廷上海当局惊恐万状，18日即下令查封了《民吁日报》，19日又强行裁决：“此案关系中日邦交”，判决将《民吁日报》永远停止出版，机器不准再作印刷报纸之用。就这样，仅仅发行了48期的《民吁日报》又被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扼杀了。
《民吁日报》之被查封，引起了读者的骚动，街头巷尾到处贴出抗议当局无理裁决之匿名揭贴。上海的中外各报对于此案也都发表了许多对会审公廨判决失当的评论。其中尤其是英文的《字林西报》和英文的《捷报》评论更为激烈。《民吁日报》又被迫停刊了，但是少屏先生和报社同仁并不气馁，他们立意要东山再起。但是《民吁日报》的机器被当局判为“不准再作印刷报纸之用”并已转售给商务印书馆。此时虽也收得一些款项，但数目有限，难敷支出。而且于右任先生又是被判“逐出租界”的人，许多事情需要少屏先生奔走，当时少屏先生的继室岳麟书女士归宁嘉兴，少屏先生曾去嘉兴探望，因要继续为恢复办报的事奔走，故而去了不久，就匆匆回上海。不料岳氏在嘉兴得了一场大病，竟致不起。家中的人怕影响少屏先生的工作，没有告诉少屏先生。等到少屏先生得到消息，岳氏已去世一个多月了。
为了纪念岳氏，少屏先生曾写了岳氏的行述，并把它刊登在《南社丛刻》上，还在《丛刻》上刊登岳氏的遗像。岳麟书女士也是南社的社员，《南社丛刻》刊登亡友小影乃始于此。辛亥革命成功后，少屏先生以中馈乏人，续娶蔡景明女士于沪上，其弟朱葆芬（子湘）先生亦于同日与王乾龄女士结婚，兄弟同日办喜事，并由黄兴先生亲临上海为之作证婚人，一时传为佳话。
1912年朱少屏兄弟双婚，黄兴为证人
婚礼中摄有照片，两对新人各居左右，黄兴先生站在中央。胡寄尘先生曾为之题诗：“一奁秋水澄如许，印出鸳鸯双复双”，就是记述这段佳话的。少屏先生前后三位夫人，元配周湘云女士，继配岳麟书女士、蔡景明女士，都是南社社员。经过少屏先生和《民吁日报》社的同仁们的多方奔走，最后得到了同盟会会员、上海市商会会长沈缦云先生传奇式的资助，终于在1910年10月1日（宣统二年九月初九）重阳节的那天又创办发行了《民立报》。
“民立”二字的含义是：“立定脚跟，为民喉舌，继续呼吁”。表示了继承民呼、民吁之传统，更加坚定地宣传革命思想的办报宗旨。这时的中国社会，正处在一次伟大变革的前夕，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风暴就要到来，而《民立报》的影响则较《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更大。
1911年4月27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广州爆发了黄花岗起义，《民立报》在起义后的第三天，即迅速发出报导和评论。并且在这之后，连日刊载有关此次起义的消息和言论，革命党人被捕就义情形及照片、传略、遗作等等，历数月而不衰，使黄花岗起义的消息在当时信息阻塞的时代能迅速而持久地传遍了全中国。
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的壮烈的情景通过新闻传播媒介强烈地震撼着炎黄子孙们的心，使全国的革命思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就在《民立报》报导黄花岗起义25年后的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记忆犹新地谈到当年《民立报》的这些报导曾深深激动着这位当时还仅仅18岁的青年人，使他在激动之余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墙上，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注四]
不出半年，1911年10月10日便爆发了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像报春的雷声唤醒全国，引起“连锁反应”。各省在武昌起义后，纷纷举起义旗，宣告独立，脱离清廷，清王室的统治顿时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形势瞬息万变，差不多每天都有鼓舞人心的消息出现。《民立报》的同仁感到兴奋，受到鼓舞，为了把消息尽快地告诉给上海人民，报告给全中国。他们除了在报纸上辟出专栏，还增发了号外，造革命舆论，张革命声势。武昌起义后，《民立报》又率先发出了邀请孙中山先生回国主持政局的呼声，代表全国人民的意愿提出了“兆众一志，全体欢迎”孙中山先生回国“救国救民”的要求。
武昌起义发生时，孙中山先生正在美国活动，听闻消息，决定立即取道纽约、伦敦、巴黎回国。孙中山先生也把自己给军政府的电报通过《民立报》来转交和公布，以此向国人表明自己的政治见解和胸怀。孙中山先生回国后，特意去《民立报》馆拜望报社同仁，同时以中英两种文字，亲笔题有：“戮力同心”的匾额送给《民立报》馆。不久，又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颁赠给《民立报》馆一张旌义状，以表彰《民立报》对革命做出的贡献。
事实上，《民立报》不仅仅是革命党人的一张报纸，《民立报》报馆同时也是革命党人策划革命方略、指挥革命行动的一个机关。黄花岗起义前后，谭人凤、宋教仁、吕志伊、居正、陈其美、杨玉如等往来于上海、香港、汉口各地，都以《民立报》报馆为联络点。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员也大多为《民立报》报馆或与之有联系的人士所组成，当时上海的革命党人举行武装起义准备光复上海的许多决定就是在《民立报》报馆研究而定。
三
南社的活动
南社的活动
1907年，少屏先生正在《神洲日报》工作，是年冬天，同盟会友刘师培（申叔、光汉）何震（志剑）夫妇，自日本回国。少屏先生和柳亚子、杨笃生（守仁）、邓秋枚、黄晦闻、陈巢南（去病）、高天梅（旭）、沈道非（砺）、张聘斋（家珍）等先生邀请刘师培夫妇在酒楼小酌，席间决定成立“南社”并赋诗摄影留念。南社正式成立是两年后的1909年。那年的11月13日，参加成立会议的南社成员们先期聚集在苏州城内，当天一早雇了一只画舫，从姑苏城内摇将出来，直奔虎丘而去。成立大会的会址设在虎丘的张公祠，张公名国维，浙江东阳人，明末抗清志士，以兵败投水自沉。选择这个地方为会址，是有强烈政治含义的。到会17人，来宾2人。少屏先生为联群赴会的17“豪俊”之一。成立大会上选出陈去病先生为文选编辑员，高旭先生为诗选编辑员，庞树柏先生为词选编辑员，柳亚子先生为书记员，少屏先生为会计员。
黄兴南社入社书。介绍人为陈英士、朱少屏、姚雨平
宋教仁南社入社书。介绍人为朱少屏
朱少屏南社入社书，介绍人为柳亚子
吕志伊南社入社书。介绍人为朱少屏
邰闻泰、仲辉南社入社书。介绍人为朱少屏、叶楚伧 柳亚子
李书城南社入社书。介绍人为朱少屏
南社表面上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学社团，其实是一个集结革命知识分子，以诗文为武器，鼓吹民族革命，宣传推翻满清统治的革命团体。它与孙中山先生组织的武装起义相呼应，正如柳亚子先生所说：“我们发起的南社，是想和中国同盟会做犄角的。”从南社成立开始，一直到以后的新南社、南社纪念会等组织中，少屏先生都是最活跃的成员之一。南社（包括新南社、南社纪念会）的成员千余计，而以少屏先生接触最广，几乎普遍认识。当时有不少蓄道德、能文章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人士是经少屏先生介绍入社为最，其中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是申睨观。
申睨观名柽。别署讪庐、青丘恨人，辽宁人，原籍朝鲜，为朝鲜独立党巨子（椐柳亚子先生《南社纪略》所载：传曾任大韩民国临时总统之职），因痛三韩亡国之惨，遂弃家西行，投身革命。少屏先生与之过从甚密，并介绍申参加南社，南社之有外籍社友，即从申睨观开始。
八十二年后的1989年，柳无忌先生（亚子先生的长公子）在为纪念少屏先生等在马尼拉一起牺牲的烈士们而出版的《魂系中华》一书写的序言中是这样写的：“南社的会务，包括财政、文书以及在上海雅集的筹备事宜，大部分由父执朱少屏担任，南社的地址设在他任总干事的寰球中国学生会。由于地利和人和的关系，他赴会的次数比任何人为多，南社十八次雅集，他只缺席两次。而那正是我父亲闹意见而退出南社的期间。”柳无忌又在《古稀话旧录》一书中写道：“所有的社员他都认识。没有他，南社的雅集是雅不起来的。”
少屏先生为人任侠好义，慷慨热忱，极善交际，亚子先生曾戏称少屏先生为“交际家”，在与亚子先生的交往中也能得到证明，柳亚子先生曾在他的诗篇中多次提到少屏先生的这种性格，如在1907年作的《怀人诗十章》中是这样描述少屏先生的：“解衣推食寻常事，各有千秋志愿赊。莫道沪江轻薄地，市中还有鲁朱家。”诗中引用了刘邦结交韩信，鲁国朱家仗义行侠，藏匿收留反抗当朝的仁人志士的典故。1908年亚子先生两次从故乡黎里去上海，每次都有诗篇相送，第二次去上海和少屏先生以及苏曼殊、邓秋枚先生等相聚时题赠给少屏先生的诗云：“不妨游戏散天葩，侠气豪情总未差。复壁柳车辛苦甚，世人谁识鲁朱家。”这是又一次以朱家比喻少屏先生。
1909年柳亚子先生从上海返回故乡黎里，少屏先生送亚子先生到船上，亚子先生在归舟上又赋一诗相赠，诗中有云：“春申江水深千尺，不及朱三送我情。”朱三是少屏先生的昵称，亚子先生借用汪伦送别李白于桃花潭的典故来记叙他们两人间的情谊。1911年秋，伍秩庸（廷芳）先生发起筹组《铁笔报》，后因忙于其它工作，遂将此事交少屏先生继续筹建。曾延请景秋陆（耀月）先生[注六]主笔政，少屏先生还延请柳亚子先生参加。当时景秋陆还在日本，少屏先生便屡次给他打电报，催邀他速归，但未能及时到任，报纸也因此而屡次更改出版日期。正在这时候武昌起义成功了，为了加强对武昌起义的宣传，少屏先生遂决定先办一个小型的报纸，取名为《警报》，少屏先生又邀请柳亚子先生和胡寄尘先生协助编辑并兼任校对，少屏先生则自译外国通讯社的电稿，并因陋就简地以《铁笔报》印刷厂的厂址为《警报》馆址，就这样一份短小精悍的报纸就立刻出刊了。
由于《警报》的消息灵通，报导迅速，传播武昌起义后各地的动态很详尽，因此很受读者欢迎。《铁笔报》则因景秋陆先生始终未到任，未能出刊而夭折了。1912年4月，叶楚伧与少屏先生、柳亚子、林百举、苏曼殊、李息霜（叔同，即弘一大师）先生等南社社员又在一起创办了《太平洋报》，少屏先生任经理，该报宣传民主政治，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反对军阀割据，是当时影响较大的革命派报纸之一。二十二年后，少屏先生和柳亚子夫妇等同游杭州，曾促膝畅谈沪上报界旧事，亚子先生撰诗一绝曰：“怒潮澎湃《太平洋》，知是文场是战场。坛坫主盟推小叶，朱、林、苏、李各飞扬。”这首诗就是记叙这一段往事。1932年上海成立了“上海市通志馆”，柳亚子先生担任馆长，遂邀请少屏先生担任副馆长，协助其开展馆务。通志馆有五年的历史（1932-1937），这也是他们俩合作最密切的时期。这几年他们得暇曾相偕畅游江、浙各处名胜古迹，行踪所至，江苏有南京、镇江、无锡、苏州、宜兴，浙江有杭州、宁波、嘉兴、硖石等地。他们还曾应何香凝（廖仲恺夫人）先生之邀赴上虞（绍兴）与经颐渊先生（又名亨颐，经普椿之父，廖承志之岳父）等同游白马湖。他们最远的一次旅行是在1935年参加了上海市政府组织的菲律宾观光团，同游马尼拉与碧瑶风景区。
在海轮上，柳亚子先生赋诗赠所有同舟共济的观光团团员，其中以与少屏先生交情最深，题赠少屏先生的诗中有：“ 年投赠尽囊诗，谷换陵移事可知。”之句，菲律宾之游尽兴而返，归舟途经广州，他们曾相偕献花圈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遗冢，并谒朱执信，廖仲恺“两贤”相联之墓道。将抵上海，亚子先生又有诗赠别少屏先生，诗中又提到他们相交三十年中桑田沧海人情世态的变化，不胜感慨地说道：“抵掌恩仇莫问天！”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不久少屏先生即去香港，亚子先生于1940年12月13日离沪赴港，而少屏先生已于1940年1月离港赴菲律宾马尼拉任所，两位老朋友没能在香港重晤。1942年亚子先生在桂林写的《辛亥革命外史》一文中还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复闻少屏先生的音讯，感慨不已[注七]。1943年，亚子先生又为少屏先生的眷属身陷敌后的上海、生活发生困难，而多次向有关当局呼吁并提出具体解决办法，这些函件情真意切，爱憎分明，读之感人肺腑。1945年抗战胜利，亚子先生阅报看到少屏先生在菲律宾惨遭日寇杀害的确切消息，于九月十一日作诗一首，并有小序云：“太平洋战事起后，即闻少屏殉难马尼拉之耗，顾犹冀其不确也。顷见《中央日报》载华人公墓发现题名事，则知其无幸矣。”其诗曰：” “恶耗四年今证实，交情四十载欲无言。影形踪迹终难忘，出处恩仇忍细论。不是坡公谣海外，竟同鲁国殉平原。东归倘觅经行地，白社黄垆尽泪痕。
四
辛亥上海起义
1907年夏，徐锡麟、秋瑾在安庆、绍兴先后被捕，健行公学也被查封，鼎吉里4号“夏寓”被迫撤销，清廷照会上海租界当局大肆搜捕革命党人。从这时起到1910年，同盟会在上海的活动几乎完全停顿，长江沿岸各省的革命工作也无所进展。1910年2月，在宋教仁先生倡议下，在东京发起召开十一省区的同盟会分会会长会议，讨论成立一个领导长江流域革命的机关。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后，1911年7月31日中部同盟会总部在上海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湖州会馆正式成立。为了便于公开活动，推进武装起义，少屏先生与马相伯、陈其美、翟绍伊、农劲孙、史家麟、章梓、李怀霜、程文卿、杨千里、陈鸳春、沈缦云、叶惠钧等先生组成中国国民总会于上海英租界汉口路。成立伊始就以“民智闭塞、国势孱弱，非振作尚武精神，无以资自卫而谋富强”为名，公开登报招募志愿者组织“模范体操团”，实则对之进行军事训练，为武装起义作人员准备。
这时少屏先生除参加中国国民总会的工作外，还在《民立报》工作，一边还受命筹办《铁笔报》，与此同时还积极参加准备起义用的军火武器储运工作，他以岳丈家和《铁笔报》馆为转运点。不料，这些活动竟遭自己的堂兄到上海县衙举发。不知上海县衙是有意保护还是一时糊涂，认为哪有兄弟之间告发这种要杀头的罪名之事，定是贪图钱财所致。
因此，非但没有受理，反以“逆伦”的罪名把前去举发的堂兄打了几十大板赶出了县衙门，因此少屏先生逢凶化吉，安然无恙。此事在当时的报纸上还以“丧心病狂”的标题，作为新闻登了出来。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树起义旗，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上海，大大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决定加紧组织起义，响应武昌。为了支援武昌，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谭人凤先生从上海赶到湘鄂，宋教仁先生则留在上海策划江苏、浙江、上海的武装起义。10月23日黄兴先生回到上海，不久又因武汉吃紧，黄兴、宋教仁两先生又赴鄂督师，中部同盟会总部的事务由陈其美先生负责，少屏先生积极参加了上海起义的筹备工作。
原定在11月3日下午4时举义的计划，由于已为清军所察觉，不得已提前到当天上午10时举行。闸北、吴凇、上海城厢等处都顺利地光复了，但起义最主要的阻力来自黄浦江边的江南制造局，即现在的江南造船厂。因为该地当时是清廷最主要的兵工厂之一。不但驻有重兵并有充足的军械粮秣储备，其领导人总办张士珩又顽固地效忠清廷，拒绝革命党人的劝告。为扫除光复上海的最后障碍，少屏先生积极地参加了陈其美先生所领导的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
在战斗中因陈其美先生劝降时被扣，首攻江南制造局的战斗暂时失利了。11月4日凌晨，革命军再次集中兵力前后夹攻，打开了军械库，烧毁了办公楼，张士珩仓皇地坐小火轮逃往租界，革命军终于攻克了江南制造局，由此上海全境光复。由于上海的迅速光复，11月6日松江宣布独立，15日杭州光复，16日苏州光复，17日镇江光复，由于沪宁、沪杭两条铁路沿线清廷驻兵的中小城市次第光复，清廷驻有重兵的南京顿失依托，遂于12月2日被革命军所攻克。至此一月之内，江浙两省已基本定局。孙中山先生在自传中，曾对上海辛亥革命之役作出评价说：“武昌既稍能久持，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一著，而在各省之响应也，吾党之士能见及此，故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时响应之最力，而影响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而光复上海又以攻占江南制造局的战斗为关键，在辛亥革命史上，它占有光辉的一页。
上海光复后，亟须组织革命军政府，经协商，上海军政府遂于1911年11月7日（农历9月17日）下午正式成立，宣布上海独立，并照会驻沪各国领事，要求承认上海军政府政权。不久上海军政府又改称沪军都督府，由陈其美先生任沪军都督，都督府本部下设参谋、军需、外交、总务、行政、交际、谍报等部门。陈其美先生邀请少屏先生主持总务部门工作。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在经历了16年的海外生活和艰苦奋斗之后，在万民欢呼声中回到祖国，12月25日早晨，上海外滩十六铺的金利源码头上挤满了欢迎中山先生归来的人群，各国领事和外国记者也都赶来参加。中山先生乘坐的海船由沪军都督府派“建威号”兵舰前往吴凇口外迎接。12月29日，在南京召开了各省代表会，选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当选。
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革命政府成立时，朱少屏应大总统孙中山之邀，赴南京担任总统府秘书。图为孙中山（中）和临时政府总统府职员的合影（左起第二人站台阶上者为朱少屏）。
1912年1月1日，上午10时，一辆着意装饰的专用花车，从上海火车站徐徐驶出，顿时，礼炮齐鸣，军乐齐奏。孙中山先生带着全国人民的深情厚望到达南京。当晚10时，在江苏省咨议局隆重举行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孙中山先生在一片欢呼声中，庄严地发布了《临时大总统宣言》，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三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从此推翻，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的一页。其时，少屏先生应孙中山先生之邀，去南京任总统府秘书。不久，清室退位，南北议和，孙中山先生依约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职，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少屏先生乃回到沪上。
辛亥革命中，1911年12月17日，革命党人周实丹（实）、阮梦桃（式）等在淮安起义，为清廷山阳县令姚荣泽所诱杀，周实丹身中七枪，阮梦桃遭刳腹剖胸。后姚荣泽逃往南通，托庇于当地土皇帝通州总司令张察。少屏先生等为伸张正义，请沪军都督府行文张察，令其交出罪犯，张察抗拒不交。2月7日，少屏先生与宁调元（太乙）、高旭、雷昭性、柳亚子、沈砺等六位先生联名致电中山先生，同日中山先生复电陈其美，同意将该案交沪军都督府讯明办理，“以彰国法，而平公愤”。同日，中山先生另电张察，令其“迅将姚荣泽及此案证据卷宗，克日遴派妥员，解送沪军都督府讯办”。该犯遂于3月经沪军都督府所组织之法庭判处死刑。但是由于在执行前袁世凯已得大总统之位，于5月发布特赦令，致使残害革命党人之凶手，终于得以法外逍遥。少屏先生等虽未遂伸张正义之初衷，但其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却可见一斑。
五
寰球中国学生会
辛亥革命以后，少屏先生决定以在野之身致力于社会服务工作。1916年少屏先生应李登辉博士（复旦大学的创办人之一）之邀，担任寰球中国学生会总干事，主持会务达20余年之久。寰球中国学生会创立于1906年，其英文名称为World’s Chinese Students Federation，意即全世界的中国（留）学生的联合会。朱少屏先生被邀为董事之一。自少屏先生主持会务后，迁会所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51号，后又迁至卡德路（今石门二路）191号。在少屏先生主持下，会务逐年扩大，从组织革命党人来会讲演，宣传革命真理，到举办各类学校培养人才；从出刊《寰球中国学生会会刊》（周刊）以交流出国留学生的信息，介绍海外教育界的动态，到具体指导出国留学，协助办理各种手续；从协助国内各著名大学在上海招生，到为归国留学生介绍职业。即凡对宣传革命以实现真正之共和，培养建设国家人才有益的工作都是该会的服务范围。
1912年，孙中山莅临寰球中国学生会参加武昌起义一周年纪念会并发表演讲。（前排中立者为孙中山，左首为朱少屏，右首为伍廷芳博士）。
1917年送别教育部选派赴欧美日本留学生合影，前面坐椅子两人左为朱少屏，右为蔡元培。
为留学生服务是寰球中国学生会的一项主要工作。仅1917年9月，就有数以百计的学生赴欧、美、日本留学。其中不仅有自费申请出国的，也有由各省遴选而经教育部考派的公费留学生。他们集中上海后，均由寰球中国学生会进行指导，协助办理手续，并给予方便。
1919年3月15日，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内举行的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欢送会与会者合影。前第二排左二坐为朱少屏，最后排两位站立者右边是毛泽东来参加送行。
1919年3月15日，少屏先生在会所内召开欢送赴法学生大会（学生共80余人，湖南籍的占半数），3月29日又欢送第二批20多人赴法。这两次欢送会，毛泽东、萧三、吴玉章（时任华法教育会会计）等人都参加了。同年12月，毛泽东再次来上海，借榻于寰球中国学生会，专程拜访了正在上海候船赴法留学的蔡和森、蔡畅、向警予和蔡母葛健豪。他们畅谈了勤工俭学、湖南政局和社会革命等问题。此后，周恩来、陈毅、赵世炎、聂荣臻等人赴法勤工俭学，也都是得到少屏先生的帮助。1919年“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了。北京的学生首先冲出了校园，走向社会，“五四”烈火燃遍了整个中国。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也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据点。
5月9日是袁世凯签订卖国条约（21条）的国耻纪念日，上海各校停课。《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得到北京学生上街游行的情况，连夜来到寰球中国学生会，让学生们宣扬此事，寰球中国学生会的学生们于是开始串联上海各校学生，上海各校派出学生集会于寰球中国学生会，会上决议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并即以寰球中国学生会为其临时办公处。少屏先生以总干事的身份向师生们发表演说：“国耻，当思雪耻，莫仅以纪念了之”激励青年学生不但要关心国家大事，而且要学好本领，以实际行动去革新腐败的内政和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觊觎。在学生组织罢课游行的前后，孙中山先生正在上海，曾两次接见上海学联的代表，表示对学生冲破帝国主义禁令在租界地区游行示威的支持和赞赏。
1919年10月18日，孙中山先生又应少屏先生之邀，亲临寰球中国学生会，发表题为《救国之急务》的长篇演讲，号召大家，一方面要坚持“护法”事业，“维护合法国会”；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他说的根本改革就是“南北新旧国会一概不要他，同时把那些腐败官僚、跋扈武人作恶政客完完全全扫干净他”，以便“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并鼓励群众，要相信革命是合公理的，“既合公理，这个公理就可以战胜强权了。今晚在这里演说，这个地方是寰球学生的主脑机关。“五四”运动，就是几十个学生，能够把三个卖国贼革了去。故是兄弟很希望诸君从今天起，要全国国民一致的主张恢复国会，那北方的武人官僚，就不敢不服从了。”
此次演讲还曾列举帝国主义国家欺侮中国人，以不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人的实例，其中之一即为上海公共租界公园门首高悬“华人与狗，不准入内”之布告牌。以此激励青年人要奋发图强，继续革命，以恢复辛亥革命的成果，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利益。
寄给寰球中国学生会朱少屏的信（信封）
1920年（民国9年），少屏先生任《申报》驻欧记者凡4年，游历采访考察欧美及苏俄20余国，曾代表《申报》出席华盛顿太平洋会议和日内瓦国际联盟（即国联，联合国之前身）会议。
华盛顿太平洋会议系于1921年11月21日召开，英、美、日、中、法、意、荷、葡、比等九国代表聚集美京华盛顿，商讨裁减军备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所遗留之问题、关税自主问题以及中国的山东问题等。1922年2月6日于签订《九国公约》后宣布闭幕。此次会议竟将德国非法强占我国胶东半岛及胶济铁路之权益强行转让给日本。而且为以后之“五·三”济南惨案——日本帝国主义者残杀我国外交官员蔡公时先生[注八]埋下了祸根，少屏先生万万没有想到，20年后他自己竟又成了第二个蔡公时。
1932年，少屏先生兼任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中华麻疯救济会董事兼名誉秘书，1932年至1937年还兼任上海市通志馆副馆长。1935年，原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寓所被捕，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急电朱少屏及杨杏佛、柳亚子等诸先生，请就地紧急营救。经多方大力协助下，陈独秀被免判死刑。
六
人民外交
民国二十年（1931年），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翌年挑起淞沪战争（一·二八），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鉴于抗日救国，除必须唤起同胞共赴国难外，还应争取国际友人的同情和援助，少屏先生遂与蔡元培、王正廷、余日章、杨杏佛、颜惠庆、陶行知、林语堂、颜福庆、李公朴、邹韬奋、胡愈之、史量才、钱新之、黎照寰、刘湛恩等先生开展国民外交活动，广泛联系国际知名人士，揭露日本侵略东北之暴行，有效地得到国际人士之声援。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
10月，少屏先生与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著名文学家林语堂博士同组国际友谊社（COSMOPOLITAN CLUB）于上海，广泛联系各国官方人员与民间知名人士，扩大对外宣传，以争取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之同情与支持，被誉为“在野外交”（即“人民外交”）。
国际友谊社还出版刊物《回声》（ECHO），由林语堂博士担任主编。这是一本英文刊物，除刊登文章外，还配以大量的彩色照片和漫画，内容大多为揭露与谴责日寇之侵略暴行。如曾刊出当年日本人的战斗机在京杭国道上追逐扫射当时仍然是中立国的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一行的车队的暴行，即“许阁森事件”；还报导了日军对上海闸北居民区的狂轰滥炸造成人民大量伤亡，即“上海闸北大火事件”，这些都使日本侵略者大为恼火。
更为有力的是，《回声》杂志首先报导了震惊世界的日军攻陷南京城后进行大屠杀的罪证照片和目击者的报道文章。这些照片和文章是由滞留在南京的一些富有正义感的外国记者和教会人士所拍摄和记叙的。这些资料辗转交到国际友谊社，由《回声》首先向全世界宣布，并作为一种历史见证，剥去了日本侵略者的种种伪装，将侵略者的狰狞面目暴露于全世界人民面前。
这些事情大大地触怒了日本军阀。1938年4月7日晨，日寇派遣特务3人，于光天化日之下，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公共租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大华路口之公共汽车站上，刺杀国际友谊社负责人之一的刘湛恩校长。当时刘校长正带着他的儿子一起到沪江大学上班，当着他的儿子，暴徒连开数枪，刘湛恩校长当即倒卧在血泊之中。
数日后，又在寰球中国学生会（少屏先生的寓所也在这里）的门房里扔进了一枚炸弹，“轰”的一声巨响，门房的一角被炸毁，门房的工友徐耕夫倒在血泊中。少屏先生与刘湛恩先生同是国际友谊社的负责人，一起开展国民外交活动，而且少屏先生一贯力行反帝反侵略，因而日寇的这一刺杀恐吓事件预示着将会发生更为严重的威胁。况且刘湛恩先生在被害之前的几天，家里也被扔过一颗手榴弹，还收到了一篮放有他好友名片的水果，而刘校长的这位好友早已在二年前去世了，经过警方对这一篮水果的检验，发现这是一篮注射有剧毒的水果。当时刘湛恩校长接受了友人的劝告，已买好了船票准备在4月13日首途出国，谁料日寇竟先下毒手！在挚友们的一再劝导下，少屏先生决定暂避其锋，先去香港再作计较。
七
菲岛殉国
少屏先生抵港后不久，适值世界劳工组织（ILO）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第24届大会，他和朱学范先生等同去日内瓦参加会议，会后又回香港。在赴欧途中曾给其家人寄来一张新出的欧洲地图，地图上已把奥地利画入希特勒德国—第三帝国的版图中去了。少屏先生特意在地图上用红笔画上记号，教育其子女注意世界上法西斯独裁侵略势力的猖獗，和英、法当政者张伯伦、达赖第之流奉行绥靖政策造成的恶果。
少屏先生对世界范畴的法西斯独裁侵略势力的暂时得势深为忧虑，而对那些短视的搞牺牲他国，求得本国暂时苟安的政客们叛卖人民利益的妥协行为十分愤慨。
朱少屏与林语堂在菲岛合影
1938年，中国的抗战形势很为严峻，继徐州、开封、安庆、九江的先后失守，10月份广州、武汉三镇又相继沦于敌手。这年的年底，国民党的副总裁，汪精卫逃到越南河内发表投敌“艳电”，赞同近卫声明，公开叛国。1939年8月19日，里宾特洛夫和莫洛托夫签订了苏德条约。1939年9月1日德国军队侵入波兰，欧洲大战于是爆发。接着是华沙的陷落，德苏瓜分波兰、苏联并吞波罗的海三国……在这全世界处于动荡中的局势下，中国的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
在民族国家的危急存亡之秋，少屏先生改变了他多年的功成身退不涉足仕途的初衷，于1940年1月受命出任我国驻菲律宾领事。早在1935年少屏先生曾参加上海市组织的赴菲观光团，此行他结交了不少当地知名的华侨和侨领，为这次担任外交使节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少屏先生到任后，即与总领事馆的同仁们一起于华侨中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并募集了大宗金钱物资，源源援助国内抗战。
1941年，杨光泩总领事（左二）及家人等与朱少屏（右一）在驻菲律宾领事馆合影
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偷袭珍珠港的同时，便出动飞机轰炸菲律宾的各个军事基地，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了。12月22日，日军开始在仁牙因湾登陆并向马尼拉发动了钳形攻势。美军驻菲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鉴于形势，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并于24日撤往巴打半岛的科雷多尔要塞，麦克阿瑟还特意为总领事馆的官员们在专机上保留了座位并劝说他们同机撤离。但是，这些好意都被他们婉言谢绝了。
因为他们一致认为，“身为外交官员，应负保侨重责，未奉命令之前，绝不擅离职守。”早在日军在仁牙因湾登陆之前，他们协同侨领，组织华侨成立战时服务团，设法安排文教人员疏散，指挥烧毁各种爱国捐款存据，救国公债登记表及其它重要文件，作好各种应变准备。鉴于当时中国政府委托美国印制的一船钞票正滞留在马尼拉港，为了防止落入日军之手，他们动员家属一起用刀具砍去钞票的一角，后因数量实在太多，又迫于时间紧急，便断然决定将整船钞票运往煤气公司销毁，使国家避免了一次可能遭受的重大经济损失。
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马尼拉，实行全面的法西斯统治。除了对一般平民的抢劫、奸淫、烧杀外，他们重点目标是要破坏华侨中的抗日组织，因此首先就把矛头对准了总领事馆和抗敌会、总商会等组织。马尼拉沦陷的当天，日本驻菲副领事木原次太郎要求中国驻菲总领事馆承认汪伪政权，并扬言否则领事馆人员将被剥夺外交豁免权，人身安全也不受保障。日方的无理要求当即遭到严词拒绝。
1月4日，日本宪兵队悍然逮捕了中国领事馆总领事杨光泩、领事朱少屏、莫介恩等八位外交官，先将他们关押于菲律宾大学的文学院。日寇采用劝降利诱等怀柔手段，企图利用他们在华侨中的威望以抚平华侨中的抗日激情。但被坚决拒绝，日寇遂于3月19日将少屏先生等八名中国外交官投入圣地亚哥炮台监狱。圣地亚哥炮台（FORT SANTIAGO）原为西班牙殖民者所建，当年菲律宾的民族英雄何塞·黎刹博士（DR·JOSE RIZAL 1861·6·19——1896·12·30）[注九]就是被西班牙殖民当局关在这个炮台监狱里然后被杀害的。日军将炮台下面的地下室充当牢狱，囚禁中、美、英、菲等爱国人士。炮台底层有一条通往巴士河的阴森的石砌隧道，每逢涨潮之时，河水沿隧道上涨至囚室，成为名符其实的水牢。
日寇在利诱劝降遭到拒绝后，继之以威逼，妄图以各种酷刑来瓦解他们的斗志，但是对祖国忠贞不渝的中华儿女始终坚持崇高的民族气节，誓不屈服于敌人的淫威。1942年4月17日，日寇当局不公开地定下了以杨光泩、朱少屏先生为首等共八位外交使节的“罪状”：抗日活动；军事协助重庆政府；扰乱治安；抵制日货。接着就宣告将他们八人处以死刑。
下午一时许，日宪兵将少屏先生等八人秘密解往马尼拉东郊之华侨义山杀害。据马尼拉光复后随同盟军登陆的“盟军司法调查团”的军官向在菲的四位被害外交官的妻子报告他们调查了解到的当时刑场上的情况：“八烈士那天排队待戮之时，日军官竟然示意要八人的眼睛上扎上蒙巾布条，当时每位烈士都拒不用巾，致使那日本军官命令士兵们急急赶往八人背后去……烈士们同时也扭反身躯面对日兵……那一瞬间日兵才只得开枪射击。”少屏先生等八位烈士在临刑前仍能清醒地保持中国人的浩然正气，与敌人作最后的斗争，这正是他们宁死不屈，决不向敌人作丝毫让步与低头的原则立场的表现，也是少屏先生一生立志报国的写照。他们的壮烈牺牲的情景将永远留在中华民族的良知中，他们的英勇事迹将永远写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少屏先生牺牲的那一年，正是六十岁。少屏先生遗有妻蔡景明，子鸿杰、鸿隽、桐生、欧生、康生，女琴、玲、青、斐。
在菲律宾马尼拉为九烈士建的纪念碑
八
身后哀荣
1947年南京各界举行公祭朱少屏等九位外交烈士的仪式。前立者为主祭人原南京市市长沈怡，其身后为外交部长王世杰（如图）。
南京供奉九烈士牌位的祭坛
1947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二周年纪念日，南京市各界先于中山路中国殡仪馆举行公祭，由沈怡市长主祭，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刘师舜陪祭。与祭者有张群、王世杰、薛笃弼、甘乃光、邵力子等，以及在京之各国使节，各界代表等三百余人。于右任先生又为全体殉国馆员题字“忠扬世界”。祭毕，各国使节退出，旋即举行移灵典礼。移灵典礼由沈怡主持，由仪仗队为前导，首都各界代表数百名执拂，护灵行列长达两里许，沿途民众观者如堵，交通为之阻绝。五时许始抵达中华门外菊花台忠烈公园墓地。安葬典礼由沈怡主持，恭扶灵梓入墓门后，于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告成。
应对杀害少屏先生等罪行负责之日本军阀山下奉文大将、本间雅晴中将、田岛彦太郎（HIKOTAROTAJIMA）少将以及太田清一宪兵大佐等已分别由盟国远东军事法庭于1945年12月开始公审，并先后于1946年初判处绞刑或枪决。菲岛各界华侨人士为永久纪念抗日殉国诸先烈，除于烈士殉难地，华侨义山修建纪念广场及巍峨高耸之纪念碑外（此碑于1948年4月17日，烈士们殉国六周年时落成），复于1956年集资13余万比索于纪念碑之旁兴建烈士堂。1960年又编印《菲律宾华侨殉难烈士史册》，由菲岛中兴书局出版发行。1971年菲岛各界华侨在烈士碑前集会，纪念少屏先生等八位烈士，并决定每年4月15日为华侨烈士节，四十余年来，各界人士前往凭吊祭扫者迄今络绎不绝。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忠烈公园”墓地一直受到南京市人民政府之保护与管理。文革期间墓园被平毁。1982年在江苏省副省长吴贻芳女士的亲自指示下，由江苏省人民政府拨出专款，在原旧址重新复建。重新命名为“九烈士墓”[注十]，扩建原忠烈公园并改名为“菊花台公园”并且公布九烈士墓为“文物保护单位”。
1985年9月2日，雨花台区文管会联合有关部门，组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祭扫悼念活动。1987年8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武连元副部长邀请部分烈士家属赴北京座谈并宴请。席间，武连元副部长表示：“凡是在抗日战争中作过贡献的人，人民都不会忘记。我们永远怀念具有光荣传统的爱国华侨先辈和为国捐躯的外交抗日九烈士。”少屏先生之女朱青、之子朱康生应邀参加了座谈。次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团结报》等都作了报导。同年8月13日记载少屏先生等外交抗日九烈士之史料专辑，《异域忠魂》发行，座谈会在南京中山大厦宾馆举行。同年9月3日，《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以半版的篇幅刊登了少屏先生之女朱青、之子朱康生合写的纪念少屏先生的文章《报国填沧海，成仁重泰山》。同年11月17日，由南京市政府邀请烈士家属及省、市各界代表约二百余人，于菊花台九烈士墓前隆重举行“纪念外交抗日九烈士公葬四十周年”公祭祭扫仪式。由中共南京市市委统战部长、政协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史复亭主持，南京市副市长徐英瑞讲话，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南京市人民政府等敬献了花篮、花圈。事后，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孙颔亲切会见烈士亲属并讲了话。
1988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菲律宾共和国大使馆向华侨义山烈士纪念碑敬献了花圈，并定今后每年前往祭扫。
1989年1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民政部为国内烈属颁发了“烈士证明书”。同年9月3日纪念少屏先生等九位烈士的第二本史料专辑《魂系中华》由南京雨花区文管会杨新华、杨建华兄弟合写的专著，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向国内外发行。
1990年4月16日，烈士牺牲48周年的前夕，九烈士墓前的大型纪事碑终于在各方人士的关心下复建竣工。1991年7月，记录少屏先生等事迹的电视片《异域忠魂》正式由南京电视台开拍。10月，辛亥革命80周年纪念日，在南京电视台首映，12月2日及1992年元旦在中央电视台一套、二套向全国播映。在此之后全球也作了转播。
1992年4月15日上午，南京各界人士和来自国内外的部分烈士亲属100余人，在菊花台公园举行纪念外交抗日烈士遇难50周年扫墓仪式。中共南京市委统战部长严家焜主持纪念仪式，副市长范仁信、朱少屏之子朱康生讲了话。杨光泩胞妹杨立林宣读了海外亲友发来的悼念电文。江苏省和南京市人民政府、政协、统战部、外办、侨办、台办、民革、侨联、台联以及西花台区人民政府、政协、统战部、文化局等都分别敬献了花篮和花圈，烈士亲属和少先队员敬献了鲜花。会后，《南京日报》、《新华日报》、《杨子晚报》均作了报导。
1992年12月23日，台湾《中央日报》刊登了徐斌的署名文章：《持节不辱，捐躯异域—记九位外交烈士殉国五十年》，详述了九烈士陷于敌手，志不可夺、壮烈成仁的经过，及留芳百代、永为楷模的纪念。同年，台湾政府在菲律宾的九烈士纪念碑前奉立石狮一对，以兹纪念。1992年10月3日，美国底特律华侨各界假座底特律中华文化服务中心大礼堂举行九烈士殉国50周年的盛大追思会，包括烈士们的海外亲属一百余位宾客参加，由侨领宣读“纪念文”。华文《世界日报》于10月9日作了报导。1995年4月，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前驻外使节九烈士墓”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并由南京市人民政府建碑于菊花台公园正门前，以志永久纪念。2015年国家民政部将抗日外交九烈士列入第二批抗日英烈群体名录。
驻外使节九烈士墓（杨光泩、朱少屏、莫介恩、姚竹修、萧东明、杨庆寿、卢秉枢、王恭玮、卓还来），位于南京市雨花台区中华门外石子岗。
2012年，朱少屏的小儿子朱康生（左）、外孙田丰（右）参加“抗日外交九烈士殉难70周年公祭”
2012年，朱少屏之孙朱正心及爱人裴微铭（左）由杨新华（右）陪同，在南京总统府参观抗日外交九烈士纪念展
2019年，朱少屏之孙朱唯真祭扫朱少屏墓
九
结语
结语
对于先严少屏先生的一生，我们作为他的后代，囿于当时还比较年幼，知道得并不多，家中可资查考的资料，迭经沧桑已荡然无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寇侵入上海租界，扬言要挨户搜查，有关抗日的一切书籍报刊资料要求一律自行销毁，否则，一经查获定将严惩不贷云云；六十年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次进行更彻底地扫荡，所不同的是自行销毁还得偷偷地办。
由于年代比较久远，了解先严生平的至亲好友也已大多物故，因此在采集史料编写先严生平中遇到不少困难，所幸海外对于先严的资料尚有一定数量的保存，我们根据这些能收集到的资料，按图索骥，引证挖掘国内尚保存的我们能得到的资料，把他们编纂起来，草辍成此篇，但不免会有挂一漏万、语犹未尽之憾。
我们也期望看到这篇文章的各方面人士，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资料，以俾将来进一步的丰满和翔实。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先严曾被诬为“历史反革命”，使稍有历史常识和正常理智的人们感到震惊和愤怒。有识之士曾把这些“革命小将”们的“革命行动”斥之为数典忘祖。试问，倘若我们的国家没有一大批在民族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能挺身而出，不惜杀身的仁人志士去力挽狂澜，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中国的存在，更说不上民族强盛、国家繁荣进步了。
七十年过去了，中国世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先贤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推翻封建专制，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新国家，正在初步实现。这对他老人家来说，应该是可以告慰而含笑于九天之上的。在编写记述过程中，曾得到许多尊重历史，热血好心的长者们从多方面给以鼓励和帮助，在此表示我们的敬谢之忱。
朱桐生 朱欧生 朱康生 朱青 郑植平（田进） 朱斐 朱正心 叶新绿 洪亮 秦永进谨识
后排站者：右起朱康生、朱欧生、朱青爱人郑植平（又名田进）、朱斐爱人秦曾志、朱桐生、朱桐生爱人张亚丽、朱康生爱人楼洁，前排坐者右起：朱欧生爱人郑皓、朱斐、朱青
注释
[注一]第二爱国学社：1902年上海南洋公学第五班学生因学潮退学，中国教育会接受了退学学生的要求成立爱国学社，由蔡元培，章炳麟等先生义务授课、学务由学生联合会自治。健行公学专门接收因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而归国的留学生，并进行民族革命的思想教育，故当时被誉为第二爱国学社。
[注二]《黄帝魂》：1903年，湖南革命党人黄藻（字菊人，湖南善化县人），收集清季报刊中有关反清的革命论著凡四十五篇，汇编成册，名之曰《黄帝魂》，自署为“黄帝子孙之多数人撰述，黄帝子孙之一个人编辑”。所收文章如《国民日日报》之《黄帝纪年说》，《国民报》之《正仇满论》，《苏报》之《驳〈革命驳论〉》等文章，为当时鼓吹民族革命，反对君主立宪之激进书籍。
[注三]法国友人：1905年孙中山先生到欧洲，法国政府对中国革命很表同情，就派布加卑少校负责帮助中山先生。但中山先生并不认识布加卑，于是法国政府叫安南总督韬美为之作中介，韬美想了个法子，把自己的一张名片撕成两半，一半给布加卑，一半给孙中山先生，作为想见时的秘密信物。后来布加卑派了七个武官来协助中山先生工作。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法国友人就是布加卑少校的助手。
[注四]见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董乐山译，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出版，第115页。
[注五]伍秩庸（廷芳）：近代法学家外交官。广东新会人。留学英国。历任清政府驻美国、日本、秘鲁、墨西哥、古巴等国公使。辛亥革命后，先生以耆年长德，蹶然兴起，倡议请清帝退位，一时所谓缙绅士大夫，皆惊异之，而不知先生匡时救国之志，蓄之已久，故有触即发也。其时南方光复，已十余省，先生被推为外交官总代表，又任革命军代表参加南北议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先生委他任司法总长。1916年由黎元洪委任他为外交总长、代国务总理。次年反对段祺瑞解散国会，参加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1922年任广东省长，6月孙中山先生为之亲撰《伍廷芳墓表》。
[注六]景秋陆（耀月）：同盟会会员，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各省代表会议主席、南方参议院议员、临时教育次长兼代教育总长、大总统高等政治顾问等职，常和陈汉元、田梓琴联句。与柳亚子、黄季刚、苏曼殊、赵其相、俞剑华、朱少屏等时通声气。
[注七]见《怀旧集》，柳亚子著，耕耘出版社1947年版，第49页。
[注八]蔡公时：江西九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入弘文学校，为同盟会早期会员。1928年北伐军进军津浦路北上攻打张作霖，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派兵侵占济南，以阻其北上。1928年5月1日蔡公时被任命为特派山东外事交涉员，3日午前就职，就职未逾三小时，交涉公署即被日军包围，并有形似官长者，率兵二十馀人入署出纸，逼其签字，弗许，复极端恐吓，先生亦毫不畏怯。日军遂率兵而返，延至午夜，竟形同盗寇，破壁直入，将先生拳足鞭鞑，割鼻削耳，最后与十七名外交人员同遭杀害。
[注九]何塞·黎刹，Jose Rizaly Mercado，1861—1896，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领袖、作家。1879年发表爱国诗篇《致菲律宾青年》，在马德里大学毕业后，积极参加爱国侨民组织的活动。1892年回国，发起成立菲律宾联盟，同年被捕并把他监禁在圣地亚哥要塞。1896年12月遭西班牙殖民当局杀害。1896年12月30日日出的时候，黎刹两手捆在背后，在警卫森严之下，出发去到月形碉堡，黎刹神色不变，面对着海，行刑队向他的背开枪，把他打死。他临死前用坚强的毅力，在倒向地上的时候转过身来，以便能最后一次看一看升起的太阳。他的死给了菲律宾的起义者们以更大的力量。爱国者们以更大的义愤为菲律宾的独立和自由而战。[注十] 九烈士墓：少屏先生等八位驻菲律宾外交官员被害后，与太平洋战争中另一位被日寇杀害的驻山打根领事卓还来烈士同葬于忠烈公园，1982年重修墓地时，重新命名为“九烈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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