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国英与祖父傅慧初（1878-1963）、祖母胡本祥
奔走革命
我的祖父傅慧初，原名维海，后改名维心，因在家排行老二，故也被称为傅二爹。1878年，他出生于湖北省英山县西河金铺黄林冲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的生父用霖念胞弟用和鳏居无子，将傅慧初过继给用和为子。
傅慧初和叔父一家靠仅有的五分土地维持生计。他幼年在故乡就读私塾时，每餐总是吃碗稀饭上学，若到秋天，生母金氏常常烧几个红薯让他带到学堂里当中餐，早晚放学回来还要帮家里干些农活。在如此困窘的家境下，慧初聪敏刻苦，熟读了四书五经。1898年，傅慧初二十岁，考入安徽高等学堂，成绩优秀，但家中无钱接济，只好靠傅姓七大房祖业的资助。
湖北省英山县傅氏宗谱
1900年秋，傅慧初被清政府选派赴日本，入日本高等警务学校；1902年毕业，又入明治大学法科肄业。到日本不久，由友人田桐介绍，与孙中山、陈少白会晤，遂参加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兴中会，成为首批会员。后入同盟会。
傅慧初的同乡余永浚（表亲）与安徽徐锡麟亦在日本读书，志趣相投，共同谋划，回安徽同举大业。1903年，徐锡麟归国出任安徽警务学校校长，1904年“兴中会” 敦促傅慧初回国，这时徐锡麟率学生起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起义失败，锡麟殉难。傅慧初闻之大恸，到东京报告始末，开追悼会，以勉励同志。
辛亥革命前，傅慧初与管鹏、吴阳谷、詹大悲、査光佛等组织统一机关，建立安徽省党部，傅慧初任评议员，又任皖南、皖北宣抚使。并组织国民军（淮上北伐军），准备北伐。孙少侯、柏文蔚先后任皖省都督，傅慧初任都督府总参事及临议会会员。
1910年前后，傅慧初任安徽高等警官学校监学（督学）和私立法政学校监督，积极策动清朝官吏政变，并与湖北志士联系，准备起义。
1920年，广西护法政府成立。傅慧初随孙中山到广州，又赴桂林，积极筹备北伐，傅慧初任大本营多路宣传特派员。傅慧初与孙中山两年多，朝夕相处，对孙中山的主张相信益笃，傅慧初随孙中山赴韶关，再去黄埔，后乘船到白鹅州。又与林森、田桐等奉命去香港进行革命活动。1922年孙中山到香港，不久，傅慧初随孙中山由香港回上海。
傅慧初《挽辛亥革命同仁》联（收入《国家楹联专辑》）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1926年北伐军组成，林森到上海相邀，傅慧初与田桐、柏文蔚先期到武汉活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傅慧初任“国民革命军”右路军前敌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1927年，傅慧初三次寄信蒋介石，坚持三大政策，蒋不复信。傅慧初愤而辞职，闲居上海。
1933年，李济深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傅慧初公开支持，遂被捕。解到南京禁锢，蒙友人营救出狱。
我们家与黄埔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可以说是打断骨头连着筋。
1924年，孙中山建立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在广州黄埔长洲岛建立“黄埔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傅慧初奉命与数人在上海和湖北省秘密招生，一至四期止，英山到黄埔军校学习的青年中，由其介绍过去的：如傅维钰、彭干臣、郭德昭、段重智、陈继光、陈军锋、姜筱舟、王鄂锋、王长庚、王吉树、方柱亭、金达仁、金凤远、姜佐文（即姜梦雄）、姜静堂、段朗如、段霖茂、郝照亭、傅昆言、彭哲夫、熊寿萱、萧挹南、汪逢榘、汪逢楠等。
英山籍黄埔学生中毕业后出了不少名人。如继周恩来之后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的傅维钰，历任英山县委书记32年的金任轩、红十军的参谋长彭千臣、北伐军的团长傅昌炎、红74师政委姚家芳、国民党师长段林茂、在黄埔军校任教的郑在远，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国务院内务部副部长、人事局局长的章夷白等。
1925年，共产党员章夷白从上海到黄埔军校，因要取得国民党党籍才能报考，傅慧初得知此事，便和同乡郑衡之（即郑重同志的父亲）欣然介绍其加入国民党，章夷白始得入校深造。后来，章夷白到汉口作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也住在傅慧初家里。在外地工作的英山籍共产党人，如金仁喧、姜镜堂等同志，都先后受到傅慧初政治上的掩护，经济上的资助。
在这里，我想补充回忆一些我们家族尚不为人知的轶事。
我的母亲傅淑贞
章夷白
傅慧初的女儿傅淑贞——我的母亲曾就读于上海女子师范学校，还是共产党的地下联络员，与章夷白是结发夫妻，后来章夷白被判徒出卖而入狱，傅淑贞常去探监。但在章夷白组织的越狱行动中，章不慎被枪打伤到腿，经中共地下党多方营救，才获救护送到苏区后並转入苏联疗伤。这一切，当时地下共产党为其绝对保密，傅淑贞全然不知，章夷白对傅淑贞也未透露半点消息。从此，我的母亲傅淑贞失去了她生命中的最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夷白被接回国，任中共中央国务院内务部副部长。1951年章夷白连续两次来汉看望我的母亲和祖父，我均在场，章夷白来汉下塌在武汉江汉关钟楼大厦一楼——此楼现已改为博物馆。我的印象是那里有好多大房间，有很大的浴池，有警卫和勤务兵。我和母亲被视为贵宾，我也受到特别呵护，到了新地方，非常新奇，我在那里到处乱串；也受到了警卫和大家的疼爱与保护，走到那，他们就保护到那。
中午，章夷白为我和母亲在后花园葡萄架下的小圆桌上摆放上美味佳肴，三位亲人其乐融融，我依偎在母亲的膝下，章夷白试图把我拥入他的怀中，笑眯眯地让我叫他干爸爸，我却靠得母亲更紧，口中不停说，我才不要你这个跛脚爸爸呢。回家后，祖母知道了此情，并说我是傻孩子，当时我小，大人的事，我一概不懂。
章夷白在苏联疗伤时，组织上特为他安排了一个私人护士，日久天长，便成为了他的妻子。这一切均是我在母亲去世后收拾她的遗物时，从很多章夷白寄给我妈妈的信件和照片中才得知的，我母亲非常珍惜与章夷白的情感，将章夷白寄来的信和照片视如珍宝，藏秘于首饰盒内，从未在人前展示。
1984年4月的一天，我的丈夫张肇祉在报上见到了登有章夷白去世的消息，告知于我。我俩专程去了一次武汉挡案馆，查看了章夷白的信息。当时我们没有带介绍信和证件，馆中接待的人问明原因后，很和气地让我们查找了章夷白的全部资料，让我们翻阅，只是叮嘱我们不要抄录，当时我们发现资料中有一封信是我母亲写给章夷白的，此信已烧去一角，馆中人员虽然将信用塑料薄膜密封，但其字迹还非常清晰。可惜无法拍照，未留下真迹。
另外，我也阴差阳错地嫁给了由傅慧初亲自招收的黄埔三期学生傅锡章的儿媳张静玉的亲哥哥张肇祉。张肇祉比我大十多岁，其真实学历是湖北省立第二高中学校毕业，后考入广州中央警官学校正科第二十一期。
中央警官学校本、分校主官均由黄埔师生担任：南京本校校长蒋中正（黄埔军校校长），教育长李士珍（黄埔二期），政治部主任骆德荣（黄埔三期），总队长陈孝强（黄埔二期），政训室主任万象春（黄埔七期）；西安的一分校主任杨俊奇（黄埔三期），广州的二分校主任陈玉辉（黄埔二期），新疆的三分校主任胡国振（黄埔四期）；重庆的四分校主任余锦源（黄埔三期）；北平的五分校主任刘诚之（黄埔六期）；长春的六分校主任刘璠（黄埔一期）。（单补生：《我珍藏的中央警校甲级警官训练班同学录》，《黄埔》）1949年后，广州中央警官学校全部师生迁到了台湾。
张肇祉是个孝子，当时为回老家看看父母，并与他们告别，却来不及去台，全国就解放了，他留在国内，后来被划为右派，在文革动乱时期中又被遣返回原籍罗田，从1969年11月开始，张肇祉在农村劳动改造了七年多，后受令回原来单位上班。1978年，张肇祉正式得到了政府对他落实政策的摘帽手续。
祖父和我的爱人张肇祉
前几年，我与傅锡章的三位夫人及其子女均有联系，曾在一起团聚过，回忆往事，酸辣苦甜五味俱全，不堪回首。傅锡章的大夫人名叫黄婷后，背很驼，她女儿傅信芳说黄婷后是黄兴家的亲戚。真是无巧不成书。
还有罗田的张继武，抗战时期的护路司令，是解放时被俘虏的，特赦后回到罗田，又巧遇我丈夫张肇祉文革中被遣返回原籍罗田，他俩被分到一个大队。因有傅慧初这层关系，同命相连，成了忘年交，相互帮扶，相互激励，终于一起迎来了春天，张继武当选了罗田县的政协主席，张肇祉也被平反，摘帽，恢复原来的工作，回城与我及女儿团聚。
张肇祉在老家罗田劳动改造了七年多，真的是不堪回首。
家乡抗日、培植英才
1935年，傅慧初由上海回到英山。
抗日战争爆发后，傅慧初在家乡从事抗日活动。
1939年，杨必声受国民党派遣就任英山县长，中共党组织派遣魏文白任英山县委书记，两人同时赴任。正值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在成立各个抗日组织的同时，还办起了许多不同性别、不同行业的“识字班”，自编自印识字课本，向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灌输革命道理，树立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傅慧初对这些课本爱不释手，称赞道：“文字通俗，道理深刻，是教育和启迪国民抗日的好材料。”但他并不满足，在一次县政府的联系会议上，还积极向杨县长建议：“我县光有识字班不能适应战时的需要，因为抗日是一场持久战，必须造就一大批能文能武的青年骨干，为抗战输送新生力量，我建议办一所正规学校”，杨县长欣然应允。是年，英山县战时模范学校创建成功，后改为英山县县立中学，在杨县长的大力支持下，录取本县、罗田、太湖、岳西等地学生108人，办学经费由当时县财政科拨给。
次年，他又着手在土门坛组建高级小学，他获悉巨商傅恒裕意欲捐田于夹铺修筑凉亭一座，为过往商贾提供歇息场所的消息，便以族人身份登门造访，并反复开导说：“你修凉亭，固然可以造福后代，留芳百世，不如建立学校有益于民众和社会，更可万古传名。” 傅恒裕遂改初衷，决意抽出八百石稞创办小学。定名为亲泛小学。傅慧初任第一届名誉校长，傅慧初之女傅淑贞为该校一名教员。
在解释校名时，他语重心长地说：“取“泛爱众而亲仁‘之义，不论本姓外姓，只要适龄儿童均可入校就读，一律不收学杂费，只是书本费由入学者自备。”该校聘请的老师，均是本地教育界名流。当时，金铺地区有“亲泛”、“金小”、“陶皖”三所高等小学，而“亲泛”最负盛名。
祖父傅慧初与英山青年合影
清正廉明 淡泊人生
傅二爹一生清政廉明，爱民如子，毫无积蓄，任职时每月的薪金只是左手来、右手去，大都周济了贫苦的友人和百姓。在家乡流传着他很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英山名人余名成在回忆文章《傅慧初先生二三事》中写道：在革命征途中，傅慧初清正廉明。笔者和他是一墙之隔的邻居，曾记少时见他每次回来，头戴一顶破旧礼帽，衣着十分朴素，见人彬彬有礼，待人平易谦和。他年轻为官时，从不乘马坐轿，到远行，也只是乘坐由本族下辈人抬着的“摇篮”而已。老年闲居故里，只酷爱吸烟下棋。随身带着一旱烟袋，和两幅棋子（围棋，象棋子）。一生毫无积蓄，任职时每月薪水只是左手来，右手去，大都周济了贫苦的友人和百姓。
章夷白在回忆傅慧初的文章中写道：“他一生不爱钱，手中也留不住钱，只要有人请他帮助，他宁肯自己艰苦，把钱给别人用。” 抗战胜利那年的一天黄昏，傅慧初在县城东门口散步，见一老百姓蹲在城外流泪不止，他走近询问其故，得知这个老百姓为他人挑脚，不慎将一担桐油泼洒在地为难时，他慷概解囊将身上全部纸币给了他，连姓名、住址也没问。1947年，傅慧初携孙至汉口六渡桥游玩，忽见一衣着破旧的中年男子接近他说：“近日在下无米充饥，不知先生有钱借与我否？” 他遂将身上仅有的五块光洋全部给了求助者，走后，孙儿问他：“那人是谁？”傅慧初回答：“看你问得真怪，武汉三镇人口甚多，我知道他是谁！他有难求你了，你就得帮他。”
在傅慧初的一生中，解囊相助，助人为乐的事例数不胜数。但对其家庭周济甚微，更不准家人打着他的旗号建房买田，侈谈荣华富贵。
1948年初夏，由居正发起郑醒佛等附议，在武昌红楼隆重举办了革命先輩英山傅慧初夫妇七旬双寿盛典，我也有幸隨祖父母同时进入红楼大殿，当时我只有七岁，贪玩任性，满殿乱串，只见大殿四周，满是名人字画，和各种寿屏，每个人的桌前放满了各种点心和异果，我走到那，吃到那，均得到了众前輩的呵护，傅慧初说：“我做寿并非本人意愿，完全是友人忽意害闹，我只有违心同意。此寿宴，名人字画和寿屏收的的确不少，但事后傅慧初己全部上交用于公众事业，分文未留。 在继子绍祖参加寿宴回家时道：“家庭生活只求温饱，切记不可奢华，更不需买田置地盘剥细户，傅慧初除了给了他武汉至英山的路费外，只给了他一幅寿屏，以资纪念。
我祖父的高尚品格，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派章夷白来汉三次，请傅慧初去中央任职，均被其婉言推辞，仅从命任职湖北省政协委员、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研究员参事、中央民革团结委员会委员。
傅慧初辛亥首义同志会会员证与居住证
傅慧初使用过的眼镜和放大镜，至今我都视为珍宝
傅慧初解放后在湖北省参事室使用过的图章。但他在日本留学时曾使用过的一枚玉石印章，一直保存完好，可惜在文革抄家时被抄走，再也找不回了。
我想再补充谈一谈祖父的婚姻。
据家谱中记述，在老家祖父曾有婚配，不过女方于婚后不久病逝。傅慧初在日本留学期间，借住于日本友人家中。该友人有一才俊女，两人互生好感，常一起参加中山先生发起的革命集会，时间一长，两人就产生了男女之情。当辛亥革命爆发之时，傅慧初被急速召唤回国，因日本友人只有此爱女一人，不舍其远渡重洋，故二人离别后，虽有书信往来，久了也就断了。
后来，在朋友的撮合下，祖父与安徽一富家女相亲，当时未出嫁女是不能进厅堂的，只能从房间里的门缝里看人，原来约定是那户人家中的三女儿，也是当地有名的才俊女，但傅慧初隨意衣着，不注重外表，没有被其三女儿看中，后换成二女儿，其二女儿也是一表人才，见到傅慧初服饰如此隨意，也没有相中，而那家大女儿在闺房打开门帘一角，朝客厅中人笑了一下，傅慧初见到后，立刻表态说：“就她了。”陪同的友人摇头而无奈。傅慧初婚后，才得知此女虽俊，因小时生病，未能读书，大字不识一个。这是祖父在与我闲聊时告之我的。但祖父始终待妻如珍宝一样，不离不弃，走到哪带到哪，相伴终老。
我祖父傅慧初于1963年在武昌无疾终老，这是他修来的福分，他终于走完了革命与奉献的一生，享年85岁。
2018年，傅慧初墓被列为英山县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傅慧初孙女傅国英（中）今年82岁，图为其与家人幸福团聚的近影。而今已是四世同堂。
备注：本文选择性引用了英山县文史馆资料，英山县志；相关的文史馆、挡案馆的资料和信息；相关的网站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