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祖父孙揆均（1866-1941，又名道毅，字叔方，号寒厓，江苏无锡人）在这一年邂逅了几位辛亥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目击人。这些人物和事件在正史上或几笔带过，或语焉不详。本文试图把搜索到的史料拂去岁月的尘埃，拼接出先外祖父视角下的辛亥剪影，作为正史的佐证与补充，以此纪念辛亥革命111周年。
本文记事用夏历（现称“农历”），因为公历被用作官方历法是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的事。为了读者阅读方便，重大历史事件都注了公历日期。
正月，柳堂聚首
这一年，孙揆均结束了他在兰州督署的文案工作，在返乡途中先绕道来到北京，住在表弟廉泉（字惠卿，号南湖）、表弟媳吴芝瑛（字紫英，号万柳夫人）的家。廉泉夫妇在1910年底来到北京，在西城石版房头条胡同租住了一套有花园凉亭的宅院。因其先祖廉希宪（元代京兆宣抚使、右丞，追赠魏国公）曾在京郊建万柳堂，廉泉把自己的住宅都叫做小万柳堂，无论是在上海曹家渡、杭州西湖苏堤，还是在北京西城石版房。
当时住在廉泉家的还有良弼（字赉臣，爱新觉罗氏，满洲镶黄旗人）一家。
良弼是努尔哈赤同父异母弟弟巴雅喇的后裔，由于巴雅喇之子巩阿岱是多尔衮的亲信，在多尔衮死后被顺治帝清算时也受牵连，其后代被逐出宗室； 直到嘉庆四年这一支才被重授“红带子”，也就是承认了他们的“觉罗”（即宗室旁系）身份。在清代，凡属努尔哈赤父亲的后代都属正宗宗室，应佩“黄带子”。良弼成年之后才被重授黄带子，他十分在意这个来之不易的身份。而正是这条带子把他和垂暮的清廷牢牢地拴在一起，令他走上为清廷“尽忠”的不归路。
良弼生在成都，幼年时其生母和父亲相继去世，他是由继母（也是他生母之妹）抚养成人。 1898年良弼到北京同文馆学习日文，次年自费赴日本留学。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正在选派学生去日本学习军事，特致电驻日公使将良弼改为公费生，入士官学校学习步兵。清末的宗室子弟大多骄奢淫逸，良弼却没有染上那些恶习，只是勤于学习，并把他的学习心得写成一本《参谋要略》在日本出版。
1903年，作为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第二届中国留学生，良弼到日本军队实习，在东京步兵第三联队第四中队任少尉。驻日公使杨枢特地照会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通知日本参谋本部饬令良弼“即行回国听候差委”。回国后，良弼先在练兵处军学司任副使，主管军事教育；1908年，拱卫京师的禁卫军成立，良弼任禁卫军第一协统领（相当于旅长）。禁卫军的统制是载涛（号野云，爱新觉罗氏）。载涛是光绪帝及摄政王载沣最小的弟弟，当时只二十出头，又不懂军事，禁卫军的日常事务基本上都是良弼说了算。良弼又建议清廷仿效日本参谋本部成立军咨府（相当于总参谋部），载沣不放心外人，还是让他的小弟载涛当军咨府大臣，载涛还是常常求教于良弼。当时袁世凯在小站练兵，集结了冯国璋、段祺瑞等一批悍将，载涛、良弼等怕大权旁落，尽量启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军官与袁世凯的北洋系抗衡。
廉泉、吴芝瑛夫妇都爱交友。早在廉泉在户部（相当于财政部）任职时，他们住在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就结识了刚刚回国、借住在南半截胡同的良弼。廉、吴和王廷均（字子方，湖南湘潭人）、秋瑾夫妇结识，也是因为王、秋那时住在邻近的绳匠胡同（又称丞相胡同）。廉、吴此次来京住石版房胡同时，良弼已是禁卫军的协统。这年冬天，良弼的一个女儿患了白喉，不久又传染给良弼的夫人，母女二人相继去世。在没有抗生素的时代，白喉一类的传染病常常就是不治之症。廉泉夫妇不畏被传染的危险，把良弼全家接到石版房自家宅中，包括良弼本人、他的三个女儿和岳母（也是良弼的舅母）。这一年，孙揆均和廉泉、良弼两家人在北京西城小万柳堂同住了约半年时间。
二月 南苑雪夜
夏历二月，禁卫军在北京南苑举办运动会，良弼邀请孙揆均和廉泉观礼。是夜大雪纷飞，良、孙、廉三人同寝一室，正在上床准备入睡时，良弼拿出了一摞信札，有二十多页，说是吴禄贞（字绶卿，湖北云梦人）写给他的。孙、廉二人看了，赞叹不已，连说：“将领中有如是笔墨，可佩可佩！”
原来，吴禄贞和良弼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是骑兵科第一期学生，比良弼高一届。他和张绍曾（字敬舆，河北大城人，炮兵第一期）、蓝天蔚（号秀豪，湖北黄陂人，工兵第二期）一起，被称为“士官三杰”。吴禄贞还是清国留学生会馆的干事，在当年的刊物《大陆》上有一张会馆干事的合影，几乎个个都是清末民初叱咤风云的人物，吴禄贞坐在C位，即使模糊的照片也遮掩不了他的气场。
吴禄贞十六岁就进入湖北武备学堂，受张之洞赏识，1898年被选派到日本留学，入成城学校（相当于士官学校的预科）习日语和中学课程，期间结识了孙中山，参加了兴中会，联络了不少反清革命志士。1900年，谭嗣同的生前挚友唐才常（字伯平，湖南浏阳人）在上海召开“中国国会”，打着“勤王”（推翻慈禧、拥护光绪）的旗号，在立宪、革命两派的共同支持下，决定成立自立军在长江流域起义。吴禄贞受孙中山之命濳回中国，被唐才常安排到安徽大通与秦力山（名鼎彝，字力山，以字行）一起领导起义。由于康有为许诺的筹款未到，唐才常被迫推迟了起义时间；远在安徽的吴禄贞、秦力山没有收到延期的消息，如期发难，奋战七昼夜，因孤军无援而失败。
吴禄贞返回日本继续在士官学校学习，1902年毕业回国。张之洞明知吴禄贞参与了大通起义，对吴没有深究，反而予以重任。原来身为清廷封疆大吏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是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两面人”，一方面口口声声效忠朝廷，另一方面参加了“东南互保”，为一旦清廷垮台留后路；他在杀了自立军首领唐才常的同时，蓄意网罗一些有可能为他效力的青年才俊。当然，吴禄贞和张之洞两家有些渊源（吴母彭梅仙曾教张之洞女儿刺绣）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吴禄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委以鄂军学务处会办、营务处帮办、将弁学堂总教习等重要职位，他利用这个有利的身份，在武昌花园山李廉方（名步青，以字行，湖北京山人）的寓所设立秘密联络处，广交志士，宣传革命；经常参加“花园山聚会”的蓝天蔚、李书城（字晓园，湖北潜江人）、周维桢（字干丞，湖北保康人）等后来都是辛亥革命的骨干。吴禄贞还曾南下长沙与黄兴、宋教仁、秦毓鎏（号效鲁，江苏无锡人）等共同创立了华兴会。
良弼忠于朝廷，吴禄贞矢志革命，两人在日本时就经常吵得“面赤声嘶不下，然意气相投。” 良对吴说：“吾二人尔汝如兄弟，如携手练兵以御外侮，左提右挈，天下事大可为。尊主庇民，何必革命？” 在良弼的鼓吹下，清廷调吴禄贞进京任练兵处军学司训练科马队监督。吴禄贞本不愿去，但黄兴劝他：“今后湘鄂之事，我自任之，北方之事，赖兄主之，来个南北呼应，成功可期。” 于是吴禄贞北上就职。他曾对人说：“满人可畏者唯良弼，日人能敌者唯吾。良弼私德孝亲爱友，皆与我相似，私交又复甚笃。而近日排汉之策皆良弼为之谋主，余处虎穴中，旦夕思败其谋，良弼尚未之觉也。” 不久，吴禄贞提升为训练科代科长。
吴禄贞所在的练兵处不仅负责统筹全国练兵，也承担边疆国防建设的责任。1906年，吴禄贞曾两次分赴内蒙、西北考察边务。三月，他随肃亲王善耆（字艾堂，爱新觉罗氏，满洲镶白旗人）考察被日、俄两国觊觎的内蒙古东四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和锡林郭勒盟），历时三个月。回京后，吴禄贞写了调查报告《东四盟蒙古实记》和《经营蒙古条议》，规划了内蒙地区的政治改革、宗教改革、军事建设、经济建设的大政方针。 十月，他和挚友周维桢一道，获准赴新疆伊犁考察，但在甘肃就被陕甘总督升允（字吉甫，多罗特氏，蒙古镶黄旗人）扣押。原来，吴禄贞去长沙与黄兴会见时，就曾顺便拜访过时任湖南巡抚的赵尔巽（号次珊，汉军正蓝旗人）。吴禄贞向他痛陈外祸日亟，亲贵误国，建议他把湖南建成救亡图存的基地；赵尔巽十分佩服，称“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亲自送到门外。 这次，吴禄贞对陕甘的官吏也侃侃而谈，但是这帮人顽梗不化，闻之大恶，怀疑他是康梁余党冒充军官，欲将他就地正法；多亏良弼出手，让陆军部尚书铁良（字宝臣，穆尔察氏，满洲镶白旗人）致电升允将吴、周二人押送回京。虽然考察西北无功而返，但他写了不少诗词，以《西征草》为名传世。
1907年，清廷派徐世昌（号菊人，天津人）为首任东三省总督，徐指定吴禄贞随行。当时，日本无端制造所谓“间岛问题”，妄图蚕食中国领土。“间岛”是日韩对图们江北岸、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一带的称呼。清朝末年有大批朝鲜农民跨过图们江到延边垦荒，与闯关东的汉民共同开发这块处女地，但这丝毫不改变延边是中国领土的事实。日本吞并朝鲜后，伊藤博文任朝鲜“统监”，借口保护朝鲜人不被土匪骚扰，派军警进驻延边；同时，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阿部守太郎照会清外务部，称“间岛究为清国领土，抑或韩国领土”是个悬案。吴禄贞率领多名测绘人员跋山涉水，实地考察了长白山、图们江一带，历时七十三天，行程二千六百多里，绘制了《延吉边务专图》，撰写了十万多字的《延吉边务报告》。吴禄贞出任延吉边务督办，与日本“朝鲜统监府间岛派出所所长”斋藤季治郎数次正面交锋，夺回了延边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吴禄贞的拒日斗争得到朝野各界的支持，1909年日本与清廷签署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被迫承认延边是中国领土。
1910年，清廷擢升吴禄贞为镶红旗蒙古副都统，成为革命党人“潜伏”在清廷职位最高的“卧底”，李书城等人建议他谋求个巡抚（相当于省长）当当，作为封疆大吏，可在未来的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吴禄贞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学弟、又是“富二代”的黄恺元（字宝昌，湖北宜昌人，步科第五期）慷慨解囊，赞助了纹银两万两，吴禄贞拿去行贿以卖官鬻爵著称的庆亲王奕劻。奕劻说巡抚现无出缺，但北洋第六镇统制正好空缺；原来此时清廷因惧怕袁世凯势力坐大，已将袁开缺，令其“回籍养疴”，并正在给其小站练兵起家的“基本盘”北洋六镇“掺沙子”；良弼力荐吴禄贞，载涛犹豫不定，奕劻却乐得做个顺水人情；1910年底，清廷任吴禄贞为第六镇统制，驻节保定，拱卫京师。
第六镇是袁世凯的嫡系，“北洋三杰”（王世贞、冯国璋、段祺瑞）中两人（王、段）都曾任该镇统制。吴禄贞接任后，中下级军官中的顽固势力盘根错节。第六镇下辖的第十二协协统周符麟（字祥庭，辽宁阜新人）嗜好鸦片、昏庸腐败，吴禄贞多次上书陆军大臣荫昌（字午楼，乌雅氏，满洲镶黄旗人）请求罢免周符麟；荫昌拗不过吴禄贞的坚持，勉强同意罢免周，但不肯任命吴禄贞推荐的人选，只是让标统吴鸿昌（字题臣，江苏宿迁人）代理协统；吴禄贞很是不满。据孙揆均回忆，他在南苑雪夜读到的吴禄贞致良弼的信，“乃云梦为争撤调属员事，中间龂龂者皆为荫氏而发。” 该信的具体文字我们无从得知了，但从同一时期吴禄贞写给善耆的信便可了解吴禄贞当时的心境：“受事三月，镇中情况已知梗概；军纪之腐败、军备之窳陋、教育之不完全、官长之无学问，名为陆军，其实与旧营相差无几。禄贞遍历东西各国，所见各国之军队，比之今日之情状，深为焦灼。”
三月 西城寒食
辛亥年夏历三月二十五日，廉泉夫妇在西城小万柳堂用吴芝瑛亲手制作的藤花羹招待挚友过寒食节。
寒食节是纪念春秋名士介子推的。晋公子重耳为躲避继母骊姬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夷吾的迫害，流亡十九年，介子推一直追随左右；重耳即位当了晋文公后，介子推侍母隐居绵山不仕；晋文公为逼介子推下山，用火烧山，介子推母子抱树而死；文公悔恨莫及，下令在介子推焚死的忌日禁止用火；百姓在这天多以事先熬好的凉粥充饥；这就是“寒食”二字的来历。
这一天西城小万柳堂的客人除了吴禄贞、良弼和孙揆均之外，还有吴观岱、侯毅和陶仁荣。吴观岱（号觚庐、江南布衣）是无锡籍的老画家，他出身贫苦，但习画勤奋，被廉泉赏识并赞助他到北京，得以临摹历代巨匠手笔，终成一代名家。侯毅（字雪农，号疑始）也是无锡人，是廉泉的从侄女婿，严复的弟子；严复以笛卡尔名言“哲学自疑始”赠他，侯毅遂以为号。陶仁荣（字欣皆）是浙江绍兴人，和廉泉、吴禄贞都有交集：早年他曾与吴稚晖、廉泉一起到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南海会馆拜访过康有为；吴禄贞去内蒙考察、去吉林戍边也都有他随行。
西城寒食是在暴风骤雨前夜由革命党与保皇党、文人和武将、诗人及画家共聚一堂的群英会，众人谈笑甚欢。吴观岱当场作画《驴背吟诗图》及仿石涛《东坡诗意图》，吴芝瑛分别题诗于上，赠给吴禄贞和良弼。吴禄贞非常喜欢这张《驴背吟诗图》，回家后经常临摹吴芝瑛的题诗；吴禄贞罹难后，吴母将此画交还廉泉夫妇，请他们用珂罗版翻印多幅，分赠同志以为纪念。良弼逝后，《东坡诗意图》不知所终。多年以后，当吴观岱出版他的画集《觚庐画萃》时，孙揆均睹物生情，题诗追忆这场聚会：
犹是不忘作寒食，西城座上几人存？
黔驴灞岸新诗影，白凤潍州残梦痕；
尺幅烟云方过眼，两家剑履已埋魂；
披图枨触无穷感，点染苍黄细细论。
其中颔联说的就是这两幅画。
四月 娱园挥毫
吴禄贞早年丧父，侍母至孝。吴禄贞矢志革命，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唯一牵挂的是老母在堂。吴禄贞见到孙揆均早年诗作中的一句“总是难抛怜有母”，很是感慨，时常吟诵。 为了让老母颐养天年，吴禄贞从日本正金银行贷款八千元，在北京东城大方家胡同92号修建了一栋楼房，命名为“娱园”，可能是取“老莱娱亲”（“二十四孝”中的一个故事）之意。
夏历四月，吴禄贞邀孙揆均等挚友饮于新宅。吴禄贞性情豪爽，泼墨书写他在延吉戍边的诗作，席间毫不掩饰他对清廷和袁世凯的不满。孙揆均赋谢一首：
磊落不平意，淋漓泼墨斜；
雅怀诒楮箑，佳句写松花；
横槊嗤曹孟，量珠得丽华；
逍遥差自足，结轨宴芳家。
“诒”意为赠与，“楮箑”是纸扇，“松花”即松花江，泛指吉林地区；“曹孟”显然是用曹操（字孟德）喻权倾朝野的袁世凯；“量珠得丽华”是指吴禄贞不惜重金纳奉天（今沈阳市）名伶尤鑫培为侧室（在民国初年，吴禄贞与尤鑫培的故事，曾和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一样广为流传）。从此诗可推测吴禄贞曾把他戍边吉林时的诗作写在扇面上赠给孙揆均。纸扇没有留存下来，上面写的是哪首诗也无从考证了。这里仅录吴禄贞在延吉戍边时期写的诗集《戍延草》中的《岁暮杂感二首》：
远戍图们岁又残，声声腊鼓鼓填然；
长城几度饮征马，帝阙频年泣杜鹃；
西望玉门春未度，东来长白月重圆；
倚楼把酒问身世，无奈风高塞外天。
乘槎直达沧溟东，家在潇湘云梦中；
锦瑟年华同逝水，筹边事业等雕虫；
剑横玉塞昆仑月，马渡阴山瀚海风；
三十功名尘土耳，一江冰雪笑渔翁。
吴禄贞的笔墨果然了得，难怪廉泉、孙揆均都“可佩可佩”地赞不绝口。短短的两首七律，道尽了边塞的恶劣环境、守边将士对家乡的思念、朝廷的昏庸无能和他本人矢志革命、渴望为国建功立业的胸怀。吴禄贞借用了岳飞《满江红》中的一句“三十功名尘与土”，抒发了和岳飞一样“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豪情。
五月 津门惜别
由于良弼在武昌起义后和一帮宗室子弟组织宗社党，反对清廷退位，被人们普遍视为顽固派的代表。然而，由于孙揆均和他在西城小万柳堂有过半年的近距离接触，在与他的交谈中，知道他也深谙朝廷的腐败昏庸，也在寻求革新图强之路。在《孙道毅答廉南湖梁孟书》 中，孙揆均原汁原味地记录了他和良弼的不少对话。
有一天，良弼坐在摇椅上，对孙揆均和廉泉说：“前在日本，复有吴稚晖者，名敬恒，恭敬之敬，恒久之恒。公等江苏人，当闻其名。此君宗旨不同，然每于锦晖馆开会遇之，又于同学中间接闻其言论，迹其行品，在东洋之留学生中，无其偶也！”孙揆均和廉泉对了一下眼神暗笑，原来良弼不知道他们何止是只闻吴稚晖其名？孙揆均和吴稚晖是发小，少年时在同一位塾师门下、后一起就读江阴南菁书院、同去日本留学、又为争取九名自费生入成城学校（相当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预科）同到公使馆抗争、同被日本政府遣送回国（史称“成城事件”）。良弼接着说：“其劬学刻苦，说家境並不裕，又不会弄钱，又不喜做官，此君真奇！近闻在巴黎，又说在伦敦，寒厓知其人未？”孙揆均当然知道，吴稚晖因涉“苏报案”，被清廷派到上海专门协办此案的候补道俞明震（字恪士，浙江绍兴人，估计也是个“两面人”）示意快逃，已赴伦敦协助孙中山宣传革命。但孙揆均只是轻描淡写地应付一句：“闻在伦敦”。又一日，良弼说：“即布一电到伦敦，请稚公归国为首相，如久瞎之夫，猛受震耳一掌，或可振起数小时，外此实无救急法也！”，孙揆均笑答：“稚公如何肯回？”良弼说：“一电不回，促之以三五电，一面发兵舰当蒲轮，稚公或作一欠申之态乎！”良弼急于救国的意愿和近乎幼稚的政治理念可见一斑。
良弼并不是只在私下与朋友议论，他也曾多次向清廷上层人物表达他的政见。据孙揆均回忆，良弼常说的话是“国、家万不能混而为一，国是国，家是家。”换句话说，不能把中国看成是爱新觉罗一家一姓的天下。他先对已出任内阁协理大臣（即副首相）的徐世昌这样说；再对载涛说，载涛转达给摄政王载沣，载沣完全听不懂这话的意思。有一次在肃亲王善耆的府邸，良弼又对时任民政大臣的善耆说，善耆嗅了嗅鼻烟，说“老弟的话，恐怕办不到。”良弼问“王爷何妨切实言之？”善耆答“我说尽可说，听不听，不能报命。”善耆是清末王公贵胄中最有见识的，汪精卫行刺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就是善耆向载沣建议免其死罪；据传他私下曾对人说：“我若不生在王族，也参加革命党了。”然而，即便像善耆这样“开明”的权贵，也不愿或不敢触动“家天下”的皇权观，所以等待清廷的只能是被推翻的宿命。
孙揆均曾赋诗一首记录这段交往：
夙有诗书好，爱谈山水游；
救时陈大计，谋国抱深忧；
抵掌风生座，引盃电闪眸；
何当解尘鞅，同泛五湖舟。
五月二十九日（公历6月25日），孙揆均和廉泉、吴芝瑛夫妇乘车离京，拟乘新铭号海轮返沪。良弼同车送到天津，依依不舍，直到轮船即将起锚才离船登岸，在岸上仍大喊：“寒厓到南，快劝大哥大嫂早来京也！”廉、吴返沪后，和良弼书信往来不断；良弼一再劝他们早日回京，廉、吴则如孙揆均在上面那首诗的尾联所说的那样，劝良弼早日摆脱清廷的羁绊，与他们同游于山水之中。他们谁都没有料到，津门一别竟为永诀。
六七月 卧病申城
本文把六月、闰六月和七月这三个月合一起写了，是因为没有找到多少有关记录孙揆均在这段时间内活动的文献。究其原因，是孙揆均咯血的旧病又犯了。
这个旧病是他在编纂《李文忠公全集》时留下的。1903年，吴芝瑛的堂叔、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吴汝纶（字挚甫，安徽桐城人）病逝，未能完成编纂李鸿章全集的工作；李鸿章之子李经迈（字季皋）请廉泉接手；廉泉在南京石坝街设馆，聘孙揆均任主纂。吴汝纶在“成城事件”中曾为营救吴稚晖、孙揆均奔走斡旋，虽然未果，孙揆均也视为恩人，对接手他的未竟之业，当仁不让。孙揆均历时四年，把六大木箱的奏议、信函、电报文稿，整理成一百六十五卷、七百余万字的《李文忠公全集》，书成后编纂者却只署名吴汝纶一人（其实吴只整理了函稿四十五卷，而奏稿八十卷、电稿四十卷都是孙揆均一手编录。）期间孙揆均前后校阅十余遍，累致吐血。这回再次咯血，只好在上海静养。
但这三个月整个中国却不平静。清廷采纳了邮传大臣盛宣怀（字杏荪，江苏常州人）的建议，将川汉、粤汉铁路的筑路权收归“国有”（实际是准备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使已投资认股的绅民无端遭受经济损失。股民的维权抗争迅速发展成全国性政治风潮，史称“保路运动”。清廷捉襟见肘、顾此失彼，革命党抓住了这个难得的契机，发动了武昌起义。
八月 武昌首义
夏历八月十九日（公历10月10日），革命党在武昌打响了第一枪，迅速攻占了武汉三镇，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拥戴原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黄陂人）为都督，立宪派领袖、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字济武，湖北蕲水人）为政事部长。关于武昌起义的史料和研究都很多，这里就不赘述了。
九月 揭瓦姑苏
孙揆均在上海并不寂寞。早在1902年，他的几位挚友廉泉、俞复（字仲还）、丁宝书（字芸轩）、陈育（字仲英）就在上海租界四马路（今福州路）开办文明书局，编辑出版适用于新式学堂的教材。这几位和孙揆均不仅是无锡同乡，又都年龄相仿（都是十九世纪的“六零后”），他们年轻时常聚在无锡崇安寺春源茶社一隅晚红晴翠楼一面品茗，一面议论时政，被人戏称为“春源党”。在这个多事之秋，“春源党”旧友在申城重聚，自然不乏谈资。而这时，文明书局楼上还有一位不速之客——顾忠琛。
顾忠琛（字荩忱，江苏无锡人）是老同盟会员。同盟会元勋赵声（字伯先，江苏丹徒人）在南京新军第九镇三十三标任标统时，顾忠琛就在他麾下任管带。两江总督端方（字午桥，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怀疑赵声的政治倾向，将赵撤职，顾忠琛也离开了南京。1907年徐锡麟（字伯荪，浙江绍兴人）在安庆起义失败后，顾忠琛借新军整顿的机会到安庆任新军第三十一混成协协统，收罗了很多革命党人进入三十一协。端方对他也不放心，但查无实据，不久就撤掉了他协统职位，给他安了一个没有军权的安庆武备学堂总办的职务。 1908年，三十一协的马炮营在队官熊成基（字味根，江苏扬州人）的领导下起义。这是“抬营”的第一次尝试，可惜很快就失败了。端方有了实据，将顾忠琛下狱准备严办；顾忠琛的族叔学部郎中顾栋臣与端方有旧交，恳求端方从轻发落；于是端方奏称“惟教练处总办顾忠琛，滥保匪人，情节较重，业经电奏革去衔翎，发司看管。” 顾忠琛被发配到新疆（一说热河或察哈尔）充军。1911年他濳回上海，文明书局的经理俞复把他藏在书局的楼上。
辛亥九月正是革命生死攸关的时刻。清廷先后派遣荫昌、冯国璋督师南下讨伐起义军，清军攻陷了汉口，双方正在汉阳激战；虽然革命党在南方的多个中等城市如长沙、九江、昆明、南昌“抬营”成功，但对全国的局势影响有限；革命党亟待在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起义成功才能根本扭转敌强我弱的局面。那时上海的建制只是一个县，统治租界之外的市区，隶属于松江府；松江府之上有苏松太兵备道（辖苏州府、松江府、太仓州），时任道台是刘燕翼（字襄孙，浙江杭州人）；苏松太道隶属于江苏省，时任巡抚是程德全（号雪楼，重庆云阳人），巡抚衙门设在苏州；江苏巡抚受制于两江总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张人骏（字千里，河北丰润人），总督府设在南京。
老同盟会员钮永建（字惕生，上海马桥镇人，孙揆均在南菁书院的同窗好友）和曾任第九镇马标第一营管带的李显谟（字英石，上海闵行人，“成城事件”中申请入学成城的九人之一）劝说年高德劭的上海自治公所总董、商团公会会长李平书（字钟珏，上海高桥镇人）支持革命。商团是上海各行业自发组织的维护地方治安的武装，有几千人之多，包括不少进步青年，时任总司令是李显谟。老同盟会员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钮永建和李平书一起商议，决定首先在上海起事再向周边扩展。 九月十三日，以商团、敢死队和起义的军警为主力的民军迅速攻占了道台衙门，刘燕翼到租界躲避；但在江南制造局（清代在江浙一带最大的兵工厂）遇到顽抗，激战一天终于拿下。起义军举陈其美为沪军都督，李平书为民政总长。
十四日，顾忠琛率五十人从上海到苏州。临行前，他请孙揆均起草了一份用程德全名义写的响应革命的通电；他先到新军的驻地枫桥获得新军的支持，再潜入巡抚衙门面见程德全。顾忠琛是做了两手准备的，如果程德全不肯就范，就把他解决掉。然而程德全很配合，说：“时势至此，无可奈何，但须秋毫无犯，不使百姓苦耳！” 他当即烧毁了巡抚的官印表示和清廷决裂（在清代丢失、损坏官印都是重罪），并让人挑去了巡抚大堂上的几片瓦，在院内竖起了的“扶汉安民”四个大字的白旗，象征革命“有破有立”。一日之内，白旗遍布全城，市民生活如常，仅以几片瓦的代价，兵不血刃地光复了姑苏城。有人称“顾荩忱矢志拥中山，孙寒厓一电定天下。” 程德全自任江苏都督，任命顾忠琛为军政府参谋厅长，孙揆均为一等秘书官，侯毅为二等秘书官。
程德全是第一个响应革命的清廷封疆大吏，其后又有多个省份的高官仿效他，站到了革命阵营一边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像程德全这样的旧官僚响应革命，都被贴上“投机”的标签。事实上，程德全能审时度势，做出正确抉择不是偶然的。他早年就是一个爱国官员。庚子事变时，俄军乘机入侵了中国东北三省；在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后，俄军攻陷瑷珲城，长驱直入，兵临齐齐哈尔城下，把炮口对准了齐齐哈尔市区；黑龙江将军寿山（本姓袁，字眉峰，汉军正白旗人）自杀殉国；程德全时任黑龙江将军府营务处总办，他单骑入俄军营交涉，用身体挡住炮口，阻止俄军开炮；后来他被俄军扣押，又以自杀相要挟，终获释。齐齐哈尔市至今仍立有“清云阳程公以身御难之碑”。 可见程德全在顾忠琛的威慑下选择响应革命并非只是为了保命。
上海、苏州的胜利在一两天内就扩展到周边地区。上海起义军派到杭州的敢死队与抬营起义的驻浙新军八十一、八十二两标迅速占领杭州，举汤寿潜（字蛰先，浙江萧山人）为浙江都督。钮永建策反了松江提督辖下的水陆军，被举为松江军政长。老同盟会员秦毓鎏回到家乡无锡组织光复队，以钱业商团教练许嘉澍（字湛之，无锡人，也是“成城事件”中申请入学成城的九人之一）为光复队司令，攻下无锡、金匮两个县署，秦毓鎏任（无）锡金（匮）军政分府总理。唯一难办的是清廷在东南地区的重镇南京。除了两江总督之外，江宁将军铁良和江南提督张勋（字少轩，江西奉新人）也驻节南京。
九月 喋血石庄
本文把辛亥九月的事分成两节叙述，因为正值革命党与清廷生死一搏的关键时刻，事件层出，头绪繁杂；而且南北两地，形势各异：革命党在南方凯歌频传，令人欢欣，而在北方悲歌壮烈，令人唏嘘；南北两条主线分开写，脉络才显清晰。
武昌起义爆发前，清廷原来准备在直隶永平州（今河北唐山、秦皇岛一带）举行“秋操”（军事演习），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曾商议，利用实弹演习的机会发动兵变，在歼灭由旗军组成的“西军”之后直捣北京。作为演习中“东军”的主力，原驻奉天的新军二十镇在统制张绍曽率领下已抵达滦州。由于武昌起义爆发，清廷取消了永平秋操。为了便于调兵遣将，清廷在“镇”之上又加了“军”一级的建制，由荫昌、冯国璋、载涛分别任第一、二、三军的“总统”（相当于军长）。荫昌调第六镇的第十一协（协统李纯，字秀山，天津人）加入第一军开赴湖北前线，吴禄贞要求也去湖北督师以便伺机倒戈，但被荫昌拒绝。冯国璋电令张绍曽率二十镇加入第二军火速开拔南下；张绍曾拒绝了军令，并于九月初六（公历10月27日）和驻奉天的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联名通电各省总督、巡抚、将军、军队的统制、统领以及咨议局；通电称：“今致变之源，皆由政治不良而起，若不从政治改革著手，而徒恃兵讨，窃恐治丝益棼。同人等不忍国家沦胥，自相残杀，业已提出政纲十二条请愿朝廷，速改政体。” 政纲十二条包括：“大清皇帝万世一系”、“立开国会”、“改定宪法”、“关于国事犯之党人，一律特赦擢用”、“组织责任内阁，......但皇族永远不得充内阁总理及国务大臣”等。此事件史称“滦州兵谏”。
虽然滦州兵谏的政纲表示了对皇权的尊重，但清廷明白这是先礼后兵的最后通牒，对驻扎在距北京咫尺之遥的重兵十分畏惧。为了解救燃眉之急，清廷派吴禄贞去“宣抚”兵谏官兵，他于初七夜间就和陈其采（字霭士，陈其美之弟）、蒋作宾（字雨岩，湖北应城人）、黄恺元等携载涛手谕赶到滦州。载涛为安抚张绍曾，说了不少软话：“接阅统制等条陈各节,爱国热忱溢于言表，当即面奏大元帅，颇蒙嘉悦。因事关宪政，复走商内阁，始悉资政院连日提议各款，与该统制等所陈意见大致相同，已经议决多条，次第具奏。国家实行立宪，锐志维新，促进人民之幸福，当可达吾辈之希望也。涛忝列军界，表率军人，自应谨遵敕谕，严守秩序。军界幸甚！大局幸甚！涛当与我军人共勉之。资政院初六日议决条件，吴统制面述。”吴禄贞当然不会被载涛的花言巧语迷惑，他对张绍曾等说：“荫昌倾北京兵南征武昌，诸君倘能偕我倒戈，掩北京不备，可无血刃而定；然后绥靖士民，易置帝政，传檄东南，释甲寝兵，天下事大定矣！奚以立宪为？” 同盟会也致函张绍曾，鼓励他“速率大军，直捣京师，剪其渠魁，光我汉京。”张绍曾还收到在天津兵给司令部卧底的革命党人彭家珍（字席儒，四川金堂人）的密电，得知时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从俄国订购了一批军火，将通过京奉铁路运往湖北，当即派人截获了这批武器；他致电黎元洪，称：“顷政府由西伯利亚运来大批军火，已经本镇截留，......方今国势，外患更迫于内忧, 同室操戈，列强伺衅，同种相残，国于何有？谁非民族，孰不痛心？绍曾等现电请政府立饬北军停止战事，并希望贵军采稳健之计划，即时停战，静候机宜，俟两军战事中止以后，集合军民代表，共诣北京，协议组织新政府及宪政进行方法，庶国家前途有建设而无破坏。”黎元洪回电称：“公等不应督师之命，至感高谊。电开各节，皆恶劣政府致亡之由，果真改革，元洪等岂有多望？今四方起义不约而同，皆挟不信政府之心，必相推倒而后已！”
为了缓解南方起义、北方兵谏的危机，清廷以摄政王载沣名义下了罪己诏，承认“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此皆朕一人之咎也。” 清廷还解散了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命令袁世凯组阁；并仓促制定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表面上看，《十九条》和滦州兵谏提出的“政纲十二条”大同小异，但《十九条》规避了“十二条”中最关键的“立开国会”一条，把国会应有的权力偷换成由现有的“资政院”（成员为一半钦选、一半民选）行使。张绍曾十分失望，称“不能召集国会，不能制定宪法，不能选举总理大臣，根本问题不能解决，诸事皆属空谈。”
九月初八（公历10月29日），驻山西新军起义，击毙了山西巡抚陆钟琦（字申甫，顺天宛平人），举原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字伯川，山西五台人）为山西都督。清廷越过吴禄贞，命令第六镇第十协（代理协统吴鸿昌）从保定开往石家庄讨伐山西起义军。当时，山西起义军已进军河北井陉，被吴鸿昌部击败，退守太行山天险娘子关。看到自己的部下与起义军兵戎相见，吴禄贞心急如焚，连夜赶到石家庄。他立即命令吴鸿昌停止进攻，以抚代剿，派副官周维桢和第十协参谋何遂（字叙甫，福建福清人）到娘子关与起义军面谈。 据阎锡山回忆，周维桢带来吴禄贞的信函，面交阎锡山；据何遂回忆，他见到的是驻守娘子关的东路军总司令姚以价（字维藩，山西河津人），他口头传达了吴禄贞的意向，姚用电话汇报给了阎锡山。不管哪个细节更靠谱，可以确定的是此刻阎锡山已得知吴禄贞联合张、蓝、阎组织燕晋联军的愿景。阎锡山对吴禄贞的计划半信半疑，生怕又是清廷设下的圈套，遂邀吴禄贞亲自到娘子关面议。
九月十四日，清廷任命吴禄贞署理山西巡抚。中午，吴禄贞和参谋张世膺（字华飞，江西德化人，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辎重科）、孔庚（字文轩，湖北浠水人，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期骑科）、何遂等人赴娘子关与阎锡山会面。吴禄贞对阎锡山及其部下说：“我们第六镇，加上张、蓝军与山西军，会师北京，是势如反掌。袁世凯是中国最毒的一个东西，他现在汉口，正在两边摇摆，是投机，将来危险极了。我们现在早到北京，就可以把他的计划完全打下去。”又说：“我算什么巡抚，阎都督是你们山西的主人，我替你带兵。” 双方决定成立燕晋联军，由吴禄贞任总司令、阎锡山任副总司令，阎当即拨派部分起义军交吴禄贞指挥，随吴返回石家庄。
回到石家庄后，吴禄贞立即致电清内阁，称他以抚代剿的策略成功：“现禄贞已经招抚晋省混成一协、巡防队二十余营，可供调遣；”并威胁清廷他有能力阻断讨伐武昌的清军后路：“朝廷若不速定政见，深恐将士忿激，一旦阻绝南北交通，而妨碍第一军之后路，则非禄贞可能强制也；” 进而提出建议：“禄贞窃以为今日计，莫若明降御旨，大赦各省革党，速停战争；”并要求严惩应为清军在汉口烧杀掳掠负责的陆军大臣的荫昌及司长丁士源（字文槎，浙江吴兴人）、易乃谦（字举轩，湖北汉阳人）。 吴禄贞做事光明正大，他毫无隐讳地向清廷报告了他截留了清廷运往湖北前线的军械：“官兵收复汉口，纵兵烧杀，惨无人理；禄贞昨已电奏，请饬停战；凡有运往战地军火子弹，暂行扣留，以消战争而保和平，谨以奏闻。” 据孔庚回忆，吴禄贞的计划是他亲自领兵沿京汉线、张绍曾沿京奉线进军北京，令阎锡山驻守黄河大桥，与黎元洪南北两面夹击袁世凯。
吴禄贞把司令部临时设在石家庄火车站。九月十六日，他忙了一天，到了深夜喝了点酒，伏在案上假寐。案上放着刚收到的张绍曾来电“我军整装待发，即请与山西义军前来会师。”和吴禄贞的回电“愿率燕晋子弟一万八千人以从。” 十七日（公历11月7日）凌晨一点左右，素为吴禄贞信任的一个骑兵营管带马蕙田（字步周）领了几个人闯进司令部，一面口称“恭喜吴统制高升”，一面打千，随手掏出手枪将吴禄贞击毙，参谋张世膺和副官周维桢同时罹难；马蕙田还割去了吴禄贞的头颅，显然是想拿到指使者处去请功。
马蕙田背后的指使者是谁？有说是清廷（包括载涛、荫昌、良弼），有说是袁世凯，有说是周符麟，也有说没有指使者、仅是第六镇袁世凯旧部的自发行为。各种说法都有一些理由，但又都没有可一锤定音的实据。由于吴禄贞的豪爽且张扬的性格，清廷肯定已知道吴禄贞反清的本意，任命他为山西巡抚很可能是为了暂时稳住他；据恽宝惠（字公孚，江苏常州人）回忆，荫昌早就对他说过“吴禄贞若到前方，必靠不住，当遇机除之。” 在吴禄贞被刺之前的九月十六日，清廷就已任命十一协协统李纯接任第六镇统制，剥夺了吴的军权；良弼虽然和吴禄贞亲如兄弟，但为保大清江山，“大义灭亲”也不无可能。燕晋联军攻打北京一旦成功，袁世凯对革命党和清廷两面施压的技俩就不能得逞；即使不成功，燕晋联军也堵住了袁世凯回京的路；所以吴禄贞是袁世凯心头的第一大患。周符麟对被罢官的事一直耿耿于怀，据传他在吴禄贞被刺前就濳回石家庄，吴禄贞被刺后即刻官复原职。第六镇本来就是袁世凯的嫡系，中下层军官中顽固势力很强大，在得知吴禄贞的起义计划后，为自保而抢先下手也有可能。历史的谜团可能永远无法破解了。
吴禄贞被刺后，燕晋联军群龙无首；山西义军带着吴禄贞的遗体和他截获的军械、军粮退回娘子关；清廷派曹锟（字仲珊，天津人）率北洋第三镇征讨山西，娘子关、太原相继失守，阎锡山等一路北走，退到包头。清廷对张绍曾也玩弄了明升暗降的把戏，任命他为“宣抚大臣”加侍郎衔，去长江一带宣讲朝廷的“改革新政”，同时任命效忠清廷的协统潘矩楹（字丹庭，山东济宁人）接任二十镇统制，递夺了张绍曾的军权。张绍曾称病拒绝了任命，但也被迫离开了军队。后来，二十镇的几名管带王金铭（字子箴，山东武城人）、施从云（字燮卿，安徽桐城人）、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和同盟会员白毓昆（字雅雨，江苏南通人）率众起义（史称滦州起义，以与滦州兵谏相区别，实际也是滦州兵谏的余波），旋即失败，王、施、白遇害，仅冯逃脱。蓝天蔚和在奉天的革命党在第二混成协驻地北大营密会，计划驱逐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以不流血的方式光复奉天；不料蓝手下的一个管带李际春（字鹤翔，河北丰润人）向赵告密，赵急调原驻洮南的巡防营前路统领张作霖（字雨亭，辽宁海城人）率兵到奉天（一说是张作霖不请自来），革命派与保皇派在奉天的实力对比骤然逆转，结果反而是赵尔巽驱逐了蓝天蔚。蓝天蔚经大连赴上海，被任命为革命军关外大都督、北伐军总司令；北伐军以山东烟台为基地，曾在辽东半岛多处成功登陆，后来因南北议和告成而终止。
十月 苦口规劝
廉泉、吴芝瑛返回上海后，和良弼的书信往来一直不断。武昌起义爆发后，良弼知道是清廷咎由自取，在信上说：“此天之所以忠告政府、警戒军人。” 同时对清廷有能力镇压起义军信心十足：“此次运兵筹械、编军赴剿，庙算、府议、阁议均迅速异常，且能镇靖。现前敌已开仗，匪马队百余骑一骑不返，可怜！可恨！......加以大军南下，水陆会剿，寇不足虑，但苦鄂民耳！”他也意识到其他地方也会起义，清廷必须反思：“朝廷若不虑其远者、大者，何处不可为鄂人之举动？天已忠告政府，不识政府能变计否也？”对于形势，他相当乐观，称：“京师安靖如常，连日捷音，陆续入告。所愧者，杀同种耳！”
廉泉写信给他，重复他曾请良弼转交摄政王载沣的两个建议，“一曰宽以录党人，一曰严以驭大臣。”廉泉并举了他亲历的一件事说明为什么要“严以驭大臣”：廉泉从无锡去上海，想买二等车票而不得，原来头等、二等车票全被江宁将军铁良一人包了，为了他的亲眷从南京逃往上海租界。廉泉说：“该将军为国世仆，......平居养尊处优，糜国家厚禄，一旦有事，即预为徙家避难之计，以摇荡人心，不顾地方利害，君国其何赖焉？尤不可不严惩一二，以为大臣张惶酿变者戒！”
随着革命军在南方节节胜利，良弼渐渐不那么淡定了。在十月初二给廉泉的信中，他说：“时局如此，大可浩叹！京中人心，近来颇镇定。北局似可转环，南中事近闻亦尚可调处，非绝对的无办法也。”他同时表示了继续为清廷效忠的决心：“我辈一息尚存，天下事尚有可为也。......大哥大嫂及寒厓见此书，当知武夫热血犹是沸腾满腔，并无暮气，尚可一用。禁军官长目兵团结坚固，非谣言及离间策所可动，官兵皆知大局，居然满汉一家，不存芥蒂，......北局尚赖贤王支持，如无此人，大局去矣！”
廉泉意识到不给良弼以棒喝，无法令其醒悟，于是以吴芝瑛的名义写信给他：“今日全国人心为革命风潮所鼓动，如水赴壑，不可遏制。妇孺从军助饷，人人怀必死之心，以求达此目的，此中外历史所未有者。中原四顾，如鄂、湘、苏、浙、赣、皖、鲁、秦、晋，以致闽、粤、桂、蜀、滇、黔，不一月来，无血刃之劳，有破竹之势，白旗光于日月，传檄迅于风霆。若不将君主、民主两问题从众解决，则涂炭生灵，此其起点，而于皇室被祸尤烈。” 考虑到良弼对载涛、善耆、乃致载沣有相当影响力，他的抉择将影响中国大势的走向，吴芝瑛的信进一步劝导他：“今日解决此问题，大哥必能审理势之所趋，而谋其大者、远者矣！史忠正 临诀与其家书曰：‘人心已去，收拾不来。’ 今兹之变，何以异是？大哥倘表同情，幸密商野云贤王，以五帝官天下之义，开陈主知推让贤，以定人心所归往、杜列强之窥窬，此于皇室保全实大。而安危定变，在大哥一反手间，时哉勿失！” 据廉泉记述（可能是后来听良弼岳母兼舅母赵太君讲的），良弼流着泪把这封信反复读了多遍，对赵太君说：“此我廉氏嫂来札，舅母为我好好秘存，毋遗失。”但仍以“我是武人、复兼宗室，举足为耳目所属”为由婉拒了廉、吴的规劝。不过在其后的信中，良弼的语气软化了很多，他承认南军能得人心，并提到革命阵营中的李平书、钮永建都和他是故交，“彼中颇亦大有人在”，还请廉泉把他的信转交给李平书。
冬月 樽俎沪江
吴禄贞被刺、燕晋联军瓦解后，袁世凯得以从湖北返回北京，组建了以汉人为主体的内阁，迫使载沣辞去了监国摄政王的职位，调冯国璋接替载涛任禁卫军总统，解除了良弼禁卫军第一协协统的职务，从而完成了对北京的实际控制。
此时，革命军已占据了南方大半壁江山，清廷和袁世凯仍控制直、鲁、晋、豫、陇和东三省；双方都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战局胶着的现状；为避免生灵涂炭，和谈自然提上日程。袁世凯更期望和谈能给他带来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利益，于是他请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N. Jordan）出面调停。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人）和民军全权代表伍廷芳（号秩庸，广东新会人）于十月二十八日（公历12月18日）在上海租界工部局 议事厅开始谈判。工部局董事、英商李德立（Edward S. Little）和英、法、俄、德、美、日六国驻沪领事作为中间人参加了议和。
这种由外国插手调和的会谈在当时就颇受诟病。良弼在给廉泉的信中说：“唐少川赴沪议和以免战争，英人主持之，我不国矣！兄弟阋墙，自阋自了，尚是办法；依人而立，后患方长！”这代表了相当一批人的看法。况且，当着诸国使节的面，袁世凯的一些小算盘也难以启齿。所以唐、伍和谈，形式重于内容；双方直切入髓的讨价还价，是另外有人在文明书局的楼上悄然进行的。
在唐绍仪赴上海和谈的同时，曾辅佐冯国璋、段祺瑞办北洋陆军学校多年的廖宇春（字少游，上海松江人）与段祺瑞的参议（即参谋长）靳云鹏（字翼青，山东邹城人）密商，拟定了保存皇室尊荣、组织共和政体、举袁世凯为总统等四项原则，约定由廖、靳分别在南军、北军中活动。在得到段祺瑞首肯后，廖宇春偕北京红十字会会员夏清贻（字颂莱，上海嘉定人）到上海，通过他原来的一个学生、时任江浙联军先锋队长的朱葆诚（字一之，江苏昆山人），由朱联络到参加江浙联军的沪军司令洪承点（字醒黄，江苏仪征人），洪又找到他原来的教官、时任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琛。顾忠琛邀廖、夏及朱、洪等人到文明书局，文明书局经理、时兼元帅府 秘书长的俞复也参加了会谈。
会谈直接切入主题。廖、夏竭力美化袁、冯、段等人；俞复说：“此次民军倡议，无非为改革政治，以富国强种为宗旨。古语曰：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又曰：‘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先哲垂询，足以昭示万古。......以袁、冯、段三公之为人，犹甘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诚不知其是何居心？” 顾忠琛说：“民党中人，大都光明磊落，以国利民福为主，绝无自私权利之想，但求共和成立，即便卸甲归田。黄、黎二公，亦皆如是存心。”又说：“法苦于路易专制而创共和，美欲脱母国苛政而建共和，皆事之显见者也。......若悠悠岁月，顾虑太深，中国永无自强之一日。......现在大势，非共和不能立国，非共和不能保种，否则饮鸠止渴，祇速其死。......现在反正者十余省，联军北伐者数十万，绝无屈服君主问题之理。项城 赞成共和则中国存，项城果能颠覆清廷、为民造福，则大总统一席，南军愿以相属。”
一、确定共和政体；
二、优待清皇室；
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
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
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之秩序。
廖宇春立即致电靳云鹏：“春、贻到申提议各条，黄、程二公均极赞成，请即如约实行。”他还面见段祺瑞，建议袁世凯宜佯装被动、而由段祺瑞出头主动促成此事。不能排除廖宇春的叙述有吹嘘他为结束帝制、拥立袁世凯之功的成分，但后来事态确实沿廖、顾协议的方向发展；唐、伍公开谈判的结果，与廖、顾密约大同小异；段祺瑞也果然履约，后来率北洋将领四十七人联名致电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及各王公大臣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成为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
魂断红罗
和谈的结果传到清廷，王公大臣们分成了两派；位高权重的醇亲王载沣、庆亲王奕劻主张接受议和条件，而以良弼为核心的一批少壮派宗室不甘心把其先辈在马背上打下的“江山”就这么拱手让人，于十一月二十四日组织了宗社党，以肃亲王善耆为精神领袖，以维护宗庙社稷为宗旨，反对共和。有的蒙古王公扬言要组织敢死队进京“勤王”；恭亲王溥伟、镇国公载泽甚至有借外国兵对抗民军的想法；一时京城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良弼在宗社党人中还是比较理性的。武昌起义初期，在有些起义军控制的城市如西安出现了滥杀满族妇孺的现象，于是清廷中有人提议“尽逮京城汉人，骈戮于市”，以震慑南方民军不敢再加害满人。良弼听说后立刻赶到宫门求见载涛，称“此适足激全国之愤、助民军成事而自速其亡”，是不仅令宗庙不保而且还会被灭种的昏招；“言次愤慨，流涕被面沾衣，襟袖尽湿。载涛为之动容，立入奏，......决罢是议。”
革命党中的有识之士也很器重良弼的才干，期望他能转变立场，为共和效力。十一月十三日（公历1912年元旦），吴稚晖从伦敦回到上海，孙揆均去接他，吴说：“满洲如何不亡？以端方之势力手段，可为竭忠尽能于满室矣，乃以不相干之照相事而褫之；以良弼之知勇，仅以一协统縻之。满洲如何不亡！” 由于革命党已把“驱逐鞑虏”的口号改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钮永建在程德全府中对孙揆均说：“赉臣在满洲人中甚有学识，此君终当留之；组织满、蒙，非此人不可。”
这一天正是段祺瑞率北洋将领四十七人通电兵谏的当天。袁世凯先是与没有参加兵谏联署的北洋旧部徐世昌、冯国璋、王世珍等致电段祺瑞勿轻举妄动，随即在东城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内阁总理府邸召开内阁会议，出示段祺瑞的通电，令
各人表态。据当时署理外务大臣的胡惟德（字馨吾，浙江吴兴人）回忆，良弼也在同意赞成共和的名单上签了字。 袁世凯让良弼去说服善耆，良遂去北新桥附近的船板胡同肃亲王府，深夜才回到西城大红罗厂。彭家珍见良弼的马车回来，令一随从递上崇恭的名片；良弼正在诧异中，彭家珍投出炸弹炸断良弼左腿，自己同时罹难。
良弼昏厥两小时后醒来，对他的家庭教师康联瞿说：“我辈军人，以身许国，生死固早置之度外。我死不足惜，惟清廷宗社，从此灭亡，甚为痛惜！上年我奏请释放党人、请开国会，均不我听；今秋变起，请以禁军赴前敌效死，自限一月即克武汉，又不我用，而委之荫昌。内庭纷争、外患四起，我宗社之亡将无日也！我见政府不可为，始组织宗社党，甫有头绪，欲实力进行；而我遂受此惨痛，我死，清廷亦随之亡也！刺我者已死，我知之也，知我杀我，我不恨彼，我实钦之、佩之，好英雄也！真知我也！” 良弼请日籍医生从膝盖处锯去伤腿，又向清廷请了十五天假在家养伤，但三日后突然不治。有传言说是因为喝了有人进献的药酒，又说献酒的人是袁世凯的亲信、时任内务大臣赵秉钧（字智庵，河南汝州人）所推荐。传言是否属实，很难考证了，但良弼的死因比较靠谱的说法是脑血栓，手术后引发脑血栓的病例并不罕见。
良弼一死，满清权贵人人自危；善耆躲到旅顺的日本租界，载涛闭门不出，良弼的亲朋故旧都不露面了；廉泉、孙揆均远在南方，只有当初西城寒食的座上客陶仁荣从天津赶来帮助料理后事。孙揆均写了挽联：
满清二百八十年江山，一馁横飞，北府六军齐解体；
辛亥五月廿九日轮舶，片时小别，南湖万柳共伤怀。
至此，清朝必亡的宿命已无人可挽回了。载沣早已辞去了监国一职，清廷能说了算的只是隆裕太后一人。袁世凯托病不出，赵秉钧等连哄带吓，本来就没有什么主见的隆裕此刻关心的不再是什么江山社稷，而是她母子的身家性命，于是在辛亥年腊月二十五日（公历1912年2月12日）宣布正式逊位。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终于画上了句号，后来虽然有过袁世凯登基、张勋复辟、溥仪偏安等闹剧，但都是死水微澜，不成气候了。
尾声
以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在最后常用字幕告诉观众电影中人物的最终结局；本文记录的是真实人物在辛亥年内的剪影，在此也简略叙述一下主要人物在辛亥之后的归宿。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签发了《大总统抚恤吴张周三烈士令》，追赠吴禄贞为大将军、抚恤一千五百元；吴禄贞夫人景静淑用这笔款偿还了正金银行的房贷。由黄兴、汤化龙、蓝天蔚、李书城、黄恺元、廉泉、孙揆均等联名发起，于1912年3月14日（夏历正月二十六日，即吴禄贞三十二周岁冥诞当日），在上海张园 举办吴禄贞追悼会，景静淑携子女参加。孙中山亲撰祭文：
维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十四日，临时大总统孙文遣耿觐文、陈宽沅以清酌庶馐之仪，致祭于故燕晋联军大都督吴公禄贞之灵，而告之以文曰：
荆山楚水，磅礴精英，代有伟人，振我汉声。
觥觥吴公，盖世之杰，雄图不展，捐躯殉国。
昔年东海，谈笑相逢，倡义江淮，建牙大通。
契阔十年，关山万里，提兵燕蓟，壮心未已。
滦州大计，石庄联军，将犁虏庭，建不世勋。
猰貐磨牙，蜂虿肆毒，人之云亡，百身莫赎。
泉下同袍，惟周与张，庶相民军，恢复旧疆。
邦基始建，公目未瞑，敬奠椒桂，以酹忠魂。
哀哉，尚飨。
黄兴挽吴禄贞：
李北平之将略，韩侍中之边功，大厦正资材，
公缓须臾，万里早空胡马迹；
罗斯伯其激昂，来君叔其惨烈，二难同赴义，我悲后死，九原莫负故人心。
上联是称赞吴禄贞维护延边主权的功绩：其中“李北平”指西汉著名将领李广（曾任右北平郡守），匈奴畏惧不敢犯边；“韩侍中”指北宋名臣韩琦（侍中是官名），他率军防御西夏，西夏人闻之胆寒。下联是哀悼吴禄贞被刺杀之壮烈：“来君叔”即来歙（字君叔），是东汉名将，在讨伐公孙述时被公孙述派来的刺客刺杀；“罗斯伯”的典故待考。
孙揆均挽吴禄贞：
天之将丧未如何？母奚恃乎？嗟予季在？
死而无知亦已矣，鬼犹雄也，还我头来！
上联写吴禄贞母子情深；“天之将丧”、“母奚恃乎”、“嗟予季在”分别出自《论语·子罕》和《诗经》的《小雅·蓼莪》、《国风·魏风·陟岵》，这里转意为“难道这是天意吗？母亲靠谁抚养呢？我的小儿子，你在哪？”下联是赞吴禄贞“死亦为鬼雄”，怒斥刺客割去其首级到主使者处请功的卑劣行径。
1912年春，廉泉、吴芝瑛探访慰问吴禄贞母亲。吴太君“一恸几绝；......意欲紫英为写诗稿以垂不朽；紫英已含泪应之。” 于是吴芝瑛亲手抄写了吴禄贞的《征西草》和《戍延草》，石印出版了《吴烈士遗诗二卷》。 孙揆均为诗集题诗五首，此处录其中二首：
吴津雪花大如掌，一读君诗痛不禁;
图们江月玉关柳，无数悲凉共此心。
魂魄应归云梦泽，英灵不散石家庄；
辛亥九月十六夜，难得同袍周与张。
良弼的墓在安定门外干杨树（今北四环东路、北苑路和安慧路之间，如今已是居民楼林立）。1921年1月，廉泉和孙揆均在良弼罹难九周年之际曾去扫墓，孙赋诗一首：
地老天荒不可思，当年心事几人知？
明灯小别津门夜，寒雨雄谈石版时；
苍狗白衣自终古，支鸡絮酒痛来迟；
廉公高义世无敌，百尺红罗纪念碑。
清乾隆帝为笼络汉族民心，曾表彰一些抗清殉国的明代旧臣，给史可法、黄道周分别追加了忠正、忠端的谥号。民国政府成立后也照模学样，为在辛亥革命中死难的清代旧臣如赵尔丰（赵尔巽之弟，辛亥革命前的四川总督）等“恢复名誉” 。然而良弼的名字始终是禁忌，可能是因为宗社党仍在积极从事复辟活动。廉泉看不过去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宁犯当世之不韪，求吾心之所安。” 1922年，他与北京潭柘寺方丈纯悦法师商议，把该寺在城里的下院翊教寺的东院辟成良弼的祠堂，并想通过载涛请溥仪给良弼加封个谥号；但溥仪经历过张勋复辟的闹剧，不敢再多事了；于是廉泉联合吴稚晖、钮永建、孙揆均等十人，“私谥”良弼为忠靖；黎元洪、徐世昌、张绍曾、徐绍桢、载涛等一百多人联署赞同。廉泉把私谥、建祠的事记录在《天荒地老录》这本小册子中。
黎元洪题的挽联可谓恰如其分：
一木何能支大厦？
九原吾亦悼斯才。
孙揆均的挽联追述了他与良弼的交往：
抵掌数人才，风雪连床南苑；
怆怀作寒食，莺花三月西城。
廉泉也想请孙中山支持此事，孙中山以“今帝毒未清，人心待正；未收聂政 之骨，先表武庚 之顽，则亦虑惶惑易生、是非滋乱也”为由婉拒。
彭家珍罹难后，被草草葬在德胜门外的一块义地。1912年8月，民国政府在农事试验场（今北京动物园）安葬了彭家珍和行刺袁世凯失手遇害的杨禹昌、黄芝萌、张先培三位烈士，孙中山亲临了葬礼。1966年8月墓被夷平；1991年9月，应烈士后裔请求，在原址立了一块碑石，提醒人们这里曾有过一座气势恢宏、堪称地标的“彭杨黄张四烈士墓”。
1936年，冯玉祥在北京海淀温泉镇附近的显龙山麓修建了滦州起义纪念园，包括纪念塔、纪事碑、纪念堂和王金铭等14名烈士的衣冠冢。纪念园后来也被破坏，于1981年修复。
民国成立后，张绍曾出任绥远将军，曾制止了内蒙王公制造分裂的阴谋；他反对袁世凯称帝，支持蔡锷讨袁；1923年黎元洪任总统时，他出任内阁总理，后随黎元洪下野。1928年被据传是张作霖派遣的刺客暗杀，葬在北京西山卧佛寺附近（今国家植物园内）。
蓝天蔚在辛亥革命后始终站在革命阵营一边，他先后参加护国战争（反对袁世凯称帝）、支持讨逆（讨伐张勋复辟）、参加孙中山在广州建立的护法军政府，不幸于1921年在护法战争中罹难，葬在武汉东湖伏虎山烈士陵园。蓝天蔚墓也曾被破坏，于1981年重修。
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总统时，任命程德全为内务总长；袁世凯当总统后，程又回江苏任都督。二次革命时他被黄兴推举为南军总司令，但他不愿与袁世凯撕破脸，不肯就任，然而还是被袁世凯解职。此后他潜心事佛，受戒于常州天宁寺，法名寂照，1930年圆寂。
辛亥革命后，顾忠琛继续追随孙中山，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任陆海军大元帅，把广州政府能控制的军队都改称讨贼军，顾忠琛曾任讨贼军第四军军长。惜顾忠琛晚节不保，参加了汪伪政府，出任监察院副院长、院长，1945年病逝。
在本文提到的辛亥革命元勋中，吴稚晖和钮永建得以长寿善终。吴稚晖去世后，骨灰撒在金门岛附近海域，岛上修了一个纪念亭，蒋中正题写碑文“吴稚晖先生水葬纪念亭”。
民国成立后，善耆一直住在旅顺，他曾倾其家产，购买军火，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旨在分裂中国的“满蒙独立运动”，以图复辟清室，但都以失败告终，善耆也抑郁成疾病亡。
与之相反的是，在民国期间，载涛长年隐居在北京小汤山，不被高官厚禄所引诱，不参与宗室贵族的复辟活动；在日本侵华时期，他拒绝到伪满洲国任职。由于他对养马、驯马颇有心得，1950年被中央军委任命为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为军马场的建设做出了不少贡献。载涛是京剧票友，工武生，尤擅猴戏，在舞台上饰演美猴王活灵活现；殊不知在舞台下，这位前清的郡王衔贝勒爷，也真当上了“弼马温”。
作者阮祖望，孙揆均外孙。1945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美国普度大学博士。曾任摩托罗拉公司网络系统部中国研发中心总工程师、北京大学软件与微电子学院兼职教授。现已退休，居亚特兰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