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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之璋先生
会场一角
武之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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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之璋先生演讲实录
我在南京一共住了四年，从胜利后的四五年到四九年。在南京读过一年的小学。我的南京记忆非常丰富。因为刚好是记事的年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出生那年早产了一个多月，在那个年代，早产是严重的事情，为何早产呢？因为我妈妈在洛阳跑警报，摔了一跤，结果我提前出世。因为提前出世，所以小时候身体不好，有一点孤独，有一点自闭，很少讲话。所以就观察别人、羡慕别的小孩子，那么小就是一个旁观者，反而记忆就多了。所以南京的事情记得很多。
我在这里讲几个小故事，记忆深刻的关于吃的方面，第一个是“糖炒栗子”，用一口非常大的锅，里面放一些沙，用一把非常大的铲子，哗啦哗啦炒。口味不太记得，但鼻子的记忆还记得，因为栗子炒起来，几条街都是香的。另外，半夜（我说的半夜就是八九点），妈妈常常让佣人到街上买油茶。油茶是什么东西呢？我记得很清楚，一把非常大的茶壶，用布卷包得密密麻麻、严严实实，壶里面的油茶不容易凉，每次买来都滚烫滚烫的，冬天的晚上，一碗喝下去，非常快乐。
还记得姐姐带我们去玄武湖。我们经常把船划到荷花堆里。尤其秋天的时候。我们常常偷莲蓬，船下可以捞到菱角，非常美好的记忆。这类的记忆很多很多。
这类的记忆对我来讲，到台湾以后，就变成了可贵的珍宝。因为我的同学——大陆来的外省同学，多半对儿时没有什么记忆。本省同学对大陆更是不了解。我一提南京，风土人情，点点滴滴，同学都傻眼了，插不上半句话。我经常和同学们说，南京可是一个好地方。龙盘虎踞！同学就问我，什么是龙盘虎踞？我说你白痴啊，连龙盘虎踞都不知道。其实我也不懂。可我记得这个词，用这个词来唬人。唬得同学一愣一愣的。
南京记忆奠定了我一生吹牛的基础。南京记忆太珍贵，同学很少有人了解南京。
但是好景不长，我们在南京住了四年，忽然有一天，半夜，爸爸妈妈说，赶快走路，穿衣服走路。我们就上了一部军车，往南开，开到了嘉兴。本来一直往广州走。可是在嘉兴碰到妈妈生产——生我最小的一个妹妹。在嘉兴住了两三个月。所以我有非常美好的嘉兴记忆。嘉兴是鱼米之乡，我最记得嘉兴的豌豆花，豌豆开花的时候非常美，五颜六色的，豌豆枝很软，风一吹，豌豆叶啦，花啦，像蝴蝶一样飘呀飘的。
从基隆下船，大人忙着办入境手续、搬行李，我在码头上，看到左一堆右一群的小朋友在玩耍。入境手续办好以后，我们全家连同行李，坐上一部大军车，一路颠簸，尘土飞扬，到了瑞芳，住进一幢三层楼的小洋房。车上我跟妈说：“台湾小孩好可怜！”，妈妈就问。“为什么？”我说： “我在码头看了半天，那么多的小孩没有一个人穿鞋。”真的，当时台湾小朋友很少人穿鞋。而我们在南京小学，规定要穿皮鞋、袜子，礼拜一规定打领结。礼拜一要唱国歌。所以到了台湾，发觉小朋友都赤脚，很多穿短裤，甚至上身不穿上衣，我就觉得我怎么来到这么一个奇怪的地方。
我在这里讲几个小故事，记忆深刻的关于吃的方面，第一个是“糖炒栗子”，用一口非常大的锅，里面放一些沙，用一把非常大的铲子，哗啦哗啦炒。口味不太记得，但鼻子的记忆还记得，因为栗子炒起来，几条街都是香的。另外，半夜（我说的半夜就是八九点），妈妈常常让佣人到街上买油茶。油茶是什么东西呢？我记得很清楚，一把非常大的茶壶，用布卷包得密密麻麻、严严实实，壶里面的油茶不容易凉，每次买来都滚烫滚烫的，冬天的晚上，一碗喝下去，非常快乐。
还记得姐姐带我们去玄武湖。我们经常把船划到荷花堆里。尤其秋天的时候。我们常常偷莲蓬，船下可以捞到菱角，非常美好的记忆。这类的记忆很多很多。
这类的记忆对我来讲，到台湾以后，就变成了可贵的珍宝。因为我的同学——大陆来的外省同学，多半对儿时没有什么记忆。本省同学对大陆更是不了解。我一提南京，风土人情，点点滴滴，同学都傻眼了，插不上半句话。我经常和同学们说，南京可是一个好地方。龙盘虎踞！同学就问我，什么是龙盘虎踞？我说你白痴啊，连龙盘虎踞都不知道。其实我也不懂。可我记得这个词，用这个词来唬人。唬得同学一愣一愣的。
南京记忆奠定了我一生吹牛的基础。南京记忆太珍贵，同学很少有人了解南京。
但是好景不长，我们在南京住了四年，忽然有一天，半夜，爸爸妈妈说，赶快走路，穿衣服走路。我们就上了一部军车，往南开，开到了嘉兴。本来一直往广州走。可是在嘉兴碰到妈妈生产——生我最小的一个妹妹。在嘉兴住了两三个月。所以我有非常美好的嘉兴记忆。嘉兴是鱼米之乡，我最记得嘉兴的豌豆花，豌豆开花的时候非常美，五颜六色的，豌豆枝很软，风一吹，豌豆叶啦，花啦，像蝴蝶一样飘呀飘的。
从基隆下船，大人忙着办入境手续、搬行李，我在码头上，看到左一堆右一群的小朋友在玩耍。入境手续办好以后，我们全家连同行李，坐上一部大军车，一路颠簸，尘土飞扬，到了瑞芳，住进一幢三层楼的小洋房。车上我跟妈说：“台湾小孩好可怜！”，妈妈就问。“为什么？”我说： “我在码头看了半天，那么多的小孩没有一个人穿鞋。”真的，当时台湾小朋友很少人穿鞋。而我们在南京小学，规定要穿皮鞋、袜子，礼拜一规定打领结。礼拜一要唱国歌。所以到了台湾，发觉小朋友都赤脚，很多穿短裤，甚至上身不穿上衣，我就觉得我怎么来到这么一个奇怪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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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我们搬的地方叫瑞芳，瑞芳在清朝到民国初年是一个非常热闹的镇，这个镇因为产金产媒，也非常的热闹。
我就在瑞芳读了一年的小学。很快学会了台语，讲得和台湾人一模一样。一年小学后，我又搬到台北读小学——什么小学呢，军眷子弟小学。这个小学一个台湾人也没有，全部都是外省人，军人子弟、公务人员子弟。所以读了五年，我的台语又忘了。
大概有五年的时间，我们家过得非常穷困。我们家八口人，五个兄弟姐妹、爸爸妈妈、爸爸有个姑妈和我们一起来台湾，还有七个老部下，十几口人。爸爸到了台湾后，首先向国防部报到，国防部给他一个高参的名义，高级参事。高参是上将以上的职务。爸爸愤而不接受，非常气愤。他心里想，我在北伐时代就是少将了，现在给我高参，高参是吃闲饭的，类似顾问。我不是吃闲饭的。不接受。后来向内政部报到，内政部给他一个参事的名义，他也不接受。他说参事也是吃闲饭的。我爸爸这个人呢，人很耿直，读书有他聪明的地方，可是也有他很愚笨的地方。比如说，他在台湾的工作问题，完全是昧于整个大势。其实到台湾，四五亿人的政府，这些官员跑到台湾，台湾只是六百万人的小岛，容纳四五亿人的官员，你还有什么资格挑挑拣拣呢？结果两个职务都没有做，没多久就病倒了，一病就病了两年。两年的时间，妈妈就靠变卖从大陆带来的首饰。好大一颗钻戒，卖五百块台币。因为当时，台湾人没有人有那么多钱，也没有人懂钻戒。卖金条，也没有人买得起一整条。菜刀“哐啷”剁下一块，拿去银楼称，卖个两百块三百块台币，就这样，把所有值钱的东西卖光了，我爸病好了。他得的是急性肾脏炎，全身浮肿，头肿得比西瓜还大。当时到基隆一个很好的医院去看病，妈妈问一个很好的医生：“我先生的病情怎么样？”那个医生皱眉。皱了半天。说，这个病也有好的。意思说这个病多数治不好的。
我爸爸病好后，向国防部报告，国防部对他说，你报告的时间太晚了。你算是失联军官。失联军官要重新审核官阶。结果一审，审了一个上校，上校的薪水可以有200块台币。可以养活家里人。那么多人要吃饭啊。可是想了半天，我爸爸又不干了。他说万一，我在街上碰到一个老部下，他阶级比我高，我还要向他敬礼。这个太难堪了。后来到内政部，内政部连个工友的缺也没有。不要说参事了！
志愿者“金陵佛“”凝神倾听
《开卷》主编董宁文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