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野山头花竟艳，钟声响处落花飘。然而，清风何尝不使花摧折，又岂可恨敲钟人的无情？有人喜欢把枝头盛开的花朵当作白云来欣赏，有人愿意把纷飞飘零的落英当作白雪来怡情。皆因各人的心境不同，因而赏花的情趣亦各异。但花本无心，与此何干？我愿此生为花。
花固可以成为与白云媲美的枝头繁花，也可以成为和白雪争洁的缤纷落英。但是，在我来说，这都不过是逝去的梦，一去不复矣。如今，我岂不是沾满泥土的落花！
啊！半生梦觉思落花。对镜自照，不禁笑道，你的相貌颇不凡，而志气为什么这样颓唐；风度似亦英俊，而才能为什么这样鲁饨；你的身躯徒然高大，而胸襟狭小如豆；行为虽似磊落不羁，奈何感情却如妇人。你终非什么天下的英雄！
啊！无用之人，只有你和我。让我们同唱落花之歌，共奏落花之曲吧！武藏野之花（此为一借喻，以武藏野之花喻艺妓留誉，因宫崎滔天与留香曾有—段恋情），也曾想过要攀折，但是啊！ 但是……
我的母亲年逾七旬，依然住在故乡。假如她听到我唱落花之歌，不知将有什么感触！与母亲同住在故乡的妻儿，犹日夕茹苦含辛，维护着其夫其父的旧梦。如果听到我奏落花之曲，他们会说些什么呢？回去吗？市藏和兵吉会怎样想呢？回去的话，故乡的山河又会怎样迎接我呢？
距加藤肥州（加藤清正，系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0 的武将，事丰臣秀吉1536-1598 ,领有肥后地方，今熊本县，因此人称加藤肥州）的遗迹银杏城（银杏城即熊本城，在熊本市中央，加藤清正于一六〇一年所建）西北七十余里，沿着漫长的长州大道，走到将近筑后（今福冈县）边境的地方，有一个小村落， 名叫荒尾村，那里民虽贫而纯朴，地虽瘠而形胜。我就出生在这个寒村中的名门，古时所谓乡士的家庭里。人们尊称我为老爷，清晨东眺当年小岱八郎行平（小岱八郎行平，1185年（文治元年）领肥后国下向、小代、 筑梅尾城、简狱城）。所居住的城堡七面峰；傍晚隔着惊涛拍岸，直临足下的有明湾，西望肥前（今长崎县与佐贺其之地）的温泉，多良二峰；俯仰之际，每放声高歌，唱出“英雄起处地形好”之句，然而如今竟落魄若此。呜呼！是山河负我， 还是我负山河？英雄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呢？
家父在我十一岁时便去世了。他的事情，我虽然记忆不多，但是还依稀记得他曾开设武学馆，传授子弟们剑术。也记得他用马驮着母亲手种的西瓜，挨户送给村中的老者和病人。有时他喝醉酒，便旁若无人地引吭高歌，佯狂起舞， 那种使人畏栗的形象还历历如在目前。其中印象最深使我永世不忘的，就是他经常摸着我的头反复地对我说：“要作英雄，要当大将！” 每当我的手触及金钱，他便严厉地斥责说：“这是乞丐的行为。” 母亲也深受父亲的影响，性格刚强，经常教导我说：“死于枕席之上，是男儿的奠大耻辱。” 此外，举凡我的亲戚故旧以及乡老村媪等，也无不极力鼓励我说：“要以哥哥为榜样。” 他们所说的哥哥，是指我的长兄八郎（1）。他在明治初年，主张自由民权，浪迹四方，明治十年（1877年） 参加了西乡之乱（2），战死于沙场。当时我虽不知道大将英雄是何等人物，却想要当大将，作英雄：并不理解自由民权为何物，却认为自由民权是好事。并且对官兵、官员等凡是带有 “官”字的人，我一律目之为盗贼坏人，凡称“贼军”“谋反”者，反视之为大将豪杰。唉！是家庭对我不好呢，还是我对家庭不好呢？使我今天落到如斯地步！
我们同胞一共十一人，八男三女，我是最小的。在这十一个人以外，听说还有一个过继的哥哥，但始终没有见过。据母亲说：父亲本想叫这个过继哥哥继承家业，让自己亲生的儿子，受到一定的教育后，任其自便，不加约束，自己则静观他们的发展，以娱晚年。可是，那个应该继承家业的过继哥哥（3），却又老早弃家离藩，流浪四方，日后参加长州派，在蛤御门的战役（4）中阵亡了。其余的兄弟也大都夭折。到父亲逝世时，只剰下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当时姐姐俱已出嫁， 两个哥哥就学于邻乡某私塾，我在邻村某小学上学。我在习字作文的作业中，因滥用自由民权的字句，不知多少次受到老师申斥。但是这个“毛病”却不是老师的申斥所能纠正的。十五岁小学毕业进中学以后，同样的“狂态"依然未改，以致屡遭校长和老师谴责。尤其是饱受同学们的歧视，经常在黑夜中被他们殴打。
在我进中学的时期，大哥（5）游学东京，二哥（6）负芨大阪。家中只有母亲带着一个叫阿仲的忠实女仆支撑着门户。 父亲平素不善理财治产，而且怜贫好客，以致到了晚年，弄得家计大乱，几至不可收拾。毋亲以一个女流之身，接管了这样一个家庭，还要设法供三个儿子求学，煞费苦心是可想而知的。有时我回家取学费，发现她暗中使人把被褥蚊帐等物送进当铺，我也不知多少次躲在房中涕泣。克服如此的难关，并使我们得受一定的教育，母亲身心的劳苦，自不待言，而帮助母亲整顿家业的实为村中的长者彦代梦老人。如 今这位老人已经去世，他的儿子千马继承了家业，至今依然秉承乃父遗志，时刻关怀和帮助我们这个没落的家庭。他不仅是我本人和我家的恩人，而且也是这个世风浇薄的时代中一位不可多得的义人。
（1）宫崎八郎（1851-1877），为滔天的长兄。名真乡，通称八郎。 本为次身，因长男武平早逝，故称长兄。十二岁入月田蒙斋之门。 其后入藩校时习馆。一八七〇年（明治三年），获选游学东京，在尺振八的共立学舍、西周的育英舍学英语之学。后曾参加西乡隆盛的征韩论阵。一八七四年，日本出兵侵扰台湾（琉球生藩事件），他应召作战。归国后，正当自由民权运动高涨之时，因读卢梭《民约论》（中江兆民译）而大受感动，弃国权主义而顷向自由民权。曽有诗云：天下朦胧皆梦魂，危言独欲贯乾坤，谁知凄月悲风底，泣读卢梭民约论。” 同年末，在熊本设植木学校，学生五十余名，日授以自由之理，万国公法及汉籍。在校既高唱自由民权，复往外地演说开会，倡立民会，一时成为熊本地区自由民权运动的中心，因招官厅之忌，被迫停校。他虽参加西乡的反政府军，但最终希望则为实践自由民权。西南之役中，在八代萩原堤战死。接其死讯后，滔天父亲戒滔天兄弟以后要弈绝仕途。八郎的一生及其思想，对滔天有很深刻的彩响。
（2）西乡之乱，明治维新的功臣西乡隆盛（1827-1877），因征韩论不被采纳，于一八七三年（明治六年）辞官归里。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举兵反对政府，兵败自杀于鹿儿岛的城山。一八八九年 （明治二十二年）,受特赦，免除叛逆的罪名。
（3）本名为高木元右卫门（1833-1864），熊本县菊池郡人，幕末的勤王志士，为滔天的父亲收为养子，共后因奔走维新运动，离开佐嘉派的熊本落，投奔长州藩。
（4）蛤御门之役。一八六四年（元治兄年）七月，长州藩主毛利敬亲主张攘夷，派兵进入京都，声称清君侧，攻击皇宫外廓西门（即蛤御门）,为京都驻军所击败，世称蛤御门之变。
（5）大哥，即宫崎民藏（1865—1928）,号巡耕，为宫崎家的第六子，因余兄早逝，滔天呼为大哥。早年受其长兄八郎的影响，主张自由民权。他受业于柳川藩儒者盐谷岩阴的门人志贺乔木之门，与塾长立花小一郎为刎颈之交。立花以妹美以妻之。民藏对土地问题、社会问题甚为关心，尤醉心于亨利佐治的学说。一八九五年（明治二十八年）组织土地问题研究会，其后到美、英、法等国游历，考察其土地、社会与农业的劳工问题。归国后，在一九〇二年（明治三十五年）创立土地复权同志会，有会员五十九名。一九〇五年出版其主要著作《土地均享、人类之大权》〈新进书局刊，福本日南序〉，又在日本各地巡回游说，获得广大民众支持。一九一〇年（明治四十三年）因受大逆事件的牵连，同志会为当局所弹压，民藏逃往朝鲜，同志会陷于瓦解。一九一二年二月， 曾到中国滞留半年。直至一九二八年八月逝世为止，仍常往返中日两国之间，同情及协助中国的革命运动。民藏为滔天思想的真正理解者，也是滔天最大的精神支持者。
（6）二哥，即宫崎弥藏（1867-1896），因逃兵役，自小作岛津姓的养子，故又称岛津弥藏。为宫崎家的第七子，滔天呼为二哥。少游学大阪、东京，十七、十八岁时即有志于中国革命事业，与滔天抱负相同，其生平的思想和活动，滔天于本书中有详细记述。
中学的同学们，每谈到志愿，不是说我要作什么吏，便是说我要当什么官。当官为吏是他们唯一的人生目标。而我却认为官吏都是强盗，是坏人，视之为自由民权的敌人。所以与其说他们讨厌我，毋宁说我更讨厌——不，不如说蔑视 他们。可悲的是众寡悬殊，四面都是官军，只有我一个人是贼兵。不仅不能进求一战，还不得不经常退居于防御的地位。并且在教员当中还有两个梳发髻的神风连（2）的余党。尽管他们是温厚诚笃的君子，但在我这胸怀狹窄的自由民权者心目中，觉得受他们的教诲，就如同向敌人求怜乞食一样， 非常不愉快。于是在四面楚歌声中，我想出了一条妙计，托辞说服母亲，想从这个环境逃脱出来。逃到哪里去呢？目的地就是位于诧麻原头（3）的大江义塾。在当时顽固守旧的社会中，唯有它别树一帜，鼓吹自由民权思想以培养人材。
大江义塾是德富苏峰（4）先生创办的私塾，于是我就成了苏峰先生的弟子。先生不准弟子们称他为老师，令直呼他的名字。因此我们不称德富老师而呼猪一郎先生。课程虽由教员和猪一郎先生规定，却没有制定任何塾规，因而学生们便自己议定了塾规。这就是所谓“自治之民”了。同学们莫不乐于遵守塾规，奋勉学业。有的凌晨即起，足踏寒霜练习击剑；有的三更夜半，卧在被中探头读书。既有淇水老师（5）手抚白髯坐在破席之上讲授《道德原理》，又有猪一郎先生口沫横飞地讲述法国革命史。而且每逢谈入佳境，学生们便不由得呼啸起舞，甚至有拔刀砍柱者。尽管如此，猪一郎先生对这近乎狂乱的举动，并不制止。难怪我有脱出重围回到家园之感。特别使我惊异的，是每星期六举行讲演会的情景，不仅是年岁大的学生，甚至十二三岁的黄口孺子，也成了讲坛上的辩士。人人以辩士自居，理无不可，但其滔滔雄辩，却使人惊异。滔滔雄辩亦不足为怪，而其口中竟常征引罗伯斯比尔、丹顿、华盛顿、克伦威尔诸人的事迹，摭拾柯布甸与白莱特（6）的学说，眉飞色舞、反复驳难，真使一派先天的自由民权家也为之逊色。我当时虽也自认是自由民权家，唯仅知自由民权为好事，所谓大将豪杰与贼军叛徒者，与自由民权并不背离而已。至于其他，就不大了了。更何况什么克伦威尔、罗伯斯比尔、柯布甸，白莱特等，简直毫无所知。所以我虽然很想登上讲台发表议论，却又无话可讲，于是唯有 装病推托，或借登山郊游来逃避。我这先天的民权家，至此可谓技穷计绌了。
不错，大江义塾的确是我的理想之多，不，是处远比我的理想更进一步的自由民权的天国，因此我非常庆幸能得其所。只是，星期六的演说，是我唯一担心的事。托辞患病只能逃避两三次，到了五六次也就不好意思了。那么主动地登 上讲台吧，怎奈又无话可讲。于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短处，便自创一说道：“人到了必要的时候都能成为雄辩家，但是，事先练习，却不过是优伶之所为。”我这样高抬自己，才得维持自己是先天的自由民权家的声价。而这种论调终于变成了我的新信仰，并进一歩把修炼文章也归纳到这个理论中去，而放弃了钻研。我的文章所以拙劣，是有原因的。
我既然把练习讲演和修炼文章都看作是艺人的勾当，所以以前使我黯然失色的那些讲演家和文学家，在我的心目中现在也都是艺人了。也就是说六十多个同学，无一不是艺人，这还有什么值得可怕的呢？由是敬畏之心，一变而为轻蔑之念。不久，又有一个疑问涌上我的心头。他们开口便倡自由民权，提笔就论忧国爱民，公然表示为此不惜牺牲。他们的内心果真如此吗？这样就把一个本来应向自己提出的疑问加于他人，应向自己责问的难题求诸旁人。这究竟是为了发现他人的短处以自慰呢，还是想要看见旁人的缺点来改正自己的缺点呢？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由于有了这个疑问，便读不下书、睡不着觉，以至心烦意乱。我终于去找我认为是塾中第一个真诚的人松枝弥郎，请他给我解开这个疑团。我问道：“你为人真诚我是知道的，但是，不惜一死来报效国家，造福人民这种言论，是否出自真心，而无半点私情？或者是多少受到一些功名的驱使呢？请你对我说出真情实话。”
他听罢，哈哈大笑道：“一个人岂能没有名誉心呢？人的一切活动，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名誉心。以我来说，全身都是名誉心。”他的确吐露了其情。我听了这番话不胜惊愕，想不到他这样人也竟然如此！因此我又问道：“那么，猪一郎先生呢? ” 他断然回答道：“猪一郎先生追逐名誉之心比我们还要强烈。” 这时我脸上可能露出了失望的表情，他似乎有意安慰我说：“ 不必在这些没用的事情上劳神！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只要能立大功，扬盛名，则死亦何憾？何必再顾虑其他呢。” 然而，这些话并不能安慰我的心。
我想，如果说为国家人民而死，那才是崇高的。如果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死， 岂不是一种利己主义吗？是的，他们是所谓挂羊头卖狗肉的骗子。连猪一郎老师也是如此的话，那么天下的人就可想而知了。于是我便成了一个独断的推理家。也就是说，我不仅蔑视同学，还蔑视了猪一郎先生。不仅是猪一郎先生，甚至也蔑视了天下的志士和古今英雄豪杰。不久，我反躬自问，对自己的心理状态做了检查，发现我不知自由民权为何物，而竟大言不惭,不辨权利平等为何事，而竟放言髙论。于是我的疑问便在一瞬之间，顿然解决。我不过是自由民权的奴隶，较之空弹珠泪、演说自由民权的同窗同学，更为卑鄙可怜。为此，我就不得不以蔑视同学的心情来蔑视自己了。是的，我蔑视自己。结果就颓丧失望，苦闷忧郁，以至于寝食俱废。呜呼！我抛弃了假我，却没得到真我。此心恰似断线的风筝，飘摇于空中，不知所之。此身宛如失群的羔羊，哀鸣于荒野，无所适从。最后，竟至于自暴自弃。以为在这五六十年的浮生中，哪有什么值得认真去做的事？唯一可做的，是任凭意之所欲，情之所动，了此一生而已。我拿起照别人的镜子自照，却发现了自己的丑相，不知不觉地陷入人生哲学的大怀疑之中。
啊！自暴自弃，是一个人最危险的境地，人到了无所求，无所欲，就会无所不为了。天下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得住它呢？然而当他走不到应到的地方，取不到应得的东西，胸中便会为一片悲愁所填塞，内心便有说不出的苦楚。以苦 逐苦，迷乱自生。迷苦错综，与日俱增。这样最后就会变得自暴自弃，在自暴自弃的内心深处，常会燃烧着悲观的火焰。但当这悲观的火焰在燃烧时，一旦触到真机，反可豁然进入正道。要不然，也就不过烧死以终罢了。因此我说，自暴自弃不一定是致命伤。这正是生死一发的歧路，唯有命运之神在主宰着。
我已经成了自暴自弃的孺子，站在这最险最苦的境地，我所为何哉？我好上了酒，故到市中去买醉。又思吃美味，故甘犯塾规，到鸡牛肉馆去大嚼。血气方刚，情窦初开的我，倘若当时有点金钱，又有同伴熟悉门路，说不定已经成 为青楼买欢的狎客了。但是当时我一个月只有三块钱，连鸡、肉、浊酒尚且不能饱餐，又怎能作北里之游呢？但若要勉强而为，也未尝没有办法，那就是干盗匪去。我既已摆脱了名誉的束缚，且进而冲破道义的藩篱，眼中再哪有是非善恶之分。加以自弃的情绪昂扬，就算做盗匪，于理亦无不可。然而我终能悬崖勒马，回顾过去，这是我稍觉自慰的事。
我原本认为是自由之乡的大江义塾，现在却变成了束缚我的不自由的地方。大江义塾的骗子们，看见我带着酒气归来，便大加责难。那些名誉的奴隶们，知道我出入鸡牛肉馆，更以恶言相向。而我这个自暴自弃的小子也瞧不起他 们，不愿在那个环境留下去，于是我便借口学习德文，骗过母亲和大哥，离开了大江私塾，飘然一身，到首都去过流浪的生活。
（1）大江义塾，为明治初年欧化主义者德富苏峰在熊本所设的私墊， 广泛俯授和、汉、洋三种学问而以政治为敎育的重心，兴盛时有学生三百名。师徒均以天下国家为已任，充分发扬自由自治的学风。滔天于一八八五年（明治十八年）八月入学，至翌年三月仍有缴纳学费在学的记录。
（2）神风连，亦称敬神党，一八七六年（明洽九年）在熊本地方组织的政治团体，尊崇神道，排斥外国人，认为明治政府的政治有辱日本国体，掀起暴动，袭击镇台和县属，但不久即被平定。
（3）诧麻原头在熊本市东部，现为熊本飞机场的一角。
（4）德富苏蜂（1833—1937），名猪一郎，熊本人。熊本洋学校及同志社難业，为基督教徒。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创立大江义塾于乡里，早年思想相当西化，受英国曼彻斯特派学说影响甚深。 后至东京创刊《国民新闻》及《国民之友》，逐淅转为国粹主义者， 唱国权主义，为军阀侵华多所张目。
（5）洪水老师，即德富苏峰之父德富一敬（1822—1914 ），德富家世代为肥后熊本藩的卿士，在横井小楠门下受汉学，担任大江义塾的汉学教授。
（6）柯布甸（Richard Cobden, 1804—18£5）与白菜特（John Bright, 1811—1889），十九世纪英国曼彻斯特派自由主义者。主张自由贸易，要求废除谷物法。明治前半期，在日本显彰二氏的学说者为德富苏峰。
我抱着所谓自暴自奔的大决心，来到了繁华热闹的都城。命运之神将如何对待我呢？我最初投奔一个同乡友人，住在他的公寓里。眼里所见到的事物没有一件不是新奇的。特别使我吃惊的是这个朋友的变化。我看见他那外貌，首先 吃了一惊。从前他是一个短发敝衣的壮士，现在却把头发左右分开，穿上了盖过脚面的廉价绸衫。一而镜子在桌子上占了最正面的位置，原来象赤铁一般的面色，现在竟变得宛如死人一般苍白。和他一起去洗澡时，只见他用香皂擦脸也花上 1个小时。更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同伙之间的谈话，不久以前还是口角飞沫地高谈自由民权和忠孝仁义的那张嘴，如今却会为了评论娼妓、歌妓以及游戏场和饭馆的女侍而喋喋不休，评论的结果总是要去实行。由于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有自暴自弃的大决心，因此，初时对我还有所顾忌，不愿吐露秘密；不 久又觉得瞒不下去，且怕我向家乡写信，遂主动地向我说了实话，求我不要泄露，最后更试图引诱我加入他们一伙。我既然已经怀有所谓自暴自弃的大决心，如果就这决心而言，这岂不是个绝好的门路和极佳的向导吗？理应接受这种引诱才是。可是我却拒绝了，坚决拒绝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理由，只觉得对他们有一种说不出的憎恶，只觉得一听到他们的谈话或见到他们的外貌和行为，便要作呕。是的，我终于连和他们见面都讨厌了。因此我便离开那个公寓，寄宿在一个私塾里，和他们断绝了来往。
西乡南洲（1）说“学校是教育英才的地方，不単要他们成为一乡一村的俊彦，更要使之成为天下的豪杰。” 我也认为学校应该是如此的。但是，我之所以到那个私塾去寄宿，实际上是另有企图的。既不是为了锻炼身心当天下的豪杰，也不是为了读书习字成一个学者。我的主要目的是要远离那些可厌的朋友和他们那种令人不愉快的态度，谈话和行动。坦率地说，是利用教育英才的学校作为我这个自暴自弃的小伙子的廉价公寓。利用的方法是对了，但是在主要的目的上，却失败了。也就是说，躲开四五个可憎的朋友，却遇上四五十个更可厌的人。正如爬出了泥坑，又掉进了茅厕，事实证明这个学校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廉价公寓，而是一群色鬼的乐园。到了这个地步，我不知多少次兴起了“浮世昔所忧，今也犹怀恋”的慨叹。昔日使人感到穷蹙的不自由乡的大江义塾，以及看来是一群自由民权的伪君子的老同学，如今却常成为我这自暴自弃的后生小子的梦怀所寄。呜呼！天地虽大，奈何不容此身。自暴自弃的我，再变而为愤世嫉俗，三变而厌倦人生。每当夜阑人静的时候，内心常感到唯有自己遭天地万物所遗弃，不知多少次为此而暗地里饮泣落泪。
（2）此为中村敬宇所办的同人社，一八七三年（阴治六年）二月，开设 于小石川中村邸，以教授英学为主，与庆应义塾、同志社并尊。
当时大江义塾的同学荒木三保彦（1）也在这个学校上学，我每天和他游览首都的名胜，聊以舒展胸中的郁闷。一个星期日的傍晚，荒木又作了我的向导到处散步。归途中路过一所耶稣教堂，他邀我进去，我无心地跟了进去，又无心地听了所谓赞美诗。琴音何其瞭亮，歌调何其凄怆。我听了一会儿，心境已经象清澈明净的秋夜晴空一般。再看那些配合琴音歌唱的信徒，他们脸上那副轻松快乐的神情的确使我羡慕不已。当歌声既停，琴音亦止之后，一位牧师登上了讲台。 他所讲的是上帝存在论。我当时既不懂他说教的巧拙，现在也记不清他所讲的理论。只记得听了以后仿佛在暗夜中望见了光明，兴起了把一切奉献给上帝来度此一生的感想。我还记得他讲完道后所读的一节《圣经》。读完了《圣经》，又复听见嘹亮的琴音和凄怆的赞美诗，我真是如悲似喜，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激动得要哭出来。礼拜完毕后，我仿佛做梦一般走出了教堂，做梦一般跑到书店买了《圣经》和赞美诗，又象做梦一般回到学校翻阅《圣经》，找出牧师朗诵的那一节读起来：“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喑是何等大呢？……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 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旦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么？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2）一言一语都如利剑一般刺进我的心，每句每节莫不是我生命的源泉。我悲喜交集，感彻胸怀，终于哭起来了。哭了又读， 读了又哭，彻夜不寐，尽情享受悲喜交集的欢愉。难道这是因为命运之神还在眷顾着我吗？
自弃的孺子一变为有希望的小儿。一线曙光既已在望， 不一气直追以达到目的，是不能罢休的。在一个星期中间， 我不眠不休地把《圣经》，读了一遍。全篇的字句，象电一般打动了我的心弦。当我读到“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来丢 掉……”（3）这些辞句，我不由得战栗起来。当我读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4）等辞句的时候，又不禁欢喜雀跃。 然而和我同住廉价公寓的学生，却未能参透个中消息。他们有的冷嘲我忽然变成了用功的人，还有的挖苦我说严莫非是 要当耶稣教传道士吗？” 唉！可怜的色鬼们啊！你们还不知毁誉之外有道义，我却找到了；你们还不知肉体以外有灵魂，我现在却正在追溯它的本源。呜呼！你们还不知人类之上有上帝，我现在已逐渐找到了他。你们甘心作追逐脂粉之臭的苍蝇，安知我这春风贻荡，怡然自醉的心情？不错，今天的我已经不是昨天的我，今天的我既已至于此境，便纵有千百的詈骂嘲笑，又算得了什么？我真变成了宽宏大量的君子，不再是从前愤懑不平的人了。
快乐的星期日到了，我反而去找荒木一同到教堂去参加上午的集会，以呼吸新世界的清新空气，又参加了盼望已久的晚间集会。嘹亮的琴音澄清了我的心境，凄怆的歌声镇静了我的精神。我留心倾听着牧师的讲道，直到作完了礼拜，我才恍恍惚惚地走出了教堂。正当我满怀兴奋地独自走上归途的时候，忽然有人从身后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正是方才讲台上的牧师。我不由自主地向他施了一礼，他用非常亲切的语调向我说道：“一你实在是个应该受上帝恩宠的人，上帝一定会拯救你。我就住在筑地的四号馆，名字叫傅西亚（5），一 问就可知道。我和妻子住在一起，随时都欢迎你来。一切有关上帝的问题和基督的救恩，我都会详细地告诉您，这个您拿回去看着，就可以明白上帝的存在。” 他说着便拿出一本小册子递给我。我的确万分感激，真不知说什么才好，只有感泣行礼。分手以后，我象做梦一般回到学校，又象做梦一般打开那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以《基督教三纲领》为题，内容简単地说明了上帝的存在，人的罪恶和基督赎罪的三项问题，是一本耶稣教的入门书。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就去访问傳西亚牧师。他高兴地欢迎我，并给我介绍他的妻子和儿女，待我如同家人。“一见如故”这句话我虽然早就知道，可是亲身体会，这却是第一次。尤其受到一个外国人这样亲切的招待，更使我非常感动。何况他给我讲解《圣经》，他妻子还教我英语呢！从此我便毎天从本乡区的廉价公寓到筑地四号去学习。
光阴似箭，转眼到了盛夏。傳西亚牧师全家到闲静的地方去避署。廉价公寓里的人们，也各随己意换了住处。剩下的只有我和两三个与我情形相同、不能搬迁的穷学生。不过，我却丝毫没有羡慕他们，亦不以酷热为苦，因为我另有一个他们所没有的乐园。
正在这时，听说老师猪一郎先生来京，住在芝浦。于是立刻前去拜访。我固然有怀念老师的情意，且以前因自己的思想混乱，曾犯过对老师妄加评论的错误，所以很想见他一面，表白心里的歉意。但我不知为什么，竟变成胆小畏缩的人。面对老师，却没有勇气向他忏悔坦白，以求自己心安。 然而老师不仅不责备我的错误，反而把我叫到他身边，询问我的现状，他一向关心我的思想情况，当他听到我正在热衷于耶稣教时，便高兴地说：“ 我可放心了。”并且叫我搬到他那里去同住，又给我介绍他的朋友小崎弘道（6）牧师。于是，我 又成为小崎牧师的门生。每天从猪一郎老师芝浦的寓所，到小崎牧师家里去学习，这才逐渐对耶稣教教义有进一步的领会。
转眼暑假已过，到了学校开学、学生回京上学的时候，我又改变了主意离开那个廉价公寓的学校，进了早稻田专门学校（7）。当时猪一郎老师也决意久住东京，派他的高足人见市太郎（8）回去解散大江义塾，学生们迫随老师前来东京的很多，其中就学于专门学校的也不少，以前曾在心中侮辱过的老同学，现在却与我同住在帝都的一隅，大家共同回顾往事，引以为乐。当时家中毎月只能寄给我六圆钱，而每月的开支：膳费三圆，学费一圆八角，一共是四圆八角。所余的一圆两角用来购买文具和作零用。各种开支算除后，连买烤白薯作点心亦不容易，其窘状可知。同学中也有和我这种情况相同的，我们便一同和附近一家粉面店商量，约定每月两圆五角给我们包伙食，仍然住在宿舍。采用这个办法，可节省五角钱。五角钱是一笔巨款。我暗自庆幸这个办法的得当。但是，一个月后竟遭拒绝。说是 “饭最太大，划不来。” 我们不得已又和一家理发馆商量，他们马上答应下来。可是过了一个月又被拒绝了，理由和以前一样。无可奈何之下，我们只好在丰岛村租了一间六张铺席的小茅屋，自己开伙食。虽过着粗茶淡饭的生活，犹能心情愉快地努力于学业.
一家五口，都是大江义塾的老同学，故有“五贫轩”之称。然而实际上我却不觉得自己穷困，因为我另外拥有生命的粮仓。当时我每逢星期日便到小崎牧师所主持的番町教会（9）去听道、唱赞美诗，研究《圣经》以此为无上的快乐，而迈向新的生命。
秋去冬逝，我已经迎接了十七岁的春天。一天小崎牧师把我找去，说：“你也该受洗礼了，怎么样? ” 这本来是我的愿望。但是，引我入道的是傅西亚牧师，所以特别感激他，认为他是我信仰上的父亲。于是，我把这种心情吿诉了小崎牧师，并且说我想由傅西亚牧师施行洗礼，小崎牧师也体谅我这种心情，认为可以，并且徐徐向我说道：“ 傅西亚的教派是浸信会（10），在教会政治上和我们这一派大致相近，但在洗礼的问题上他们坚持一贯的繁文缛节。不过，在基督教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就按你自己的意愿吧。” 我以前不知道耶稣教也有这样五花八门的派别。初次听闻，不免稍觉迷惑。于是更迫问其缘故。当知道教会历史的概略以后，我才明白不得不有所选择了 。但是，我并没有多费考虑，便选定了公理会。因为它的教会政治是共和的，信条是自由的。曾经一度抛弃了的自由民权思想，至此竟吿死灰复燃，我毕竟还是个自由民权主义者。
我终于受了小崎牧师的洗礼，参加了信徒的行列。也就是说，我已是上帝的赤子，成了地上天国的人民，真是欢喜得无以复加。我为了跟别人分享这个喜悦，便访问傅西亚牧师，告诉他我已经受了小崎牧师的洗礼，成了信徒。不料他听后并没有高兴，反而呶呶不休地讲了一番洗礼的道理。这使我感到有些忧虑，觉得他的话并非为了教义而是为了感情。但是感情毕竟胜不过道理。我毅然表示我对公理会感到满意。因此他就越发不高兴，终于大声说：“ 你受公理会的洗礼是不能得救的。”我访问牧师本来是为了让他分享自己的喜悦，现在不仅不能达到目的，反而受到一番打击。这一打击固然不足以抗乱我安定的心情，但是，却给知浅识陋的我的心中，罩上一抹暗云。难道进天国也必须学一套仪式才行吗？
故乡的母亲，年已花甲，还没有听过这个福音。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感到满怀的高兴顿失，一片愁云袭上了心头。于是我急返故乡，见到母亲，就劝她入教。不，不如说是强迫她入教。我自己的信仰虽然虔诚，但是，向人传道说人入教，却显得毫无学问。对于母亲，我就只有哭一阵，祈祷一阵；祈祷一阵，又哭一阵来迫她相信。终于母亲就被我的祈祷和眼泪所征服。后来母亲对我说：“我对你的热心感到惊讶。 我想这么年轻的人能那样热心，其中一定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因这个疑问的刺激，我迷惘不已，最后唯有投入你的教门。” 母亲现在仍然是个耶稣教信徒，而且信仰的虔诚也与年俱増。然而我现在却是这个样子，人生的历程又是何等的奇妙啊!
“我因为你的帮助，已经信教得救，你也可以安心到东京去了。好好地用功，不要落在人后。” 她为我毫不吝啬地砍了祖遗的山林，卖了钱给我充作旅费和几个月的学费。我热泪盈眶，遵从了母亲的慈命，又回到东京去。这时候二哥弥藏和他的朋友宍户从大阪来到了东京，幽居在麹町的一家公寓里。
不久，又到了暑假，我便搬到二哥的公寓里跟他同住，一有机会就向他宣传耶稣教。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显得心神不定，两个人时常背着我窃窃密谈。我虽然觉得奇怪，但不敢追问，只是继续不断地宣传我的道理，努力想引 导他们入教。有一天我又照例地劝说二哥，他显出焦急的样子对我说道：“宗教固然重要，不过，我面前现在有一桩大事，正等着要做，没有工夫来谈宗教。” 我说道：“人生固然有时会有一些很重要的事。但是，有什么比自己的安身立命来得更重要呢？”于是我翻开《圣经》，指出其中的一节说道：“人 要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一句话实在是值得深加玩味的，他反复熟读，似乎有动于衷。少时愀然向我说道：“你给我的热望洗了一桶冷水。我已经没有勇气不听你的忠告而径自去追求自己的志愿了。” 又对我吐露了所谓胸中的秘密，说道：“人生在世，必须能掌握时代的大方向。我为此劳心多年，最近才有所决定。我认为，目前的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战场。强者逞暴，日甚一日，弱者的权利自由，一天天地丧失殆尽。这种现象，岂容轻轻放过。假使有人重人权、尊自由，就必须速谋恢复之策。现在 如不设法防止，则黄种人将永远遭受白种人的压迫。而这个命运的转捩点，实系于中国的兴亡盛衰。中国目前虽然衰弱，但地广人多，如果能扫除弊政，统一治理，并能善加利用，不仅可以恢复黄种人的权利，更足以号令宇内，行道于万邦。关健只在于能有堪当大任的英雄奋然而起。因此，我决意亲自进入中国，遍访英雄，游说他们共图大事。如果找到此人，我愿效犬马之劳来帮助他，否则，我将挺身自任。
因此我已经约好一位朋友，忙着准备潜入中国。本想连你也不愿透露的。但是，听到你方才的劝告，心里甚为不安，想要放弃这个志愿，却又放弃不了；想要前进又前进不得。你弄得我进退两难，如坠五里雾中。” 从此他每日早出晚归，带着《圣经》和干粮独自跑到郊外去，寻求那安身立命之道。 最后由于小崎牧师的引导成了基督的信徒。他入清的志愿也就完全抛弃了。不过我内心深处，却从这时起留下了“中国” 这一点印象。
注释
（1）荒木三保彦（1866-1942），熊本县人。一八八三年（明治十六 年）入大江义塾，上京后，与溶天一起在中村敬宇所办的同人社学英语及普通学。
（2）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六章。
（3）见同书第五章。
（4）见同书第十一章与第七章。
（5）傳西亚（Charles H.D.Fisher），浸信会教派牧师，一八八三年夫妇一同至日，在东京进行传敎活动，宜至一九二〇年逝世为止。
（6）小崎弘道（1856-1938），熊本藩士出身。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入熊本洋学校。一八七六年受洗。又入同志社受业于新岛裏，一八七九年（明治十二年）毕业，为该校之第一届毕业生。上京后，设东京第一教会（其后彼称灵南坂教会），后又与植村正久等设基督教青年会，被推为会长。又发行《六合杂志》， 一八八六年设番町教会，滔天即于此受洗。一八九〇至一八九二年曾任同志社总长。终身为灵南坂教会主持人。
（7）早稻田专门学校，即东京专门学校，一八八一年（明治十四年），大隈互信下野后在东京早稻田创立，其后升格为早稻田大学。滔天于一八八六年（明治十九年）曾入该校英语科肄业。
（8）人见市太郎（1867-1924），熊本县人，曾入大江义塾，在苏峰创设民友社之时，出力基大。民友柱为日本最早宣传社会运动、 社会主义的结杜之一。
（9）番町教会，小綺弘道创立的教会。
（10）浸信会为新教宗派之一,否定幼儿洗礼，主张全身浸礼为哇一正当的洗礼。日本浸信教会由美国J.Goble, N.Browfl和英国 W.J.White等传教教师合流而組成。
（11）公理会，亦为新教教派之一。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由美国外国传道会社派遣的宣教师D.C.Greenc夫妇传到神户。其后J.D.Davis 至日本，以京都、大阪、神户为中心区域展开传教事业，但未形成为一教派。至新岛襄在京都创立同志社，在Davis的指导下，始于一八八六年（明治十九年）成立公理教会。公理会和同志社均主张独立自治精神，在青年中有很大的影响力。出身于此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和故育者甚众，成为日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开拓者。
当时大哥在家乡葬病，突然来信云：“因为连年歉收，家道大衰，已不能再供给每月的学费。” 叫我们暂时回乡。我和二哥终于先后返里。兄弟三人阔别日久，重聚一堂，相与承欢于慈母膝下。
我们的家庭忽然成了宗教哲学的研究所。我和二哥想用耶穌教说服大哥，大哥用理性主义来辩驳，母亲经常居于旁听地位，有时也谈其亲身体验支持我们。不久，近村的青年参加这个研究会的也逐渐增多，邻居的子女，以至我家的男 女仆人，也放弃了淫鄙的俗谣，唱起赞美诗来，大家欢乐地各从其事。每逢星期日我便召集开会，且定必作一场说教。果然，因迫于这种需要，竟使讨厌演说的我成了一个讲演家。
母亲现在几乎不再挂虑家道的衰落，而安于“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的生活。她领着男女仆人和村中子女，参加了这个研究集团。意想不到的春风充满了我们全家。然而走出家门一步，则全村的景象真是秋风落叶一般。接连儿 年的歉收，不用说什么积蓄，连一日三餐的薯饭也难得一饱。又加上纳税之期既迫，缴租之时已到。放款人毫不留情地收去抵押的土地，甚至农民唯一财产的马也被夺去。现在我仍然记得，有几十个佃户群集我家，哀诉穷状，恳求毋亲减低地租。其中甚至有人带着酒意口出粗言。母亲不仅未因此动怒，并且恳切加以劝慰，共商解决的方法。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大哥对他们说的一段话。他说：“一小撮人拥有大片土 地，然后租给你们去耕，坐食地租，这根本是不合理的。我是很希望现在就把土地重新分配给你们。只是你们也得要稍为忍酎一下。只要一旦出现一种学问，在世界上能用得着， 我就一定要尽力打破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为广大的佃农们恢复权利。现在是准备时期，不作好准备，是没法战斗的。请你们谅解我这种心情。”他说话时热情洋溢，佃户们竟感动得 无言可对，鞠躬垂泪而去。啊！他们真是些心地纯朴而境遇可怜的人。
我们村中还有一个农妇，名叫阿仲。她不仅是个比男子还强的劳动能手，而且还是个天生的雄辩家。听了她的谈话，我曾一夜未眠。她说：“‘俗语说，勤劳的人不受穷’，可是不管你怎样劳动，受穷的总还是庄稼人。我也曾度过二八年华，梦想着爱情，于是迷迷糊糊跟了那老汉一辈子，那时的他，只有一口锅，两个饭碗，四根筷子这点家当。一家两口，就租了府上的地，还说什么劳动不劳动，简直是拼命的干。老太太是知道的。挨到了第三个年头，才勉强积攒了四五十包米。缴租纳税倒是一次也没拖欠过。可是，既是恩爱的夫妻，难免情不自禁，于是就来了一个小鬼。生了孩子总得有人照管，这样添人増口，地里的活儿我也就只能干一半。接着就是什么孩子闹感冒啦，什么请医生啦，什么添衣服啦没个完。可是肚子偏偏不争气，第二个接着要来。唉，我真的希望这一胎产下来是死的。可是听到孩子呱呱之声， 却又杀不下手。这一来地里的活连三分之一也干不了啦。好容易积攒下来的米，眼看着越来越少，结果用了个精光。真把我们气疯了，但已后悔莫及。发誓要从头来过，不再重蹈覆辙。可是，不知怎的又来一个小鬼。当中也有夭折的，但办丧事就得要钱，这样一来，就不知费了多少米呀饭呀。于是就负了债。从此被利钱迫得气也透不过来。怎么能翻过身来呀！一辈子过的是苦日子……”
啊！应该先给面包呢，还是先给福音呢？当时在我心中发生了这样一个新疑问。于是向大哥问明恢复地权的意见。他说：“由宗教的安心来慰解身处贫境的人，不是完善的方法。慈善救济，一如道义的廉价出售，不过是一时的姑息手段。必须追溯人权的大本源而谋恢复之策，然后方可。” 又说：“土地乃上天给予人类的共有物。人类仅享有赖耕作土地而获利之权，并无权垄断土地以 逞一己的私欲。” 大哥以这套道理大法，对照于现实社会，希望找出其中的缺陷，而马上使它在其道理大法中融化消解。他又指出：“土地的性质以及人类对土地的权利这两问题，在现社会中犹被忽视而来给予正当合理的解释。倘这重大的问题一旦得到正当合理的解释，不仅天下穷人的状况可以一变，同时现社会的根本弊病亦可革掉，真正的和平幸福迟早可达致。” 我又从他那里听到欧美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和他们运动的大概。我又知道有亨利佐治（1）、克鲁泡特金（2）的名字，大哥真是我启蒙之师。见到一个死人，便激发了感情，终而悟出生死之道的释迦牟尼，当然是一个具有上乘根器的人。我是个根器鲁钝的人，见过乞丐贫民不知有几千几百，但见到时，也不过空掬一把同情之泪，漫然走过而已。偶尔扔给一二厘钱，也只是装饰一下自己一点纯洁的好心肠而已。心里从未把“穷”当作问题。上天此番降祸，促成我回乡的机 会，便我耳闻目睹穷人的实情，尤其是能令大哥从理论上下断语，在我的心灵上，遂铭刻了“穷”的印象。
家居半年有余，我便到熊本去，入海老名（3）牧师门下。 以后又到长崎进了加布里学校。这个学校是美国美以美会（4） 属下的敎会学校。当时同学有百余名，其中有免费生，也有从事少许劳动而取得学费的所谓自費生。我在这学校里头一次看见了从未见过的情形：那就是为了免费而假装信仰的伪信徒，以及传教师对待非信徒和信徒间所耍弄的手腕。并且还看到了种可称为定期复活的奇怪宗教仪式。但是，我已经不象从前那样心胸狭窄了。所以我只是专心致志地钻研学业。教派虽然不同，但我的信仰却非常虔诚，根本和假信徒不能同日而语，故在教师和信徒中间深得厚遇，他们曾几次劝我转会，我始终没有同意。因为我认为离开公理会的教会政治，就等于放弃自由民权。
以前当我在海老名牧师门下的时候，常听他的说教和讲演，喜爱他的思想和议论的新颖，深恨自己学识浅薄。到长崎以后，便努力钻研以期有所收荻。自己定下了课外的课程，由神学和哲学的一般理论，以至大哥所指点的社会学的门径，无不自行探索。又怎料到正由于这个原因，竟使我在信仰上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我为了求知而读书，读书明白了一个问题，随之又产生另一个疑问。我为了求道而潜思默想，想通了一个道理，随之思想上又发生了另一个疑惑。为了打破这种疑云迷雾而努力奋斗，终于在理论上否定了基督的神性，然而在感情上却始终想以神事之。如果服从理性的命令，否定基督的神性，那就必须脱离教会并和信徒断绝来往，亦毋须祷告，靠自勉自励，卓然成为独立自主的人。换言之，要成为一个不是依靠神力而是依靠自力得道的人。当我忍痛认定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时候，却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寂寥之感，油然涌上心头。 仿佛自己在千里无垠的旷野屮孤独地前进。那么，仍然信奉基督吧，却又得放弃既得的知识，重返无知的旧态。这怎么可能？既然知道祈祷不能改变自然规律，怎么能再喊“在天上的父……”云云呢？既然懂得人的思想要经修养锻炼才得进步的道理，怎能再去祈求基督赎罪呢？我的感情和理性就这样搏斗着，胸中的喜悦顿然消失。不久，我又变成了一个沉郁烦闷的人。于是，我放下书本，藏在我所谓“祈祷之山” 里，时而号泣，呼吁苍天；时而自嘲愚鲁，沉思默想，到了感情激动，无法抑制的时候，又哭着向基督呼救。如是者七日，我终于叫道：“世间有真理，而我具理性，还有什么可悲的呢？”于是鼓励着自己，下山回校。然而，心中一点疑惧， 仍未完全消除。
这时二哥偶然寄来一信。拆开一看，是说他的信仰也发生了变化，希望供我作参考。他详细地写出变化的经过和他的意见。信中的大意是说：始则怀疑基督的神性，终则否定了它。并且以宇宙森罗万象为启示的《圣经》，相信自己的理性就是自己的救主，想依靠自己的刻苦潜修，以进入自化的大道。他的变化的经过同我如出一辙。二哥的信中还附有友人藤岛（5）的手书，也是向我和二哥报告他信仰上的变化。 他说：“天赐清闲，却得到接近古圣先贤的机会，静坐默思， 对阳明知行之说亦颇能领会。终于决定脱离基督教，开辟自己的道路。二位近来的感想究竟如何? ” 藤岛原籍筑前，号豪咄，身躯魁梧，膂力过人，识见卓越，慷慨而有气节，常以东方（亚洲——译者）之事为念。是我专科学校的同学。他和二哥先后在小崎牧师处学习，信奉了耶稣教。现在我们三 人同时发生这样的变化，不亦奇哉！当时他为秘密出版事件所牵连，身系囹圄。所谓“天赐清闲”即指此而言。如今，他早已物故，离开人世，二哥亦随其后名登鬼箓，只有我尚在人间，撰文记梦。这也是一场梦吧！
我虽已经决意同三位一体的基督绝缘，然而内心深处尚有一丝留恋，及至读过藤岛和二哥的信以后，仿佛骤然得到千军万马的援兵一般，这个决心更加坚固了。真是个依赖性的动物啊！这是因为我意志薄弱呢，还是人情之常呢？我不 得而知。然而，我却要说，在人生的旅程中可靠的伴侣，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基督，却是人类自己的知己良朋。不过，只恨所谓真正的朋友是难以得到的。
当时我偶然认识一个新朋友，是一个在西洋出生的老乞丐。因为他的主张过于极端，行为非常奇特，故大家都叫他为疯丐。但是他却以宇宙的真民自居，反而视天下人为狂人。 他是一个坚持一种泛神论的极端自然主义者。因此，他反对基督教的有神论，憎恶现世的文明。要尽量破坏现社会，建立无政府的世界，剥夺个人的私有权，回复公有的制度，去货币，废商贾，返回以物易物的旧世纪去。把全世界的人类组成一个共夫共妻的大家族，要人人皆做农夫，重作太古之民，就是他毕生的愿望。他的理想社会的法律，只需一部生理学的书便足以应付。他的主张不仅宣之于言，且表之于行， 他是一个素食论者，故一切肉类均不进口。他又去一个自然主义者，故讨厌床笫，起卧席地，他主张共夫共妻，故有时亦引来一些妇人女子，欢谈一番，我感到惊讶的，与其说是 他的主张，不如说是他的实践力，但是世人看他实践其主张的行径，却称之为狂人。世上对于“狂”字，还没有确切的定义。像他这样人恐怕得等到百年之后才能论定吧！
我从他那里受益很多，他帮助我从基督教的迷惘中摆脱出来。他吿诉我欧美贫民的状况，使我知道随着文明而来的是贫富悬殊的弊害。我由家庭的熏陶和从基督教的培养而具有的自由民权思思，更加得到开拓和充实。同时亦助长了我 实行主义信仰的勇气和决心。
当时在长崎有一个叫做“制粪社”的组织，名称不知是谁起的，以佐藤龙藏（6）为首领，幕后操纵的有一木斋太郎、铃木力（7）、则元由庸（8）、本城安太郎（9）等人。至于社中的人物，有称白米伯（10）的，有称马骨男（11）的，其余不称爵位的，也都是出名的一代奇人。每天在首领家里聚会，竞相发表奇谈怪论。我这个青年人，有时也忝陪末座，从奇中捉实，怪中换真，得以充实自己。一天晚上，我偶然把这个乞丐的事情告知社中同人，大家一致称奇，命我领来相会。为了紧密联系，决定成立一个学校，并决定说服我的同乡志士前田下学（12）出资办学。前田同意后，亲到长崎迎接乞丐先生，叫我担任翻译。于是我便和乞丐先生同到前田家里，淹留数月。建校的 准备尚未就绪，警察却先怀杞人之忧，认为乞丐先生是巴枯宁（13）的亚流，命他回转长崎。因此，这一计划竟成泡影。他回到长崎以后，官宪又迫令他出境。自此以后行踪不明，直 到十数年后的今天，依然杳无消息。先生名叫伊萨库•亚伯拉罕(Isaak Ben Abraham )，出生于瑞典，是个无国籍的人。现在不知他在什么地方实现他的步想呢？
这位乞丐先生实在是我的无形的恩人。不！他不仅是无形的恩人，而且实在是给我留下活生生的礼物的有形的恩人。 这话怎么说？那就是我的妻子。原来在我住在前田家给他当翻译的时候，我和前田家的小姐缔结了婚约。这段婚事，先生不仅是为我们制造机会的无心媒妁，也是做我们二人传情达意的唯一有心的电话机。他向我传达了小姐对我的爱慕， 当着小姐又称颂我是稀世的大人物，劝我们赶快结为夫妇。 我们真的结了婿，现在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但是，人生路险，征人几经失途；情海浪高，舟行一再迷路。夫妻子女，共叙天伦，真是人生的幸福吗？还是命运的累赘？这真不是一时能解答的难题。但无论如何，当时一刹那的快感与欢乐, 确是人生罕有的时刻。以此一刻的欢怡，亦足以换取终身的痛苦。但当时既抱无天地、无万物、无生命之念，又何瑕论及什么人生苦痛呢？
我一生从未遇过如此强敌。当时我还没有确立处世的方针。勉强逃出基督教的樊笼，确信福音既不能救己也不能救人，只有不断地锻炼修养，才能符合宇宙的大道。我读了一些书，明白了一点道理，已经具备了向大道前进的基础，而 市藏、兵吉、阿仲之辈却没有这个基础。于是我感到人生迫切的问题在于教育。但是他们营营终日，麦饭尚且难得一饱， 焉能花钱受教育呢！于是我又发现教育也必须有时间和金钱。不错，社会上有为此而设的慈善学校以及贫民学校。但是，那正是大哥所说的道义廉售业，自居于恩人的地位，而视他人子弟为乞儿。这岂是我所忍为的呢？因此，我断定先给他们面包是最迫切的问題。但有什么方法可使市藏、兵吉等人能够衣食饱足，并受教育呢？我从家庭所得的理想、基督教所得的知识，使我知道我应该成为一个世界的公民。尤 其是被人目为狂丐的亚伯拉罕，他使我知悉即在欧美的文明各国，与市藏、兵吉同样贫苦的人，亦为数甚多。于是我认为非有一个良策一变世界万邦的贫民的生活不可。但此一良策，何处可求呢？另一方面，二哥向我论述了世界各国的趋势，讲解过人种竞争的现状，使我了解到武装世界的实情。于是我认为必须有一个方策，能上溯人权的本源，一变现今的世界，统一宇内而使万民安居。但这个方策，到目前还没有出现。啊！事关重要，建立方策谈何容易。然而，建立这个方策，正是我安身立命之所。因此，我才追求不已。现在虽然求之未得，但早已预料到在建立方策、实现理想上一定会有许多困难，并且已下定决心终身向它斗争。岂料我虽有这样的决心，却被意想不到的强敌挡住了前进的道路。这个强敌就是所谓恋爱。
当我和前田小姐定下白首之约时，事先曾考虑到前途的利害，而试图抑制，却没有成功。既而又为了她的前途幸福竭力克制自己，但也失败了。的确，我忘却了前途的利害， 抛开了彼此的得失，服从了爱情。我终于向母亲和两位哥哥透露要结婚的事。母亲和大哥都答应了，可是二哥不同意。 我却没有听从二哥的意见。我的先辈们也屡次向我解释早婚对志士有害的道理，我也没有接受他们的忠告。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觉得冷汗浃背。可见当时的我并不是真我，而是 “恋爱”的化身。世上还有哪些东西能与之匹敌呢？这真是亚伯拉罕所作的孽。不知此老现在何方继续赞美着自然呢？恋爱的结论就是情欲的兴奋和满足。当我得出这个结论时，它便成为我反抗和觉醒的一个转机。我想“这可糟了！”觉得自己象犯了大罪，宛如坠落到千仞的深渊，亦仿佛从天堂被踢落到地狱似的。不久，心中的志望再次抬头，如激浪一般冲击着我。以前不同意我结婚而给过我忠吿的二哥和先辈的容颜，如今在眼前一个个地闪过，如天使一般，嘲笑着我。我抵不住激动的感情的驱策，提出要解除婚约。不，是我哭着叩头地请求的。但是没有成功。我被她几行热泪毫不费力地征服了。我曾几次鼓起勇气，挥泪相争，然而都是白费力气。我这才知道女人的眼泪往往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神奇力量。
但不久，我又开始自省，我觉悟到自己已经不是恋爱的化身了。也明白恋爱和志望是不能两立的。因此，我曾几次把她看作是志望的敌人，尝试憎恨她。但这也没有发生效果。难道我终须抛弃志望而变成爱情的奴隶吗？这怎么可能呢？理性和感情冲突的时期虽已过去，但如今却一变而为爱情和志望冲突的时期。
我又为了这个问题烦闷苦恼。终于想采取三十六计中的上策，企图逃亡海外以摆脱爱情的羁绊。于是向她说明心中的苦恼，并陈述自己前途的利害，透露了我欲一走的心意。在两人协商之下，决定单身万里远行。这个出国的动机也可以说是够奇特的了。
我打算先到夏威夷从事劳动，励行勤俭储蓄，然后再到美国留学。
然而当时却有一个难题，那就是到夏威夷去的路费问题。虽然多方设法，却是一筹莫展。终于托故拿出家传的佛像，卖给近村的富户，得到三十金，便到长崎等候宫川辰藏装运石灰的船到来。我们曾经越好卖了佛像同行住。住了十余日，宫川还未到，二哥从东京拍的电报却先到了。电文是 “暂勿他去，候我。”不久二哥来了。他问：“ 听说你要去夏威夷，是真的吗？” 我说：“是的。”他又说：“我听到这个消息便急忙赶来，因为有事要和你好好地谈一谈。我想世上虽不乏才俊之士，但真能遵循主义行事，出于至诚的却并不多见。 更何况能够与自己志同道合且贯彻一生的人！”
“在这一点上我佩服你，也觉得大哥可贵，我近来已有决心，要干一番事业。现在正想跟你说。”
“你也要说出你的想法，不要隐瞒。但愿彼此倾吐信念, 共谋方策，确立一生的方针。” 在琼浦〔长崎的雅称〕小巷中的一家公寓里，夜阑人静的时候，我和二哥剪灯烹茶，互相辩论，倾谈终宵。啊！这一夜，实在是确定我半生方针值得纪念的一夜。
注释
（1）亨利佐治 (Henry George, 1839—1897)，美国的社会思想家。认为贫富悬殊主要由于土地价格的不受控制。指出贫困的基本原因，乃由于土地私有制下，地主阶级不劳而获。故主张社会改良之道，在对土地课以高率的单一税。一八七一（明治四年）年出版了Our Land and Land Policy, 一八七九年又出版了Progress and Poverty，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反响。一八八〇年以后，移居纽约，大力宣扬其学说。又曾渡英国，对英国费边社的成立有过影响。一八九七年病死。明治二十年代后半，一部分日本的社 会思想家认为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在土地私有，鼓吹土地社会主义。一八九八年（明治三十一年）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安部矶雄介绍了亨利佐治的社会学说，视他为社会主义思想家之一，与圣西蒙、傳立叶、马克思等人并列。
（2）克鲁泡特金(Peter A. Kropotkin, 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与巴枯宁同为共产革命的祖驱。一八七二年参加第一国际，从事国际社会主义的活动，曾数度被捕，晚年客死伦敦，著有《面包的掠取》(The Conquest of Bread)《互助论》(Mutual Aid),《一个革命家的回忆》(Memirs of a Reuolutionist) 声。
（3）海老名牧师，原名海老名弹正(1853-1937)，柳河落士的长男， 与小崎弘道、横井时雄等同受业于同志社新岛襄之门下。毕业后在东京、京都、神户等地传教。以杂志《新人》为基地，大力宣传神道化和武士道化的基督教，为明治、大正期(1868—1925) 日本基督教有力的领导人之一。
（4）美以美派，又称美以派(Methodist Episcopal)，美以为首文字的音译，又称卫理会，为John Wesley和Charles Wesley兄弟所创立，是英国国家教会的一支。一八七三年(明洽六年〉，美国和加拿大的美以派教会依牧师开始在日本传教。
（5）即藤岛勇三始(1866-1894)，出身于黑田藩的士族。十四岁入向阳社(玄洋社前身)，十九岁入同志社。一八八七年(明治二十年)， 入东京专门学校。曾因“秘密出版事件”入狱。一八八九年获特赦出狱。一八九一年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与金玉均、朴泳老交好。后又得头山满资助，拟至满蒙地区活动调査，行前咯血，二年后死去。
（6）佐藤龙藏，滔天同乡，长崎律师协会会长，余未详。
（7）铃木力(1867-1926)，福岛县人，号天眼。一八九O年(明治二十 三年)，与北村三郎、佃信夫合办《活此界》，主张发扬日本精神，对外扩张。一八九三年(明治二十六年)为《二六新报》主第。一九〇二年(明治三十五年)，担任《东洋日 出新闻》的社长兼主宅。为天佑侠的骨干。
（8）则元由庸(1862-1931 )，熊本市人。明治时朔(1868-1912 ) 的政界要人。先后为政友会、政友本党、民政党的重要成员，七度当选国会议员，
（9）本城安太郎(1860一1918)，福冈人。一八九四(明治二十七)年受川上操六之命，至中国从事谍报活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时均为日本军部的情报人员。为黑龙会的成员。
（10） 白米伯，喜姓名为口下部正一(1852—1913 )，熊本县人，与樽井苏吉志同道合，为一大陆扩张主义者，跟玄洋社人有往来，一八八四年赴上海筹设东洋学馆。
（11）马骨男，未详。
（12）前田下学(1859-1933)，肥后人，前田案山子的长男、滔天妻津知之兄。幼弟前田九二四郎(号南天子)，为滔天第二次暹罗之行时的同伴之一。
（13）巴枯宁(Michael A.Bikunin, 1814-1876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早年受德意志浪漫主义文学及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其后又受蒲鲁东(Proudhon)的无政府思想的熏陶。一八四八年段领导巴黎的工人革命运动，又支援西欧各国的工人运动，后被奥地利政府逐回俄国，流放至西伯利亚。其后因解放农奴而获救脱出， 经日本辗转至欧美，继续从事国际社会主义活动。一八六四年于伦敦结识马克思，一八六八年加入第一国际，随后因背离马克斯、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被逐岀第一国际。晚年疾病统身，昔日的同志与弟子多离去，过着孤独的生活，卒于瑞士。著有《神与国家》（God and the State),《第一国际的政治》(Politic of the International）等书。
（14） 宫川辰藏（1838 —1946），与宫崎滔天同乡。滔天曾作他的保证 人，于一八八六年(明治十九年)二月入大江义塾。与民藏友善。其后又加入土地复权同志会，是尺八的名手，号如出，死于静冈。
二哥不仅是我暗夜中的明灯，也是指示我一生进路的指南针。我们对宗教的见解相同，对社会的认识也一致。也就是说“要先给面包”这个意见，是我们一致的结论。但我在还来不及想出如何给面包的方法之前，便彷徨于恋爱的歧路 上。这时，二哥却一直向前猛进，取得了最后的结论。他认为给面包的方法，古人业已道尽，社会改造论，土地处理法案等，均已陈腐。要之，实在于如何付诸实行，而实行之道，唯有靠“武力”一法。他观察社会的现状，担心俄国有一天会用野蛮的暴力，蹂蹒人道，剥夺民权。因此，他主张为了维护民权必须依靠武力。也就是说，无论进而向世界广布人道，或者退而维护人权，武力的基础是必要的，而且是当急之务。那么在什么地方奠定这个基础呢？
于是，他的宿愿——中国问题又复活了。他说：“人人都说中国国民是尊古的国民，所以不进步。这个说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他们是以三代之治为政治的理想。三代之治的确是政治的最高标准，同我们的思想相近。他们之所以怀古，不正是为了大步前进吗？但是这个掌握政权已达三百年的朝廷，以愚民政策为治世的要诀，以致民困国危，终于自受其祸害，势将不能支持下去。这岂不是革命的大好时机吗？空谈理论究竟于世无益。愿我们能为共同的事业贡献此生，深入中国内地，一心以中国人为念，思想当谋及百世，收搅英雄，以奠定‘秉天意、树正道’的基础。倘若中国得以复兴，伸大义于天下，则印度可兴，暹罗、安南可以奋起，菲律宾、埃及也可以得救。至于法国、美国那些稍重理想，希望建立某种主义的国家或不一定与我们为敌。我认为广泛地恢复人 权，在宇宙中建立一个新纪元的方策，才是唯一的出路。” 我听罢为之雀跃。这一席话解决了我一向的疑问，从而确立了我一生的根本方针。我们又商量了一些细节，最后决定先由我单身到中国去熟习语言风俗，二哥作好一切准备，随后再来。我又遵照二哥的意思，去和大哥商量，便从长崎返冋故乡。
我回到故乡，见着大哥，详细地陈述了我和二哥商量的问题，并征求他的意见。在总的精神上他没有表示异议，但不同意我们的方法和手段。他说：“使中国人认识这种高明深远的道理，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又说，假定这种事业可能成功，但是，梳发辫、穿华服、伪造姓名和国籍去讲理想，说这是为达到正义的目的而使用权术，则我决不敢苟同。假如要推行正义公道于天下，方法手段就必须光明正大。如果不依靠权术便不能实现志愿于世，那不做亦未尝不可。” 我说，“志在于公而非私。成功则可救天下万世，失败亦甘愿一死。即使他人视为权术，于我亦问心无愧。”大哥说，“虽然，主张有时不能在一代中实现，若能公然向天下号召，百年之后当有人继其志而起。我宁愿这样等待。” 我说：“ 议论世间已说腻了，自己的主张应该自己去实行，否则就等于百年以得黄河之清一样。” 彼此意见背道而驰，不能统一。我便写信给二哥报告此事。因此二哥也回来面晤大哥，互相反复辩论，但终于未能得出一致的结论。于是三人分为两条道路，各依其所信而行了。我和二哥未免因此稍感沮丧。但是二哥却自慰道：“我们的事业，本来不过是种赌博而已。成功则奠定万世基础，失败则死同犬马。大哥的理想如宗敎派之开基，虽不能立见功效，但悬他所奉行的主张，在一定时期以后会发生效果的。假如不幸我们牺牲了，我们的精神还可由大哥发扬于世，正如一身有两体。更须奋励从事。” 于是我亦稍微安定下来，激励自己一番，并愿意负起先行的任务；而二哥也希望我能早日启程。然而，首先需要的是金钱，我和二哥在这点上却无能为力，不得不借助大哥的力重。于是便和大哥商量。他应允道：“关于用钱的问题目前不能立刻办到，但在几个月内一定满足你们的需要。”几个月这句话，对于急于就道的我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但是，心里却感到高兴，这是什么缘故呢？噢！原来是爱情！我宁愿与你同在，可是如果你想俘虏我来反抗我的理性，我就不能不把你当作敌人！
有一天晩上我和二哥商议前途冋题。在谈话中二哥对我说：“兄弟同时从军，为前人所戒，这可能是看到人情的脆弱而说的。我们仗义行道，本不该有这种错误想法。但如果再得一好友参加，庶几可以弥补万一的缺陷。” 我赞成他的意见，便推荐友人吞宇君（清藤幸七郎）（1），征求二哥的意见。
他拍手说道：“好！以他的聪明和才干，同我们共事，不仅可以弥补我们的缺点，对大局也很有裨益，你去见他谈一谈！ ” 吞宇当时正在东京。我立刻前去见他说出心中的计划。他拍膝表示赞同，一席谈话便作了决定。于是我与吞宇约定，大家不如先后归乡，待我筹妥旅费，便同他先去上海。吞宇是一个血性男儿，一旦决心到中国去，便意气激昂，不能静候时机故到来，他单身先赴长崎，学起外国语言来。而我的旅费好久未能筹妥，在日复一日的迁延之中，我竟患病住进医院。在住院时期，我的未婚妻暗中前来看护。我虽心怀大 志，却困卧病榻之上，不免时时发出人生不如意的慨叹。但是，有些晩上，却反希望病体拖长。这和不在恋爱中的朋友的迫切心情相比，缓急悬殊，岂止千里。
（1）清藤幸七郎（1872-1931，熊本人，号吞字。幼与滔天兄弟友善，一度蓄辫发准长渡华，并参加内田良平的黑龙会，担任《时事月刊》的编辑。辛亥革命时赴华活动，宋教仁被暗杀案发生后，突见消极，其后专门火裂汉字的研究，曾编辑多种汉文字典。
不久吞宇君从长埼归来。他说：“我不到中国去了。请解除盟约。”问其原因，他说：“我在理想信念上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就是在道路上同你们有了根本的差异，不能一同共事。” 接着他又发挥其能言善辫的口才，说明了他转变的过程。他驳斥了唯心的有神论的虚妄，论述了物质主义的合理性，什么优胜劣败主义，什么快乐主义，完全根据唯物论的立场，作了一场今是昨非的议论。胸怀狭窄的我，本没有聆听他那种议论的雅量，但始终未发一言相争，认为这是人事的无常。我带着大哥给我的旅费，孤剑飘然，奔向了长崎。
在长崎候船三日。启碇前两天，制粪社时代的前辈白米伯忽然来访，他说“仅仅为了些许金钱，闹得我男儿好汉的体面受损。想借你的全部旅费，通融一天。” 我立即答应。然而至期他却未能履约归还，无奈唯有多等了一个星期，又一次误了行期。我的心虽早已驰向异国的天空，但却是一筹莫展。如是者闷居旅邸，怏怏地又过了另一个星期。白米伯终于只携来了三分之一的借款，说道：“先用这笔款坐船到上海去，过几天一定将其余的款项电汇给你。”又拿出一封信托我带绐侨居上海的宗方小太郎（1）。我相信他的话，便搭“西京号”轮船前往上海。航行两日，望见了吴淞的一角。水天相连，云陆相接，陆地仿佛浮在水上一般，这就是中国大陆！也就是我在梦寐中憧憬已久的第二故乡。轮船愈向港口前进，大陆风光愈益鲜明，我的感慨也愈益深切。我站在船 头，瞻望低徊，不知什么缘故，竟然流下眼泪。船抵上海，投宿于常盘旅馆。这正是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五月，我二十二岁那年的春天。
我本想尽可能避开日本人杂居的地方，到上海附近的乡村去蛰居潜修，所以迫切地等待着白米伯的汇款，但是却杳无音信。于是便采取持久之策，搬到一家小公寓里，宗方君帮忙为我请了一名中国教师，开始教我华语。同时我连发数 函催促白米伯，但始终没有一纸回音。有一天宗方君来访，对我说 “ 从你带来的信里可以看出，白米伯借你的那笔钱早已花光。”又说，“我想你囊橐已空，何不到学校里来和我同食同住。况且白米伯在信中也曾这样嘱托我。”所谓学校指的是 “日清贸易研究所”（2），宗方是该所的教员。我果然被白米伯欺骗了。
这个欺骗，对我实在是个很大的打击。接受宗方君的好意到学校去寄食，对我目前来说虽是最好不过，但是，当时我认为那个学校的校长荒尾精（3）及其一派是侵略中国的集团，又是和我们主义不同的集团，因此不愿寄居他们的篱 下，便婉言谢绝了宗方君的厚意。但是怀中旅费已所余无几，前路茫茫，又无计可施。最后决定折返长崎，向白米伯强讨欠债。于是我便搭船回国。解装于琼浦的客舍后，立即去访白米伯。不料他竟不在家。家人吿诉我说：“在你动身的第二天他便到东京去了。”这可以说是滑稽透顶了。我寄食在一个开白灰店的同乡友人〔宫川辰藏〕（4）家里，乘怒连拍数电向白米伯责问。回信说得很好，却不见实物寄来。这样等了五十余日，我终于不得不悄然返里。过了几天，白灰店的主人来信说，“从东京汇来了钱，但我已花光了。” 焦灼的盼 望，竟以这样的一场滑稽剧而了结。
注释
（1）宗方小太郎(1864-1923 )，为明治大正期大防浪人的指导者之一。肥后人，少从草野石濑习汉学，其后又受佐佐友房的恩陶，有志于中朝的冒险事业。一八八四年随佐佐友房赴中国，于上海学习华语。其后受荒尾精之招，留在北京主持乐善堂的北京支部，又协助日淸贸易研究所的设立。甲午战争之际，受会往芝罘、威海卫、旅顺等地收集情报。其后在汉口经营 《汉报》（汉字报），又与井手三郎等在福州设《闽报》，策应台湾总督府在福建的扩张活动。从一九〇四到一九〇七年(明治三十七至四十年)间，又任上海东亚同文馆的监督。他学识深，长于文，巧于诗，连讨厌支那浪人的著名学者内藤虎次郎，也相当尊重他。
（2）日清贸易研究所，一八九〇年九月创立于上海，以岸田吟香所经营的乐善堂上海支部为所址。这是日本在华经营各项事业的人材养 成所。由荒尾精动议，而得松方正义、黑田清隆、陆军参谋次长川上 操六、次官桂太郎和退役将校根津一等人协力办成，故实际上乃为日本政府向中国扩施的政策服务。创校时全校有教职员与学生二百余人。一八九三年（明治二十六年），有八十九名毕业生。在甲午之战时，毕业生均担任了通译等军事要员之职。一九〇一年，改组为东亚同文书院。
（3）荒尾精(1858—1898 )，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创设者，支那浪人的先驱者。号耕雲，又号东方斋，讳义行，出生于尾张琵巷町。苦学入外国语学校修法语，又从芳野金陵习汉籍。受西乡隆盛征韩论的影响，有志于大陆扩张。一八七八年（明治十一年），入陆军教导团，越二年，选拔至士官学校。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朝鲜壬午事变起，而谒陆军卿大山岩，向其献大陆扩张之策。同年冬，任少尉官，在熊本任内从御幡雅人学中国语。一八八五年（明治十八年），为参谋本部支那课勤务，翌年至中国各地从事调査。一八八九年（圏治二十二年），以大尉职退役，设立日淸贸易研究所。一八九六年（明治二十九年），在台湾设立绅商协会，欲推行怀柔政策，后病死于台北。
（4）参看《思想的变迁与初恋》一章，有关宫川辰藏的注释。
[日]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译者：林启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