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文、田玄：辛亥革命——中国城市现代化的新纪元和新境界(3)
辛亥革命网 2016-07-22 11:41 来源：《江海学刊》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作者：张宪文 田玄 查看： 次
本文以中国城市现代化路径及其变局为视角，考察辛亥革命后新政制生态下扮演推进中国城市现代化角色的两个新政权（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京临时政府；二是以袁世凯为首的传承了共和政
三、辛亥革命所导致的经济、社会整合中城市现代化的规律性影响:城市、人口、城市化率、城市精英、社会阶层等的嬗变
1.工业城市普遍崛起，城市现代化的巨变。
中国现代城市是因商而兴起、因商而发展的，城市现代化主要体现为城市商业革命。其缺陷是商业畸型繁荣，工业不发达。辛亥革命前，较大规模的现代工厂数量较少,大部分新式工业极为幼稚，大抵尚未脱离手工业时代。中国城市现代化这种缺陷在民国初年及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有所改变，城市中现代工厂大量出现。城市现代化不仅表现为商业的繁荣，而且表现为现代工业的兴盛。如上海，“各类工厂像雨后春笋般开设起来，厂址大多在公共租界西北区,沿苏州河的两岸。本省的水路运输费用最便宜。可以说,哪里有宽阔的通往江河的水道,哪里就会有工厂。”（19）一批现代工业如上海、无锡、汉口、济南、天津、哈尔滨等迅速崛起，使中国城市现代化出现了崭新的面貌。1912年以来，上海不仅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城市，而且可以与世界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相媲美。全国的新式工业集中于上海，大规模的工厂不下250家，资本总额达3亿元，产业工人达30万人。江苏的无锡,民国以来,新式工业突飞猛进。该市纱厂1916年时不过2家，纱锭43832枚，到1928年增至6家,纱锭达150800枚。无锡还是面粉工业中心，1921年有面粉厂6家，资本共200万元，每年可出面粉700包,有丝厂5家，置缫丝机282台。另外，无锡还有水泥工业及其它轻工业。武汉的工业发展也十分迅速，1922年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棉纺织业中心。另外，武汉的面粉工业,历史虽短,但在民国初年颇有发展。还有汉阳铁厂、扬子机器公司，均为中国规模甚大的重工业企业。
山东济南亦为中国工业大城市之一。济南工业的发达，完全为民国初年的事情。济南的新式工业门类较多，有纺织、面粉、造纸、火柴、皮革、肥皂、制糖、水泥等,其中以面粉工业为最发达，在1924年共有面粉厂10家，资本达590万元。天津为中国北方的大工业城市和大商埠，是东北货物的集散地,其进出口贸易，与武汉相伯仲，占全国第二或第三位。纱厂在1916年仅有1家，纱锭1920枚，其后增至6家，纱锭增至226808枚。天津工业的发达,与济南、无锡相仿，亦为民国年间的事，自1917年至1925年，新设的工厂达41家。 20哈尔滨为中国东北的第一工业大城市，各类工厂无不具备,尤以面粉、榨油、酿酒、毛纺、制材等行业最为著名。成发祥面粉厂、东兴火磨面粉厂、安裕面粉公司,资本都在20万元以上。裕庆德毛织工厂资本多达65万元。中东制材公司资本50万日元。 （21） 根据北洋政府统计，在722家（包括外国资本、中外合资)较大规模的工厂中，上海、无锡、武汉、天津、济南、哈尔滨有347家,几乎占全国的一半。此外，工业较集中的城市有青岛、北京、南通、广州、长沙、奉天、重庆、成都等。（ 22）至民国初期的1919年,全国100万人口以上的超特大城市已有上海（240万人）、广州（160万人）；;100万以下5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有天津（90万人）、北京（85万人）、杭州（65万人）、福州（62.5万人）、苏州（60万人）、重庆（52.5万人）、香港（52.5万人）、成都（50万人）；50万以下1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有汉口、南京、济南、扬州、武昌、汉阳、长沙、哈尔滨、无锡等60个。（ 23）
2.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城市化率急剧提升。
由于辛亥革命使得旧的体制解体，经济奇迹为城市化提供了难以阻挡的新的推动力。伴随而来的是加速的都市化，工业中心城市普遍崛起，吸引了大批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从而引起了城市化率的提升。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远远超过了全国人口的增长率。城市的迅猛扩展既不是因为饥荒，也不是由于社会动荡特别恶化,而是贫苦农民、农业社会中的闲杂人员都到市内的作坊和新建的工厂里找工作。许多乡村的名流也被吸引到省城或者本地区的大城市里居住，他们部分是想在当地的政府或者各种自治组织里混个差事,部分是急于为自己的子女获取都市居民的特权以接受新式教育。这些都反映了发展中的城市对农业社会的吸引力。城市范围扩大了，城郊形成了。为了促成新城区与老城核心区之间的联系，旧城墙也被拆除了。
内地的城市化也经历了迅速的发展。如山东济南,1914年至1919年市区人口的年增长率为3%,而全省人口的增长率只有1%。 （24）天津城市人口在1920年时为320000人，但至1921年却为837000人,一年内增长了2.6倍。沿海大城市的扩展，主要是大量移民持续涌入的结果，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农业人口。青岛城市人口在1911年为54459人,到1921年人口已骤至837000人，10年中增长了53%。城市人口的年增长在上海最为明显。若将各个区的人口加在一起计算,那么它在1910年有约130万人口,至1927年则翻了一番,达到260万。（ 25）其中移民占了72～ 83%。 26上海行政区内的商业区和工业区也在扩大，它北向闸北发展，东越过黄浦江向浦东扩展,南穿过古城墙向南市发展。外界区的人口大为增加,在法租界，1910年估计有居民11.5946万人，1925年则达到29.7072万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9076万人。公共租界占地面积约为法租界的2倍(（约22.6平方公里），但人口也显得更多:1910年有居民50.1541万人,至1925年达到84.0226万人，人口密度自然也远远地超过了法租界，它在1910年的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2191万人，而到1925年则达到3.7178万人。人口的激增导致了地价的猛涨，而且后者常常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在公共租界，1911年每亩土地为8281两，但25年后竞达到每亩1.6207万两。在主要的商业区,地价以十倍的速度猛涨。例如公共租界中心区域（中区）南京路和四川路的交叉路口，1929年每亩达到35万两，但在1915年的要价仅3万两。比较起来,公共租界北区和西区也保持着相应的上涨比率。在河南北路，每亩价格从1921年的1500两上涨到1929年的1万两，而在静安寺路则从3千两涨到2.5万两。 28公共租界工部局曾在1910至1925年颁发过8.1903万件建筑许可证,这与前此15年的情况相比，显然增加了47.2%。 29新建的建筑大多是居民住房，但工业用房也大为增加。据估计，在1910年至1925年期间，整个上海兴建了大小工厂816家，而在前此15年中,仅创办了77家。新建的建筑以商业大厦最为雄伟壮观。先施和永安公司的商业大厦于1919年在上海开业。大约在同一时期,公共租界工部局的新建大楼也告竣工,它矗立在著名的外滩林荫大道上，位于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现代化建筑的旁边。 市区向外扩展，城郊困难地通过古老城墙的牌楼式城门而与市中心区沟通。但是在许多城市里例如长沙、梧州和广州城墙被拆毁以修建新区。
汉口的新世界商场大楼可与1919年在上海开幕的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百货大楼媲美。在广州，大信商场的9家商店自1918年起雄踞在珠江岸上。上海工部局在1915年批准了41项建筑工程（西式建筑），1920年批准109项。工部局在这段时期内批准的建筑工程费用从500万两上升至1100万两。 30重要通商口岸的多重结构(既有华界,又有外国租界)导致该城市各不同区域之间发展差异的存在。但在辛亥革命后,华界人口的发展,即人口净增长率要比公共租界高。1910年至1927年间,上海城市总人口由1910年的1289353人,增长至1927年的2641220人，人口增长率高达104.8%,其中华界由1910年的671866人，增长至1503922人,人口增长率高达123.8%；公共租界则由201541人，增长至840226人,人口增长率高达67.5%；）法租界则由115946人,增长至297072人,人口增长率最高达156.2%。 31（据1925年的数据）3.城市新精英队伍出现及各社会集团的分化重组。在这些迅速发展的城市里,各个社会集团变得更加复杂,相互间的分化也更加明显,出现了工业无产阶级、从城市精英(绅商)中诞生的现代知识阶层和现代资产阶级。
城市精英中的大多数主要以他们的政治倾向和社会影响著称，而不是由于对现代企业的参与。
辛亥革命后，城市精英们的权力增长了，他们对官僚机构的影响较革命以前大多了。城市精英们或者通过地方代表机构这样的中介直接表达意见,
或者间接地向官僚们施加压力。 32城市精英的发展加重了其与士绅的分裂,同时也扩大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鸿沟，迫使农村为城市的各种事业提供资金。
随着城市精英队伍的扩大，他们在地方性议会中的席位逐渐居于优势,并取支配地位。辛亥革命后,城市名流这一上层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狭小的社会圈子,他们献身于振兴实业、自由企业和经济合理化的思想体系,其中最著名的有穆湘姅（穆藕初）、陈光甫、江顺德、丁文江、简照南、简玉阶、马玉山、聂云台等。此外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在这一同时形成,其代表人物有蔡元培、胡适、蒋梦麟、郭秉文等。由于绅士阶级的衰落,资产阶级成为城市精英中占主导地位的部分，它团结“旧制度”的大部分名流和少数新生的现代企业家,组成了一个朝气勃勃的联盟,并从前者继承了他们的社会稳定性,从后者继承了他们的改革与创新精神。这些城市精英无疑是辛亥革命后，中国城市现代化的重要产物，是“创建了自己的新组织或在传统旧组织的框架内活动的一代新人。”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