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新军第八镇在武昌城头高举反清大旗，拉开了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的帷幕。全国各地纷纷响应，一月之内“民军光复之地已十有四省，现为之敌者惟南京与北京耳” ，南京成为清廷残留在长江南岸的最后一个反动堡垒。当时新军第九镇驻扎南京，各方面皆与第八镇难分伯仲，且“南京新军久抱革命宗旨” ，面对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第九镇却按兵不动，甚至不声不响地撤出南京，移师秣陵关。出城后不久，却又在弹药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出人意料地发动起义。第九镇的表现如此令人不解，其中原因究竟何在呢?
一
第一枪，张人骏心生疑虑：“第八镇已叛变，第九镇是否靠得住?” 担心第九镇也会步其后尘，张勋更是亟力挑拨：“新军全是革命党，无一可靠。”武昌起义的次日，张人骏致电清廷：“下游江防紧要，伏莽素多，乘机窃发，久巨堪虞，并图策应武昌，非舰队难期迅速”，请求清廷命海军萨镇冰部“多派兵船，兼程来守，分守各埠” 。同时表示要会同苏皖赣三省巡抚“设法赶腾得力可靠营队，以备缓急”，因此恳请清廷“无论如何为难”都要紧急拨发军饷130万两，以招募20营新兵加强防务。随后张人骏与铁良、张勋密谋收缴第九镇的全部弹药，命令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将部下的眷属送至督署衙门作为人质，并“将大索各标营” 。第九镇的子弹“平时仅自卫戍勤务之常备弹药及教练射击之残余”，收缴后更是所剩无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江防军、巡防营却补充了大量的武器弹药，除平均每人发500颗子弹，原属第九镇的6门大炮和6门机关炮也被拨给旗兵标营和兵备处。同时张人骏调江防军张勋部和巡防营王有宏部入城,监视和包围第九镇，以防不测。“当时江防军以三营之兵力日夜布防三十三标附近，且架炮于狮子山；狮子山炮口又复瞄准三十三标营房，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江防军和巡防营入城后，便大肆捕捉革命党人，“见有家藏白布者，即强指为是制白旗，预备革命党攻城时投降所用；遇有剪辫之学生，即强指为是革命党，匿于城内以待新军攻城时为内应，遂格杀勿论” 。10月24日，张人骏等人宣布南京戒严，“戒严令即布，将士以无弹药，皇然不自安” (p.389)。张人骏等人对新旧两军采取的截然相反的做法，特别是对新军的歧视，使得“众论沸然”，第九镇官兵更是忿忿不平。“新军无不发指眦裂，终日聚议，均欲与张总统毅军为生死，因子弹未能得手，是以累欲起事而又累蹶。······新军因无子弹，日坐愁城。” 张人骏之流为何要如此兴师动众、大动干戈呢?
第一，南京战略地位突出，成为清廷与革命党人争夺的焦点。自古南京有虎踞龙盘之说，扼鄂皖苏之交通，为长江天堑之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南京负险恃重，为东南重”，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横则可断长江航运，纵则可阻津浦铁路。上海同盟会总部强调：“今日之形势，以天下言之，则重在武昌；以东南言之，则重在金陵。” 江浙地区的革命党人也认为：“欲占苏杭两地，非取南京不可。如果没有南京，则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难以自立，遑论进取。所以南京实为战略上必争之地，关系国家整个局势。” 武昌起义后，清廷担心南京的炮台落入革命党手中，故电令张人骏：除将十二生及五寸口径以下各炮留用以资防守外，将其余十二生半及五寸七口径以上各炮的炮栓全部卸下，“另觅严密之处，以昭慎重。”张人骏接电后立刻照办，并回复清廷：“东南大局安危，关系最重，······且长江伏莽素多，蠢蠢欲动，若不增加兵力，实不足已震慑” 。随后他们又发出警告：“伏念宁城孤立，倘为匪党占有，势必长弛北上，摇动京师，大局何堪设想” ，请求清廷迅速派兵增援。
第一，南京战略地位突出，成为清廷与革命党人争夺的焦点。自古南京有虎踞龙盘之说，扼鄂皖苏之交通，为长江天堑之险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南京负险恃重，为东南重”，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横则可断长江航运，纵则可阻津浦铁路。上海同盟会总部强调：“今日之形势，以天下言之，则重在武昌；以东南言之，则重在金陵。” 江浙地区的革命党人也认为：“欲占苏杭两地，非取南京不可。如果没有南京，则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难以自立，遑论进取。所以南京实为战略上必争之地，关系国家整个局势。” 武昌起义后，清廷担心南京的炮台落入革命党手中，故电令张人骏：除将十二生及五寸口径以下各炮留用以资防守外，将其余十二生半及五寸七口径以上各炮的炮栓全部卸下，“另觅严密之处，以昭慎重。”张人骏接电后立刻照办，并回复清廷：“东南大局安危，关系最重，······且长江伏莽素多，蠢蠢欲动，若不增加兵力，实不足已震慑” 。随后他们又发出警告：“伏念宁城孤立，倘为匪党占有，势必长弛北上，摇动京师，大局何堪设想” ，请求清廷迅速派兵增援。
赵声（1881-1911，字百先，号伯先。1903年东渡日本考察。回国任南京两江师范教员和长沙实业学堂监督。1909年10月，担任广州起义总指挥，并制定具体计划。1910年6月底，与孙中山、黄兴在南洋商决大举之策。1911年3月29日率部赶往广州参加起义未遂。5月18日，悲愤长逝，年仅30岁。
第二，“新军以怀有不满情绪著称” ，张人骏等人担心第九镇“孱杂民党”，“虑其变生肘腋”，采取措施严加防范。1906年，新军第九镇由两江总督周馥奏请设立，徐绍桢任统制，全镇“士兵实行征兵制度，其中秀才、学才、中学、高小学生甚多，无不识字者，且均有爱国思想”，素质比其他军队高出一筹。第九镇从创立伊始，革命党人就深入军中，赵声、林凉生、柏文蔚、熊成基、倪映典、林述庆等革命志士先后就职军中，他们暗中宣传革命思想，大力发展革命组织。柏文蔚首先在军中设立岳王会南京分会，随后孙中山派吴谷与赵声、柏文蔚等人创立长江流域同盟会，“学生兵士闻风加入者千人以上，构成以后革命之良好基础” 。赵声等人不懈努力，使广大士兵的革命思想“莫不深入脑际，其精神每每流露于不知不觉之间，因此颇为满清官僚及驻防旗兵所嫉视，目为革命党” 。虽然赵声、倪映典、熊成基、柏文蔚等人因故相继离开，但是他们已为革命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此后赵声、倪映典、熊成基等人分别领导了著名的广州新军起义、安庆起义、黄花岗起义，成为清廷心目中的“叛臣贼子”。由于他们与第九镇的渊源关系，清廷对第九镇不再信任并开始有所提防。安庆起义后，清廷调姜桂题的江防军驻扎浦口，防范和监督新军，南京防务由江防军负责，第九镇只进行军事训练。由于新旧两军在思想、素质、装备、待遇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新旧两军同驻一地，新军鄙视旧军，旧军嫉忌新军，双方之间，不无隔阂。于是新旧两军便成冰炭” 。张勋接替姜后特别仇视新军，张人骏、铁良更是“素疾视第九镇”，而依赖旧军。张人骏曾上奏清廷：“刻下所持以保卫地方者，只此防营，即历年各省平定乱事，亦均防营是赖。” 1910年，曾任江苏巡抚的陈夔龙也警告清廷：“自前年安庆兵变后，曾几何时，而新军滋闹之案，见于粤，见于苏，又见于江北。虽肇事轻重不同，而军心不靖，其象显然。不有以整齐之，恐祸乱之萌，正有未已。” (p.50)清廷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断加强对新军的控制和防范，“在粤皖先后起事失败后，防备更为严密。第九镇之官兵，每日不在被监视中，行动语言，均失其自由。” 武昌起义后，全镇上下群情激奋，跃跃欲试，准备响应。“张人骏以革命初起，各省响应者半为新军” ，而愈委信于旧军，对第九镇则更为疑惧，“谓新军终不可恃” ，视之如寇仇，并采取了极端措施进行防范。结果却适得其反，“新军既被嫌疑，人心大为愤激，风起潮涌，几有不可终日之势” ，新旧两军的对立情绪日益突出，“双方剑拔弩张，跃跃欲试。一入夜间，便草木皆兵，全城都充满着肃杀的气氛。”
第三，有关南京起义的传闻不胫而走，使张人骏等人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当时，各种传闻充斥南京，使南京城内人心惶惶，气氛空前紧张。许多报刊也无中生有地进行报道，例如1911年10月20日的《申报》就报道，“扬子江一带已布满革党，一遇机会即将占据该地”。“南京、镇江所以不即起事者，因革党候官军既赴汉口，始乘机而起耳。······革党或将在下流起事，官军将处狼狈之地位。”由于流言四起，美国驻南京领事电告驻京公使：“革军旦夕将攻南京，请即派炮艇一艘保护。”张人骏等人获悉这些传闻后，立刻派遣密探大肆侦察、捉拿革命党人，企图防患于未然。武昌起义后，日知会会员文晋介、柳世裕等运动南京新军及学界准备响应，但被清廷暗探查获而遭捕杀，许多士兵和学生惨遭毒手。随后，南京同盟会机关在凌毅、李华侬的领导下，准备策动新军起义。此后不久，上海同盟会总部专门派柏文蔚到宁主持起义工作。柏文蔚与凌毅、李华侬等人商定：10月31日(初十)午后10点分兵两路举义，一路由革命党人发动巡防营进攻铁良的旗营，另一路由新军三十三标夺取军械所。可是“事机不密，为侦者所知”，张人骏等人抢先采取行动，命令徐绍桢将新军开赴城外的秣陵关，限令于初十午前12点以前竣事，“否则以违抗论，即以江防军剿灭之”。经过江宁布政司樊增祥和江南名士马相伯、伍兰逊等人的调解，徐提出移师的条件：拨发军饷20万两及子弹每人150颗、机关炮弹1万、炮弹1 000枚。张人骏假装同意,因此徐绍桢答应移师秣陵关。当时，许多中下级官兵要求等弹药发放后再移师，但徐认为可以先行移师再领弹药。可是张人骏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使徐“而不知被张人骏所卖也”。由于第九镇的一举一动都在张人骏等人的严密监视之中，革命党人故难以从容地发动第九镇举义。随着第九镇移师秣陵关,革命党人在城内举义的计划也化为泡影。正如革命党人林凉生所说：“当武汉事起，同志多谋响应，而南京下，则大局可定，奈其中主事者多方防维，无隙可乘”。
第三，有关南京起义的传闻不胫而走，使张人骏等人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当时，各种传闻充斥南京，使南京城内人心惶惶，气氛空前紧张。许多报刊也无中生有地进行报道，例如1911年10月20日的《申报》就报道，“扬子江一带已布满革党，一遇机会即将占据该地”。“南京、镇江所以不即起事者，因革党候官军既赴汉口，始乘机而起耳。······革党或将在下流起事，官军将处狼狈之地位。”由于流言四起，美国驻南京领事电告驻京公使：“革军旦夕将攻南京，请即派炮艇一艘保护。”张人骏等人获悉这些传闻后，立刻派遣密探大肆侦察、捉拿革命党人，企图防患于未然。武昌起义后，日知会会员文晋介、柳世裕等运动南京新军及学界准备响应，但被清廷暗探查获而遭捕杀，许多士兵和学生惨遭毒手。随后，南京同盟会机关在凌毅、李华侬的领导下，准备策动新军起义。此后不久，上海同盟会总部专门派柏文蔚到宁主持起义工作。柏文蔚与凌毅、李华侬等人商定：10月31日(初十)午后10点分兵两路举义，一路由革命党人发动巡防营进攻铁良的旗营，另一路由新军三十三标夺取军械所。可是“事机不密，为侦者所知”，张人骏等人抢先采取行动，命令徐绍桢将新军开赴城外的秣陵关，限令于初十午前12点以前竣事，“否则以违抗论，即以江防军剿灭之”。经过江宁布政司樊增祥和江南名士马相伯、伍兰逊等人的调解，徐提出移师的条件：拨发军饷20万两及子弹每人150颗、机关炮弹1万、炮弹1 000枚。张人骏假装同意,因此徐绍桢答应移师秣陵关。当时，许多中下级官兵要求等弹药发放后再移师，但徐认为可以先行移师再领弹药。可是张人骏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使徐“而不知被张人骏所卖也”。由于第九镇的一举一动都在张人骏等人的严密监视之中，革命党人故难以从容地发动第九镇举义。随着第九镇移师秣陵关,革命党人在城内举义的计划也化为泡影。正如革命党人林凉生所说：“当武汉事起，同志多谋响应，而南京下，则大局可定，奈其中主事者多方防维，无隙可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