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国、张进：新军第九镇起义问题探微(2)
辛亥革命网 2016-08-01 16:24 来源：《扬州大学学报》2002年3月第6卷第2期 作者：周新国 张进 查看： 次
武昌起义后，南京成为清廷残留在长江南岸的最后一个堡垒。清廷对新军第九镇严加防范，迫使其撤出南京。新军第九镇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弹药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仓促起义，招致失败。
二
武昌起义后，南京的革命形势曾一度高涨，起义几乎已是一触即发。随着第九镇撤出南京，形势却急转直下。究竟什么原因使第九镇不在城内举义呢?如果举义，第九镇能否取胜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和研究。
第一，从军事上对新旧两军进行比较，第九镇在兵力、弹药和后勤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当时，第九镇面临两大难题，一是部队减员非常严重，实力大减。第九镇下辖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标,及马炮各标、工辎各营和宪兵队，据统计其总兵力为“官七百八十九名，兵八千二百五十五名” ，合计为9044人。除了分驻镇江、江阴的三十五和三十六标，第九镇有一半以上的兵力驻扎南京。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在写给驻华大使朱尔典的信中报告：“驻在此地的新军有步兵两标，共约三千人；骑兵六百人，炮兵九百人，辎重兵约五百人，全部兵力为五千五百人。”武昌起义后，由于南京城内“篝火狐鸣，诡谣庞起”，使得第九镇内部动荡不安，“有潜赴鄂参加革命者，旗籍人员虑有不利，相率乞退，或亡匿僻处。至是，实员骤减，仅及平时三分之二。” 伟晋颂也认为第九镇“在起事前，他们总共有五千五百人，但他们的兵士由于逃亡已经大为减少” 。徐绍桢在率部移师时，部队只编成一个混成协，估计兵力不足4 000人。二是弹药极度匮乏，几乎处于有枪无弹的境地。第九镇的武器虽然先进，但弹药被张人骏等人收缴，所剩“计三十四标及马标不足一万颗，辎重营不足五千颗，平均每兵得五发，仅敷一分钟之缓射”。即使所剩子弹也并不与全部枪支相配套，许多士兵都是空枪无弹。旧军的成分相当复杂，有“江防、宁防、旗营、卫宁、徐防暨扬州调来的缉私各营” ，其中的主力为张勋的十四营江防营，王有宏的十营两淮缉私营和赵会鹏的七营江宁巡防队。“江防原有十八营，每营二百五十人” ，由于各有两营紧急调往苏州、安庆增援，张勋部剩下的兵力约有3500人，这与伟晋颂掌握的“在南京城内，原属江防军的部队约三千五百人”的情况相符。根据防营编制每营为301人计算，王有宏部有3000人，赵会鹏部有2100人。此外，铁良的旗兵有1000多人，张人骏的督辕卫队约1000人，加上张人骏等人紧急招募的新兵2 500人，以及从徐州等地调来增援的胡令宣等部兵力，旧军的总人数超过15000人。经过张人骏等人的大力补充，旧军的弹药也十分充足。除了兵力和弹药明显占优，旧军的战斗力也不容小视，尤其张勋部“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反动武装”，不但战斗力较强，而且“内部尽功名利禄之徒，对革命不易为力”， 对第九镇构成极大的威胁。由于江防军极度仇视革命，如果革命事起，他们必然会负隅顽抗，张勋就曾叫嚣“若遇事变，勋决背城借一” 。在没有得到革命党人援助和配合的情况下，第九镇如在南京举义，弹药、后勤必然不济，取胜相当困难，即使能够暂时取胜，恐怕也难以持久。上海同盟会总部在分析江浙地区的革命形势后，也认为“南京、江苏格于复杂情况，急切尚难着手” 。
第二，革命党人犯了错误，没能及时取得第九镇上层军官的支持。武昌起义后，南京同盟会机关“依靠为革命之主力军”的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经过革命党人的联络和发动，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在赵声、柏文蔚等人离开第九镇后，由于军中的革命党人“对革命采取过于谨慎的态度”，他们不敢主动联系和发动中上层军官；加上革命党人“大部分系下级军官和士兵，与中上级军官不相联系”，当广大士兵革命热情高涨时，中上级军官感觉被冷落而产生不安，造成军中无谓的矛盾和对立。“至革命空气十分浓厚时，中上级军官害怕，且有逃离军队者。徐绍桢此时也惴惴不安。”柏文蔚虽认为南京同盟会机关“布置有欠周密” ，但他并没有加以改变，他也没有主动采取措施促使其老上司—徐绍桢投身革命。徐绍桢是一个开明官僚，“先前曾对他部下怀有革命思想的激进分子，很做了一些维护工作。一般人对他的感情也不坏” ，因此享有较高的声望。柏文蔚也承认“徐绍桢亦有心人，故吾人革命行动，得其暗中保护颇多也”。如果柏主动与其联系，晓以大义，允以援助，徐绍桢必然会做出明智的选择。或许柏过于担心徐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在抵宁后的10天内，一直没有主动与徐接触，也没有派人做徐的工作。只是到第九镇撤出南京后，柏才来到军中，但他仍对徐抱有戒心，不敢主动与徐会面。当时军中官兵的对立情绪已十分突出，全镇是“军心浮动，不可遏抑”。一些中上级军官，如三十三标统王光照、炮标标统陈懋修之流见势不妙，逃之夭夭。徐的处境也相当尴尬，不但其威信明显下降，而且他对部队的控制能力也大为削弱，甚至有被部下抛弃的可能，因此“心中焦虑万分” 。革命党人在上述问题上显然犯了错误，事后时人在总结南京起义失败的原因时，也认为革命党人过于“坚守秘密，疑忌滋多，故武汉事起以后而南京默默无闻者，皆坐此之故” 。
第一，从军事上对新旧两军进行比较，第九镇在兵力、弹药和后勤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当时，第九镇面临两大难题，一是部队减员非常严重，实力大减。第九镇下辖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标,及马炮各标、工辎各营和宪兵队，据统计其总兵力为“官七百八十九名，兵八千二百五十五名” ，合计为9044人。除了分驻镇江、江阴的三十五和三十六标，第九镇有一半以上的兵力驻扎南京。英国驻南京领事伟晋颂在写给驻华大使朱尔典的信中报告：“驻在此地的新军有步兵两标，共约三千人；骑兵六百人，炮兵九百人，辎重兵约五百人，全部兵力为五千五百人。”武昌起义后，由于南京城内“篝火狐鸣，诡谣庞起”，使得第九镇内部动荡不安，“有潜赴鄂参加革命者，旗籍人员虑有不利，相率乞退，或亡匿僻处。至是，实员骤减，仅及平时三分之二。” 伟晋颂也认为第九镇“在起事前，他们总共有五千五百人，但他们的兵士由于逃亡已经大为减少” 。徐绍桢在率部移师时，部队只编成一个混成协，估计兵力不足4 000人。二是弹药极度匮乏，几乎处于有枪无弹的境地。第九镇的武器虽然先进，但弹药被张人骏等人收缴，所剩“计三十四标及马标不足一万颗，辎重营不足五千颗，平均每兵得五发，仅敷一分钟之缓射”。即使所剩子弹也并不与全部枪支相配套，许多士兵都是空枪无弹。旧军的成分相当复杂，有“江防、宁防、旗营、卫宁、徐防暨扬州调来的缉私各营” ，其中的主力为张勋的十四营江防营，王有宏的十营两淮缉私营和赵会鹏的七营江宁巡防队。“江防原有十八营，每营二百五十人” ，由于各有两营紧急调往苏州、安庆增援，张勋部剩下的兵力约有3500人，这与伟晋颂掌握的“在南京城内，原属江防军的部队约三千五百人”的情况相符。根据防营编制每营为301人计算，王有宏部有3000人，赵会鹏部有2100人。此外，铁良的旗兵有1000多人，张人骏的督辕卫队约1000人，加上张人骏等人紧急招募的新兵2 500人，以及从徐州等地调来增援的胡令宣等部兵力，旧军的总人数超过15000人。经过张人骏等人的大力补充，旧军的弹药也十分充足。除了兵力和弹药明显占优，旧军的战斗力也不容小视，尤其张勋部“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反动武装”，不但战斗力较强，而且“内部尽功名利禄之徒，对革命不易为力”， 对第九镇构成极大的威胁。由于江防军极度仇视革命，如果革命事起，他们必然会负隅顽抗，张勋就曾叫嚣“若遇事变，勋决背城借一” 。在没有得到革命党人援助和配合的情况下，第九镇如在南京举义，弹药、后勤必然不济，取胜相当困难，即使能够暂时取胜，恐怕也难以持久。上海同盟会总部在分析江浙地区的革命形势后，也认为“南京、江苏格于复杂情况，急切尚难着手” 。
第二，革命党人犯了错误，没能及时取得第九镇上层军官的支持。武昌起义后，南京同盟会机关“依靠为革命之主力军”的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经过革命党人的联络和发动，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在赵声、柏文蔚等人离开第九镇后，由于军中的革命党人“对革命采取过于谨慎的态度”，他们不敢主动联系和发动中上层军官；加上革命党人“大部分系下级军官和士兵，与中上级军官不相联系”，当广大士兵革命热情高涨时，中上级军官感觉被冷落而产生不安，造成军中无谓的矛盾和对立。“至革命空气十分浓厚时，中上级军官害怕，且有逃离军队者。徐绍桢此时也惴惴不安。”柏文蔚虽认为南京同盟会机关“布置有欠周密” ，但他并没有加以改变，他也没有主动采取措施促使其老上司—徐绍桢投身革命。徐绍桢是一个开明官僚，“先前曾对他部下怀有革命思想的激进分子，很做了一些维护工作。一般人对他的感情也不坏” ，因此享有较高的声望。柏文蔚也承认“徐绍桢亦有心人，故吾人革命行动，得其暗中保护颇多也”。如果柏主动与其联系，晓以大义，允以援助，徐绍桢必然会做出明智的选择。或许柏过于担心徐的政治态度和立场，在抵宁后的10天内，一直没有主动与徐接触，也没有派人做徐的工作。只是到第九镇撤出南京后，柏才来到军中，但他仍对徐抱有戒心，不敢主动与徐会面。当时军中官兵的对立情绪已十分突出，全镇是“军心浮动，不可遏抑”。一些中上级军官，如三十三标统王光照、炮标标统陈懋修之流见势不妙，逃之夭夭。徐的处境也相当尴尬，不但其威信明显下降，而且他对部队的控制能力也大为削弱，甚至有被部下抛弃的可能，因此“心中焦虑万分” 。革命党人在上述问题上显然犯了错误，事后时人在总结南京起义失败的原因时，也认为革命党人过于“坚守秘密，疑忌滋多，故武汉事起以后而南京默默无闻者，皆坐此之故” 。
徐绍桢（1861—1936），字固卿，原籍浙江钱塘。
第三，徐绍桢对革命的态度和立场也影响了起义的爆发。安庆起义后，徐绍桢受到清廷的猜忌和端方的追查，感到岌岌可危。虽然他曾对其亲信茅乃登表示：“国事积弱至此，根本解决，非革命不可。” 事实上，“徐绍桢虽稍有革命意识，但胆略不够，性复模棱” ，他一直摇摆于革命和反革命之间。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形势尚不明朗，徐绍桢起初也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武昌第八镇叛变，无异以卵投石，自取灭亡，切勿步其后尘”。他在对全镇目官以上的军官训话时，依然强调“忠君爱国”的思想，要求全镇官兵保证不发动起义。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徐认识到革命已是“大势之所迫，群情之所荡，山崩钟应，非绍桢所能遏也” ，方才倾心革命。当时，江苏境内尚未爆发革命，强大的反动势力依然控制着政权，“是时人方讳言革命，虽明知大义所在，顾皆虑祸，无敢先试” 。混迹官场多年的徐绍桢更是老成持重，在形势不明朗之前，不敢在江苏境内首义，而采取谨小慎微、静观时变的态度。第九镇将领沈同午在分析南京城内军事布防状况后，曾建议徐先发制人，突然袭击，活捉张人骏等人，一举拿下南京。他的理由是第九镇“距离督署不远，不难攻进······若能占领南京，全省传檄而定”。但徐绍桢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主张稳妥，不愿冒险，他认为勉强举事可能会得不偿失，“不然徒坏第九镇”，因此否定了这一建议。他表示：“我已分电沪苏杭，有所接洽，谋定后动，格外把握，不如稍缓。” 同时，徐也不忍心让广大百姓遭受战火涂炭，他强调：“光复大义，所以救民，非所以贼民。弹轰刃接，狭巷相搏，幸而胜，民室墟矣!不幸而败，何以为继?且令发自上，系统顺而事易济；复起于下，怀希冀士气易骄，小遇挫折，士气立暮，兵将不可复用。与其轻率偾事，毋宁待机而动。”虽然徐拒绝了沈的建议，但他也暗中积极筹划，“遂遣陶逊至沪观军事机关部之组织；分派将校至鄂谍战况；至苏观新军动静；并命沈同午准备出师计划” 。故时人评论：“徐绍桢本属官僚，虽然赞成革命，但顾虑多，主张持重，······因而耽误了一些时机。” 此说是符合事实的，就连后来与徐绍桢争夺都督一职的政敌林述庆也认为徐“对第九镇多方维护，安知非出于郑重，别具苦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