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国、张进：新军第九镇起义问题探微(3)
辛亥革命网 2016-08-01 16:24 来源：《扬州大学学报》2002年3月第6卷第2期 作者：周新国 张进 查看： 次
武昌起义后，南京成为清廷残留在长江南岸的最后一个堡垒。清廷对新军第九镇严加防范，迫使其撤出南京。新军第九镇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弹药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仓促起义，招致失败。
三
11月4日，徐绍桢得知柏文蔚来到军中，立刻请柏到镇部会面，他们商定了南京举义的事宜，决定派柏到上海运送弹药。柏文蔚在临走前曾告诫徐：“无论如何必俟子弹补充完备，方可举动，不得冒险。”可是柏还没有将弹药运回，第九镇却发动了起义，这期间究竟有何变故使得起义提前呢?
第一，部分上级军官亟力挑拨徐柏两人的关系，鼓动徐绍桢抢夺起义首功。与上级军官所受的冷遇形成强烈的反差，11月4日，柏文蔚抵达第九镇时，却受到全镇正副目军官的热烈欢迎。“是夜全镇下级军官不等长官命令，即令军士操刺刀、马刀开口，并自动刺伤旗籍军官三人”。此时徐绍桢等人才如梦方醒，“知部下已不听其指挥，而本身已不能为部下所容。故许多人私自逃走。留在军中者只好对其部下俯首听命，表示赞成革命，这部分人全是徐绍桢左右亲信。” 他们以为中下级官兵的举动是柏策动的结果，因此柏“颇引起徐公左右的忌视”。其实这完全是中下级官兵的自发行为，因为他们认为部队移师秣陵关后没有领到弹药是徐绍桢“破坏”所致。11月6日，柏文蔚与张勋的代表接洽，商谈南京议和问题。张的代表向柏提出五个议和条件，其中竟然有一条是“不承认徐固卿，并请他离开江苏”。徐绍桢的亲信们对此大做文章，从中极力挑拨，“且以为全镇目兵只知有柏管带，不知有徐统制”。他们“劝徐即时进攻南京，否则柏某先发，则统制之地位不能得矣” 。恰在此时，上海、苏州、镇江等地革命相继成功，既使中下级官兵倍受鼓舞，又使全镇产生了轻敌情绪。第九镇官兵“迭接苏常镇光复之报，以为下江宁势如破竹”，他们“恨不得立即奔赴战场，一显身手”，甚至认为“纵无子弹，宁利用夜间，以白兵决战···并不以弹少介意。” [9](p.12)随着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以沈同午为代表的徐之亲信，企图以起义捞取政治资本。谋取私利。这批人“性情急躁，热衷功名，急于自见，不能审慎利害，操切从事”[5](p.66)，他们亟力怂恿徐绍桢进攻南京；就连徐绍桢本人也急于想做都督，后来他在起义时就擅自打出宁军都督的旗号，这在张人骏发给清廷的电文以及王孝的《秋梦录》和殷葆的《追忆录》中都有记载。
第二，徐绍桢心态失衡，并以为有内应配合，导致其决策失误。第九镇撤离南京前后，徐绍桢既不能被上司所信任，又不能为部下所理解，进退两难，内心非常痛苦。移师秣陵关后，下级官兵已不能完全听从其调遣，中上层军官多有逃亡；同时张人骏的杀手、暗探也接踵而至,张勋部更在附近山头架炮列枪虎视眈眈，徐绍桢及第九镇的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移师的当日，盛朝臣等十余人“乔扮皮匠剃发乞丐等，潜来秣镇，意图暗杀”，幸好徐早有防备，粉碎了他们的阴谋。徐将他们交给张人骏处理，以试探其态度和反映，结果是石沉大海。“翌日陆军警察营管带桂城，三十四标教练官恩锡来秣，手执拳铳，直扑徐制卧室”，也被当场擒获。徐对此极为愤慨，“新旧军同服国家之役，理无歧视。新军不发子弹，久戍于外，是行路人遇之也；防地往复之路则严陈兵备，镇属留守之兵则无故逮捕，是乱党视之也。行路遇之，则行路报之；乱党视之，则乱党报之，不为过。” 亲信们别有用心的挑拨，加上张勋苛刻的议和条件使徐绍桢怒火中烧，难以自控。为了反击张勋，也为抢夺南京光复的首功，徐决定“以空枪刺刀冒险进攻”，他在誓师大会上慷慨陈辞：“以徒手之伍袭坚城，死耳。然事急突，机不可逸，不则守军将逆击我。 虽然徐的举动不够冷静，但他却认为有取胜的机会。因为事前他已联络好一部分督辕卫队和巡防营的士兵作为内应，并得到狮子山、富贵山炮台守军严守中立的保证，此外他还约请凌毅如期在城内炸开通济门和聚宝门。徐绍桢计划于11月8日夜间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南京。不料11月7日晚，苏良斌等人在城内先行起义，徐所联络的军队误认为是第九镇已进城而响应起义,结果导致全军覆灭。苏的盲动不仅使徐所指望的内应丧失殆尽，而且打草惊蛇，张人骏、张勋等立刻封闭所有城门，加强对战略要地的防守。由于消息被封锁，徐并不知城内情况突变，仍按原定计划行动。11月8日午前，第九镇的先头部队到达雨花台时竟然不做任何战斗准备，以致遭到炮火的猛烈袭击而损失惨重。伟晋颂也认为：“革命军之所以蒙受重大损失，是由于误信该炮台守军已经背叛清廷，因为他们向该炮台进发时，不是开火，而是挥动他们的手臂，号召守军和他们联合起来，因为彼此都是兄弟。”
武昌起义后，张人骏、铁良、张勋等反动官僚仍誓死效忠清廷，负隅顽抗。为把革命扼杀于萌芽状态，张人骏等人不断加强军事戒备，采取极端措施监视第九镇，大肆制造白色恐怖，使革命党人根本不具备在南京城内从容举义的条件；事前，革命党人的准备工作不够系统扎实，加上敌我力量悬殊，使徐绍桢等新军上层军官采取观望态度，加大了起义的难度；此外，革命党人在联络第九镇时铸成大错，没有能够调动原本同情革命的新军上层军官的革命积极性，反而使他们情绪波动、心态失衡，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急于求成，仓促决策，贪功冒进，导致起义失败，从而削弱了革命力量，延缓了南京的光复。
第一，部分上级军官亟力挑拨徐柏两人的关系，鼓动徐绍桢抢夺起义首功。与上级军官所受的冷遇形成强烈的反差，11月4日，柏文蔚抵达第九镇时，却受到全镇正副目军官的热烈欢迎。“是夜全镇下级军官不等长官命令，即令军士操刺刀、马刀开口，并自动刺伤旗籍军官三人”。此时徐绍桢等人才如梦方醒，“知部下已不听其指挥，而本身已不能为部下所容。故许多人私自逃走。留在军中者只好对其部下俯首听命，表示赞成革命，这部分人全是徐绍桢左右亲信。” 他们以为中下级官兵的举动是柏策动的结果，因此柏“颇引起徐公左右的忌视”。其实这完全是中下级官兵的自发行为，因为他们认为部队移师秣陵关后没有领到弹药是徐绍桢“破坏”所致。11月6日，柏文蔚与张勋的代表接洽，商谈南京议和问题。张的代表向柏提出五个议和条件，其中竟然有一条是“不承认徐固卿，并请他离开江苏”。徐绍桢的亲信们对此大做文章，从中极力挑拨，“且以为全镇目兵只知有柏管带，不知有徐统制”。他们“劝徐即时进攻南京，否则柏某先发，则统制之地位不能得矣” 。恰在此时，上海、苏州、镇江等地革命相继成功，既使中下级官兵倍受鼓舞，又使全镇产生了轻敌情绪。第九镇官兵“迭接苏常镇光复之报，以为下江宁势如破竹”，他们“恨不得立即奔赴战场，一显身手”，甚至认为“纵无子弹，宁利用夜间，以白兵决战···并不以弹少介意。” [9](p.12)随着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以沈同午为代表的徐之亲信，企图以起义捞取政治资本。谋取私利。这批人“性情急躁，热衷功名，急于自见，不能审慎利害，操切从事”[5](p.66)，他们亟力怂恿徐绍桢进攻南京；就连徐绍桢本人也急于想做都督，后来他在起义时就擅自打出宁军都督的旗号，这在张人骏发给清廷的电文以及王孝的《秋梦录》和殷葆的《追忆录》中都有记载。
第二，徐绍桢心态失衡，并以为有内应配合，导致其决策失误。第九镇撤离南京前后，徐绍桢既不能被上司所信任，又不能为部下所理解，进退两难，内心非常痛苦。移师秣陵关后，下级官兵已不能完全听从其调遣，中上层军官多有逃亡；同时张人骏的杀手、暗探也接踵而至,张勋部更在附近山头架炮列枪虎视眈眈，徐绍桢及第九镇的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移师的当日，盛朝臣等十余人“乔扮皮匠剃发乞丐等，潜来秣镇，意图暗杀”，幸好徐早有防备，粉碎了他们的阴谋。徐将他们交给张人骏处理，以试探其态度和反映，结果是石沉大海。“翌日陆军警察营管带桂城，三十四标教练官恩锡来秣，手执拳铳，直扑徐制卧室”，也被当场擒获。徐对此极为愤慨，“新旧军同服国家之役，理无歧视。新军不发子弹，久戍于外，是行路人遇之也；防地往复之路则严陈兵备，镇属留守之兵则无故逮捕，是乱党视之也。行路遇之，则行路报之；乱党视之，则乱党报之，不为过。” 亲信们别有用心的挑拨，加上张勋苛刻的议和条件使徐绍桢怒火中烧，难以自控。为了反击张勋，也为抢夺南京光复的首功，徐决定“以空枪刺刀冒险进攻”，他在誓师大会上慷慨陈辞：“以徒手之伍袭坚城，死耳。然事急突，机不可逸，不则守军将逆击我。 虽然徐的举动不够冷静，但他却认为有取胜的机会。因为事前他已联络好一部分督辕卫队和巡防营的士兵作为内应，并得到狮子山、富贵山炮台守军严守中立的保证，此外他还约请凌毅如期在城内炸开通济门和聚宝门。徐绍桢计划于11月8日夜间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南京。不料11月7日晚，苏良斌等人在城内先行起义，徐所联络的军队误认为是第九镇已进城而响应起义,结果导致全军覆灭。苏的盲动不仅使徐所指望的内应丧失殆尽，而且打草惊蛇，张人骏、张勋等立刻封闭所有城门，加强对战略要地的防守。由于消息被封锁，徐并不知城内情况突变，仍按原定计划行动。11月8日午前，第九镇的先头部队到达雨花台时竟然不做任何战斗准备，以致遭到炮火的猛烈袭击而损失惨重。伟晋颂也认为：“革命军之所以蒙受重大损失，是由于误信该炮台守军已经背叛清廷，因为他们向该炮台进发时，不是开火，而是挥动他们的手臂，号召守军和他们联合起来，因为彼此都是兄弟。”
武昌起义后，张人骏、铁良、张勋等反动官僚仍誓死效忠清廷，负隅顽抗。为把革命扼杀于萌芽状态，张人骏等人不断加强军事戒备，采取极端措施监视第九镇，大肆制造白色恐怖，使革命党人根本不具备在南京城内从容举义的条件；事前，革命党人的准备工作不够系统扎实，加上敌我力量悬殊，使徐绍桢等新军上层军官采取观望态度，加大了起义的难度；此外，革命党人在联络第九镇时铸成大错，没有能够调动原本同情革命的新军上层军官的革命积极性，反而使他们情绪波动、心态失衡，在大好的革命形势下急于求成，仓促决策，贪功冒进，导致起义失败，从而削弱了革命力量，延缓了南京的光复。
南京光复之役。任江浙联军总司令的徐绍祯为江宁新军第九镇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