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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曼殊《琵琶湖记游》
苏曼殊《琵琶湖记游》
苏曼殊（1884—1918），原名戬，字子谷，小名三郎，更名玄瑛，号曼殊，另号燕子山僧、南国行人等。广东珠海人，文学家，能诗文，善绘画，通梵文。曾入日本横滨大学预科、振武学校学习。入青年会、拒俄义勇队。1903年在广东惠州削发为僧。交革命志士，任各民报主笔。
三、江苏的学潮与学界团体
1901年新政开始后，随着大量学堂的兴办，学堂生的群体规模增大。这些主要由生员秀才构成的年青学堂生。在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时代背景下，留日学生中孕育宣传革命思想之际，国内学堂生中也开始孕育新的思潮：他们高呼“爱国”，但这个“国”已经不是“清国”而是他们理想中的“新的国家”；他们把这种带着强烈不满的“爱国情感”发泄到他们认为一直压制着他们的学堂当局和老师身上，以“学潮”的方式表现出来；而这股全国性的学潮以拒俄运动为高峰，直到抵制美货运动，最终学堂生从爱国走向革命，最终使一部分学堂生变成革命者。
1901年开始的学潮是全国性的。江苏的学潮是最为激烈的，桑兵统计，1902-1905年间，各省爆发学潮160次，江苏有48起，占了1/3。 其中以南洋公学为典型的学潮影响也是最大的。
南洋公学作为新学堂首先是学子们向往的。1898年夏，20岁的秦毓鎏从无锡赶往上海参加南洋公学的入学考试，而且非常荣幸地考取入学，首先兴奋的是见到了一批崇敬的先生和一帮志同的同学，“夏六月，南洋公学招考，余赴试，录取。遂肄业焉。公学总理为何眉生先生，监院为美人福开森，学长为吴稚晖、朱友芝、程颂平三先生。教习为董懋堂、刘厚生、白雅余、赵瑞侯、郭子将、郭水侯、冯子久诸先生。当是时吾国初办学堂教习皆一时之选，学生亦多有志之士，故学风甚优。”虽然“学科则甚简，仅分中文、西文、算学三项而已。课余治舆地学，读《方舆纪要》、《一统志》等书，阅曾文正《求阙斋日记》”，但公学比起私学来能够接受更多的新事物新观念，“前余在家时仅稍稍为文字之学而已，虽先考训以克复之功，修治之道，然忽焉不察自入公学后，因时之激刺，师友之切磋，志趣因之大变。故论予生平进境以此时为最”，而“八月政变复科举，康梁二君出亡海外，旋有《清议报》出版，余甚爱读之，自是始有政治思想”，所以“至年假归，诸亲友谓余，气质大变，前后几若两人”。
清议报
秦毓鎏与南洋公学冲突的这两件事，我们可以初步认为是关乎反对“专制”和“爱国”，是带有根本性和时代性的；而到1901年这种学生与校方之间因为反对“专制”和宣扬“爱国”的冲突和对立则又被进一步放大和被激化了。
1901年初，学生们竞相传阅《国民报》、《译书汇编》、《新民丛报》等，“在辛丑、壬寅（1901-1902）两年为上海新学书报最风行时代，盖其时留东学界翻译之风大盛，上海作新社、广智书局、商务印书馆、新民丛报支店、镜今书局、国学社、东大陆图书局等各竞出新籍，如雨后之春笋” 。1902年8月成立了演说会，该会宣称“惟现在之国不必爱，而未来之国良可爱也；老大帝国奚足爱，新中国则必爱”，在演说会上，同学们张贴“爱国”和“少年中国之革命军”的标语口号，“慷慨指陈当事”，“倡自由革命英风”。而且学生们又组织了书会，以研讨如何“担此代表新中国人物新社会事业之大责任”，并建立秘密团体“任会”，作为演说会的核心。 而南洋公学校方则开始禁阅新书新报，并禁止学生结会组织。在校方日益严厉的压制下，大规模的冲突一触即发。
1901年考入南洋公学特班的黄炎培在入学的第二年正好赶上这次大规模冲突。这时“公学的督办为盛宣怀，总办为汪凤藻，监院为张元济及英人福开森”，同学有李叔同、汤尔和、丁初我、谢无量、邵力子、胡仁源、殷洪亮、王世澂等。
谢无量书法
发生在1902年末的南洋公学这场退学风潮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同时也就具有轰动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