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公学风潮起来后，国内学界受到强烈震动，“随其后者不下十处，而散学之风潮且风发泉涌而未有已矣”。最早起来响应的是浔溪公学，随后风潮波及苏、浙、粤、鄂、闽、直、豫、赣等十余省和北京。 闹学出学之风潮一时遍及全国。
显然，此时学堂生的闹学与出学最初只是初涉自由民主思想观念的年轻人对学堂“现实”不满的一种“极端”表现；而报刊舆论则突出其反“专制”的意义。
学生风潮兴起后，《选报》、《苏报》、《政艺通报》、《新民丛报》、《文言报》等纷纷刊登报导评论。有人直接认为，“今日之事，为我学生脱离专制学校之新纪元”。 而《苏报》更直接论说：“官立学堂，政府压制之小影也”。 把持者“摄照老大帝国小影、官场总办局所之恶习，自尊如帝天，视人如犬马，妄立章程，驰逞臆说，以压制束缚为威力，以用人派事为市恩，以排斥新书匿己短，以艰深旧学炫己长，以苛责细故为讲求实际，以管束教习、学生为门面排场。呜呼，腐败至此，荒谬至此，荼毒至此，暴虐至此，焉得不为世界之公敌也”。 谁在为“专制”？官立学堂为之，政府为之！
专制与奴隶相对，专制的学堂教育出的自然是奴化的学生；而学生是国家的将来的栋梁，他不应是奴隶而应是英雄。“官场与学堂，不相类者也。惟官场装演奴隶，惟学堂鼓铸英雄；奴隶与英雄，类乎否耶？官与学生，不相容者也。惟官能服从，惟学生能独立；服从与独立，容乎否耶？”因此，“无怪乎学界之风潮日澎湃而未有已乎”！
而且这一时期的学生更承载着一部分人们的急切的期望，中国社会“殆已有多数之绝望，乃于各种绝望之中而单有一种焉，浮影于热心家之脑中，而产生一线之希冀者，此何物也？吾必曰：学生社会！学生社会！”为什么这样看重学生呢？因为“政府之顽固也，而学生不顽固；疆吏之婪毒也，而学生不婪毒；列强之欲瓜分也，而学生不欲瓜分；各级社会之无知识也，而学生非无知识；然则中国存亡之关键，不属于学生而谁属？”“何不注意于农、工、商，而独注意于学生乎？盖学生者，今日处于最重要之地位者也。其责任重，其价值高，稍有热诚者，咸引领张目望之，名之曰‘主人翁’，比之曰‘狮子吼’，其于学生如是其殷勤也。彼学生者，又以西乡隆盛、马志尼、加富尔、加里波第自命，欲行其唯一之主义，以造成一新中国，使吾汉族永享无穷之幸福。吾今见夫学生之自尊如此，他人之颂学生者又如彼，故以望农、工、商者，转而属望我学生”。 “盖学生者，实能于各种社会中独树一帜，有吸取新思想之资地，有翕受新感情之脑筋，有担任新中国之学问。社会主义方倒欧风倾亚雨而来，旁皇无所著，而直接承受之力，不得不以学生为之媒。” 既然期望急切，既然学生应该是英雄，那就希望他们现在就充当英雄，所以，当南洋公学退学风潮发生后，《苏报》即宣布“我为学生喜，喜脱专制之轭，而就自由之席也”，它勉励学生“激发公愤，解脱羁绊，排斥专制，创立共和，五日之间，焕然成一维新学校，虽华盛顿之抗英，威廉之抗法，巴西之争自主，神效捷速，殆为过之”。
社会舆论对这场学生风潮高度评价并寄予厚望，它的另一面则是对慈禧太后“张罗”“新政”的极度反感和抵制，更是对《辛丑条约》签订后危机形势的深深的忧虑，随着拒俄运动兴起，这些意识终于在“报国无门”的压抑下迸发为“排满”、“革命”的主张。
2、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
为什么会爆发学潮，而且以致于全国踵接，此起彼伏？清政府认为，兴学之初，管理不善，体制不备，所以，1902年6月清廷一方面命沿江沿海各省督抚管束“肆行无忌”之学生，并整顿学堂条规；一方面著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现办大学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学堂章程一律厘定”。
其实，在江浙学界，戊戌维新以来办学堂兴教育的努力并没有中断，而在江浙学界，蔡元培等人是不遗余力倡导兴学的典型。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山阴县人。17岁考取秀才，18岁即在家乡设馆教书。1892年（光绪十八年），进士及弟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授职翰林院编修。1898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1901年夏，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监督，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中文总教习。
1899年底，蔡元培著《绍兴推广学堂议》一文，主张筹款在绍兴府城设高级、中级学堂各一处，在县城各设初级学堂，为什么要兴学，蔡元培指出“且今天下志士，所抵掌奋谭，为保国强种之本者，非学堂也哉。” “保国强种”，显然是维新派的话语，而维新变法虽已失败，但“保国强种”必须继续，办学堂、培养新的人才之本必须继续。
蔡元培主张五育并举：“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教育所不可偏废”
但沿着官办学堂的兴学路子下去，是否就能造就新的人才，是否就能“保国强种”？对于兴办学堂，在1899年底，蔡元培就指出，“甲午以后，中国睡狮而将醒，兹事稍稍萌芽矣，然而其数殆可以屈指计。……其何故哉？曰：宗旨不一也，阶级不差也，师范不同也，课本不编也，公费不筹也，学友不联也，是以师烦而任难，学散而效寡也。” 教育“宗旨”无疑是最为核心的问题，清政府在1901年兴学之初，未详加阐明，其实，对清政府来说，就是诸如编订等问题也还没有解决。
那么，要兴怎样的学呢？学界必须自己把握。1902年3月，由蔡元培发起，联合蒋智由、章太炎、黄宗仰、林獬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同年冬，中国教育会正式成立于上海，蔡元培被推为会长。该会下设教育、出版、实业三部，揭橥其宗旨为“编订教科书，改良教育，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冯自由后来也对中国教育会的成立也叙述道，“壬寅春，旅沪志士余杭章炳麟，常熟黄中央，山阴蔡元培，阳湖吴敬恒诸人，以译本教科书多不适用，非从新编订完善，不足以改良教育，因联络海上有志之士，发起中国教育会为策动机关”。
中国教育会发起成立后不久，南洋公学学潮爆发，在学生纷纷退学离校之际，蔡元培对特班学生说：“汪总办不让我们完成学业，我们应该自动地组织起来，扩大容量，添招有志求学的青年学生来进修，你们能胜任哪门功课的就当哪门功课的教师。如果愿意回乡办教育，也很有前途的。”“你们出校，要以办学来唤醒广大的民众，这是责无旁贷的。” 蔡元培自己也退出了南洋公学。
退出南洋公学后，老师与学生一样，思想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在11月20日的中国教育会会议上，中国教育会即明确表明：“我等所以设立此会者，实欲造成理想的国民，以建立理想的国家”，“我等理想的国家绝非俄罗斯，绝非德意志，乃纯然共和思想，所以从国民做起”，“我辈欲造共和的国民，必欲共和的教育；要共和的教育，所以先立共和的教育会”， 中国教育会即为倡共和革命的教育机构。
当南洋公学退学学生为去向求助于中国教育会，中国教育会即议决创设“爱国学社”，收留组织学生重新办学。
中国教育会以“爱国”为名，招收学生，当然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学生当然也是现成的，但办学也面临诸多困难，“退学生之有力者何靡施（梅士福州人），穆湘瑶（藕初）、计烈公、胡敦复、敖梦姜（嘉兴人）、俞子夷、曹梁厦、何震生、贝寿等，初拟凭自力组织学校，继以资力不足，乃求助于教育会，章、蔡、黄、吴等允之，黄宗仰为言于罗迦陵女士，承慨助巨款，而学校始得成立，即爱国学社是也。” 爱国学社的创办急需的是经费，黄宗仰筹得巨款成为关键。常熟籍僧人黄宗仰，因“清廷庶政日坏，东西各国鹰瞵虎视，咸伺隙思逞。山僧蒿目时艰，慨然有献身济世之志”，即参与中国教育会筹办，并已为此先筹善款。
黄宗仰(1865-1921),一名中央，别号乌目山僧，江苏常熟人。1884年出家为僧，后在上海哈同妻罗迦陵处主持讲授佛经。
黄宗仰，乌目山僧
中国教育会为募捐经费事，还致书海外各地华侨求助。
中国教育会全体会员顿首寓书海外同胞：
“……比年以来，前知之士，固尝发教育改良之议矣，盖我民诚智，彼虽欲役，固有不能者，我民诚愚，彼虽欲事，亦有不得者，此固强弱之总因，抑亦盛衰之枢纽也。而政府亦尝仿行一二，以塞众望。顾斯事艰巨，生死存亡，系于绵绵若存之一线。乃微观深察，则见其大谬不然，盖往往以形骸聋盲，当此巨任，是无异望近死者以复阳也。呜呼，海外同胞热心侠力，日日望宗国兴学校出人才者，而讵知宗趣若彼，孤我同胞之望者，至如此极耶！……凡此绝大之疑问，推往观来，执因求果，皆可于今日教育之现状而稽决之也。请为同胞重一言之：专制之毒痛于学界，递积递演，则国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残，一也。外人利我教育权者，将阴施其狡狯，益深我奴隶之资格，二也。循斯二者，已足以夷吾族姓矣。况丰祸之交乘而迭至者乎！……”
中国教育会是这样对外宣称爱国学社成立的原由的，“我国今日学界最缺乏者为教科书，教育会发兴之始，即欲以此自任。继因八股方废，承学之士，于一切新名词，意以既未习闻，恐难沟贯，乃议仿通信教授法，刊行丛报，方欲出版，而驻日蔡使阻遏留学之风潮以起。于是乃谋自立学校规制，尚未底定，又有南洋公学学生不胜教习之虐待者相率出学，求济于教育会，遂成今之爱国学社，此敝会历史之大凡也。”
1902年11月26日，爱国学社在上海泥城桥福源里开学。中国教育会还开办了上海“爱国女学”，“爱国女学校，于是年开始招收外来学生。由吴稚晖提议，亦迁校舍于福源里，并运动学社社员，各劝其姊妹就学，学社之教员，亦多兼女校功课，余之为爱国女校义务教员，亦于是时为始。由是女校学生亦渐增多”。
那么，面对闹了官学而出学的如此一批南洋公学学生，爱国学社又将如何教育呢？蔡元培在《爱国学社开校祝辞》中说，“…吾人前途之希望果何如乎？则精神教育之结果而已。近今吾国学校，日月增设，其所授科学，诚非可一笔抹杀者，然其精神上之腐败，之卑猥，决不能为之讳。此如人之有官体而无神经，则土偶傀儡之类耳。吾辈今既以制造神经为主义，则有三希望焉：一曰纯粹其质点，则沉浸学理，以成国民之资格也；二曰完全构造，则实践自治，以练督制社会之手段是也；三曰发达其能力，则吾学社不惟以为雏形，而以为萌芽，以一夫不获之责，尽万物皆备之量，用吾理想普及全国，如神经系之遍布脑筋于全体是也。” 爱国学社培养学生就要区别于“官学生之宗旨，不过造软骨派之奴隶”，爱国学社之前途，就是要把“固多志趣不羁”“向学甚笃”的学生，培养成“俨如昔日英民移居北美者”，而自由独立，强忍不拔。 爱国学社为了尊重学生的自由独立的个性，采取了学生自我管理的模式，教师不参与学生管理；学社每有重大事情，都请学生代表参与联席讨论决定。
蔡元培这里强调的这种“精神”，就是一种革命的精神。蔡元培后来回忆说：“上海之革命团体，名中国教育会。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故女校有爱国女学，男校有爱国学社”。
新开办的学社也确实焕然一新，“爱国学社既成立，中国教育会诸董事蔡元培、吴敬恒、章炳麟、黄炎培、蒋智由、蒋维乔等皆任教员，一反以前南洋公学所为。校内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出版物有《学生世界》，持论尤为激烈”。 中国教育会第一次在满清专制系统之外，以革命教育为导向办学。
中国教育会“通过新式办学来提高国民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觉悟，激发国人的爱国思想，培养革命人才” ，这种思想，很快影响江苏各地，也很快成为革命志士的普遍行动。蒋维乔后来回忆说，他们就是要和“奉谕建设大中小蒙各学堂”那些依然专制的兴办学堂相对抗，与“日日望朝廷变法”新政相决裂，“表面办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