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爱国学社的兴办影响表现在：
第一，推动这场全国性的学潮逐渐向深入发展：一方面，在南洋公学学潮之后，“随其后者不下十处，而散学之风潮且风发泉涌而未有已矣。” 扬州仪董学堂学生在总教习训斥学生“读书不可存名利心”，有人挺身反驳:“生等进堂肄业，皆为名利，维名利有公私之别。” 学生和学堂当局的矛盾日趋激化，他们都欲步南洋公学之“后尘”，组建类似的“共和”学校。另一方面，爱国学社成了散学学生的归宿，“未几南京陆师学堂学生亦因事多数退学，该校学生中以章士钊（行严）、林砺（后名懿钧号立山）、为最激烈，均先后加入爱国学社，而声势乃益张”。 湖南籍学生章士钊也就此走上革命之途。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的加盟更加强了爱国学社的队伍，也更壮大了中国教育会的革命声势，“时爱国学社学生皆入会为会员。社中春秋开学，各地闻风来学者多，校舍不能容，即添租左邻房屋，又添租右面空地为操场。爱国学社社员原以南洋公学之五班生沈联、胡炳生、俞子夷等为中坚人物，而推戴特班生贝季眉（寿同）、穆恕斋（湘瑶）为领袖。体育方面，则为何梅樵、山渔兄弟二人任义务教员”。
另外，学生也意识到建立组织、结成团体的重要性。武(进)(丹)阳地区成立学生会，计划在武阳设立本部，在海内外各地设立支部，凡武阳学生均联为一气。 南京育志、溪山等校学生组建了群学会。青浦各校学生联合成立演说会，“发达民族主义，另求自治之进步。”常熟、无锡组建了学生自治会。南京高等学堂学生以汇文书院为机关，演讲革命，购买军火，密谋起义。常州学生高唱排满革命，地方官吏大有朝不保夕之虑。
第二，兴办教育，倡导革命之潮流在江苏各地陆续兴起
中国教育会派遣会员分赴江浙各省组织支部，兴办教育。“已成立者有江苏常熟及吴江之同里等处，常熟支部为殷次伊、丁初我、徐觉我等发起，附设有塔后小学。同里支部为金天羽发起，延柳弃疾、林砺、陶赓熊等相助。由林砺教授兵操，成绩斐然。附设有明华女校，章程略仿爱国女校，湘乡张通典之女公子弘楚、驾美、振亚及阳湖孙济扶等皆来就学，声誉颇著”。
“又苏州有吴中公学社，杭州有两浙公学社，规模悉仿爱国。是时东南学子，咸知振兴学务为救国保种之惟一途径，此倡彼和，盛极一时，学生之趋向激烈讨论者，所在多有”。
柳亚子忆述：“我曾有拟上载湉的万言书，大概是1898年到1900年时候做的。1902年，到吴江县城应试，始和陈巢南相识。我的父亲和叔父都是长洲大儒诸杏庐先生的弟子，而巢南也曾从学于杏庐先生的弟子，而巢南也曾从学于杏庐先生，所以从辈分上讲起来，我还应该叫巢南做师叔呢。但我和他讲得很投机，绝对没有客气。他正在代售《新民从报》，我便做了他的定户，同时也做了梁任公的信徒了。这时候的梁任公，思想倒是很激烈的，隐隐然有从维新而到的倾向。但到1903年以后，任公游美利坚而梦俄罗斯，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我对于他的信仰，也就一落千丈了。
1903年春，我因巢南和同邑金鹤望先生的介绍，加入中国教育会做会员，到上海进了爱国学社，认识章、邹、吴、蔡几位先生，革命的思想就此确定。爱国学社解散，我还到家里，闲住了半岁。1904年，到同里进望鹤先生所办的自治学社念书，醉心革命更甚。1906年，又到上海，最初进锺衡臧先生所办的理化速成科，想学造炸弹，结果生了一场伤寒大病。后来，想进健行公学读书，却被高天梅拉去教国文。就在这个时候，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同时，复以蔡孑民先生的介绍，加入了光复会，算是双料的革命党了。这年的旧历九月九日，还到乡下和郑佩宜女士结婚，从此勾留在温柔乡中，乐不思蜀。但神经系中革命的种子还没有死透，不过由实行转变而为文字鼓吹罢了。1907年冬天，薄游上海，偕刘申叔、何志剑、杨笃生、邓秋枚、黄晦闻、陈巢南、高天梅、朱少屏、沈道非、张聘斋小饮酒楼，便孕育了南社的精虫。好容易怀胎上年十个月，到1909年阳历十一月十三日，这晚清文坛上的怪物，居然呱呱堕地了。
何海樵、杨秉铨、谢匿青、张伯伦等在中国教育会蒋维乔等支持下在常州育志学堂组织藏书阅报社，公举屠寄为总理。
蒋维乔（1873-1958），字竹庄，武进人。1895年以生员入江阴南菁书院（后改为江苏高等学堂），肄业后投身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着手编辑小学教材。1902年结识蔡元培，加入中国教育会。1903年春，应蔡元培之约，携妻、子同到上海，子入男校，妻入女校，蒋维乔自己在两校任教员。
藏书阅报社还组织演说会，“听者众，育志不足以容来者，乃假地于武阳公学，自正月初七日起至十二日止，每日来宾和旁听者约逾五百人以上，演说至慷慨悲愤之处，四座拍掌之声如雷，方谓风气渐开矣”。 藏书阅报社还开办了“以提倡尚武精神为宗旨”的体育传习所。
第三，通过办教育团体，发动组织民众，成为江苏爱国志士的共识。
国之弱，根本上是因为缺乏团体的“智勇”，而“个人智而罔恤众人愚，个人勇而罔恤众人怯；庸讵知文明各国竞争之要点，恃全体之智勇。个人智勇不足恃，恃个人智勇与全团体之智勇斗，何怪乎商战不胜而国贫，兵战不胜而国弱。”
而要组织智勇的团体，加强对民众的教育是关键，“教育之方面有三：一家庭，二学校，三社会；而学校其中心点。教育之目的有四：一道德，二国民，三知识，四身体；而道德、国民其中心点。”
而要组团体，重教育，必从立教育会开始，“是故我同胞而不忧家国则已，忧家国则必立民团；我同胞而不立民团则已，欲立民团则请从教育会始。”“若夫方面上之制度随土地之状况而变迁，目的上之材料因国民之特性而采定；我国善陬海澨形势华离，刚劲宽柔南北异趣，此必不能执一方隅之所见而言也。然由一方隅而推之全省，万室之都、三里之邑莫不有教育会之组织焉，则全省之团体必固；由全省而推之全国，形胜之地、繁盛之区莫不有教育会之组织焉，则全国团体必强。何者？就教育之各方面，达教育之目的，制度材料虽因地因人而异，而所以去个人之劣性，发达爱国之精神，革萎靡不振之形骸，激励慷慨有为之志气，此理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自历史上观之，无教育而有民团，团为民之贼，乱民而非治民也，我欲为治民故先之以教育。”
从上海中国教育会的成立到爱国学社、爱国女校的组织，再到江苏各地成立的中国教育会支部如常熟的教育会支部、吴江同里的教育会支部研究会、扬州师范学会、无锡体育会等等，这种由教育团体倡导，通过办学来宣传鼓动革命，将教育与革命结合的革命路径，日益形成江苏革命的特色。
四、拒俄运动与江苏革命潮流
1、拒俄运动的江苏爱国志士
在学界因学潮起而反对清政府专制兴办革命教育的同时，一场声势更为巨大的拒俄运动正在酝酿兴起。拒俄，使学界宣扬的“爱国”有了更为明确现实的指称；而清政府对拒俄运动的压制镇压，使更多的人看清了革命的对象，更多的宣传革命者从而坚定地成为真正的革命者，也使江苏的革命兴教活动真正走向革命行动。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沙俄借机以保护中东铁路为由，悍然出兵入侵我国东北；1901年2月16日提出了独霸中国东北的十二条约款。沙俄的侵略与阴谋，不仅要沦东北为为其属地或附庸，又可能激起列强各国对中国的新一轮瓜分。民族危机再深，拒俄运动遂起。
从1901年到1905年拒俄运动前后持续四年。一般认为经历三个阶段：“1901年反对沙俄迫订条约霸占奉天的斗争；1903年反对沙俄拖延撤兵的斗争；1903年至1905年反对沙俄重占奉天和在东北与日本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
在拒俄运动的第一阶段，江苏各界爱国志士广泛参与，主要利用上海这个特殊的舞台进行了“热烈的爱国救亡动员”。1901年3月15日，上海爱国人士汪允中、汪康年、蒋观云等200余人在张园集会，呼吁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出死力以争此一日之命”，要求清政府“力拒俄约，以保危局” 。3月24日，上海士农工商各界人士再次聚会张园，黄宗仰等登台演说，“激昂感慨，听者耸然拍手称是，其沉痛处能令闻者兴起。” 两次聚会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强烈反响。1902年4月，双方签订《东三省交收条约》，规定俄军在18个月内分期撤出东北。
1903年4月8日，俄军第二期撤兵期限届满，俄军拒不撤兵，反而向清政府提出7项新的侵略要求。围绕沙俄撤军问题，拒俄运动进入第二阶段。
1903年春天，报纸又爆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拟借法兵平定广西会党，并向法商亨达利洋行借款一事，遂拒法波澜又起。“癸卯春，桂抚王之春有借法款假法兵以平乱之议。两广寓沪绅商学各界开大会于张园，到者四五百人，由龙积之提议致电政府抗争，并请免王职以谢国人。众赞成之。次日复在广肇公所集议，公决通电各地请求援助，并主张罢市罢工，以阻止此约，务期达到驱逐王之春目的而后已”。
1903年4月27日，在上海的各省爱国志士再次集会张园，“癸卯四月，寓沪各省绅商志士因俄人要求改订退兵条约事件，集议于张园，公议全国人民当拒而不认，并议决致电各国外交部，申明国民不认俄约之由” ，致电清政府外务部：“闻俄人立约数款，迫我签允，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又通电各国：“闻俄人强敝国立满洲退兵新约数款，逼我签允，现我国全国人民为之震愤。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倘从此民心激变，徧国之中，无论何地再见仇洋之事，皆系俄国所致，与我国无涉。幸垂意焉。” 此时，张园集会以全国民意的名义不仅宣告是否拒绝退兵新约关乎中国主权而万不能签允，更宣布如果清政府允签，则民众将不会答应，清政府将变成民意的对立一面。
这次张园集会后，冯镜如等发起组织中国四民总会。
中国教育会每周率领爱国学社社员，每周都到张园安凯第，开会演说，昌言革命。4月30日在包括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学生在内的1200余人参加了四民总会集会上，蔡元培首先发表演说：“上海应设国民公会以议论国事，如东三省、广西等之最要问题”。 会议议决改名为国民总会，“以保全国国土、国权为目的”。
在这场拒俄运动中更为激进的是留日学生，留日学生从成立拒俄义勇队到军国民教育会，逐渐将运动推向深入，转向革命。其中江苏籍留日学生又起了推动作用。
当报纸批露的沙俄增兵东北的消息一传到日本，中国留日学生群情激愤，拒俄运动急剧掀起。据冯自由记述，“癸卯春俄国进兵东三省，留东学生闻之大愤，壬寅留学界组织之青年会，原以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至是该会干事秦毓鎏、叶澜、王嘉蕖、程家柽、蒯寿枢等，遂乘机联络钮永建、林獬、张肇桐、李书城诸人号召全体学生，开大会商议应付方法”。
秦毓鎏(1880-1937)，字乳名念莹，又曰阿鲁，名毓鎏，字晃甫号效鲁，又号天徒，晚号坐忘，江苏无锡人，1901年从南洋公学退学后又入“江南水师学堂”肄业，“水师同学最友善者为何海樵、翁又巩、郑仲敬、赵伯先”。1902年在同乡师长吴稚晖的激励下留学日本。刚入日本不久吴稚晖与清方驻日留学生管理方为私费留学生入“成城学校”学军事的斗争，很快激发了秦毓鎏等留学生的革命思想，“驻日清公使蔡钧以防范革命排满为辞，禁止各省私费学生肄业陆军。适有顾乃珍九人欲入成城学校，蔡不允咨送，吴敬恒与之力争，蔡乃嗾使日本警吏拘解吴敬恒回国，各省学生咸动公愤。” 秦毓鎏“与诸同学诣公使馆诘问再三，往拒不见，继而嗾警察逮至警署。两方均电政府，政府旋派载振查办，结局另派留学生监督。”
通过这件事，秦毓鎏“叹异族政府之不足有为，伤神州之将陆沉”，遂与叶澜、董鸿袆、张溥泉、蒋方震、胡景伊、苏曼殊“诸同志往复讨论，遂决定主张革命，鼓吹民族主义，发起青年会，会章之第一则曰，以民族主义为宗旨”，青年会“翻译革命书籍（如法兰西革命史等）以灌输思想”，成立时仅二十余人，但“此留学界中革命团体之最早者，若军国民教育会，若同盟会等皆后起者也。”
秦毓鎏持“民族主义”的思想，其战斗性很快初露锋芒，1903年寒假后，秦毓鎏“迂道过大阪馆‘博览会’，见福建出品列于台湾馆中，盖日本视福建为囊中物，列福建物于台湾馆，以辱吾也。余合诸同志与馆中职员力争，交涉再三，卒得移出。” 同行者还有陈去病等，一起参加了这一斗争。
当时“青年会”会员多办各省同乡会杂志，流行内地，使青年会倡导的“民族主义”宣传开始从留日学生影响到国内各省各地，内地人士之革命思想日益发展。旅日江苏同乡会1903年1月成立并决定创办《江苏》杂志，随后“在秦毓鎏等人的积极筹备下，定名为《江苏》的月刊很快就在当年四月二十七日诞生了”， “江苏同乡会亦举毓鎏为江苏杂志总编辑。倡导民族主义，不遗余力，销行颇广。”
青年会倡导的民族主义在这场拒俄运动中显示了其战斗性，各省同乡会也起了积极的组织作用。“各省同乡会咸踊跃赞成之，遂于是岁四月初三日，在东京神田骏河台铃木町十八番地留学生会馆开干事及评议员会商量对策，有人主张发电南北洋大臣，请主战者。当时钮永建先生起立演说，谓我们留学生应自行组织义勇队，准备赴敌，然后再电告南北洋。此一提议，得全会一致赞成。”
在4月29日上午，留学生会馆干事及评议员开会商议对策时，江苏学生钮永建指出:“徒言无益，学生不自担任，但责望于人，非所以为国民也。宜自行组织义勇队以抗俄，并为国民倡。” “留学诸君苟能自行组织义勇队，准备赴敌，然后再致电南北洋，稗天下晓然于我学生界中无畏死者，亦全国哮咽之先声也。”
钮永建（1870-1965），字惕生，上海县人，出生官宦。1889年以秀才就学于江阴南菁书院，与吴稚晖为同窗至交，1892年转学上海经正书院，1893年中举。1895年考入湖北武备学堂，1898年毕业后入南洋公学师范班学习，旋任南洋公学教习、高昌庙女学教务长。1899年以第一名入选为湖北官费留学日本的军事生。翌年赴日，入日本士官学校。
在得到与会者一致赞成后，当天下午，五百余名留学生在锦辉馆召开全体大会，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以古希腊斯巴达人反击波斯入侵，扼险拒守的事迹自励，决心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 5月2日，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学生军编制成军，蓝天蔚为队长，下设甲乙丙3个区队12个分队。 每日操演不懈。其余学生参加本部活动。本部设部长1人，运动、经理、会计、书记、参议等科科长各1人，公举钮永建为“假定部长”。按照此前先组织拒俄义勇队后电告南北洋的决议，5月10日，留学生召开临时全体大会，经投票表决，钮永建、汤樵分别当选为特派员。钮永建当即表示:“方针则请北洋主战，手段则用种种方法，凡可达我目的者，皆竭力为之。”大会推举秦毓鎏等8人起草特派员“北行公约”，规定特派员的主要任务是运动北洋大臣袁世凯，争取清政府批准学生军回国参加抗俄战争。
拒俄义勇队（学生军）队长蓝天蔚
蓝天蔚（1877—1921），湖北黄陂人。数次东渡研修军事，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日本陆军大学。在日发起拒俄义勇队，任队长。归国历任湖北陆军第一镇正参谋、湖北陆军第八镇第三十二标统带、东三省第二混成协协统。武昌起义爆发，与张绍曾等发起滦州兵谏，并在奉天发动起义。旋奉南京临时政府命，任关外都督兼北伐军第二军总司令，率海陆军北伐。张勋复辟，组织旧部逃逆。参加护法运动，任鄂西靖国军联军总司令。兵败遇害。
留日学生的大胆而英勇的爱国举动，很快引起了清方的注意，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暗请日本警方干涉，学生军被迫取缔。5月11日，学生军召开全体大会，为倡国民尚武精神，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
对于从“拒俄义勇队”到“军国民教育会”的变化，一般认为是留日学生从“爱国”走向“革命”的过程，“军国民教育会与义勇队性质不同之点，后者属于拒俄御侮，而前者则属于革命排满，此其宗旨悬殊者也。义勇队既解散，学生之卑怯者，以畏惧政府干涉，不敢再预闻政治运动” 。参与运动的留学生队伍开始出现分化。其实在由爱国的激情转向理性的革命立场过程中，分化是必然的。
在上海，4月30日蔡元培主持的中国教育会张园集会正在讨论成立四民公会，“接到东京留学生‘俄祸日急，留学生已电北洋主战，结义勇队赴敌，望协助’的急电，蔡元培宣读后，与会者惊愕欲绝，随即由龙积芝率领走出会场，排成列队，向东一鞠躬，以表示对留日学生的同情和敬意。会上决定成立上海拒俄义勇队，并复电东京留日学生表示支持，签名入队的很多。会后，教育会即派代表到东京，报告教育会与爱国学社均已编义勇队，咸原赴敌。上海拒俄义勇队不久也改为军国民教育会”。 上海还出现了对俄同志女会，组织妇女投入拒俄斗争，胡彬夏等十数位留日女生组织成立“共爱会”，“以振兴女学，恢复女权，尽国民之天职为宗旨”，并组织“赤十字会”，准备奔赴抗俄前线救护伤员；在国内，上海爱国女学、务本女学积极组织集会，谴责沙俄的侵略行径。
与上海拒俄运动相呼应，1903年1月，赵声、章士钊等发起和组织了三江师范学堂、水师学堂、陆师学堂等校师生数千人，在鸡鸣寺北极阁举行集会，“要求编立民兵，增设武备功课，练习兵操，以备抗俄” ；赵声在演说中“痛斥帝俄侵略暴行及清廷昏庸无能”，呼吁“不作亡国奴，就只有挺身起而革命，救亡图存才有希望!”号召大家积极组织义勇队北上抗俄。北极阁演说“感人之深，而胆气之猛决，有令人可惊可愕者”！
赵声（1881-1911）字伯先，江苏丹徒人。1901年以生员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同年转江南陆师学堂肄业。1903年2月赴日本考察军政，结识黄兴，直接感受东京留日学生拒俄壮举。
是年夏，回国在家乡创办了“阅书报社”，把《江苏》、《国民报》、《游学译报》、《译书汇编》、《大陆》、《浙江潮》、《新广东》、《新湖南》、《苏报》等大批进步书报陈列给群众阅读。又兴办了“安港学堂”。开办“体育会”，吸引大批青年来体育会训练，授以军事、体育知识，灌输关于爱国和民主思想，组织和训练了大批骨干分子，包括冷遹、李竟成等后来的著名革命党人，以及后来在广州起义中牺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宋建侯、阮德山等6人。
赵声曾应聘担任三江师范学堂教师，秘密编写七字唱本《歌保国》。赵声在《保国歌》中疾呼：“失地当诛虐可杀！我今奋兴发大愿，先行革命后立宪”，“要与普天雪仇怨！不为奴隶为国民，此是尚武真精神。野蛮政府共推到，大陆有主归华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抒发保国、爱国之情，传播革命之理。章士钊曾“印布数十万份” 《保国歌》，当时报刊纷纷转载，一时间乘着拒俄运动中的爱国激情，《保国歌》被广为传播。《保国歌》：
“莫打鼓来莫打锣，听我唱个保国歌：中国汉人之中国，民族由来最众多。堂堂始祖是黄帝，四万万人皆苗裔，嫡亲同胞好弟兄，保此江山真壮丽。可怜同种自摧残，遂使满洲来入关，凶悍更加元鞑子，杀人如杀草一班。痛哭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尤骇异，奸淫焚掠习为常，说来石人也堕泪。不平不平大不平，贱种乳臭皆公卿，食我之毛践我土，忘恩负义太无情。八旗驻防防家贼，贪官个个良心黑，追比乐愉还劝捐，忍气吞声说不得。视臣土芥民为牛，科名笼络如俘囚，诗狱史祸相接踵，名节扫地衣冠羞，农工商贾饥欲死，行省处处厘金抽。中有当兵最懵懂，乱山多是湘军冢，急来招募扣口粮，闲时只是杀游勇。固本京饷年复年，大半同胞买命钱，民脂民膏吃不了，圆明园又颐和园。忽纵奸王攻使馆，复媚洋人摊赔款，招信股票最欺人，杀戮忠良天不管。苛政淫刑难尽书，九幽十八狱如何！到处差役更骚扰，牵了耕牛又牵猪。哀哉奴隶根性好，华人鼓里方睡觉，台湾割让又胶州，火烧眉毛全不晓。非我族类心不同，把吾土地媚群凶，欧美环伺恣分剖，外洋又复逐华工。彼昏不知纵淫乐，大做万寿穷需索……”
在赵声北极阁演说产生极大影响后，12月，“南京各学堂之学生，以大祸日迫切，请于总办，欲得枪炮，效死疆场，以御外侮”，在未得各校总办支持的情况下，陆师普通班学生准备退学 。而“陆师学生大愤，亦要求总办杨道改良功课，大意以瓜分危迫，陆师须求速成，以备前敌。杨道慑于学生之动力，不能不从。” 直到1904年1月11日，南京汇文书院学生，还“在成美馆讲堂开演说中国之地位，国民之危险，倡议练习兵操，养成军国民之体格，公举卢生为长。”
6月23日，黄炎培在南汇新场演说，痛陈国家危亡，政府昏聩。
但当国内的拒俄运动广泛兴起后，也出现了分化。
“寓沪各界人士自于张园发起拒俄大会后，即组织四民公会以资号召，继复易名国民公会。初发起其事者为冯镜如、龙泽厚、吴敬恒、邹容、陈范诸人，凡维新志士多列名焉。初无所谓派别也。至五月间，康徒龙泽厚再易名曰‘国民议政会’，渐倾向请愿清廷立宪主张。于是冯镜如首陈意见脱会，邹容、吴敬恒及爱国学社诸人皆表示不肯加入，而议政会遂成无形的解散。然是时清吏对于发起诸人，固一律目为革命党，并无急激平和之分” 。
而清政府对拒俄运动逐渐明确的仇视态度和采取的压制镇压措施，一方面向国人表明满清统治之“国”已然对立于学界所爱之“国”；另一方面，清廷主动以“革命”之罪加在运动者头上，又“逼迫”在拒俄运动发生分化以后，那些真正敢于站出来继续领导参与这场爱国运动者最后走向“革命”。
驻日公使蔡钧在闻悉留学生的进一步行动后，密电清廷外务部:留学生“以拒俄为名，实图不轨阴谋，并密置党羽于长江、北洋一带之地，分派会党煽惑、纠合同志，以便起事，请速电致湖北、直隶、两江督抚，严密查办。” 清政府谕令各省督抚对归国学生，“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下就地正法。”
端方
托忒克·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陶斋，清末大臣，金石学家。满洲正白旗人。历任河南布政使、湖北巡抚、湖广总督、闽浙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创建暨南大学。任封疆大吏期间，端方鼓励学子出洋留学。清政府派端方和载泽等五大臣出使西方考察宪政。出发之前，慈禧太后召见了端方，问：“新政已经实行了几年，你看还有什么该办、但还没有办的？”端方回奏：“尚未立宪。”慈禧太后问：“立宪有什么好处？”端方说：“立宪后，皇位可以世袭罔替。”慈禧若有所思。五大臣出发之日，革命党人吴樾以自杀式炸弹，在正阳门火车站行刺，致使启程之日推迟。回国之后，端方总结考察成果，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学习蓝本，尽速制定宪法。端方还献上自己所编的《欧美政治要义》，后世认为此乃中国立宪运动的重要著作。宣统三年（1911年）五月十八日，端方被委任为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后发生川湘鄂保路运动。同年九月七日，发生成都血案，四川局势濒于失控。九月十日清廷将四川总督赵尔丰免职，命端方署理，率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部，经宜昌入川，至资州。十一月二十七日新军哗变，端方和其弟端锦为军官刘怡凤所杀。民国元年（1912年）一月十日晚7时，端氏兄弟的头颅，放在装洋油的铁盒里，由重庆民军代表李某押解上船，运抵武昌。黎元洪下令将两颗头颅游街示众，武汉万人空巷，围观此头。
“一、禁外人擅自入堂会见学生密谈。虽父兄亲友相探，亦须先投门房挂号，由堂员引至客厅唤生，与所探之人相见。二、禁往来书信中有骇人听闻之语，如编义勇队及电请政府疆吏拒法、拒俄等事，出入信件均须呈监督验明施行。三、禁阅新书新报。凡属康、梁著述，及日本近来刊行之各种报册，均不准购携入堂。四、禁学生聚众演说国政时事。有一于此，定即斥革严惩。”
南京陆师学堂总办钱培德不仅将“稍微有点智识的学生都斥退了”，还设立发审所，“专事审问学生” 。驻沪商约大臣吕海寰致电江苏巡抚恩寿:“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 并先后两次开出捕人名单。
风声日紧，盛传清政府对领头的学生已经开列名单准备捕杀，“清政府通缉主事者十二人，余亦预焉”，秦毓鎏当然名列其中，“是时，热心革命，无意留学，遂于7月间归国”。
7月5日，军国民教育会召开全体大会，听取汤、钮二特派员汇报回国北洋之行，而此前“是年五月间，上海《同文沪报》等忽传学生军北上特派员钮永建、汤尔和在天津被清吏杀害之说，各会员闻之，愈为激昂，决定进行方法三种，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更推举同志返国分省运动起义，名曰运动员，黄轸、陈天华即被派回湘之运动员也。其他秦毓鎏、程家柽、苏子谷等先后返国讲学，董鸿袆、王家驹等亦赴南洋群岛，各负相当任务，于革命进行” ，在大会上，主席叶澜当即抛出早就准备好的由秦毓鎏起草的《发起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明确宣布将原订宗旨“实行爱国主义”改为“实行民族主义”，革清政府的命！现将该文附录如下：
发起军国民教育会意见书
哀哉义勇队，自成立至今，降心下气，仰人鼻息而不辞，受人唾骂而不惜，果何为也哉？为吾民族图独立欤？抑为彼满洲保私产欤？此不辩而明。…
然则拒俄胡为欤？曰俄据东三省，各国必与之争，争必出于战，无论孰胜孰败，吾之土地终非吾有矣。…
然则运动满洲政府又胡为哉？曰组织学生军必求出发，欲求出发，必先除阻力，满洲政府在今日犹是为吾之阻力也明甚。…
因是之故，某等拟于今日开会，定本会之宗旨，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宗旨既定之后，皆当坚守此旨，以维持本会于无穷，鼓吹此旨以唤醒国人之迷梦。祖父世仇则报复之，文明大敌则抗拒之，事成为独立之国民，不成则为独立之雄鬼，凡吾同志，谅有同心！
“闻者震骇，多缴徽章散去。” 最后勇敢地组成“军国民教育会”的只是一部分人，“会员有程家柽、叶澜、王家驹、张继、周宏业、陈定保、贝镛礼、翁浩、郑宪成、胡景伊、董鸿祎、翁友巩、桂少伟、陶成章、卢少岐、萨韵坡、陈天华、黄轸、刘揆一诸人” 。
东京留日学生在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其成员也就准备分路回国革命。秦毓鎏后来回忆认为，“自余等主张民族革命，别树一帜，先后立青年会、军国民教育会，于是，留学生界中显分两派，各行其是，分途进行，后果各达目的影响于中国前途甚大，此起彼仆，扰攘十余年”，而从此以后革命“始由鼓吹时代进于实行时代矣”。
江苏的青年学生们都纷纷行动起来。许多学生利用假期返里之机，对家乡父老展开宣传。在无锡、常州、南汇等地，爱国学社、南京水师学堂、南洋公学的学生相互结合，并与放假归来的留日学生和当地进步人士联系，组成演说会。有的还设立固定会场，连续“大兴演说”，“入座听者，上自士林，下至贩夫走卒，每日有五六七百人，座为之不容。”“演说至慷慨悲愤之处，四座拍掌之声如雷”。
学生们的“爱国”“革命”声势越来越大，震动也越来越大，“自海上风潮小起，满洲官吏惊魂悸丑，剜心怵目于‘学堂’二字。” 《苏报》指出，“盖学生者，实能于方今各社会中独树一帜，有吸取新思想之资地，有翕受新感情之脑筋，有担任新中国之学问。社会主义方从欧洲倾亚而来，旁皇而无所著，而直接承受之力，不得不以学生为之媒。” 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已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在于“提掣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意图承担领导革命的责任。
军国民教育会徽章
上书誓言“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惟我祖，我膺是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