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兆辰见时机难得，忙弃枪持旗，下令众人冲锋，与清军短兵相接，并最终登于炮台之上。4时许时，镇军管带佘长青率1营步兵和1营炮兵前来增援，联军声势更盛，并终于6时45分打入天堡城。在城破之前，镇军管带杨韵珂因轻信打出白旗之炮台军官而为清军排枪射死。联军此战折损叶、杨等4位军官，包括管带1人、对官2人、排长1人；士兵阵亡亦达160余人，可谓遭遇南京之役中最为艰苦之战斗。而清军则阵亡官长10余人，士兵700余人。天堡城之战后，南京城外基本无清军之踪迹；联军则居高临下，俯瞰全城。
联军夺占天堡城后，原南洋新军第9镇的著名炮手于魁用山炮向太平门内富贵山炮台连发20余炮，富贵山守军仓皇奔逃下山。淞军队官曹锡瑞亦在幕府山炮台轰击城内北极阁的清军总指挥部。张人骏、张勋、铁良于城上观战，联军一炮飞来，当场炸死张勋身边侍从数人。刘之洁统带之苏军也占领雨花台，并炮轰通济门、洪武门等地。张人骏、张勋、铁良见状，知大势已去，遂决定和联军讲和，并派出2路人马。1路为此前被俘的联军司令部顾问史久光。史被俘后由徐州防营统领胡令宣看管，胡对其礼遇有加。张勋便令胡令宣携史久光出南门，手执白旗，臂缠白布，往苏军司令部谒见刘之洁，提出4项讲和条件：“（一）不伤人民生命财产；（二）不杀城内驻防旗人；（三）张人骏、铁良二人准其北上；（四）张勋所部营队，准其带领他去。” 刘之洁称第1条乃联军一贯宗旨、2、3条可从全办理、第4条绝不允许。
会攻江宁之吴淞光复军
南京之光复乃是通过血战而得，此为辛亥江苏光复中最大规模之战斗，亦使革命势力付出极其重大之牺牲。然其成果亦颇为丰硕。革命派不仅借此掌握长三角地区；且将从武汉至上海的光复地区联成一片，清廷的漕运命脉被一举切断，围攻武汉的清军也顿失其保障，东南大局从此奠定，时人称之为“东南大局稳固无虑” 。同时，南京光复也使得革命党人中关于临时中央政府建都何处的争论归于平静。其后孙中山于南京设立临时政府及南北和谈迫使清帝逊位，皆与南京光复大有关系。一言以蔽之，南京光复实为开民初数年格局之关键一环也！
第十节 姗姗来迟的徐州光复
一．徐州的近代发展对其光复的影响
徐州位于苏、皖、鲁、豫四省交界之所，管控南北，扼守东西，自古即为军事要地。清末的徐州府下辖铜山、萧县、砀山、宿迁、丰县、沛县、遂宁7县；邳州1散州。在辛亥的江苏光复中，徐州是最后一个被光复的地区。其迟至袁世凯政府已告成立的1912年3月才告完全光复，可谓姗姗来迟。而之所以造成这一特点，从根本上说，则与徐州社会在近代发展的特性有关。进一步说来，徐州社会在光复前的近代化过程中，过于依赖政府的扶持与政治的力量，而对民间力量调动不足。从而便使得社会的发展片面地依靠来自于上层的推动力量，缺少来自于中下层的支持，整个社会的活力显得不足，因而对于辛亥武昌起义的社会巨变显得反应相对迟钝。以下即从晚清时期徐州近代工业的发展方面来说明这一特性及其影响。
徐州的近代工业乃是从煤矿业发端，其主要原因是徐州煤炭储量丰富，超过30亿吨。而各国在工业发展初期往往都是因地制宜，根据本地的特色选择一些相应的原料加工式的产业作为起步。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徐州以煤矿业作为自己近代工业发展的起点亦属于应有的题中之义。1881年，左宗棠被任命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并于上任伊始即考虑如何经营徐州的矿务。经过考虑，左决定委任有一定官场经验和理财能力的胡宗燮主持徐州矿务。1882南京按春，胡聘请曾在开平煤矿任职的英国工程师巴尔来徐州进行实地勘察，认为铜山县境内的煤炭资源质量极好，而当地利国驿附近的铁矿则属上乘。在此结果的基础上，胡经过反复运作，于1882年10月5日正式成立徐州利国矿务总局。该局此后经过数年经营，日产达约100吨，年产达约3万吨。1887年，胡宗燮之子胡碧徵接替父职务，并且又将矿局移往发现了更优质煤矿的贾汪。此后，煤矿又经历了转让于粤商吴味熊，复回于胡氏之手的数次流转，并于辛亥革命时期转让与袁世传之手。总体说来，以煤矿业为代表的徐州地区的重工业在晚清时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煤矿业本身的特性使得徐州的近代工业较早地接触了大机器生产，并且在生产的机械化方面明显高于同时期的其他地区，也为日后徐州老工业基地地位的奠定打下了基础。
但是，在煤矿业等得到一定发展的同时，轻工业却迟迟未能起步。迟至20世纪初清政府“新政”时期，徐州才开始出现耀徐玻璃厂等一批轻工业企业。由此，便使得徐州工业的起步状况具有了明显的不同。在中国其他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工业的起步往往从轻工业入手。盖因轻工业投资少、成本低、见效快，且生产的多为老百姓习见的日常生活用品。而徐州的工业反从不为老百姓提供直接性日用品的重工业起步，因而成为晚清中国工业化中的一个“异类”。而这一点也使得徐州的工业发展乃至社会的近代化演进都遭受了一定的阻碍。
由于重工业的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因此其在发展中往往不能离开政府的强力介入。只有政府能够有助于企业筹措到巨额的启动资金、帮助企业渡过初创时的难关并为企业梳理好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系统化工程。徐州的企业也因此而难以轻装上阵，虽然其单个的资本额往往较大，但是却无法迅速地在数量上形成优势，从而呈现出一种规模效应。近代徐州工业企业的单个资本远大于苏南的企业，但是总体的资本额却只有苏南的约四分之一；更无法互相借鉴、配合，形成网络化的集群。而政府对工业的强力介入却可以伸展、蔓延开去，最终遍及社会的几乎每个角落，对社会进行较为严密的控制，遏制新生力量的滋生成长。
因此，在长期的作用之后，徐州社会的开放型、包容性与活力远远不及江浙一带。加之徐州处于内陆地区，远离近代化中心上海的辐射，从而使其更加在旧有的氛围中难以脱身，这些都成为造成徐州的辛亥光复显得姗姗来迟的深层次原因。而徐州光复中的一些现象亦可于此找到答案。如，在南京之役中仓皇出逃如丧家犬的张勋到达徐州后却能一时间重整旗鼓、盘踞数月；徐州在光复之前竟然出现了所谓的假独立现象；最后的真正光复的完成是依靠南京政府派出的北伐军这一外力的强行介入。这些现象在江苏的其他地区都是不太多见的。苏南的很多地区，如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基本上是靠本地势力的独自作用完成了光复。江北的通州、扬州等处虽有外力介入，但本地势力亦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因此，总体说来，以徐州工业为典型的徐州社会在近代发展所具有的独特性，加上徐州所处的相对封闭的内陆环境，是造成徐州光复曲折、迟缓的最主要的深层次因素。而徐州作为这一地区的中心性城市的地位则使其不但难以通过接受其他地区辐射来摆脱其所具有的特性，反而因其所具有的示范效应而使其所处的环境进一步僵滞化。
二．千呼万唤始获得的徐州光复
（一）徐州府城光复之曲折
如同上文所述，徐州的近代发展造成了本土社会活力不足的状况。由此，便使得本地势力在徐州光复的过程中并未发挥主导性的力量。徐州光复所遭遇的波折及光复的最终完成，很大程度都是外力强行介入的结果。
徐州在光复以前没有新军驻扎，在这里维持治安的多属老式的旧防营。计有姜桂题的老毅军、刘铭传的铭军，以及花、红旗营、袁字营、凤字营等；长期驻扎的则为毅军和铭军。这些部队每营不过200余人，没有接受过近代的新式军事教育和训练；武器也较陈旧，所用步枪多系俗称的“大洋装”、“单打一”，甚至还有所谓的“九响毛瑟”。武昌起义后，胡令宣所属的徐州防营被调往南京进行协防，始获得“六五”和“七九”式步枪。因此，总体说来，徐州地区的老防军极缺战斗力，若本地革命势力稍强，老防军当不致对光复构成较大阻碍。但是，外来势力的介入打破了徐州本地原有的军事格局，从而使得局面趋于复杂化。
这些外来势力中的第1支为清江13协的变兵。原驻扎于清江的新军第13协，含有2个步兵标（团），并兼有炮兵、骑兵、工程兵、辎重营等各种部队，还一度准备独立建镇。但由于财力不足及由此带来的人才缺乏，迟迟未能如期建镇；一直只是一个混成协。13协士兵长期受到民族思想的熏陶和教育，武昌起义爆发后，士兵都急欲行动。但因无人担当领导之责，遂致全协发生哗变。而该协发生哗变的一个较为具体的原因则是该协原协统徐占凤的被革职。而徐占凤是徐州人，13协中的大部分士兵也是徐州人。因此，在哗变发生后，大部分人员携带随身武器往徐州投奔正赋闲在家的徐占凤。而徐州本地军事力量孱弱；因此，当携带了最新式武器的新军士兵大规模有组织地前来徐州之时，徐州当局颇为慌张。为了稳定局势，便授意地方各界公推徐占凤为司令，请徐收编溃散前来的士兵，组成“徐防新军”，从而使得“外来者”开始改变徐州本地原有的形势状态，并影响起徐州的光复进程来。在“徐防新军”成立后，徐州地方的官绅鉴于各地相继光复，形势紧张；便多次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并最终决定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曾任广东琼崖道的萧县绅士段书云为政务总长、现任徐海道林开谟为民政长、徐占凤为军政长、地方绅士张佐卿为财政长。徐州遂在外来势力的推动下开始往光复的方向行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