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灾害成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邓拓在其大作《中国救荒史》中说：“灾荒之爆发，虽导端于自然之变异，但必须通过一定之社会条件而实现。过去数十年间，由于政治之不良，封建剥削之严酷，不仅水利组织破坏而无建设；即森林亦多毁灭，加以整个农村经济之破产，农业恐慌之侵袭，遂使灾荒接连爆发而不可收拾。”[ 邓云特著《中国救荒史》第82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7月影印版。] 冯和法在《今年的灾荒》中也谈到同样的观点：“时至今日，灾荒虽在形式上仍以自然的势力而出现，而实质上则无非是社会关系的矛盾，达到一定的地步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中国无年不光临的各种灾荒，都是社会关系矛盾的爆发；更具体些说，便是上层阶级对于一般劳苦大家的剥削关系，进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祸常可转化为天灾。”[ 冯和法著《今年的灾荒》，南京图书馆古籍部藏，生活书店，民国廿二年十二月廿一日初版。]
具体说来，导致近代江苏灾荒有着非常复杂的因素。
从气候因素上看：气候变化是影响旱涝灾害发生、灾害时间长短、灾害波及范围、灾害轻重程度等最根本的因素。江苏位于北纬30°45'－35°07'之间，全省为暖温带－亚热带、湿润－半湿润季风气候， 年平均降水量在800-1200毫米之间。东临太平洋，海洋性和季风气候特点极为明显，正常年份每年6、7月为梅雨期，8、9月为台风多发期。梅雨时间长、降雨多，台风雨时间短但降雨强度大，易于形成洪涝灾害。当夏季初期副热带高压的势力较强时，副高脊线迅速北跳西伸或与青藏高原高空的副热带高压结成带状，使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梅雨期超前结束，梅雨不明显，甚至形成“空梅”，天气晴热少雨，呈现炎夏干旱灾害。同时，近代江苏灾荒还与长时间大范畴的气候变化有密切的关系。15-19世纪（我国明清时代），是中国5000年来气候冷、 暖变化过程中第四个寒冷期（即欧洲的“小冰期”）特别是清末民初形成灾害群发期，[ 关于“清末灾害群发期”的观点，见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条件》一文，《清史研究》1998年1期。] 各种灾害接踵而至，都是与这一时期气候异常有关系。
从地理因素上看：黄河、淮河、长江对江苏近代灾荒影响最大。黄河到嘉道年间已是“无岁不溃，无药可治”，1855年黄河自铜瓦厢改道北趋后仍经常溃决南泛，仅到清亡前，就有2次重大南泛，即1868年和1887年，[《清代淮河流域洪涝档案史料》第1067、1068页，中华书局1988年4月版。] 加上黄河夺淮的长期影响，淮河流域的生态环境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淮河变成一条闻名于世的“害河”。而“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的长江也是“数十年来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一变而为“几与河防同患”的新格局。[ 魏源《古微堂外集》卷六。] 再加上江苏滨江临海，境内河湖众多，地势平坦，上游来水大多经江苏入海，特别容易发生水旱灾害。从全省看，大致可分为三个地区：一是苏北淮河流域；二是苏南太湖流域；三是沿海沿江地区。近代苏北淮河流域是古淮河历史长期演变的结果。流域内支流河道众多，流域为扇网状水系结构，流域东西平均长700公里， 南北平均宽400公里，流域地形南、西、北三面环山，东临大海，山丘区占32％，平原占52％，湖洼地区占16％。淮河水系主要支流集中在淮河中游洪河口至正阳关155公里河段内，河段比降平缓（万分之零点三），是洪水周旋地区。沂沭泗水系山丘区占31％，平原占67％，洪水灾害多发生在南四湖湖西黄泛平原及沂沭河下游地区。淮河流域的特殊地理状况，成为淮河流域自然灾害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黄河夺淮更加剧了淮河流域的洪涝灾害。1194年黄河夺淮前，暴雨洪水虽然频繁，但由于河道干支流排水系统良好，入海河道通畅，洪涝灾害不突出。1194年至1855年黄河夺期间淮河流域黄泛区河道淤积，排水河道水系紊乱，淮河入海河道及沂沭四下游河道被黄河夺流侵占，淮河汇流不畅。黄、淮洪水并涨则洪水横流。1851年淮河由东流入海被迫南流入长江。特别是里下河特区，[ 里下河地区的范围，西起里运河堤，东至范公堤串场河，北至废黄河，南至通扬运河，总面积1200平方公里，约合两千万亩。] 江淮间陆地在宋代中叶以前地形南高北低，东西原为一体，河湖相连，陆地相平。其时淮口最低，长江水位高于淮河水位，入淮处曾建有北神埝，因与黄淮隔绝，故治水着重于蓄水，里运河以西诸山丘来水在里运河堤末筑之前直趋入海，利用塘水灌溉，几无旱潦之忧。金明昌五年（1194年）黄河开始夺淮以后，由于黄淮水患经常发生，黄河水挟带的大量泥沙，使高宝湖湖底不断被淤高，江淮间陆地由南高北低逐渐变化为北高南低，淮河水位也逐渐高于长江水位，高宝湖湖面与湖底均逐渐高于湖东里下河地区的地面，使高宝湖成为一座“悬湖”。这样，里下河地区在黄河夺淮以后，北部因泥沙淤积，地形变高，南部系长江冲积，原地面就高，西部是里运河，为漕运筑堤界水，运河以西汇而为“悬湖”，东侧为阻海潮，唐朝就曾筑捍海堰（即后续的范公堤），堤外海潮冲积地面也较高。因此里下河四周高中间低，形如釜底，每当漕堤溃决，水灌下河，除范公堤上的几座小闸可泄水外，别无出路，滔滔大水，顿成泽国。1855年黄河北徙后，结束了黄河夺淮的历史，但黄河夺淮造成的淮河水系紊乱，灌道淤塞，淮河下游入海无路、入江不畅等遗患，到解放前一直未能解决。而太湖流域地貌是：在太湖平原的北部、南部近边缘地区为长江、钱塘江泛滥堆积的天然堤，其高度多在6-8米；平原东部（上海市西部）为流浪和潮流堆积而成的砂堤，其高度为4-5；太湖平原的西部为山丘前缘的丘陵岗地，其高度多为6-8米。太湖平原腹地为低平的冲积、淤积平原，高度3-4米。这样以太湖为中心的太湖平原就呈一个周边高起中间低洼的碟形平原。太湖平原地势低平，地面比降多为五万分之一到十万分之一，平原上的河流河床比降很小，加之常受江水、潮水顶托，其流速仅为0.1-0.2米/秒，泄洪能力极差，所以一遇连阴雨、暴雨，产流超过河湖蓄泄的能力，就会造成洪涝灾害。至于沿海沿江地区：我省有海岸线526公里，江岸线375公里，沿海是冲积平原，为盐垦区。沿江有沙田及江中沙洲，地面高程2-3米。 而海潮一般2.5-5.5米，最高潮位曾达7.33米，所以滨海滨江陆地多低于高潮位，每当秋潮大汛，海涨潮泛，形成重灾。而太平洋上形成的台风，最先影响的就是沿江滨海之地。台风一般七月中旬来临，台风来袭时的风雨，少则2天，多则6天，风力轻则6-7级，重则11-12级。有时台风、暴雨侵袭之期，与大潮相遇，则风长潮势，使潮汐增水和波浪增水相互联系，形成暴潮巨浪，致使江海堤岸决口，潮水内灌，几成泽国，内河漫溢，田禾淹没，房屋漂毁，甚至拔树毁屋，人畜伤亡。苏北沿海地区因地理位置及气候、水文条件的原因，自古以来风潮灾害就非常严重。在宋代筑成范公堤后，曾使“泻卤之地化为良田，流民安居乐业”。但“唐宋之世范堤本为海岸，至明宣宗明逾堤东已三十里，明末更五十里，迄清中叶遂在百里外。”[ 民国25年《续修盐城县志》卷一《舆地·总述》。] 防潮堤外盐业和农垦的发展，人口的大量增加，受灾损失必然相应增加。
从社会因素看，灾害虽起因于自然, 但社会因素在其间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类可以通过有组织的防灾、救灾活动避免或减轻灾荒的危害。战争、内乱、苛政、生态环境恶化、人口的增加等诸多因素，都可能引发或加重灾害。辛亥前后江苏的自然灾害，在很大程度上与上述社会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种因素纵横交错，互相影响，从一个侧面反映着近代中国的病态。
第一，政治腐败、社会动乱与灾荒。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发生的原因之一是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关系引起的，即是对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导致的社会物质生产和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近代以来，国内封建政治制度的日益腐败和残酷的经济剥削，加上国外资本主义日趋加深的经济侵略造成社会动荡、差徭繁重、水利失修、罂粟遍地，从而直接导致或加重了灾荒。江苏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约地，较早地遭受了西方列强的武装侵略和经济、文化掠夺；又先后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众多战役；太平天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等政权都先后在江苏定都，近代史上的刀光剑影，许多波壮阔的历史纷争都在江苏烙上深深的印记。到了清朝末年，江苏地方吏治腐败，境内盐枭、土匪、帮会众多，如扬州徐宝山，自称“两江两湖兵马大元帅”，号称手下有六师兵马。另外，江苏封建剥削也异常严重，在苏南的无锡，贫农与雇农占农村的68.9％，而苏北佃农与贫农占农村的82.7％，农村的田租制度大多分为包租制、分租制、工佃制、预租制等几种，但不管何种租制，地主都拿大头。农民辛苦一年到头，吃不饱、穿不暖。并且农村的行政，完全操在豪绅地主手里，“每遇筑堤抢险，或扑灭飞蝗之类的事情，地主们即协同警察保卫团丁，强迫农民服役，并趁机大显其敲剥骗取之手段。”[《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第617页，见周谷城主编《民国丛书》第二编第35卷。] 社会的动荡不安，封建剥削的残酷掠夺，官府赋役的横征暴敛，加深了广大劳动人民的贫困化，从而导致广大农民对抵抗和战胜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微弱。
第二，人口增加，环境恶化与灾荒。满清入关后，以康熙为代表的清初统治者实行“安民”、“宽民”的政策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安定的社会环境及“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等改革措施使得清代的人口以前所未有的势态急剧膨胀。江苏人口，据户部清册，乾隆55年(1790年)，即已达32377000人,此后继续大量增加，至道光三十年(1850年)，达44155000人，六十年间，约增加百分之三十七，年增加率为5.2 ％，江苏人口，至道光末年，始终居全国第一位。[ 王树槐《清末民初江苏省的人口发展》，台北《中国近现代史论集》（32）第419页。] 伴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耕地必然减少。在近代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情况下，人均耕地需 3-4亩才能维持温饱，而到道光13年全国人均耕地不足２亩。苏南贫农与雇农占68.9％（前面已提及），即苏南有2/3 以上的农户没有耕地或耕地很少。广大农民只好垦荒，加上清政府奖励垦荒，鼓励人民向“山头、地角坡、侧、旱坝、水滨、河尾零星土地”[《皇朝经世文编》第1246页，见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731卷。] 垦荒。直接遭受饥饿的广大人民早已自发地在丘陵山地向山要田，在水乡湖区与水争地。于是大量的森林和植被被毁坏。1915年，江苏省实业厅曾对全省农业进行调查，江苏境内山陵大都为荒山秃岭。[ 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一）第284-287页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版。] 森林是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之一，也是分布最广的生态系统，它具有净化空气、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保护农田等多种效益。森林具有双重价值：经济价值和环境价值之比为1:9， 可见森林的环境价值要远远高于其经济价值。[ 罗祖得等辨等编《灾害论》第61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版。] 江苏境内森林植被的破坏以及对江苏影响甚大的黄河、长江上游的森林的滥砍滥伐，必然使江苏境内的自然灾害频繁。同时，围湖造田、开垦沼泽大大降低了平原河湖、沼泽调蓄洪涝的能力。据统计，太湖流域被围垦的湖泊、沼泽面积达3000多平方公里，洪泽湖水面缩小了40％。太湖流域、淮河流域本来就因地势低平、河流比降小、水流缓慢。而人们为了保护局部的耕地、宅基、修筑圩堤，人为地堵塞了一些河道，阻碍了洪水下泄，大大增加了灾害发生的机率。特别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是建国以后的近几十年来，在人口加速增长的重压下，围垦湖泊变本加厉地进行。淮河流域洪泽湖现在的水面比50年代缩小了500多平方公里，里下河地区原有河网湖荡水面1000平方公里，现在只剩下20％。而太湖流域自1964年实测以来，全流域河湖水面减少了650平方公里，相当于1/4个太湖。[ 转引自《江淮水利史论文集》第6页，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1993年5月编。] 这些围垦大多是过度围垦的结果。而如果从大农业的角度，从湖泊的防洪功能、水产、旅游资源与环境生态价值来总体评价，不能不认为这种过度围垦是一种失策，而顺理成章地得出今后不能再盲目围垦的结论。在1991年洪涝灾害面积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被围垦的湖泊面积。这些地方的被淹事实上是大洪水强制还原了湖泊的原貌。
另外，漕运对江苏灾荒也有一定影响。自从十五世纪初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封建皇朝政治中心远离富庶的江南地区，为了维护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每年都需要通过运河向北方首都源源不断地运输大批粮食和其它物资。为了运河的畅通无阻，就必须确保黄河安然无恙。因此，黄河安危移徙，关系至巨。明清两代治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保运，当然，在明代还有护陵 的问题。而淮水无论是经里下河入海还是入江，都要穿过漕河（今里运河）。“国家大计，莫先于粮运。”漕运关系到“上供王食，下给百官六军之需”，对明清政府来讲要比里下河安危重要得多。因而明清时期在运河东堤上修筑了较为巩固的漕堤，清政府在漕堤上建归海坝经里下河入海，目的是遇到大水之年，洪水横溢，漫决漕堤，将使漕运受影响，于是便开坝泄洪。漕堤河臣只要保不住漕堤就会受罚，而淹掉里下河地区则不会丢官，因而清朝河臣往往过早启坝泄洪。保漕支配着归海坝的启闭，洪水的出路在下河，下河岂有不淹之理。里下河地区同时还忍受干旱之苦。里运河由于淮水浸入黄水倒灌，河床不断淤高，水小年份，就必须保运河水水位以便航运。沿运河的农田想从运河取水灌溉是不可能的，为了保漕，紧固闸洞，对偷水者既要没收田块还要充军。民国年间虽无漕运，但淮河出路不足，依旧开坝，对里下河地区受灾影响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