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然灾害的影响
自然灾害一旦发生，不管是一片汪洋、尽成泽国的水灾，还是亢旱连绵、赤地千里的旱灾，亦或是飞蝗蔽日的虫灾，在封建社会，首先给人民群众带来无穷的痛苦与劫难。灾区人民缺衣少食，四处流亡，饥民剥树皮、吃草根，吞食观音土，甚至易子相食，公开标价买卖人肉的现象都可见到。对此，广大人民无可奈何，“安得天公怜，不枉图生活”[ 张玉成《闵旱诗》，《嘉庆如皋县志·艺文》。]就表达了人们对自然灾害的无奈心情。辛亥前后无年不有的自然灾害除了直接伤害广大人民之外，还给江苏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1、政治影响。
辛亥前后的江苏自然灾害对清末民初的政权更替影响甚巨。辛亥革命前十年，全国灾荒连年，长江流域大水不断，革命者充分利用有利时期，将其说成是清政府“天运将终”的先兆，并进一步寻求和揭示与灾荒相关连的种种政治因素，指出清政府赈灾的欺骗性，用灾荒来促使革命形势渐趋成熟。江苏人民的政治觉悟也不断觉醒，他们在灾荒面前，除了流徙乞讨之外，还拿起武器，把矛头直指封建政权、地主阶级，广大人民揭竿而起，采取抗粮、抗租、抢米、甚至闹荒暴动等斗争形式。这一时期爆发的农民起义有：苏、常、锡交界的“千人会起义”，钟书正领导的“杨湘泾农民抗租风潮”，淮安府小徐庄徐建春“揭竿攻城”，运西大王寨“小刀”、“大刀”、“花篮”等会的起事，海州新安镇农民三千人起义，白皂沟李七起义，赣榆“王西斗起事”等等。[ 周新国著《中国近现代史论》第30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 1906年5月25、26日，扬州有抢米案，29日，仙女庙米行被抢。[《时报》1906年7月19日。] 5月15日，清江淫水为灾，米价飞涨，山阳群众捣毁米铺两家，有一批清政府采办的“军米”被群众抢劫。[《时报》1906年7月14日，7月31日。] 1910年5月， 宿迁饥民焚抢永丰面粉公司，海州饥民焚抢海丰面粉公司。[《张人骏关于江苏宿迁饥民焚抢永丰面粉公司与黎经浩往来扎禀》、《樊增祥关于江苏海州饥民焚抢海丰面粉公司移》，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二辑第38、4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版。] 1911 年，常熟县因水灾闹荒，形成暴动，他们捣毁县衙，到地主大户家开仓放粮。[ 扬州师院历史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第135页，香港大东图书公司1980年10月版。] 1911年，江苏等沿江沿海地区发生特大水灾，给辛亥革命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武昌首义之后，各省纷纷响应，江苏巡抚程德全在静观事态发展时，哀叹：“民之讹言，日甚一日，或谓某处兵变，或谓某处匪作，其故由于沿江枭盗本多，加之本年水灾，连横数省，失所之民，穷而思乱，止无可止，防不胜防。沸羹之势将成，曲突之谋已晚。”[《辛亥革命》（四），第48页。] 不得不反正，宣布江苏独立，这使得形势发生突变，革命重心立即由武汉转到南京。帝国主义也由于清政府救灾措施形同虚设而采取了中立态度。因而革命短时期内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形成燎原之势，并于1912年元旦在南京宣告成立了中华民国。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治荒措施，但因处置不当，甚至把灾民放在了对立面，如无锡军政分府秦毓鎏等镇压“千人会”起义就是例子。这使南京临时政府首先在江苏失去了人心，不能得到广泛的群众支持。辛亥前后的江苏灾荒是辛亥革命形势高涨的重要因素，也是辛亥革命实质性失败的决定因素之一。
2、经济影响。
频繁的自然灾害对江苏经济产生极大影响，特别是苏北里下河地区，简直成了贫穷的代名词。一次大的自然灾害，首先直接造成人员伤亡和物质财富的严重破坏如庐舍漂没、屋宇倾圮、田苗浸淹、禾稼枯槁、牛马倒毙、禽畜凋零等。翻开近代江苏的各地地方志等文献，每当讲到自然灾荒的严重后果时，总常用“饥民遍野”、“饿莩塞途”、“人畜漂没无算”等来形容。1906年，长江流域几个省同时发生大水灾，江苏灾民达730余万人， 聚集在清江、沭阳等地的饥民、每处“每日饿毙二、三百人”。[ 李文海《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第723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3月版。] 1911年长江流域特大水灾之后，民不聊生，江北都督蒋雁行给南京临时政府急电：“现在清淮一带，饥民麋集，饿尸载道，当此野无青草之时，实有朝不保夕之势；睹死亡之枕藉，诚疾首而痛心”。并称：“半月内无大宗赈款来浦接济，则饥民死者将过半”。实际上，当时饥民大量死亡，甚至发生人吃人的现象。近代江苏因自然灾害而死的人口难以估算，但肯定是一个较大的数字。人口的大规模伤亡，对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摧残。因为人作为劳动者，本来就是生产力系统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另外，大量饥民在剥掘草根树皮以果腹的同时，被迫“争杀牛马以食”，结果在灾情缓解之后，却没有牲畜籽种等基本生产资料来恢复生产。（辛亥时期江苏因灾损失的生产资料的数据未见统计资料，但可以参照1931年江淮大水灾的统计数据，据金陵大学1931年对江淮大水所做调查：平均每户在水灾中损失水牛0.23头，黄牛0.13头、驴0.08头、 骡0.01头。作为水稻区主要耕畜的水牛损失67.6％，黄牛损失一半。仅就耕畜一项来说，维持简单再生产也是不可能的了。）
灾荒还造成田地荒芜，人民生活日益贫困。里下河地区经常遭受洪涝灾害，有时积水长达四五个月，有锅底之称的兴化县，大部分农田只能种一熟早稻，产量极低，早稻一收，大批农民闭启泥门外出逃荒，造成大量田地荒芜，所谓“江苏财赋甲天下，苏北贫困冠东南”。据统计民国初年江苏每年约有二百余万亩的荒地，主要是在苏北地区。自然灾害的无情打击、土地的荒芜加上封建剥削和压榨造成人民生活日益贫困。
江苏灾荒还对中央和地方财政产生重大影响，江苏特别是江南地区，素为富庶地区，赋税甲天下，近代频繁的灾荒直接影响了中央财政，每当重大灾害发生，不管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从维护统治出发，都必须对灾区赈灾救济、蠲缓钱粮。这无疑影响财政。两淮盐场是国家财政主要来源之一，亦经常受灾而歉收。此外，清政府每年保漕治黄治运花费很大，在正常年景，每年花费数百万投入治河工程，遇溃决泛滥则动至千万，据晚清周馥的估计，清代全盛时期，河工就耗了相当于整个国家财赋岁收入的三分之一，这对中央财政无疑是沉重负担。
自然灾害对江苏运河地区城市商业经济影响颇大。苏北扬州、高邮、淮安等沿运河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同运河紧紧联系在一起。沿运河城市，过往行人众多，成批的商船，众多的客商，每年经过运河南来北往之人难以数计。再加上漕运，除众多的催攒、押运、领运等官员之外，有七、八万的舵工水手，有众多的纤夫，有防河官兵等等。因此，沿运河市镇在清代工商业十分发达。如清代扬州，漕盐河三者号称“东南三大政”，扬州则“地兼三者之利”，史称“其视江南北他郡尤雄”，“为东南一大都会。”所谓“以地利言之，则襟带淮泗，镇钥吴越，自荆襄而东下，屹为巨镇，漕艘贡篚岁至京师者，必于此焉。是达盐策之利，邦赋攸赖。”[ 嘉庆《扬州府志·序》。] 从而商贾聚集、户口繁衍，“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麇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4。]
在漕运和商业带动下，扬州的农副业商品生产也得到发展，为了满足大量增加的城市人口及来往客商漕船运丁水手生活的需要，四郊农村蔬菜种植业，河湖养鱼鸭种藕莲菱业，以及栽花园艺业等,都在不断扩大。扬州附近农民， 就靠出卖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 购买自己日常所需的生活必需品。 农村商品经济有了发展，就冲破了传统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但随着近代黄河的日益泛滥(1644-1850年，黄河平均每3.07年发生一次决口，1851-1938年， 黄河平均每1.74年发生一次决口）以及连延不断的水旱灾荒，运河日渐淤塞，有时几个月难以通行，清政府不得不用海运代替漕运，以至最后完全废弃漕运。到辛亥革命前后，扬州、淮安等工商业城市已经衰落，原因之一无疑是自然灾害影响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