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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间直树: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关于《仁学》的刊行与梁撰《谭嗣同传》

辛亥革命网 2021-12-02 09:50 来源:《文史哲》2004年第1期 作者:狭间直树 查看:

《仁学》之政论,归于世界主义。(梁启超)

时务学堂教习合影(左起):叶觉迈、谭嗣同、王史、欧榘甲、熊希龄、韩文举、唐才常、李维格
 
关于梁启超与谭嗣同的交友关系,最著名的文章大概要算收录在《戊戌政变记》中的《谭嗣同传》。注:就《戊戌政变记》而言,正如下面要谈到的那样,它有几种版本。该书所收的《谭嗣同传》在各种版本之间没有特别要说明的异同。如无特别说明,本稿使用流传最广的中华书局1936年版《饮冰室合集》专集卷当中所收的版本(八卷本)。
至少我认为,以其中的记述为基础,两者的关系是被描写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在那里所描写的两者的关系,就可以知道以下七项内容:
1.1895年,对来访问康有为的谭嗣同,梁启超谈起了康有为的学问宗旨,谭大喜,愿称私淑弟子。
2.戊戌政变爆发当天,谭拜托梁,想要在日本(伊藤博文)的协助下,救出康有为。
3.次日,谭在日本公使馆拜访了梁,以“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均为维新之士,月照先死,西乡活了下来。两者的关系被作为生者/死者责任分担的模范)的故事为例,提出了责任分担,并希望梁逃亡日本。
4.在那个时候,谭将带来的著作及诗文原稿数册、家书一箱托付给梁。
5.谭的著作,包括文、诗、印谱等,以及《仁学》均为梁所藏。
6.梁收集了包括书信在内的文字,打算编辑谭的遗集。
7.关于《仁学》,“先择其平易者,附印清议报中”。[1](P106-110)从这里得到的印象是,在短短的3年期间,交友关系是在大义之下联结起来的。
将以下梁启超《三十自叙》中的叙述对照起来看,这一印象就能更加得到确证。“时谭复生宦隐金陵,间月至上海,相过从,连舆解席。复生著《仁学》,每成一篇,辄相商榷,相与治佛学,复生所以砥砺之者良厚。”[2](P18)这是有关1897年情形的叙述。
上述《谭嗣同传》的记述最早是在《清议报》第4册(1899122日)上发表的。必须注意到在这之前的作品,那就是在亡命途中所作的《去国行》。注:《去国行》,《饮冰室合集》文集卷45(下),第2页。李国俊编《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将《去国行》的刊登杂志仅列出了《亚东时报》第4号(18981115日)。
该文在梁启超到达东京10天后,就刊登在1898111日发行的《日本》(注:《日本》是由陆羯南等刊行的日文日报,对清国的变法维新运动采取同情的立场。)报纸的“文苑”栏上。其中“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两句如果是对光绪帝和六君子思念的句子的话,那么“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两句则是咏唱与谭嗣同特殊关系的。日本著名汉诗诗人桂湖村在讲评中称赞“清国志士”梁启超,表示了全面的感受和同情。这首乐府无疑对日本的知识界予以了相当大的影响。
很明显,《戊戌政变记》的谭传中所描写的谭梁关系,是在《去国行》中所咏唱的“僧月照=南洲(西乡隆盛)”那种关系的印象延长线上的。烈士谭嗣同庄严的死,确实对亡命者梁启超的思想和实践投射了光彩陆离的光芒。亡友的遗志必将在幸存者的实践中得到实现。为此,正如他在上述《谭嗣同传》里所说的那样,梁启超首先将谭嗣同的遗稿《仁学》刊登在自己的杂志《清议报》上。
但是,这个刊登的方法极为奇妙。自《清议报》第2册(189912日)起,至第14册(1899510日),连载了大约一半就中断了。在隔了大约1年以后,在第44册(190059日)至46册(1900528日)上,刊登了十分之一强,再次中断。剩下的十分之四弱在1年半以后的第100册(19011221日)上,总算刊登完毕。作为将手头持有的底稿多次中断、历时3年而刊登在杂志上的作法,这是极其异常的。更不用说,在被提出过分担生者与死者的使命后,作为生存者的角色所采取的姿态,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令人有些难以理解的做法。以下,就《仁学》的刊登问题和梁撰《谭嗣同传》关联起来进行考证,并对其在思想史上的意义进行分析和论证。
 
一、关于《知新报》的《谭嗣同传》
 
谭嗣同的传记在《清议报》之前,就已经刊登在《知新报》第75号上了。[3]在这里没有署名,仅注记了“译十一月二十七号日本东京报”。“日本东京报”是一个暖昧的说法,这应该是指上述日文报纸《日本》。该报确实在1127日刊登了《清国殉难六士传》。注:《清国殉难六士传》,《日本》18981127-29日。有关谭嗣同的部分是刊登在2728日。在《知新报》上,三天的内容都被译录了。
除了一个重大的不同以外(下详),这毫无疑问是《知新报》刊载的谭传原本。在译文上,除了若干修辞上的修改,以及一些有意修改的部分以外,基本上可以说是直译。
但是,《日本》的《清国殉难六士传》在篇首就明确写有弁言,称该文译自“刚刚收到的在上海刊行的《亚东时报》”。《亚东时报》的文章是指署名为逸史氏的《六士传》。注:逸史氏《六士传》,《亚东时报》第4号(18981115日)。《亚东时报》是日本乙未会在上海刊行的汉文月刊杂志(但是不定期)。主笔是山根虎之助(立庵),自第6号起,唐才常也参与编辑。
这是在六君子被处斩后1个多月后立的传记,内容相当充实。关于逸史氏,不知其详,但从“谭嗣同,字复生,清国湖南浏阳人也”的起句中可以推断,作者似为日本人。这样的话,主笔山根立庵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一些。
就是说,《日本》的《谭嗣同传》是《亚东时报》所载文章的训读日译文,而《知新报》所载的则是《亚东时报》中刊载的日译文的除了一部分以外的,再次回译成汉译文的《谭嗣同传》。如整理一下刊行日期的话,就是这样的:11月15日,在上海发行的《亚东时报》的汉文谭传,被1127日在东京发行的《日本》译成日文刊载;而这篇日文谭传又被1223日在澳门发行的《知新报》回译成汉文刊载。上海至东京间隔12天,东京至澳门26天。在这里,必须令人注意的是,一篇文章从上海经过东京,然后又传到澳门这一事实,从地理上说不合理的,但从用字造句来看,其传播线路是毫无疑问的。
前面曾经提到,《知新报》的谭传与《日本》的谭传有很大的不同,现在直接将其与《亚东时报》比较来看一下其中的不同。从字数来看,《亚东时报》约刊1390字,《知新报》约刊1680字,多了290字左右。这里的差异是因为《知新报》收录了两种谭嗣同的绝命书所发生的。这两种绝命书一种是致梁启超的(约170字),另一种是致康有为的(约100字),均作于“八月初十日”(公历925日)。这两篇文章也收录在《谭嗣同全集》里,[4](P519,532)但正如下面要论述的那样,这两篇文章并不是谭嗣同的文章。
这两种绝命书的来历,目前只能追朔到1898年1221日这一天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理小田切的报告。该报告正像其标题那样,在屡屡叙述了张之洞对政变的看法后,提到张之洞希望将“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送出国外”,这与西太后政府所要求的“将其引渡或杀害彼等”的希望是不同的开明措施。小田切在报告中认为张之洞的意见是正确的。
在小田切的报告里,作为“乙号”,收录了《钦差督办报事工部主事康有为撰奉诏求救文》。这里提出的标题是“求救”,即救出光绪帝,但对西太后的丑化却是贯穿始终。全篇充斥了“那拉氏淫乱成性”、“先帝之遗妾”、“淫乱之宫妾”、“异性之淫子”、“伪主”、“牝朝”等等的歇斯底里的蔑视女性的粗暴言语。也许是对这种过分卑鄙的言辞感到有些为难的缘故吧,小田切特别指出,“特此要明记的是,附录之不久前康有为向本国递送之乙号所复写的印刷品之故,迄今为止多少对其表示过同情者,亦因此对其之所为抱有不快之情了”。注:《六一六,十二月二十一日,上海在勤小田切总领事代理致都筑外务次官函: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近况及其对政变的意见报告书》,《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国际连合协会1954年版,第31725-742页。顺便提一下,日本的对策基本上是沿着小田切的希望来推进的。
在这篇《奉诏求救文》里,附录了7篇伪书。[5](1)《杨锐带出朱笔密谕》、(2)《林旭带出朱笔密谕》、(3)《谭嗣同狱中绝笔》、(4)《又》、(5)《今上皇帝口谕军机章京谭嗣同》、(6)《又》、(7)《文宗显皇帝遗慈安太后密诏》。(1)(2)的所谓《衣带密诏》是康有为的篡改版。(3)(4)是上述致康有为、梁启超的两种绝命书。(5)(6)的口谕是光绪帝自我批评和变法决心的表明。(7)是咸丰帝给东太后的。在7篇文件中,其中与谭嗣同有关的就有5篇,可知谭的重要性,这就是说,康有为甚至不惜伪造皇帝和朋友的文书,也要将自己置于保皇运动的中心地位。
康有为一行7人到达东京是比梁启超晚4天的1025日夜晚。数日后,在牛込区加贺町安顿了住处后,于11月开始了真正的活动。在康有为致品川弥二郎的信函中,(注:《康有为初与品川子爵书》,《民报》第2418-22页。本篇日期,与后面的梁启超113日的信函是同日的。)已经可以看出以谩骂人格来进行保皇运动的迹象了。
在先到日本的梁启超那里所展开的是,就像与王照联名致大隈重信首相的信函中那样,将皇帝比做天皇,将太后比做将军,基本上是以政治立场为立足点的保皇运动。[6]然而,随着康有为来到日本以后,梁启超顺从康有为的方针,甚至参与了伪造谭嗣同致自己的绝命书的事情。从上海的小田切报告和澳门《知新报》刊载的日期来推算,文书被伪造大约是在《日本》发行前后,11月下旬的事。
一般来说,遗书在一个人的传记中应该占有核心的地位。《知新报》的谭传是将在康有为领导下伪造的绝命书潜入《日本东京报》的谭传中,赋予读者以一种客观性。(注:《清议报》的编者在刊登时,仅将“淫后”改成“太后”,将“淫贼”改成“国贼”而已。)
因此,《知新报》的谭传可以说既是逸史氏文章的汉文回译,也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康梁所作的文字。
 
二、关于《清议报》的《谭嗣同传》
 
 
《清议报》第4册刊登《谭嗣同传》是在《知新报》第75号发行大约一个月以后的事。这篇署名“梁启超撰”的文章。是作为《支那近事》栏中的《戊戌政变记》(注:在《清议报》自创刊号起连载的《戊戌政变记》,到第10册停止刊登,发行了单行本。关于其中复杂的成书的历史,参照拙稿《〈戊戌政变记〉成书考》,《近代史研究》总第100号。又,借此机会订正一下拙稿。在发表了拙稿之后,见到了《订正第十二版》,这是在大幅度改订以前的版本。)的一部分被发表。
梁启超将署名文章《谭嗣同传》首先发表在《清议报》上,这篇谭传无论是在4个月以后的18995月《新民丛报》社发行的单行本《戊戌政变记》(九卷本)中,还是在3年后的编辑的《清议报全编》(注:详情参见:《清议报全编》第6集卷21,戊戌政变纪事本末第一,《国土略传》。)中,都没有被加工过,被照原样收录下来了。甚至在被大幅度改订过的《戊戌政变记》(八卷本)中,也是照原样收录。由于八卷本的普及,因此,提起梁启超的《谭嗣同传》,就是指这篇谭传,这似乎成了一般性的认识。
在梁启超的《谭嗣同传》中,没有使用《知新报》夹入《日本东京报》中的那两份绝命书。可以推测,毕竟梁启超还是讨厌使用写给自己的伪造绝命书,因此也同时排除了写给康有为的那一份。对此他也作了充分的补救措施。
关于谭嗣同与康有为的关系,梁启超是这样描述的。谭嗣同知道了“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便自称“私淑弟子”,并整理了自己的学统,其遗著《仁学》就可以说是“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的阐明乃师学说的文章了。[1](P106)享有烈士盛名的谭嗣同是弟子,若其遗著是依据康有为的学说所作的话,其师之地位就会变得无限之高了。
顺便提一下,《仁学》中《支那哲学》栏是从上述《清议报》第2册开始刊登的。在《序》中,梁启超明确地说明了谭嗣同“服膺南海”,《仁学》是为了“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的著作。(注:梁启超:《校刻浏阳谭氏仁学序》,《清议报》第2册。《哲学杂志》第145号也刊登了这篇序)4册《谭嗣同传》中所描写的康谭关系,在刊载开始时,就已经被考虑到,《序》与《传》的共鸣关系就很明显了。
梁启超的记述在学术上的正确与否,暂且不论。必须确认的是,《仁学》刊载的意义在于使康有为的学说更有光彩,并且这是梁启超在登载开始时就主张的。换而言之,谭嗣同的《仁学》由于它被如此定位,才得以开始在《清议报》上连载。那么,与“南海之宗旨”的相异的部分(注:例如,《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的第八条(否定三纲、忠孝)、第十条(主张男女平等)等。)被删除,就不得不说是当然的措施了。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关于删除措施,在第4册的《谭嗣同传》那里,作了“其仁学一书,先择其平易者,附印清议报中,公诸世界”的解释。[1](P110)这应该是第2册的《序》中所记叙的事项。尽管如此,特意采用这种方法,将遗稿删除后发表。对这一不应该做的事,梁启超留下了自我辩解的痕迹。可以看出,《序》和《传》不但互相共鸣,而且还有互相补充的关系。
关于梁启超的补救措施,本稿在最初时提出的显示其与谭嗣同相互关系的7个事项都是如此。“程婴杵臼,月照西乡”的责任分担,使任何人都能感觉到比绝命书更有威力。原稿与著作都托付在身,以《仁学》的发表为首,还有遗著编辑的计划。梁启超对亡友后事的处理,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三、《仁学》的刊登与中断
 
被视为发挥康有为学说的《仁学》,从《清议报》第2册开始连载,到第14册,不作任何说明就中断了。(注:但是,第681113册没有登载。在这些册里,《支那哲学》栏刊登了其他文章。在这以后,《支那哲学》的推移如此,自第15册起,到第34册为止(除去第262733号),设有专栏,但《仁学》没有被刊登。在这以后,只有在刊登《仁学》的第44-46册、第100册里设有《支那哲学》栏目。)中断的理由不明不白,既然手头有原稿的话,那无疑就是其内容不适合于刊登所至。冯自由认为,因为有排满的论调,所以被康有为命令放弃了。[7](P92)正如上述的那样,如果是消除与康有为的思想有抵触的部分而刊登的话,冯的判断不恰当。那就是说,梁启超对于《仁学》的评价,当然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梁启超在《清议报》第11册改变了编辑方针。第11册是在《清议报》创刊后经过3个月以后的1899410日刊行的。在此稍前的322日,康有为以接受日本政府希望的方式,离开了横滨。这时期,就梁启超而言,他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而且是从康有为的直接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时期。
刊登在第11册的《本报改定章程告白》中,(注:《本报改定章程告白》,《清议报》第11册。另外,由于《戊戌政变记》的连载已经告一段落,与《清议报》的面貌换新也有几分关系吧他是这么说的:“本报开设仅数月,承海内外有心人称许,销售已至三千余份。惟本报宗旨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今更加改良,特取东西文各书报中言政治学、理财学者,撷其精华,每期登录数页”。他还认为“政治等学为立国之本原”,云云。
将章程改定的目的放在重视政治学等“立国之本原”的学问上,就等于宣告了梁启超欲将机关杂志《清议报》作为建设近代国民国家的手段而加以活用。为此,在第11册就早早地设了《政治学谭》专栏,在该专栏刊登了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注:《德国伯伦知理著《国家论》,〈清议报〉第1115-192325-31册。刊登的是在吾妻兵治译《国家学》上仅加了一些修改的内容。关于吾妻兵治所翻译的原本,参照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这是梁启超与康有为的世界主义拉开距离,竖起国家主义旗帜的标识。反映梁启超这一变化的文章是在这前后发表的《爱国论》、《商会议》(注:《爱国论》,《清议报》第6722册。《商会议》,《清议报》第1012册。)等。而且在《改定章程告白》发表以后的3册,到第14册为止,《仁学》的连载就中断了。
因为《支那哲学》专栏并没有中断,仍在继续,其原因是改变路线后,《仁学》所处的地位也发生变化的缘故。换而言之,《仁学》的世界主义被敬而远之了。
一旦被中断的《仁学》在《清议报》第44册(190059日)至46册(1900528日)被刊登以后,又被中断。这一异常事态,令人头痛。在第44册的卷末,刊登了重新登载《仁学》的社告,[8]在这里,“谭君嗣同所著之《仁学》未竟而中止。阅者多以未窥全豹为憾。兹谨将其续稿分期付印,以公诸世”。仅仅记载了就像是他人之事一样的理由。当然,关于再度中断的社告,在管见的范围内,不得而知。
虽然现在还不能提供适当的资料,但我推定,这一时期在夏威夷的梁启超与这次再次刊登似乎没有关系(注:在致康有为函(1900年429日)中,梁启超认为,“复生《仁学》下篇……荡决甚矣,惜少近今西哲之真理耳”(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页)
可以认为,这一措辞与重新开始刊登该文是具有相反方向性的。)。也许可以认为,这是在横滨的负责人麦孟华基于某种理由而决定刊登的,(注:关于这个问题,汤志钧揭示了与康氏勤王运动的关系(参见《〈仁学〉版本探源》,《学术月刊》1963年第5期。拙稿也认为本次重新刊登在某种程度上与此有关对此感到吃惊的梁启超急忙要求中止。
在这一停止刊登,又重新刊登的幕间短剧后,《仁学》的剩下的文章(大约是全体的十分之四)在《清议报》的第100号被一下子刊登出来了。这次全部刊登完毕是梁启超在从澳大利亚回到日本,要想重新打开启蒙运动新视野时,由他本人自己实行的。总结在澳大利亚的体验的是《积弱溯源论》,其历史地位的概括就是《过渡时代论》。(注:《积弱溯源论》,《清议报》第77-84册。《过渡时代论》,《清议报》第83册。)
所谓开创新视野就是构筑一个塑造近代国民、形成国民国家的舞台,其具体表现就是展示在人们眼前的《新民丛报》。
在刊登《仁学》的《清议报》第100册卷首,梁启超刊登了总结《清议报》的文章。在这里,他将《清议报》的特色总结为“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砺国耻”四项,为达到“广民智”、“振民气”的任务而尽瘁尽力。而且该文还提示了“其内容重要者”,第一条就是“谭浏阳之仁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梁启超也承认,体现《清议报》价值其最大功绩者就是谭嗣同的《仁学》。幸存者表彰亡友的遗著,而被表彰的遗著又为幸存者的事业增添了光彩。现在如果对连载中断的问题不作追究的话,“月照西乡”的一个责任分担被履行,谭嗣同与梁启超的关系就像《清议报》的《谭嗣同传》里所记述的那样,看上去就好像和没有隔阂之处一样了。
 
四、关于单行本《仁学》附载的《谭嗣同传》
 
在上一节我们看到,由梁启超刊行的《仁学》在《清议报》第100册就结束了。但是,众所周知,《仁学》在上海的《亚东时报》第5号(1899131日)至第19号(1900228日)已经先被发表完毕了。当然,梁启超知道这事,所以在上面引用的文章里接着称《清议报》的功绩为:“此编之出现于世界,盖本报为首焉”,将其功劳限定为首次公开刊登上。
这样也是不错的,但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实际上,在梁启超的周围,《仁学》的单行本已经被刊行了。
在《清议报》第85册卷末里有“新刻谭壮飞先生仁学全书出售”(注:《新刻谭壮飞先生全书出售》,《清议报》第85册(1901716日),署名“四和主人”,不详。)的广告。广告是这样说的,《仁学》为吸收泰西诸学精髓之书,因为“其中新理,虽西方学子,多有未经发明”,所以要“急付枣梨,以飨同志”。甚至说“异日更当以西字译之,俾文明国见此,应知吾国之大有人也”。在当时,这种确定其在文明史上如此之高地位的认识,是无与伦比的。到此为止还算可以吧,但是,关于这个单行本和以前在《清议报》上登载的《仁学》的关系,没有作任何的说明,“鄙人三年以来,但闻其书,惜其秘而不传。今得之友人之手,焚香诵之”的说法,单是修辞上的说法,其真意何在,也不可测。这且不管,其“寄售处在横滨清议报馆”,所以可以充分肯定,这部《仁学》单行本,是在与清议报馆以至于梁启超都有很深的关系情况下而刊行的。
这部《新刻仁学全书》,就是汤志钧所说的“国民报社”本《仁学》。(注:汤志钧《〈仁学〉版本书溯源》。关于发行地址,汤文指出,“发行地址虽识以‘上海国民报社学生出洋编辑所’,实际上是在日本东京发行的”。)该本附有谭嗣同的肖像和梁启超的《谭嗣同传》,全书122页,铅字排印本。由“上海国民报社学生出洋编辑所”于19011010日刊行。汤氏认为,此本使用梁启超所藏副本排印,在这之前刊登的《清议报》本中被删除的部分也被刻印出来了,后来收录在《清议报全编》的《仁学》也与“国民报社”本相同。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单行本的《仁学》不在《清议报》社刊行?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可以不但得到梁启超在《清议报》第100册中总结文章中所提到的首先刊行《仁学》的荣誉,还可以得到首先刊行《仁学》单行本的荣誉。这样的话,作为承担“西乡”任务的一方来说,也是很容易被理解为这是对“月照”更充分的报恩行为。然而梁启超却没有这么做。
笔者没有见到明确记载《国民报社》刊印的单行本,但见过两种尾页上没有任何关于刊行主体等信息的版本。(注:另外还有肖像脱落,纸张恶劣等不同的版本。除此以外,包括封面、装订、排版等在内完全相同。)那也是122页的铅字排印本,付有谭嗣同的照片和无署名的《谭嗣同传》,这与《国民报社》刊本相同,与附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所收《仁学》校勘的异同中的《国民报社》刊本也相同。大概是在《国民报社》本发行后以这样的形式被再三发行的。
附载在这里的《谭嗣同传》大幅度地修订了《清议报》刊本《谭嗣同传》。修订的大部分就是删除,与《清议报》刊本谭传的2800字相比,它仅有一半左右的1470字。删除部分涉及到包括戊戌政变前夜的八月三日(旧历)在法华寺要求袁世凯举兵的场面(约550字)等在内的多方面。(注:“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没有被删除。也许是广为流传,已经为人所接受的缘故。)这里仅对谭嗣同与康有为、梁启超关系的记述作一些分析。
首先,关于与康有为关系的记述。在上述自称“私淑弟子”云云的一段(59字),以及遗著《仁学》“衍绎南海之宗旨”一句(7字)被删除了。除此以外,还有对“南海先生所发明”之学理(大同平等的条理)“则大服”,对其佛学解释(华严性海之说等)“则益大服”的三句(共14字),以及关于“南海先生”组织强学会,光绪帝欲重用“康先生”等记载都被删除了。加上甚至连谭嗣同著名的《狱中题壁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注:此诗在《知新报》、《亚东时报》中多被刊登,虽然江湖上演传的谭嗣同诗是真作(第一句中“投宿”改作“投止”),但删除诗本身的做法应该说是失当的措施。),也被删除了。
这是为了取消昆仑之一是指南海的解释,一起删除的吧。要而言之,《清议报》本中关于康有为的部分,在单行本里,完全被删除了。
谭嗣同的《仁学》,以前为了宣传其意义,被披上了康有为学说的外衣,而现在这件外衣却由梁启超自己将它脱了下来。这是与梁启超包含在《南海康先生传》里的,对康有为“诀别宣言”(注:梁启超指出,康有为的缺点就是他没有国家主义。而梁称自己现在已经移向国家主义(《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100号,第63116334页)。可以认为这是包含在该《传》里的一种诀别宣言相呼应的一种表态。这里,梁启超在思想上告别康有为已经达到决定性阶段了。
那么,与梁启超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本稿最初提示的7项内容,全部被删除了。连显示两者特殊关系的比喻“程婴许臼、月照西乡”都被删除。这样的话,就不得不使人对《去国行》的措辞抱几分怀疑了。现在我还没有探明这一疑问的解释方法。
这且不提,对于本稿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谭嗣同的著作“皆藏于余处”的记载被删除了,(注:当然,将《仁学》中平易的部分登载在《清议报》上,编辑谭嗣同遗著的内容,也与之相呼应,被删除了。)而且还被改成了“君死后皆散逸”一句。这只能说是“不可思议”的大转换,虽然与《清议报》第85册所载的广告所说的内容相呼应,但是与在这之前的《清议报》上所登载的事实相矛盾。也许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为了避开这一前言后语的矛盾,梁启超将单行本拿到了《国民报社》去出版,而不是《清议报》馆。
 
五、结语
 
综上所述,单行本的刊行是为了结束谭嗣同遗著《仁学》的发表。而且,附录的谭传则是一份辩明书,它是想表明《仁学》的发表是在与梁启超无关之处被实行的。也就是说,梁启超想在把自己开始刊登的事实变得模糊一些时,将帷幕落下来。在《清议报》第100号的概括文章里,将其功劳限定在最初发表中,也是与此对应的措施。顺便提一下,在单行本的发行处的《清议报》上,或是登满书籍广告的《新民丛报》上,基本上没有《仁学》的广告,(注:《清议报》第85册以后,不登广告。到了《新民丛报》第10号时,也只有在《清议报》第100册的广告中,总算有了“哲学·谭浏阳仁学”一项而已。)可以说,这也是与想在黯然之中落下帷幕的态度相适应的。
梁启超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仁学》在开始刊登时,就像《清议报》刊本《谭嗣同传》中所说的那样,谭嗣同与自己之间是以“程婴许臼、月照西乡”的关系为基础的。两年半后《仁学》刊行结束时,完全相反,单行本附载的《谭嗣同传》中记述的是与自己没有关系的《仁学》。在亡友遗著发表之际,梁启超所取的态度是,并不是将作品尊重为作品,而是将它活用在宣传自己思想立场上去了。梁启超后来作了“《仁学》之政论,归于世界主义”,启超居东后“渐染欧日俗论,乃盛倡偏狭的国家主义,惭其亡友”的自我批评。[9](P69)毫无疑问,在这里,《仁学》的刊行问题投下了很浓厚的阴影。
另一方面,《戊戌政变记》中的《谭嗣同传》,在全书中的整合性非常高,改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清议报》上的连载就只能继续被使用下去了。也就是说,梁启超分别使用了《戊戌政变记》中的谭嗣同和《仁学》中的谭嗣同,这样两个不同的谭嗣同形象。然而,由于《戊戌政变记》中的谭传被认为是梁启超撰写的正传的缘故,“程婴许臼、月照西乡”的记述以及异常的发表形态,就成了不能理解的形式留在的读者面前。但是,这一期间的具体真相变得明确的话,就可以容易地看出,在那个充满矛盾的每时每刻都在奋斗的实践中,梁启超思想上的诚实性就展现出来了。可以认为,在清末民初这一中国历史上的大过渡时期,梁启超能够在其参照系统转换时持有绝大影响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具备了贯穿在所谓“多变”中的诚实性。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M].饮冰室合集:专集卷Ⅰ[C].北京:中华书局,1936.
[2] 梁启超.三十自叙[M].饮冰室合集:文集卷11[C].北京:中华书局,1936.
[3] 清国殉难六士传[J].知新报(日文),第75号,1898-12-23.
[4] 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增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 黄彰健.康有为衣带密诏辨伪[A].戊戌变法史研究[C].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
[6] 狭间直树.初到日本的梁启超[A].戊戌后康梁维新派研究论集[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7] 冯自由.横滨清议报[A].革命逸史:初集[C].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
[8] 本馆告白[J].清议报,第44册,1900-05-09.
[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饮冰室合集:专集卷34[C].北京:中华书局,1936.
 
作者狭间直树(1937—),男,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本文原刊:《文史哲》2004年第1由日本孙中山纪念馆研究员蒋海波翻译。转自史学研究微信公众号(The-New-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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