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能士｜辛亥革命时期北方地区的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网 2021-12-08 14:14 来源：黄季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作者：林能士 查看： 次
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关系整个辛亥革命的成败尤其较南方各省为大。
《袁大总统公署悬五色旗祝共和摄影》，《时事新报》1912年3月2日，第二版
清末的革命运动发轫于华南，革命的领导人物也多属于南方人士。因此，一般研究辛亥革命的学者，自然而然的就侧重在南方地区，对北方各省的革命活动则较少波及。事实上，辛亥革命是全国性的。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虽然起步较南方各省为迟。但自同盟会成立后，已有不少党人在京畿一带进行首都革命。北方各省留学学生返国后，也纷纷在各地展开革命活动。从近年来陆续看到的辛亥革命资料及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显示，北方各省虽因接近京师，清廷的控制比较严密，较具规模的革命团体难于建立，但小规模的革命组织却已在同盟会成立后相继出现。
武昌起义后，北方各省党人或策动独立，或计划响应，与南方地区相较并不逊色。因此，研究辛亥革命如果只注意到南方各省，而忽略了北方地区。不仅偏颇而有失公正，也将使辛亥革命中的许多现象无从解释。何况从地理位置来说，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关系整个辛亥革命的成败尤其较南方各省为大。论者或以辛亥革命是一个不彻底的革命，其所以如此，北方地区革命活动的挫败，实为一项不可忽略的因素。故研究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实为了解辛亥革命不可或缺的一环。本文系意在探讨北方地区的革命活动。了解北方革命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清末北方地区的革命活动在同盟会成立后方始展开，其主要原动力则来自留日学生。部分在日本留学的南方党人为实现首都革命之策略，冒险潜身京畿。而北方各省的留日学生，或办刊物，以革命思想输入其本籍，或返国后分别在各省展开革命活动，北方革命势力遂因此建立。故留日学生在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中，实具举足轻重之地位。
清末北方各省派遣学生赴日留学比南方各省稍晚。光绪二十八九年间，当留日学界已掀起革命风潮时，北方各省的留日学生尚寥寥无几（注一）。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同盟会成立于东京，当时北方各省留日学生不多，故参与同盟会筹备工作者亦很少。及同盟会成立，北方各省派遣留日学生渐多。
他们抵达日本后，由于受到当时革命风潮的激荡，很快就加入革命活动（注三），参加同盟会的人数乃直线上升。就现在所存光绪三十一、二年间之部分同盟会会员名册而论，该名册载有同盟会成立初期的会员九六四人，隶籍北方各省者有一五六人，约占百分之十六（注四）。
北方各省留日学生除加入同盟会外，他们也另组本省分会或小团体，以布置北方革命。例如直隶籍同盟会会员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直隶支部，由张继、王裕德领导。参加者有张荩臣、王魁元、韩应房、谷钟瑶、张仲山、陈幼云、华世忠等二十余人，组织通讯机关，名为光霁庐，将《民报》寄交北京、天津、保定一带党人，输入革命思想。（注五）又河南省留日同盟会会员则推曾昭文为河南同盟会分会长，刘基炎、杜潜、刘积学等为干事。曾昭文当时就读日本士官学校，誓不婚娶，以排满为职志，会务因之蒸蒸日上。（注六）
同时，留日西北各省党人杜义、井勿幕、谷思慎、景定成等人在东京发起组织“明明社”，目的即在介绍西北各省学生加入同盟会。（注七）河南籍留日党人杨曾蔚创办“武学社”，以运动陆军留学生实行北方革命为主。因此所吸收的成员大部为北方各省留日陆军学生。（注八）
除组织革命小团体外，北方各省留日学生亦将革命书报暗中输入内地，传达革命主义。以《民报》为例，该报是同盟会的机关报，当时清廷防范甚严，但党人仍设法秘密传入国内。
据山西籍同盟会员景定成记述当时将《民报》输入北方之经过云： “清政府痛恨《民报》，设法防备，不教输入内地；从上海方面传达还容易，要是从天津方面传达很难。当时某君想了一个极好的法子，就是利用一位满洲的朋友，回国时节，将《民报》包好，装到箱子里，说是给他的朋友带的《法政丛编》……海关大人见了满洲人名片，和那一条辫子，便晓得不是革命党，绝不搜检他的行李，所以十分妥当。还有陕西同志，把《民报》集成厚册，另行装订，标题《心理学讲义》，送回内地去的也不少。”（注九）
同时，北方各省党人也在东京出版革命刊物，向其本省境内灌输革命思想。山西籍留日学生先后出版《第一晋话报》（“晋话”影射“进化”）、《晋乘》等刊物。（注十）河南留日学生初办《豫报》，鼓吹革命，后因社中份子过于复杂，遂输入河南者占半数；与《河南杂志》同时出版者，尚有河南女同盟会员燕斌、刘青霞等所创办的《新女界杂志》，鼓吹妇女革命应以暗杀为手段。（注一一）陕、甘留日学生则合办“秦陇”杂志，其后因内部意见不合，就分为《夏声》、《关陇》各别出版。两刊内容皆是反对满清统治，保障西北利权。（注一二）此外，山东籍留日学生蒋衍升、丁惟汾等创办《晨钟报》，鼓吹革命甚力。（注一三）奉天留日党人朱霁春则主编革命刊物《刍报》（注十四）。
除将革命思想透过书报渗入各省，以收宣传功效外，北方留日学生也利用各种时机返国从事实际革命活动：或趁假期返国省亲之便，从事联络，例如：山西留日学生景定成在其留日期间，两度返国奔走联络，光绪三十一年夏首次回国，为《第一晋话报》创刊事与山西党人进行筹商；（注一五）三十四年再次回国，先在山东党人所创办的青岛震旦公学任教，鼓吹社会主义；复回到山西原籍，与山西党人李岐山、郭润轩等在安邑组织教育会，作为进行革命之据点；又到陕西联络，为日后晋山联手铺路。（注十六）
至于罢课返国规模较大的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取缔规则”风潮之后，据估计由日返国的留学生约在二千人左右。（注一七）第二次在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役后，当时留日学生悲愤填膺，决议组织留日国民会，派遣党人回国运动，遂再次掀起罢课返国的风潮。留日国民会的组织由各省推举代表三人至五人组成，目的即在筹商派人回国运动。除自行回国者外，各地区皆推派代表数名。当时黄河以北地区的代表是直隶王葆真和吉林金鼎勋。王、金两人于四月底返国，先在奉天会见党人，讨论分头联络同志，并发刊《国民报》（因响应留日国民会之主张，故名。）以唤起东三省救国与改革思想。又至长春、哈尔滨一带运动。其后王葆真以直隶关系革命成败最巨，乃回滦洲运动，遂有后来滦洲起义之举。（注一八）
随着革命运动的开展，北方各省留日学生也陆续学成返国。他们回国后，多能因人、因地、因时制宜，展开革命活动。例如：山东留日学生中，学军事者少，因此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创办学校，以学堂为据点，宣传革命思想，所以后来山东独立的过程中，学界成为主要运动力量，晋、陕二省留日学生中学习陆军者多，山西的阎锡山、温寿泉、陕西之张凤翽等，皆是同盟会铁血丈夫团的团员。他们返国后，以新军为据点逐步建立起革命势力。
直隶京、津一带关系革命的成败至要，主张首都革命的留日学生多潜身其间，在程家柽、吴禄贞等人领导下，势力渐大，于后来清廷退位，贡献颇巨。
北方各省革命活动的展开，是在庚子事变之后。庚子之前，北方各省可以说是在革命运动的外缘，庚子以后，革命思想开始在北方地区萌芽，并且在短短几年间发展壮大。原来庚子事变的影响固然及于全国，而北方地区受害独深。
以当年的教案而言，蔓延地区最广者首推直隶、山西两省，其次为奉天、山东、内蒙、河南等地。（注十九）而联军行动所造成的影响，直隶首当其冲，备受联军抢劫、烧杀、奸淫等蹂躏。（注二十）
东三省被俄军占据达五年之久，晋、豫、陕虽未遭兵祸，但慈禧、光绪西狩回銮期间，沿途内侍兵卫骚扰，随行官员苛索。（注二一）随着庚子事变而缔结的辛丑合约，除在国民心理上造成严重的羞辱外，巨额的赔款则大大加重中国百姓的负担。
庚子赔款分大赔款及地方赔款两项，大赔款系教案赔款，多由外国教士、领事与地方官绅议结，总数约二千二百余万两。（注二三）因庚子教案大多发生在北方地区，故此项地方赔款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由北方各省分担。（注二四）
大赔款分九年长期偿还，而地方赔偿则必须在拳乱后短短数年间清偿。其加诸北方地区人民之负担可想而知。同时，光绪二十八年后，清廷又藉举办各项新政之名，加重税收，于是大规模的抗捐事件与揭竿而起的民变不断展开。辛亥前夕，北方地区的抗捐运动或民变，可说是无省不有。
在东三省，光绪三十三年五月的辽阳民变，宣统三年七月的庄河民变，规模皆不小。在山东，宣统二年四月发生于莱阳海阳的民变，可说是抗捐起事的典型例子。
在山西，宣统二年，交城、文水两县农民掀起反清事件，结果迫使清廷撤换巡抚丁宝铨。此即当时举国轰传的“交文案”。（注二五）类似例子，不胜枚举。民变纷呈乃是一个政权趋向崩溃的主要征兆，亦为人民对政府离心的表示。也因此给予革命党以有利机会。例如，光绪三十二年，山东曹州人民聚众起事，所以出现官方所谓学堂革命党“闻东贼日甚，潜相接纳”的情况。民变初乏组织，颇多乌合之众，一旦党人渗透其中，情况大异。即所谓“昔者游勇土匪，其志仅在抢掠，今则勾结逆党倡言革命，竟至谋陷城池，凶焰日张，剿办愈难措手。”（注二七）之情形，至此，北方革命遂进入实践阶段。
辛亥之前，北方各省革命活动之展开，其策动的主力可说是归国留学生，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同盟会会员，或潜身京畿策划首都革命，或在北方各省进行联络，他们皆能因地制宜，从事运动。大致而言，当时北方各省的革命活动形式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在京畿，因清廷的控制力较强。发展具有规模的革命组织势不可能。因此在京畿一带活动的革命党人或采取暗杀行动，或做舆论宣传，或渗透北洋新军，但殊途而同归，其主要目的即在实行首都革命。
（二）在陕、晋两省，革命党人的主要活动是潜身新军，以发展革命势力。原来清廷为巩固其政权，积极在各省训练新军，也因此特别重用归国的士官生，留日陆军学生在新军中多担任中级以上干部及陆军学堂教习，所以很快就能取得实际兵权。
（三）在山东、河南和东三省，革命党人的活动方式与直隶、陕西、山西不同。在山东，同盟会会员的活动以学界为主，或创办学校，或遁迹学堂，以培养革命干部。在河南和东三省，革命党人则分头进行革命活动，兹分述如下：
在京畿进行首都革命的主张，最初是革命报刊的鼓吹，例如《中国日报》《汉帜》等皆有文字指出地方革命之难，革命必须在京城才能一举成功。这些文字论述在首都起事之优点甚详，认为一国首都是专制国家的精神中枢，京城一旦被占领，整个国家即告动摇。从中外史实而论，清初三藩之变，以及太平天国的失败，在于未能占领北京，不足致满清于死命，而外国革命之成功，即在于实行首都革命。（注二八）
不过，首都革命虽是最有效的，对革命党人来说却是最不宜进行的，因为（一）北京民风保守，缺乏可供用的群众。（二）清廷对经济的控制力较强，建立革命的组织不易。虽然如此，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首都革命因渐受党人的注目，而逐步展开。
（二）湖北籍党人胡鄂公、熊得山、铁铁如等组织的共和会；
（三）留日返国的直隶籍同盟会会员。此三股势力成为推动京畿革命的主要力量。由于在北京发展较具规模的革命组织不易，故党人在京畿的运动方式是多管齐下，相当机动：
光绪三十年夏，杨毓麟、周来苏、苏鹏等组织暗杀队，由日本携炸弹进发北京，约张继从湖南来，何海樵自上海至，设机关于天津，图炸内城射击宫殿及颐和园，以倾动天下的耳目。因无隙可乘，遂南返。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吴樾在北京正阳门车站炸出洋考察宪政之五大臣，轰动一时。弹炸五大臣之举不仅是吴樾个人英雄式的行动，实际上也是当时潜身京师党人的共同密谋，其首脑人物则为杨毓麟。（注三十）是役虽未成功，但已使清廷大为震动。
宣统二年三月汪兆铭、黄复生等于京师谋炸摄政王，虽事泄被捕，却使清廷大为震惊。盖同盟会自镇南关、河口等役失败后，部分党人颇感灰心，加上章炳麟、陶成章背离同盟会，别具怀抱，汪乃“思于清廷根本之地，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注三一）遂与黄复生、黎仲实、喻培伦、曾醒、方君瑛、陈璧君等组织一小暗杀团，于宣统元年年底悄然北上，谋刺清摄政王。结果事泄，汪及黄复生等被捕。
汪在狱中草供词数千言，慷慨激昂。他历举英、德、日本宪法之制，认为君主立宪无当于中国，为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外，别无他法。其狱中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尤传诵一时。
暗杀战术可用于阻吓或宣传。因为目标单纯，易于保密，费用无多，故成功机会颇大。京畿之地防备甚严，革命起事，迨非易事。为达成革命目的，实行暗杀，实与起事有相长相成之效。
当时在京同盟会会员先后在北京创刊《帝国日报》、《国光新闻》与《国风日报》三报，要皆以鼓励首都革命为宗旨。（注三三）其中《国风日报》可说是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在北方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该报于宣统三年一月，由在京同盟会员白逾恒、景定成、程家柽等开办。景定成当时担任总编辑，其述该报刊之远期及旨趣云：
“清之末季，海内民党机关报纸，不过数家，且在香港、上海诸偏僻地，其声息微弱，势力不能达黄河以北。我同人乃谋设言论机关于中央，以作一呼群响之准备，而我《国风日报》遂崛起于燕市之中。于清宣统三年正月十三日出版；其初不过摘发二三疆吏之罪过，指斥在位臣奴之贪邪，笔锋凛凛，已有不可触犯之威，或廼目为刘季谩骂一派。其实本报提倡社会政策，主张中美同盟，介绍世界之新思潮，发挥吾民之旧道德，而于实业奖励、边防计划、国民教育，尤三致意焉。崇论宏词，风靡一世。故纸犹存，可覆按也。惟对麻木痿庳之政府，沉迷昏寝之国民，不能不投以兴奋剂而鼓舞之而宕动之云尔。至于种族、政治、社会革命主义，则时露于字里行间，而使读者皆为之握汁满把也。”（注三四）
事实上，《国风日报》不仅作舆论之鼓吹，也是辛亥革命前后同盟会在北方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盖是时同盟会会员入京者日多，《国风日报》遂无形成为党人荟萃之机关。当时人田桐、程克、冷公剑、张友于、温楚恒等均宿于报社内。（注三五）各地常川往来者尤众，如陕西之井勿幕、赵其相，山西之狄楼梅、王用宾、景耀月、刘盥训、阎锡山，河南之孙钟，山东之徐子建、刘冠三、王庚雅、吴大洲，直隶之吕复、商震、段亚甫、童效贤、王虎臣，奉天之张榕，以及湘、鄂各省之吴禄贞、李书城、王孝真、仇亮、孔庚、黄膺白等，均计划在直省实行首都革命。（注：三六）
北洋新军由袁世凯一手卵翼而成，是清廷用以拱卫京畿，巩固政权的一大支柱，也是革命党人实行中央革命的最大阻力。如何减弱其力量，或者化此项阻力为助力，成为革命党人在北方进行革命所必须面临的一大问题。北洋新军之高级将领多为小站出身，袁世凯也设立北洋军事学堂，培养效忠一己的干部，一面又重用马弁奴仆，以期顺己。（注三七）因此，要在北洋新军中建立起革命据点，并非易事。革命党人有鉴于此，遂利用光、宣之际清廷排袁运动的良机，设法直接夺取部分北洋军权。
在排袁运动中，吴禄贞等一批留日士官生暗中支持满洲亲贵，但同途而殊归，亲贵排袁主要是袁世凯“树大招风”，而吴禄贞等纯以夺取兵权以作革命基础。排袁成功皇族亲贵取得北洋新军的指挥权后，由于满人本身将校人才缺乏，为铲除袁世凯的势力，自然起用留日士官生，于是许多具有革命思想的留日士官生趁机进入北洋新军内。
宣统二年十一月，吴禄贞因办理延吉边务有功，又得良弼之推荐，（注三八）复贿通庆亲王奕劻，（注三九）遂取得北洋第六镇兵权。同时，倾向革命的张绍曾及党人蓝天蔚也先后出任北洋第二十镇统制及第二混成协协统。
另一方面，在吴禄贞的密为布置下，具有革命思想的留日陆军学生在北京供职者渐多。例如黄郛是同盟会中“丈夫团”的成员之一，宣统二年自日本学成归国，以清廷亲贵专政，革命声势日壮，而黄河以北，尚甚沉闷，乃密语所亲曰：“北京为清都所在，有高屋建瓴之势，擒贼擒王，则事半功倍。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余将以身试之。”遂入军咨府供职。（注四〇）同盟会会员何成濬由日学成归国时，初在湖北供职，吴禄贞调任第六镇统制后，邀其就任二十三标标统，因清廷未准，改荐其任陆军部军部制司搜简科科员。（注四一）蒋作宾留日返国后，初任保定军校校官，继任陆军部军制司搜简科科长，主持整编军队，汰旧留新，于是新军中革命思想渐次蔓延。（注四二）革命党人既渗透北洋新军，遂动摇了北洋基础。武昌起义后，遂有吴禄贞等响应辛亥革命之壮举。
在晋陕两省革命党人的主要活动是侧身新军，以发展革命势力。在山西，清末山西新军计第三十九混成一协，建立于宣统元年，成立之初，初级军官中已有同盟会会员四名，即一标三营后队队官张作栋，二标二营左队官彭世安，一标二营左队司务长张光奎，炮营左队官朱叙五。
宣统二年，张益谦、张凤翽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返省，张益谦派充二标教练官兼代三营管带，张凤翽派充协司令部参军官兼代二标一营管带；而陕省保送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学生也在此时毕业回省，其中一标三营督队官钱鼎、骑兵营右队队官曹位康、炮兵营中队队官党仲昭、在队排长张钫、中队排长张宝麟诸人皆是同盟会会员，至此，陕西新军军官中已有九名同盟会会员。（注四三）
在他们的影响下，革命种子逐渐在新军中发芽、茁长。宣统三年六月，郭希仁与钱鼎、张宝麟、党仲昭、彭世安、曹位康等成立兵事研究社于西安城内西狱庙，作为新军与外界之联络处所。同时，陆军小学学生亦时往听讲，于军界革命思想之灌输，厥功甚伟。（注四四）
抑有进者，不少哥老会寄身于新军中，充任士兵，势力亦不小。当时钱鼎、张宝麟既是同盟会会员，亦是哥老会哥弟，乃从中联系。刘滋庶记钱鼎当时居间联络之情形云：
“时革命机关路线有三，一为陆军同学会，君与张凤翽诸君主之；一为同盟会陕西支部，井勿幕君、曹君俊夫主之；一为哥老会，张云山、万炳南主之；均以秘密推翻满清为目的，殊途同归。惟意见不能融洽，力量难以集中，而陆军同学会即同盟会实力薄弱，从事鼓吹，难图大事。而哥老会遍布下层社会与军队，力量特强，君遂决定利用之。君弱冠即入哥老会，资望特深，且又加入同盟会，与陆军同学会，三种资格，一身兼备，故赖君以沟通革命团体之意志，联络革命志士之精神革命步伐，赖君之力，始克一致。”（注：四五）
在钱鼎之奔走下，军中的哥老会多能接受同盟会之主张。宣统三年六月初三日，同盟会党人及哥老会诸首领，秘密开会于省城南郊小雁塔，与会者有井勿幕、张钫、钱鼎等共三十六人，歃血为盟，号三十六弟兄，共图大举。（注：四六）自是“革党、会党、始联合进行。”（注四七）
同盟会党人与哥老会结合后，军中的革命势力大为巩固。此外，助长陕西军中革命势力者，尚有数事：
（一）陕西初练新军时，陕抚曹鸿勋以干部缺乏，由鄂都张之洞借调湖北第八镇军士一批，内中如马玉贵、马瑞堂、吴善卿等均为党人，协助陕西革命尽力不少，尤以马瑞堂调和党与帮会冲突，厥功甚伟。
（二）恩寿抚陕时，以候补道王毓江为陕西新军督练处总办，王系安徽人，所带乡人，亦杂入党人颇多，入余永宽、赵皖江、陈桐、张建侯、张绍吾、朱叙吾、刘荫远等，均属参加革命分子，于辛亥起义时，亲冒矢石，冲锋陷阵，建树颇多。
（三）第二陆军中学，设于西安，收纳陕、甘、新、川四省陆小毕业学生，来陕就学，其中亦多革命青年，如陕西王一山、白炳蔚、曹世杰、新疆牛策勋、四川汤金铨、贾德修、邓锡侯，皆其著者，均为辛亥革命，效力不少。（注四八）
山西革命党人的主要活动亦是运动新军。当光绪三十年七月，山西巡抚张曾扬选派第一批山西留日学生五十名中，包括武备学堂生二十名。这些留日陆军生学成返国后，多在新军中担任要职。是时山西新军刚成立不久，仅一混成协。留日陆军学生由于学有专长，颇受省政当局重用，故新军之中下级干部，多为留日学生。例如，阎锡山于宣统元年返国，回晋之初，被派为山西陆军学堂教官，三月之后升任监督。
为实际掌握新军，阎请为山西陆军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一年后升任标统。那时山西新军中山西籍入不过十分之二，且多是所谓“老营混子”，阎就任标统时，为使新军成为有朝气、易于掌握之革命武力，乃提倡征兵，并于短短一、二年之内迅速成为事实，新兵与旧兵八与二之比。（注四九）又如温寿泉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聚同志密议，约定回国分途进行，乘机起义。
归晋后，初任山西大学兵学讲师兼山西炮队教官，继调充督练公所帮办，兼陆军小学堂监督。到校后极力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辛亥举义后，该校学生颇多参加。（注五〇）
为使山西新军革命化，新军中之党人阎锡山、赵戴文、温寿泉、南桂馨、张瑜、乔熙等，常日夜密谋，一面发起成立山西军人俱乐部，表面上研究学术，实际上团结革命同志，暗中鼓励革命。一面组织模范队，表面上作训练的表率，实际上作起义的骨干。（注五一）
及辛亥前夕，除上述阎锡山任第八十六标标统外，温寿泉则已由督练公所帮办升任总办兼陆军小学堂监督，南桂馨就任第八十五标书记官，姚以价任第八十五标二营管带，乔熙任第八十六标三管管带，张瑜任第八十六标二管管带。山西新军可以说基本上已落在同盟会员的手中。（注五二）
在山东，革命党人在辛亥前夕的活动以学界为主，或创办学校，或遁迹学堂，以学校作为培育革命人才及宣传革命思想的据点，而留日归国的学生则为其主要动力。原来返国的山东同盟会会员为发展革命势力，纷纷筹集款项，设立公学（即私立学校）。例如：取缔风潮发生后，徐镜心偕谢鸿筹、陈命官等回烟台，秘设同盟会机关不，并由谢鸿筹出资创办东牟公学，（注五三）成为鲁东早期策动革命的中心。
该校教员多为同盟会员，光绪三十二年秋，张继归国至烟台，曾在校中演讲 孙中山先生建都主张。（注五四）东牟公学未及两年而停顿，但对山东的革命活动却很有影响。例如：来自莱阳的学生葛葆光、葛桂星、程万里、隋延坤、宋铭科等毕业回籍后，以王西川所设通益书局为中心，暗中从事鼓吹革命。（注五五）又如：东牟公学初立时，宁海州学界有九人参与其事，其后曲卓新（荔齐）、于琴泉、郑印臣、李丙轩等回籍，召集士绅会议，相继成立劝学所与教育会，先后得同志近三十人。宣统二年，劝学所所长李书润与同志随时接洽，以建设学校作为扩张党势，实力日增。（注五六）
除烟台东牟公学外，留日归国学生又加入山东在籍党人高密、刘冠三所办之山左公学。山左公学成立后，自日归国之同盟会员徐镜心、齐芾南、左雨农、邓文翰均被延入任教，学生亦大半加入同盟会。冠三每于夜间召集学生宣传革命主义，风声外传，山东道员方燕年代代理提学司，遂将该校查封。（注五七）
山左公学被查封后，陈干由关东回到青岛，提议办震旦公学。光绪三十四年正月正式成立，由陈干向各方面约请革命党人担任教员，被约请的有浙江陶成章、湖南陈家鼎、山西景定成、保定商震等，并派人到内地扩大召集同志，有诸城臧庚文、潍县高彭年、王虎韬、沂水刘溥霖、周昌歧、高密邵麟勋，故名为学校，事实上是革命机关。（注五八）
据钟孝先回忆称：“昌邑陈干创设震旦公学，实则一革命机关，名曰公学，聊掩德人耳目而已。学生、教员本无固定，如讲国父，则以擅国文者为之师，其他教员或作学生。习军操时，则以习军事者任教授，而前之讲国文者，退而受课。在校者，商震、吕子人、臧耀西、刘冠三、王虎韬、刘溥霖等三十余人。”（注五九）其后因陈干与钟孝先等为争矿事，为德人嫉视，又清政府人员侦知，公学是因革命而设，迭与德人交涉，遂将公学封闭，（注六〇）党人因此四处星散。
东牟、山左、震旦等公学，均因畅言革命而被封闭，但其影响所及，类似公学一时林立，指不胜屈。这些公学多以留日归国学生为主干，畅言革命。
例如：王学锦于光绪三十年赴日留学，归国后，在原籍黄县西乡马亭村创办育英学堂，仿胡瑗分斋教授成法，参以新学制，分班授课，县中官立学堂引为模范。其教育方针，则隐然提倡革命为主。（注六一）并聘留日返国学生徐云卿、张彦臣等为教员，设立速成师范班，招生六十余人，如于砚章、吕乃剑、田建斗、赵金先、徐上田、周鸿钧、张可达、石在林、孙步青、仲伟烈、王丕祥、张奎五等尤其佼佼者。此等学生后来散处各地，多充小学教员，革命之影响因愈扩大。黄县革命教育基础，于兹创始。（注六二）
又如任象益在寿光县后创办县立、乡立高初两等学堂、师范学堂巡警学堂、师范学堂巡警学堂，对青年学子时时讲述同盟会宗旨，及阐扬革命教育精神，于是革命思潮渐次高涨，（注六三）他如邓文翰、李卓峰、魏显廷等在即墨所创之胶莱公学，王麟阁、唐寿先等在高密康庄创办之英林公学；丘丕振、丘砥之在掖县创办之掖西中学；李小岩等所办之沂州公学；王朝俊、彭占元在曹州所办之普通中学，王炳燇、阎容德在惠民创办之棣州公学；王露、臧少梅等在诸城创办之东武公学等，皆少党人用以掩护革命，作育革命人才为目的。（注六四）
除创办公学外，党人也在清廷所办之公立学堂中，从事秘密活动，革命力量亦在其中暗滋增长。例如官立青州、曹州两中学、学生加入同盟会者占三分之二。（注六五）再以省城济南一地而言，济南有专科学校思索，即法政学堂、师范学堂、农林学堂、高等学堂，党人遁迹其中者不少。后来在迫使孙宝琦赞成独立之运动中，这些学堂学生大都参加，成为促进山东独立的重要力量。
在河南，革命运动的方向是分途并进。先是，豫籍留日学生在东京发刊河南杂志即《女界杂志》，持论激切。留日豫籍同盟会员李迥斋、罗殿卿、刘醒吾人等人返国，在开封设立大河书社，专为代理《河南杂志》《女界杂志》及各种革命书报之机关。（注六六）对河南境内革命思想之启迪，影响不小。
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同盟会总部议决：留日之各省同盟支部，派人各归本省组织同盟会分部，藉以联络内地革命志士。于是同盟会河南分会遂派杜潜、杨曾蔚、刘醒吾等赴开封组织河南同盟会分部。杜潜等既归至开封，密约杨汉光、暴式彬、韩立纶、杨源懋、刘芬佛、李心梅、刘纯仁、王庚先、张宗周等，会商设立机关及吸收会员等事。
与会中，杨源懋为南关中州公学校长、暴式彬为教务长，杨汉光、李心梅、翰立纶等任教员，乃议决假该校为河南同盟会总会会所，所有组织各县分会及招收会员事务，皆在该校秘密进行。
成立未久，各地入会者已有二百余人，中州公学学生几全部入会，各县分会亦次第成立。因刘积学、刘芬佛、阎铁生等皆新蔡县人，故各县中以新蔡成绩最优，其会所即设于刘芬佛所设私塾。（注六七）自是同盟会势力渐蔓延于河南全省。
最初，河南的革命活动多在学界。宣统三年黄花岗之役后，同盟会议决：留日各省同盟会支部派员返内地密图举事，互相策应，以矫正过去各省起义势单易摧之弊。留日河南同盟会支部因派刘积学再归开封与在籍党人集会数次，除决定于开封创办《国是日报》，由刘芬佛、杨源懋、阎子因负责，继续作文字鼓吹外，并议决嗣后河南革命活动分四部进行，其部署如左：
（一）甲部：公推杨源懋、刘纯仁、毕太昌、张纺等，负责运动陆军巡防。
（二）乙部：公推王杰、杨诠西、刘荣棠、王庚先等，负责运动学界。
（三）丙部：公推岳秀华、王夫杰、张照发、姚璜、李干公等，负责仁义会。
（四）丁部：公推王天纵、石言、蒋莪、刘镇华等，负责运动绿林豪杰。
此外又议决每部刊刻将军大印一颗，何部起义，即称某部将军，待起义成功后，再公推都督以一事权（注六八）从此河南之革命活动由最初的学界转为多途并进，其中以联络绿林及秘密会党方面成就最大。
在东三省，同盟会最初的目标是联络马贼，以便发动起义。光绪三十二年秋，党人张继经山东烟台偕左雨农赴辽东，在牛庄登岸。抵奉天后，又同日人末永节同赴安东线桥头，访马贼领袖杨二虎（国栋）。初说以革命排满，不甚了解，告以打天下方才醒悟。（注六九）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宋教仁偕白楚香（逾恒）、日人古河（即古川清，曾任马贼头目多年）等由日本赴辽东游说马贼参加革命。宋等并在大连组织同盟会辽东分会，后因消息泄漏，未成。（注七〇）
当宋教仁等运动马贼之际，东三省的本土革命运动也在联络辽沈联庄会中开始。辽沈联庄会为东三省反清义民所组织，成立于光绪二十六、七年间，其目的最初在防御溃兵土匪，气候演变为抗捐拒税之运动。光绪三十一年后，东北籍革命党人顾人宜、赵中鹄、刘雍、宁武、杨大实等时往联络，并潜身其间，联庄会遂与革命党发生关系，而党人也成为其领袖人物。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联庄会领袖人物赵中鹄等约集各地同志秘密会议于辽阳县境之千山，复开秘密会议于盛京医学校，成立“奉天全省共益会”，将奉天全省划分若干路，每路推一同志为干事。此一组织表面宗旨虽为谋人民共同之利益，实际上乃系东三省之革命秘密机构。（注七一）东三省的本土革命运动至是迅速展开。辛亥武昌起义后，东北各地民军纷起响应，即多属联庄会所发动。
光绪三十三年，东三省官制改革，徐世昌、锡良、赵尔巽等先后出任总督，任新人、行新政、遂予东三省的革命运动之发展以有利形势。缘自东三省改制后，历任总督以东北系边防重镇，先者奏调由北洋三镇之第五协改编而成之第一混成协赴奉，复调由北洋第二、第四两镇抽拨六营为第二混成协，驻守奉天。其后，北洋第三镇亦分防吉林。宣统元年，以第一混成协即独立两标合编而成第二十镇。（注七二）调驻东三省之北洋新军原系袁世凯之势力，初缺革命思想，但因历任总督颇重用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的学生，革命势力乃渐次散步其中。
宣统元年，驻奉天新军中的第一个革命组织“新民武学研究会”在北洋第一混成协军中成立。武学研究会发起人有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郑金声、王石清、岳瑞洲等六人，最初采用读书会的形式以掩耳目。随后活动范围逐渐扩大至各营各连。（注七三）其后，王金铭、施从云等以武学研究会行迹渐露，而协统潘钜楹、标统萧广传等防范甚严，乃另组“新民山东同乡会”以资掩护。此一组织名义上以保护山东同乡在山海关外开垦为名，实际上则是“筹措巨款，购买弹药，以为（起义）准备，同时暗中派人与内地革命分子接纳。”（注七四）
值得一述的是在新民武学研究会成立前后，江南一部分革命党人因遭清吏迫害而逃亡东三省，也助长了东三省之革命势力。例如：光绪三十四年安庆起义失败，其领导者熊成基率光复会高宜权、孙师武等逃亡日本转赴吉林，“柏文蔚以孙毓筠下江宁狱，避嫌走关东”，“张树侯因谋皖失败，亦避祸至”，“各率同盟会员数十奉走奉、吉”。（注七五）他们进入东三省后，仍然继续革命活动。特别是熊成基则于宣统元年十二月谋刺杀赴欧考察归国之清海军大臣载洵等事败被捕，慷慨就义，个人恐怖活动虽无补于革命大局，但其视死如归之精神，却颇能激动人心。
及辛亥前夕，丁开嶂所创的铁血会，胡鄂公所创的共和会及急进会等北方革命团体，也相继活动于关外。宣统二年元月，以直隶为活动中心的共和会及以奉天为活动中心的急进会曾商谈“相扶相持，联合共进”事宜。（注七六）武昌起义后，奉、直得能联为一体，此未尝不是重要因素之一。
当北方各省留日学生各返回其本籍从事革命活动时，各省党人咸认为北方革命应自京畿发动，由其邻近各省响应，以动摇满清根本。为达成此项计划，北方各省党人之间，彼此常互通声息，藉以使北方地区的革命活动熔为一体。例如山东籍党人刘冠三自其所创办之山左公学被查封后，为广事宣传，自推独轮车周游各县市，一面卖书糊口，一面宣传革命。由山东曾州入豫，时开封党人创办中州中学，冠三数往演说，学生均感慨，多加入革命组织；复偕阎子顾走新蔡，所至浩劫多欢纳契款。（注七七）再由豫而晋，由晋而蔡，由蔡而翼，周游华北五省三百余县的城镇乡村。计再豫联系者有刘炳寰、刘斋、宋庚等，合之再山东所联络者，部下千数百人，于北方的革命运动影响至大。（注七八）
山西籍党人景定成亦活动于鲁、直、晋、山诸省间。白逾恒、景定成、程家柽等人在北京所创刊的国风日报，事实上就是北方各省党人荟萃的机关。此种联系活动如果假以时日，必能使北方各省的革命活动结成一体。结果武昌事起，迫使北方各省仓促举事。辛亥前在北方活动的党人蒋作宾即指出，辛亥革命若延缓二、三年，则“一切稍有准备，数十年袁世凯之乱，十余年来军阀之祸，或可减免。”（注七九）
武昌起义后，北方各省中，陕西、山西两省党人率先以新军为主力先后宣布独立，并组成军政府。陕、晋独立后，因距北京较近，使满清有肘腋之患，清廷因此不能专力对付武汉。京畿党人则首先运动担任北洋将领的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计划以他们掌握的部队直捣京师，实行首都革命，终因未能掌握契机，加上实力不足而未成。其后京津党人汇集京、畿的革命势力于一体，组成京津同盟会，实行联袁制清的策略，又策动滦州起义，并暗杀阻碍共和的袁世凯与良弼。此等活动关系后来清帝退位，民国成立者至大。
山东、河南及东三省党人，或策动独立，或计划响应，结果山东虽宣告独立，但昙花一现；河南及东三省则独立未成。其失败主因乃在于没有革命武力作后盾。由于缺乏革命武力，所以革命党人在酝酿独立活动时，多与以立宪派人士为主的谘议局合作。立宪派虽然也欲推翻清室，但其基本精神与革命派根本不同。上述三地党人于独立运动失败后，转而组织民军，在各州县举事，惜由势力太弱，卒归失败。以下兹分述北方各省在武昌起事后的革命活动。
辛亥事起，陕西与湖南同于九月初一日率先独立，光复西安，独立的主力为新军。陕西在当时为较保守的省份，其革命活动由酝酿而策划独立，亦仅仅短短数年，而卒能首先响应一举成功，绝非偶然：
（一）党人运动目标正确。留日同盟会会员返籍后，颇能深入结合具有实力之新军与会党，故一旦举事，即居于主动地位。
（二）陕省吏治败坏。清廷一向轻视西北诸省，往往以至庸极劣之满官，畀以陕抚重任，当时陕甘总督升允顽梗不化，既然妄与党狱于前，陕抚恩寿则贪鄙无耻，复败坏吏治于后。（注八〇）陕人因此切齿痛恨，反满气氛特别浓厚。
陕西革命虽顺利占领省城宣西安独立，但在组织军政府时却几有难产之势。其因主要在于新军将领与会党之间观念不同。当革命军攻克满城后，参与起义诸重要人物即集合于军装局，讨论组织军政府。革命军系汇合新军将校与哥老会员而成，前者多为受过新式教育之知识青年，后者则包括士兵与各帮派首领。
辛亥革命前，双方因排满目标一致而结合，起事陈工后，却因对革命认识不一而意见分歧。当讨论起义军名称时，新军将校主张称为“秦陇革命军”，会党人士则主张为“秦陇复汉军”，双方争执，几至冲突，卒循帮会之意，定名为“秦陇复汉军”（注八一）仅由此名称之争，即可见当时双方在思想上之距离。而冲突最尖锐的是在官职的分配上。由于会党的要挟，结果实权反落入会党首领中。张奚若说陕西独立后，所有要位皆在不识字的哥老会人手中，（注八二）确系部分实情。
不过陕西军政府虽屡经波折才告成立，却能东西应战，牵制清军，保持独立成果于不坠，关系革命大局者亦不小。故民国成立后军政府领袖，张凤翽以党人身份出任陕西都督。
山西之宣布独立，一如邻省山西，亦以新军为主力。在辛亥之前，同盟会决定的山西革命任务是待江南革命军进抵河南时，即出兵石家庄，策应革命军北上。（注八三）但武昌起义后，因受山西独立之影响，山西党人认为起义不能再缓，遂策动新军于九月初八日举事，光复太原。
革命军既控制太原，乃于同日在谘议局召集军政各界会议。参加者包括新军党人即谘议局人士。会中首先议举都督，谘议局议长梁善宽主张由选举产生，革命人士则主张推举，卒从后者。（注八四）结果新军标统党人阎锡山被推为都督，督练公所参谋处帮办兼陆军小学堂监督温寿泉为副都督，旋即在谘议局成立山西军政府。军政府内分军政、民政、参谋、军令四部。以温寿泉兼长军政部，谘议局议长梁善济长民政部，第八十五标标统标黄国樑长参谋部，常越长军令部，另以谘议局副议长杜化上为总参议。（注八五）此一军政府可说是革命派与谘议局合组而成，与陕西独立后之情况不大相同。
山西继陕西之后宣布独立，给予清廷威胁至大。山西独立之日，正值清驻滦州第二十镇张绍曾联合第二混成协蓝天蔚等，电促清廷从速立宪，并提出政纲十二条之时，故山西之响应革命有如一把利刃，直刺入清廷的畿辅之地。
因此，清廷于山西独立之次日，即命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所部自保定到石家庄防堵。清廷知吴禄贞为党人，故移调吴禄贞所部，攻击山西革命军，实行其“以毒攻毒”之计。而吴禄贞则利用此一机会，进行其联接山西革命军，进攻京师的计划，乃先后派其参谋何遂、周维桢、朱鼎勋、何绪基等，和山西民军联系，（注八六）遂有晋燕联军之组成。晋燕联军组成后，吴禄贞在石家庄切断平汉铁路军火运输，使袁世凯北上就任内阁经理之计划暂时受阻，北方的革命声势一时为之大振。不幸晋燕联军因吴禄贞被刺而昙花一现，娘子关内之山西革命军遂孤立无援。
吴禄贞被刺后，清廷派北洋第三镇保护新任山西巡抚张锡銮进入山西。第三镇沿正太铁路西进，山西革命势力薄弱不支溃退。原本赞助革命之立宪派人士也见风转舵。在此情况下，革命党人意见又不一，阎锡山、赵戴文一派主张弃守太原，认为革命不一定在省城，往南往北，随在皆可革命，而温寿泉、孔繁蔚、马开松为一派，主张力筹战守，背城一战。最后，阎锡山一派北走，经晋北入绥远；温寿泉一派则在第三镇攻至太原前夕南下，在运城成立军政分府。（注八七）
结果，山西落入袁世凯的控制下。民国成立后，由于南京临时政府之力争，山西始列入革命起义省份，袁世凯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在陕、晋独立之际，京畿党人也亟谋响应。他们活动的目的是在北洋新军中握有兵权的同盟会会员吴禄贞、蓝天蔚及倾向革命的张绍曾。当时在京畿一带活动的党人，一时仆仆于吴蓝张三处，此画一策，彼建一议，而终极目的就是兵临京师，一举推翻满清。
及九月中旬，吴蓝张三角联盟结成，并与陕西革命军携手。于是，张绍曾、蓝天蔚等在滦州实行兵谏，致电清廷，告以所部不稳，请速召开国会，改订宪法以为挽救。（注八八）吴禄贞则公然树起反对清旗帜，在石家庄截留北京运武汉军械，并电劾陆军大臣荫昌都师无状，司长丁士源、易迺谦逢迎助虐，请严行治罪。（注八九）兵逼京师之举，一时迫在眉睫，一方面则下手刺杀三角同盟之灵魂人物吴禄贞，结果兵逼京师之举因此瓦解，首都革命一时为之顿挫。
吴禄贞等直捣北京的计划失败后，京津一带党人为谋再举首都革命，又有京津同盟会的组织。当武昌起义后，党人李石曾由法国回到北京，汪兆铭、黄复生等也在吴禄贞被刺之前日（九月十六日）出狱，而朱芾煌适由沪銜命北上，居京、津同盟会员遂以李、汪等为中心，于九月廿五日在天津租界秘密成立京津会，推汪兆铭为会长，李石曾为副会长，直属于同盟会本部。
京津同盟会成立后，深知以京畿薄弱革命力量，一时尚无法推翻清室，遂采取了“联袁倒清”之策略，此一策略终于促成了南北议和。但在南北议和期间，袁世凯一方面借南方革命军以胁制清室，另一方面却挟北洋军力与南方讨价还价，翼得从民军及清室双方面坐图大利，因此引起部分激进京畿党人的不嘛，遂密与北洋第二十镇中的武学研究会分子结合，而出现了“滦州起义”。
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一九一一廿十二月三十一日）。王金铭、施从云等在滦州宣布起义，推王金铭为北方大都督，施为总司令，白毓昆为参谋长。并通电南北，表明共和主义。（注九〇）复于民国元年已阅三日正式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宣布独立，并檄告全国，略谓：“本政府位置滦州，遥临虏室，民清不两立，汉满不并存，几日振旅京津，廓清余孽。”（注九一）
不料部署方定，内乱即生。原来甫被推为副总司令之第三营营带张建功反对革命，秘密勾结王怀庆，约为内应，遂乘机扰乱。而清廷大军又至，包括北洋第三镇步队三营；淮军炮队四百名，炮三十五尊；及通州毅军一营。（注九二）
在此种敌我众寡悬殊下，王金铭等虽散列应战，终究非敌。此时王怀庆派人约请王金铭议和，汪即带少数官兵前往会商，为伏兵所俘，王金铭、施从云、白毓昆、孙谏声、董锡纯等殉难，滦州起义昙花一现。
滦州起义失败后，京畿党人乃转变行动方针为暗杀。原来京津同盟会成立时，特设暗杀部，准备在京津一带诛杀除反对民党，阻碍共和者。最初，汪兆铭、李石曾欲藉和平方式联袁倒清，因此在南北和议期间，暗杀部按兵不动。但袁世凯对和议采闪烁手段，依徊观望，（注九三）党人决定除之，遂有炸袁案之发生。
同时，部分满洲亲贵组织宗社党，反对共和，构成清廷退位与南北统一的一大障碍，也自然引起京津同盟会去除他们之动机。当时宗社党人中，良弼隐然是领袖，遂成为刺杀的主要目标，因而有杀良弼之壮举。炸袁案及炸良弼案相继发生后，反对共和之声转弱，由是逊位之局乃定。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一书论述当时北方之局面云：
“良弼既被炸死，清廷亲贵，人人自危，遂不敢畅言反对共和。且纷纷离北京走天津、青岛、大连各处，托庇外人。虽清廷召集王公会议，亦无人至。袁世凯更为所欲为，于是南北各省人民，及北方文武大吏，相率电请清帝退位者，日必数十起，而议和所争之国体问题，一变而为清帝退位问题矣。”
在山东，革命党人徐镜心等于武昌起义后即跃跃欲试，部分旅居省外的同盟会会员也纷纷返省活动。在他们的共同运动下，山东逐渐走向独立之路。
辛亥前，山东党人的主要活动在学界。因此此时和仅由学界运动独立，势必不可能。于是革命党人乃转而联合立宪派人士共策义举。此时山东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人士利害一致，其因有二：
（一）山东党人的主要活动既在学界，故有部分党人如彭占元、陈命官、王学锦等当选为谘议员，（注九五）得有机会与立宪派人士建立联系。
（二）辛亥事起，聚集济南之人士欲藉推翻谘议局，以便争取山东独立；当时山东省谘议局却在官僚派“六二党”（注九六）的控制下，谘议局中的立宪派人士对“六二党”人把持操纵谘议局素为不满，亦欲改变此种局面，从中取得权力。因此，在推翻谘议局上，立宪派与革命党立场一致。
九月十五日，山东绅商各界在谘议局机会，议商清廷借外债事，“聚至千余人”。（注九七）革命党人在会中提出由徐镜心、王厚菴等人在法政学堂中拟妥之“山东独立大纲”七则，乘机要求山东独立，但由于主张过于激烈，“山东独立大纲”并未被接受，经立宪派人士在会后加以修改，遂成为“劝告政府八条”，随后公举代表二十余人往署请见山东巡抚孙宝琦，要求代奏。（注九八）
两日后，又开会，欲拥孙宝琦宣告独立，但为孙所拒绝。于是革命派人士乃联络部分开明的立宪派人士，将受“六二党”控制之谘议局摒弃一选，另组“山东全省各界联合总会”（简称联合会），以为全省立法和监督行政之最高籍贯。（注九九）由于许多革命派人士加入该会，而此时全国已有十二省响应，声势逼人，联合会遂逐步成为争取山东独立的核心。
到九月十九日，清政府答覆山东八项要求，语多含糊敷衍。（注一〇〇）党人及进步人士绅大为不满，联合会又开会，会中首由孙宝琦演说，孙以山东人才缺乏，兵力单薄为由，认为不宜宣布独立，而主张成立“临时政府”作为权宜之计。但革命党人谢鸿筹、立宪派人士丁佛言、第五镇代表黄坤治等相继发言，皆力主山东独立。后来在军人武力逼迫下，孙遂勉强答应。（注一〇一）
山东虽然独立，但此一独立只具虚名，而无其实。独立后，虽宣言与清政府断绝关系，加入中华民国军政府，（注一〇二）但孙宝琦虽一面答应独立要求，一面却依然表示对清廷的效忠，其于独立之日，发内阁电中即陈述其不得不答应独立之苦衷，电文中甚至有“世受国恩，形成叛逆，万死奚辞，惟有静候朝廷处置”等字样。（注一〇三）同时，山东独立后，行政、经济等各项措施仍维持原状，并未作任何性质上之改变，运动独立之人亦未取得丝毫权利，在此情况下，等时机成熟，取消独立之举自然是可想的。
山东独立后不久，袁世凯即派其旧部张广建、吴炳湘等返鲁运动取消独立。于是被推倒之谘议局中的“六二党”人，图谋再起，而第五镇中为数不少之官兵也表示反对独立。
十月初四日，孙宝琦认为时机已成熟，遂宣布取消独立，为时十二日，结果山东独立昙花一现。袁世凯改派其亲信张广建出任巡抚，吴炳湘为巡警道，山东落入袁世凯的控制下。
张、吴大事搜捕党人，在济南的革命党人既不能容身于济南，乃分别散往烟台即胶东各处，与原在各地活动的党人结合，策动地区性的举义，结果各地革命军继起，其中尤以烟台、登州及胶东等处，成就最大。清帝退位后，各地革命军乃中止活动。
河南地居南北要道，倘若河南响应革命，足以动摇清廷，故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即移檄豫省“速定大计”（注一〇四）于是河南同盟会会员杨源懋、杨汉光、张钟端、王庚先、刘荣棠等同谋发动，最初，河南党人欲透过不流血革命，藉谘议局即军队，宣布河南独立。其因有四：
（二）谘议局中的新派人物与革命党人多有往还，倾向革命；
（三）新军协统应龙翔因与黎元洪有戚旧关系，倾向革命；
（四）革命党人本身力量薄弱。于是在同盟会会员的居间奔走下，革命党人、谘议局与新军结成半公开的大联合，计划于九月二十日响应独立，拟推毅君翼长（等于军长）赵倜为临时都督，不料届时赵倜犹疑官网，遂不克发动。
九月二十日之计划失败后，巡抚宝棻因畏惧革命党人而出走，袁世凯改以其心腹齐耀琳出任河南巡抚，河南遂落入袁的控制下。齐耀琳采严厉镇压独立的手段；一方面革除第二十九协统应龙翔的职务，而代之以对革命持反对态度的第五十八标统张锡元，并将军中的知识分子，一律押解回籍；一面则命张锡元即巡防营统领柴得贵等，监视谘议局议员活动。（注一〇五）
不过，革命党人并不灰心。此时，他们一方面继续与倾向革命的谘议局联合公开要求共和；一方面则秘图以武力进行独立。在公开要求独立方面，谘议局四度电达内阁，措辞激烈，甚至谓“河南人民誓与朝廷断绝关系宁死不纳租税。”（注一〇六）
除以谘议局名义作正面的共和要求外，河南革命党人亦在暗中酝酿另一次起事。是时河南巡抚已将不稳的新军各营分调外县，改调柴得贵所统巡防十三营入驻开封。开封党人见防营“尽系匪徒，目不识丁碍难晓以大义”，于是“分投外县，运动各民团首领，暨驻扎之陆军。”
其计划是：“若能各县蜂起，省城所有防营，必调兵外出。当省城不设备时，急由城外陆军两营，城中巡警一千三百名，暨附近之民团二千人，宣告独立，必调兵外出。当省城不设备时，急由城外陆军两营，城中巡警一千三百名，暨附近之民团二千人，宣告独立，自易易尔。”（注一〇七）计划既定，乃将全省划分为五路，分别派党人至各地运动绿林、会党等。不料因势力薄弱皆失败。
此时，革命党人仍不死心，欲乘十二月初四日巡抚齐耀琳出城际天时，将其刺杀，然后宣布独立。不料事泄，十一月初三日夜党人开会之际，巡防营突入，被捕去张钟瑞等十三人，起事失败。部分党人乃亡命上海，组织北伐军，准备北上，以清帝退位，解散。
武昌起义后，东三省党人商震、张榕等人最初决定联络新军对立。是时张绍曾之第二十镇驻滦洲，蓝天蔚之第二混成协驻奉天。党人因派人赴滦联络，但张犹豫未决，结果联络新军未成。（注一〇八）
联络新军既不成，党人乃转而采取所谓“文明革命”，希图以奉天谘议局为中心，谋求独立。奉天系东北的政治中枢，如能宣布独立，吉林、黑龙江都会附和。当时奉天谘议局中，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孙百斟皆同情革命，交好同盟会党人，联结立宪派人士共策独立，未尝不是运用政治手腕，实现东三省革命之良策。
于是九月十八日，便有“剪发者”四人公然要求奉天省谘议局议长吴景濂“竖立白旗”。谘议局中革命派人士也提出独立要求。此时，全国大部分省区既已先后宣布独立，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在“革命”的浪潮冲击下，不得不权宜应变。因此遂有谘议局为名义而成立之“奉天国民保安会”的出现。
九月二十日谘议局邀农、工、商自治各团体，开全体大会，公议联合各界及旗民等开一保安会，以保东三省之安全，党经全体赞成。经过两天之酝酿后，二十二日下午在谘议局召开大会，于是“奉天国民保安会”宣告正式成立。未几，吉林、黑龙江也相继成立保安会。
不过，保安会仅是赵尔巽望风骑墙的权宜之计而已，正如郭孝成在《中国革命纪事本末》一书中所云，东三省保安会的成立，“原系官场涂饰耳目之计，欲借以牢笼党人，使其不致暴动。其实较孙宝琦之于山东独立，尤为无谓。”（注一〇九）革命党人最初坠入赵尔巽之牢笼，不久也知道其真正用意，乃以张榕为首，试图改组“保安会”，但因张作霖之反对，未成。（注一一〇）
改组计划不成，张榕与谘议局议长吴景濂立即在北大营蓝天蔚的司令部开会，拟采取军事行动，先占领总督府、军械局等重要机关，宣布独立。事为第二混成协三标标统聂汝青所泄露（注一一一），赵尔巽采取紧急措施，革去蓝天蔚的协统职务，蓝被迫离开奉天，吴景濂亦自知不能立足，亦藉赴南方开会名义离奉。于是张榕、张根仁、柳大年、李德瑚等相约将奉天各革命党派、组成“联合急进会”，拟采取积极手段，以推翻清室，实现共和为目的。
联合急进会于九月二十七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奉天正式成立，其宗旨据张榕表示称：“急进会尊重人道主义”“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为目的”、“若清帝退位，则尤为吾党之所赞成。”（注一一二）联合急进会成立后，立即开始积极的革命活动，一方面扩大组织，结果奉天省城各界争先入附。据报道称，数日之间，入会者已超过三万人，其中最居多数者为新旧两军。（注一一三）另一方面，则派干部到各地组织民团准备起事，例如：杨大实至庄和，赵中鹄至海城，张根仁、柳大年至辽西宁远州。不久，革命党人在各地揭起革命旗帜，东三省革命运动转入一新阶段。不过，各地民团因势力不打，卒归失败。
武昌起义后，北方各省党人纷纷谋求响应，与南方诸省相较，毫不逊色。可是仅短短的一、两月之间，北方的革命情势大变。山东独立取消，东三省、河南党人备受摧残，独立的山西、陕西也受到北洋军力的压迫。本节即在分析其原因。
袁世凯于吴禄贞等失败后，顺利入京担任内阁总理。袁鉴于吴禄贞等兵变对京畿的威胁，深知为加强与革命军谈判的地位，必须稳定在北方局面，方可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袁入京之日，清廷即命京畿各镇及各路军队，并姜桂题所部毅军，均归其节制调遣。袁既掌握军权，并未以此大军向南方开拔，反而利用其作为稳定北方局面的武力。大体而言，当时袁稳定北方情势的方式，因地而异。
1、对于山东、河南、东北等地，袁世凯密派心腹活动其间，结果取消山东的独立，粉碎河南及东三省党人的企图；
2、对于已独立之晋、陕两省，则胁之以武力，以削弱其独立之地位；
3、在京畿一带，一面利用党人作政治之侧面折冲，一面则严密防止党人的活动。兹就袁世凯破坏北方各省革命活动之情形分述于下：
山东于九月二十三日宣布独立，原任巡抚孙宝琦被迫出任山东都督。孙与庆亲王奕劻及袁世凯均为儿女姻亲，（注一一四）与袁关系尤其密切。早在山东宣布独立之前，孙、袁两人之间已函电频繁。（注一一五）袁世凯担任内阁总理大臣之后，见山东逼近京畿，地处南北要冲，若为革命党人控制，对南北局势将起巨大影响，因此积极策动山东取消独立。
首先，袁世凯派出他的亲信张广建、吴炳湘分任布政使、巡警道，暗中布置。（注一一六）其次，袁世凯指示孙宝琦在时机成熟时取海独立，并从经济上施加压力。例如：袁世致孙宝琦的私函中即云：共和成立，吾辈皆无噍类，望弟熟思。”（注一一七）又如，孙在山东独立后，因经济支绌，请求袁拨五十万两以充军饷，袁即电云：“若取消独立，财政虽窘，亦当如数解运。”（注一一八）
不久，袁世凯见时机成熟，遂运动第五镇亲袁军官，以武力取消山东独立。袁世凯致各省督抚电，内有“设法激励将士，取消山东独立”之词，（注一一九）足资佐证。山东独立取消后，袁之心腹张广建继任鲁抚，广事搜捕党人。从鲁籍同盟会会员徐镜心、谢鸿筹、丁惟汾、蒋洗凡等致各界请制止张广建虐杀民党电文中，可以看出袁党压迫山东党人之一斑。（注一二〇）
奉天于九月二十二日成立保安会，吉林、黑龙江旋即跟进。袁世凯入京后，鉴于东三省如果响应独立，京畿即处于腹背受敌之威胁，因而极力拉拢被推为奉天保安会会长的赵尔巽共同压制革命活动。
袁、赵结合后，袁特派资政院某议员到奉天与赵尔巽（协劝）奉天谘议局鼓吹君主立宪，议定办法五条，其中第三条是：严搜民党，第四条是驱逐联合急进会会长张榕。（注一二一）于是赵尔巽一改前此对党人出之以抚的态度，而在袁世凯之支持下，开始大事搜捕党人，不但过激党人拿获即处以极刑，连温和党人也未能免于严缉。（注一二二）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一月二十三日，联合急进会会长张榕之被害，更是赵尔巽秉承意旨之“杰作”。除笼络赵尔巽外，袁世凯对东三省军人则诱之以利，利用他们压制东三省的革命活动。（注一二三）当南京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时，袁世凯密令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共和，东三省军人潘矩楹、聂汝清、伍祥桢、张作霖、冯麟阁、孟恩远等皆列名其中。（注一二四）
河南党人计划于九月二十日宣布独立，并议击杀毅军统领赵倜为临时都督，结果失败。失败的主因，据段剑岷之分析，即在于袁世凯之再起。其言云：袁世凯再起，所部新军进至郑州，赵倜犹疑观望，改变初衷，巡抚宝棻得袁支持，态度转硬。（注一二五）吴沧州在“河南的两次军事行动”一文中，也认为河南党人屡谋独立而不成，实与袁世凯大有关系。据其分析原因有三：
1、袁世凯是河南人，在军政界中不免沾亲带故，甚至在同盟会员中亦难避免。
2、袁世凯再起后，河南军界见其重揽大权，误以为汉人也能当道，举义思想因之削弱。
3、袁世凯上台后，对军队加强控制，并将北洋新军外调，造成革命活动的困难。（注一二六）未几，袁又派人其心腹齐耀琳任河南巡抚。齐至河南后，对革命活动采取压制手段，既大肆搜捕党人，复派兵监视同情革命的谘议局。河南党人处此情况下，虽图谋再举，而有十一月初三日攻打开封的计划，但旋告失败，党人或被杀，或被捕，此后河南的革命气氛转趋消沉，河南也因此落入袁世凯势力的控制下，故当时上海《民立报》直呼河南人为“袁党”（注一二七）。
直隶乃京师所在，武昌革命军起，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密议以所率北洋兵力，西结山西民军，力逼清室，结果不但京师为之震动，亦使袁世凯北上就任内阁总理的计划暂时受阻。因此，等到袁世凯入京后，即全意先布置北洋兵力拱卫京师，严密防止革命之再起。从袁世入京前夕致奕劻、那桐、徐世昌电中，很可看出袁的此一意向。袁电云：
晋匪兵弱械钝，不足深虑。可留兵足以扼其鼠路，余兵遣赴京，先固根本，俟将北方反侧兵队收束妥协，再图攻晋。奉天三镇曹锟尚可靠，迭来电，已整备候调，祈由阁电至奉省，饬令开赴北戴河一带暂扎候调；一面内阁迳饬曹坤遵照。五镇兵万不可归东抚节制。”（注一二八）
及袁入京，除将京畿北洋各军置其控制下外，又从良弼手中夺得禁卫兵权，改由其部下冯国璋统领。（注一二九）袁世凯君权既在握，于是对京畿一带的革命活动加紧压制，“党人有煽动滋事者，一经侦查属实，拿获到岸，严惩不贷。”（注一三〇）其后虽有武学研究会份子之策动滦州驻军举事，但袁世凯迅即命王怀庆率队镇压，滦州起义昙花一现。此后京畿的革命活动因袁世凯之严密监视，无力再举，党人遂被迫转而采取暗杀手段。
另一方面，袁世凯则透过其子克定、亲信杨度等，与京津同盟会首脑人物汪兆铭、李石曾等秘密接洽，暗示其倾心共和，从心理上动摇京畿人之斗志。结果在袁世凯“压制”与“和谈”的交互运用下，京畿遂为袁所控制。
陕西、山西两省在袁世凯入京前已宣布独立。陕西因地较偏远，而袁世凯一时又无暇顾及，故尚能保持革命成果，陕西情况则不同。陕西独立后，因逼近京畿，使北京有肘腋之患，故当吴禄贞被暗杀，袁世凯即趁机在陕西扩展地盘，首先派段祺瑞至陕西处理善后，接着派张锡銮借任陕西巡抚，随后又保荐曹锟率领北洋第三镇，由奉天开往陕西，攻击革命军。（注一三一）
段祺瑞、张锡銮、曹锟皆是袁的得力干部，袁世凯的势力由此深入山西。特别是第三镇入晋后，山西革命军知非其敌，都督阎锡山乃率部退至晋北，转战绥西；副都督温寿泉和一部分革命党人则出走南下，另成立河东军政府。在南北和议期间，袁世凯藉口阎都督出走，山西革命军已失败，打算取消山西革命地位，后经 孙中山先生和黄兴的极力争辩，山西始被列为起义省份。
尽管如此，山西仍在袁世凯势力的笼罩下，当阎锡山由晋北进驻怡州时，袁世凯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电阎云：“仍驻原地，静候调查，须又本大总统命令，方可移动，并令转饬温寿泉等遵照，如违即以违令处。”（注一三二）即为明证。
袁世凯的破坏固然造成了北方活动的顿挫，但北方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革命党本身的缺失。首先，显而易见者是北方各省的革命力量过于薄弱。盖北方革命的起步较迟，故革命势力未能普遍深入。在河南、山东及东三省，当地党人之策动独立，因革命党本身缺乏革命武力，遂多借助于普遍深入。在河南、山东及东三省，当地党人或被出卖，或被排挤。河南“两次行动，两度失密”而未成。（注一三三）
山东虽宣布独立，形式上为共和政体，实际上一切赋税词讼均照旧办理。（注一三四）争取山东独立的联合会也一直为立宪派人士所把持。奉天成立“保安会”，事实上此一组织仅是“官场涂饰耳目之计，欲藉以牢笼党人，使其不致暴动”而已。（注一三五）
在陕西及陕西，该二省皆以新军为主力而宣布独立，但由于革命思想并未深植于士兵之间，故新军实际上并不能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掌握，而且兵力又嫌薄弱。故袁世凯命北洋第三镇攻打山西时，山西民军即因“兵单力弱”而溃退。陕西防守潼关之民军，据郭希仁称：“将士多系新招乌合之众，不习战事，不服调遣，兼不知大局”，故一旦与兵精枪利之毅军交兵，“遇败即狂奔”。（注一三六）
其次，革命党的弱点反映在对革命的认识不够深刻。多数党人仅认为推翻满清政权，即为革命的终极目标，故袁世凯一暗示其倾向共和之心意，“而内外负重要责任之同志，则悉倾于和议”。（注一三七）在北方党人中，由于革命势力的薄弱，故与袁世凯妥协的倾向尤其显著。汪兆铭、李石曾之组织京津同盟会，主张“联袁倒清”，即为一例。据胡汉民称，当南北和议僵持时，京津同盟会副会长李石曾甚至以长电驳诘南京政府，认为只要清帝退位，吾人即万事不宜深问。（注一三八）及共和告成，不少党人更以疏离政治势力，自鸣清高。此种鄙视名利思想的作祟，遂导致革命果实轻易拱手让人。此外，当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部分在位党人趋炎附势，效法袁世凯排斥民党，结果革命之成果全失。陕西都督张凤翽即为最明显之例证。（注一三九）
再次，革命党人因出身、地域、或观念之不同，结果导致内部意见分歧，也因此削弱了革命力量。以陕西党人而论，陕西独立乃新军军官与会党士兵联合之力，但双方对于革命的认识根本不同。新军军官多受新式教育，富革命理想；而会党人士不知民主为何事，误以为独立之日即会党出头之时，故气焰甚张，陕西几成一个“会党世界”。（注一四〇）结果会党人士冲突时起，为建立革命政权意见不同而分歧，自然导致革命的失败。
在陕西，革命党人则因地域观念造成军政府之分裂。据同盟会员南桂馨之分析，山西党人中有所谓北路派与南路派之分。阎锡山、赵戴文、南桂馨等皆晋北人，属于北路派；温寿泉、王用宾、景定成、李岐山等，皆隶属籍晋南，属于南路派。（注一四一）当袁世凯所派北洋第三镇逼近太原时，阎锡山、赵戴文等北路派主张弃守，而温寿泉等南路派则坚持备城一战。后来北路派北走，南路派南下，山西军政府一分为二，不相联系。清廷内部的文电，即称之为“两路民军，亦复自相猜忌。”（注一四二）袁世凯部下进攻阎锡山时，温寿泉等隔岸观火；当阎锡山败退时，温寿泉等则派代表与第三镇议和，要求互不侵犯。（注一四三）山西的革命势力原本不大，经此分裂，力量更为削弱。
再就京津同盟会而言，此一组织乃汇集京畿各革命团体组成，因此成员复杂，内部意见冲突自亦在所难免。当汪兆铭、李石曾等主张“联袁倒清”时，原属共和会之京津同盟会员凌钺、汪瀛、张良坤即表示反对。（注一四四）同时，武昌起义后黎元洪派至京津负联络之责的胡鄂公也对汪、李之联袁深表不满，因此联合京津同盟会会员白逾恒、白毓昆、赵铁桥、孙谏声等，另于天津英租界别组“北方革命协会”，（注一四五）以与汪、李主持下之京津同盟会一别苗头。京津同盟会原为团结北方力量而组成，今则因部分会员意见不同而分裂，京畿的革命势力随之分散。京畿的革命活动关系北方革命的成败至巨，京畿党人步调既不一致，自然导致北方革命之失败。
当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之初，因鉴于华南地区的革命势力较盛，故当时所决定的革命任务是：南响北应。换言之，革命举事由南方发动，北方各省负责策应北上的革命军。但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北方地区革命运动的地位渐受重视。特别是在南方地区的起事一再失败后，部分党人已深深感到有效的革命应自京畿发动，而由其邻近诸省响应，如此才能动摇满清政府的根本。
宣统二年四月，一直在南方主持革命起事的黄兴，于其致孙中山先生述革命计划书中，即明白建议一部革命主力联络东三省马贼即运动北方新军，以达到“震撼北京”之效，（注一四六）显示出北方革命的重要性已受到注意。
从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上论，辛亥革命无疑地是一次成功的革命。在这方面，北方地区的革命活动有其重大贡献。
当武昌事起，清廷拟以北洋各镇编成一、二两军陆续开赴前线，不料陕西、山西相继独立，使满清有肘腋之患；借着张绍曾之第二十镇顿兵滦州，吴禄贞之第六镇扼制石家庄，截断了京汉南北铁路，亦使清廷措手莫及，而山东、河南及东三省的党人之纷谋独立，更使满清惊慌失措。结果清廷因此不敢尽调北洋大军南下，大大地减轻了南方革命军所受的压力。及袁世凯入京就任内阁总理后，鉴于北方情势不稳，乃一意集中北洋军力，布置北方，南方各省遂得保持革命成果于不坠，也因此造成南北和谈的局面，促使清室退位。故北方革命关系清廷退位，民国成立者至大。
不过，北方革命虽促成清室退位。但因革命本身力量不够壮大，故经袁世凯之压制后，即归于消沉，特别由于未能一举捣毁代表旧势力巢穴的京师，故民国难成，而旧官僚和军阀依然存在，革命党人因此未能展布建国理想。
造成北方革命事业顿挫的基本原因，主要是在于北方的革命时机尚未成熟，因为北方革命活动的全面展开，是在留日学生纷纷返国之后，距武昌起义仅短短数年，虽然党人从中积极布置，但终未造成一股大势力。革命时机未成熟，可从下列两点显示出来：
第一、缺乏地区性的领导人物：吴禄贞原是北方革命地人心目中的领袖人物，但吴被刺身死后，北方各省的革命活动即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以独立的陕、晋两省而论，陕西之张凤翽及山西之阎锡山虽被推为独立后的都督，但其资望尚不足以领导他人，故袁世凯对他们略施手段，即向袁靠拢。山东、河南即东三省党人在酝酿独立过程中，亦因缺乏独当一面的领导者而不惜与谘议局合作。立宪派人士在独立运动中甚至有喧兵夺主之势。
第二、各省的联系不够：北方革命原来计划自京畿发动，由其邻省响应，以动摇满清根本。为达成此项计划，西北留日学生曾在东京组成“豫甘晋陕四省协会”。山东党人刘冠三奔走于鲁、豫、晋、直等省，奔走联络。山西党人景定成活动于鲁、直、晋、陕诸省间。白逾恒、景定成、程家柽等人在北京所创刊的《国风日报》，事实上就是北方各省党人荟萃的机关。此种联系活动如果假以时日，必能使北方地区的革命活动熔为一体。结果武昌事起，北方各省被迫仓促举事。
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独断自为，党人遂再发动二次革命，不幸此次革命重蹈覆辙。党人陈其美分析辛亥、癸丑两次失败的原因时即云：“第一第二两次革命，失败原因虽多，但党人不在首都革命，以动摇敌人的基础，使其仍有所凭借，以压制革命力量，实为最大原因。”（注一四七）确为不移之论。后来，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鉴于辛亥、癸丑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遂派得力干部陈其美、戴季陶、及蒋中正先生等先后赴东北活动，目的即在进行中央革命。护国军起，孙中山先生通告翼、鲁、晋各省同志云：要缩短战争，保全国家元气，“非从袁氏根本地推翻不可”（注一四八）充分显示出北方地区对革命运动之重要性。
按：本文采自黄季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下，中华民国七十年十二月初版，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编辑并发行，第1175—1221页。
作者林能士，历史学博士，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前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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