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中原 | 探寻人类文明密码的大历史

辛亥革命网 2021-12-08 14:08 来源：《文艺报》作者：朱中原查看：次

评特·官布扎布：《人类笔记》

历 / 史 / 可 / 以 / 是 / 仁 / 慈 / 的

　　人类文明究竟是怎样起源与诞生的？起源于何处？又向何方迁延与拓展？人类文明的诞生缘于何因？它与什么因素息息相关？人类诞生之后，它究竟遵循的是什么样的迁徙与繁衍规律？人种究竟是如何进化的？

　　世界上各个族群是怎样诞生的？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轨迹？这些族群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民族与种族、民族与族群、后生民族与原生民族、种群与国家政权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联？

　　人类文明又是怎样衰败与消亡的呢？是战争、争夺还是自然灾害？抑或是其他外力的作用？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全世界的人类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文化学者们。

　　我也曾一度思考这些问题，但苦于没有清晰的答案，直到我读完内蒙古作家官布扎布的这部《人类笔记》。

文章作者 / 朱中原来源 / 文艺报

编辑 / 南京论坛NJF

评特·官布扎布的《人类笔记》

　　当人类的第一粒种子在东非落地生根之后，它就开始了漫长而复杂的繁衍与迁徙之途，它越过白令海峡，向四面八方迁徙着，并形成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各种人种。这些人种，就像漫天的繁星，操着各种语系，具有各种文化特征，繁衍着各种文明。于是，也便有了关于人种起源与变迁的各种各样的学术探讨。官布扎布的这部《人类笔记》，便是关于人种起源、人类变迁、文明繁衍与迁徙、族群嬗变的一部大书，这是一部人类文明变迁的大历史，是一部人种变迁的大历史，也是一部人类族群演变的大历史。

　　这部大历史，不单是纵向的时间演变，也是横向的空间演变，它让我们的视线在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中不断迁徙、转换，从东非大裂谷，到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到古埃及，到地中海，到爱琴海—西奈半岛，到古印度山脉，到帕米尔高原，到黄河流域，从上古神话到中古宗教神学，从印欧人种到东亚黄色人种，从古印度数字符号的创造到小亚细亚赫梯帝国冶炼技术的发明，从苏美尔的天神崇拜到古印度的种姓制度，从古巴比伦的天文学到古希腊的哲学，从日耳曼人到罗马人到哥特人再到匈奴人，从东胡到鲜卑到北魏政权再到吐谷浑政权，从慕容鲜卑到拓跋鲜卑，从大兴安岭的鲜卑山到内蒙古大阴山到陕西渭水流域再到青海的湟水流域，从北匈奴故地到内蒙古河套地区再到大青山，从平城（大同）到洛阳，官布扎布的笔触所及之处，即是人类文明版图的扩张之处，官布扎布在时间的纵坐标与地域的横坐标上，勾画了人类文明变迁的历史版图，此种手法，非大历史而为何！

　　官布扎布并非人类学家，亦非专门的历史学家，也非专门的考古学家，他是一个作家，而且是翻译过《蒙古秘史》、撰写过《蒙古密码》具有鲜明蒙古特色的蒙古族作家，但他兼具人类学家的睿智、历史学家的纵深、考古学家的严谨，同时又具有作家的情怀，他的文字既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他怀着对人类文明先知的敬畏，饱含深情地礼赞人类文明。

　　他的文字节奏舒缓，一如蒙古长调般婉转与悠扬，读他的文字，你的思想的野马，会随着旋律的行进，奔腾在广袤无垠的欧亚大草原上。读他的文字是轻松的、激荡的，他没有历史研究者那样的繁琐考据，没有考古学论文那样的枯燥与乏味，没有文献学著作那样的掉书袋，也没有当下学院派学术著作那样的中西八股，他将纵深的历史与复杂的脉络，用历史散文般的轻松笔调徐徐展开。

　　但他的文字又是深邃的，严谨的，理性的，而不是当下时髦的小散文，不是伤春悲秋，不是吟风弄月，不是花前月下，不是吃喝拉撒、油盐柴米，他抛开了所有当下散文的风格，独辟蹊径，选择了将历史随笔化、散文化、文学化，他的表现手法，在叙事与论述、描写与刻画、抒情与议论、纪实与想象、虚构与非虚构中展开。

官布扎布签授《人类笔记》

　　尽管他的主线是纵式的，基本沿着人类大历史的脉络行进，但又在时间的纵轴中插入横向的叙事，时常旁逸斜出，就好比一条缓缓流淌的弯弯的河流，突然遇到高山峡谷，而变得陡然湍急凶险。他时常在各章节中采用倒叙或插叙的表现手法，将人的视线由现实拉回历史，又从历史拉回现实运用电影的镜头语言，用闪回的叙事手法，使作品显得摇曳多姿，生动有趣。

　　就体裁而言，他的作品不是历史小说，也不是专业的历史著作，而是具有鲜明的历史散文风格，可称之为历史大散文，为叙述需要，我姑且杜撰了一个概念，叫历史文学作品。在他的历史文学作品中，虽然研究的是严肃的人类历史，但他采用了诸多文学表达手法，除了前面提到的之外，还掺入了大量的想象、比喻与夸张等文学手法。

　　作家写史与史家写史有很大不同，各有优劣，甚至互相龃龉。史家写史，优势在于史料翔实，叙事客观、严谨，不掺杂任何虚构与想象的成分，甚至不掺杂任何文学手法，这固然客观，但却流于呆板、枯燥、乏味。而且，谁能说历史就一定是完全客观的呢？

　　任何历史，都是由叙事者叙述出来的历史，也即由人来完成，既然是人，就使得任何历史叙事都具备一定的人的主观性，也即人的主观性构成了史观。而且，不同的人，如果站在不同的角度，所观察到的历史可能就完全不同。

　　所以，在我看来，无论是作家写史还是史家写史，都离不开史观，甚至史观是历史写作中最不可或缺之构成。所以，在此，我要为作家写史多呼吁几声。

　　作家写史，固然未必有专业史家之严谨性与客观性，但作家写史却打破了史学文体的单一化与模式化，使得历史叙事多元化、多样化、生动化、形象化，当然也文学化。但也正因如此，作家写史也免不了存在诸多局限，即主观性、随意性太过，而客观性、严谨性不足。

　　我读过很多作家写史，尤其是作家的民国史写作，尽管叙事手法颇为生动，但总不免歪曲历史太过，自我臆想或主观臆断成分太过，这样的作品，只可当文学作品读，不可当严肃的历史作品读，仅仅只能作消遣而已。

　　然而，官布扎布的《人类笔记》，打破了我对作家写史的一贯认知。官布扎布并非只站在作家的立场，也非站在狭隘单一的蒙古族立场，而是站在人类历史的大视野下，用宏观、理性、睿智、多元的眼光去审视人类文明的变迁。

　　而且他并没有自作主张地对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变迁进行自我解读，而是遵循了人类学界的一般研究，比如，他认为人类文明最早应该是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地区，而非古埃及；也就是说，苏美尔文明早于古埃及文明，这是人类学界的最新权威研究成果，在没有新的史前考古证据公布之前，是不能轻易推翻的。

　　官布扎布既没有随意地提出新说，也没有盲目地固守旧说，而是对人类学界的新说进行了哲学化的演绎和文学化的描述，我认为这是此书的一大成功之处。

特·官布扎布撰写的《蒙古密码》及参与翻译的《蒙古秘史》

　　贯穿此书的重要线索，固然是人类文明的时间与空间变迁，但维系人类文明繁衍的纽带是什么？过去人们提出了很多学说，但官布扎布却提出了一个自己的新说，他认为，人类文明的变迁，根本上是由于对生存资源的争夺与控制，这是所有人种与族群变迁的核心纽带。我认为这是此书的一大创见。

　　在这样的精神纽带支配下，作者从人类文明的诞生地苏美尔讲起，他说：“一拨又一拨的闪米特人拥向苏美尔，将以城邦形式存在的这个地方依次推入了阿拉德帝国形态、巴比伦帝国形态、亚述帝国形态，并将苏美尔这个生存资源核心产地扩展到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还将其同另一个生存资源核心产地的尼罗河三角洲连接到了一起……于是，古希腊人从地中海里边，波斯人则从不远的东边，开着战舰或鞭打着战马向这个已经发展得丰腴的生存资源产地进击而来。”

　　这段话只有短短三百来字，但却清楚叙述了人类文明几个中心地区的相互连接与往来关系。西亚两河文明、尼罗河三角洲文明、爱琴海文明、地中海文明、中亚文明、南亚古印度文明、东亚黄河文明等几种文明形态，并不是互相割裂的，而是互相连接、互相关联的，而这其中的关联，又以苏美尔为核心，围绕生存资源的争夺进行展开，这既是本书的关纽，也是人类文明发展与变迁的关纽。只有把这个关纽解开了，人类文明的密码才能解开。

　　的确，在横跨欧亚大陆的广袤草原上，曾经一度活跃着无数个人种、族群和国家形态，产生了无数个帝国和帝王，也诞生了无数的英雄故事，这片广袤的土地，将欧洲、亚洲、非洲三大洲的无数个文明形态相勾连，而要梳理清楚这片土地上复杂的种群、族群、国家、政权、宗教等的变迁，没有广博的学识是无法做到的，所以，这本书也因之而具备了人类学、人种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宗教学、军事学、地理学、国家学、文学等领域的广阔学问，这些多学科的学问，在作者笔下并不是支离破碎，或者各自为政的，而是互相有机地统合在一起。

　　以苏美尔为中心，我们可以看到这部书为我们勾画的种群更替与文明嬗变的宏阔历史版图。

　　苏美尔作为人类文明生存资源的核心产地，吸引了无数种群的到来，并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与厮杀。首先是闪米特人进入苏美尔，建立了阿卡德帝国，但是两个世纪以后，生活在东面扎格罗斯山区的古梯人就以摧枯拉朽之力入主苏美尔；约20年之后，古梯人又被逐出了苏美尔，另一支居住在苏美尔的闪米特人进入巴比伦，建立起政权。到公元前2100年时，汉谟拉比王朝又在苏美尔地区建立，不仅占有了苏美尔，还把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统合到了自己的版图之内。当这支闪米特人成功进入苏美尔百余年之后，原住扎格罗山区的加喜特人又举族而来，推翻了汉谟拉比王朝，而建立了加喜特王朝。

　　接着另一支闪米特人即亚述人来了，公元前1225年，亚述人推翻了巴比伦王朝，成了苏美尔的主人，建立了统治150多年、横跨叙利亚到地中海东岸即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地区的亚述帝国。

　　然而，“当亚述人高傲而蛮横地主宰着苏美尔时，他们没想到，有人来猛烈地敲门了，来者就是迦勒底人，另一支闪米特人，他们在两部雅利安语族人的帮助下，推翻了亚述帝国的统治，成了苏美尔-美索不达米亚的新主人”。

　　苏美尔—美索不达米亚是如此，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古印度河流域、古黄河流域同样如此，在每个文明繁盛的生存资源核心产地，都聚集着无数个族群和政权，他们为了争夺生存资源，不断战争，分分合合，生生死死，文明也在这些战争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变异、衰败、消亡，而一个文明消亡了，另一个文明又诞生了。

　　消亡的文明往往是先进的文明，而先进的文明往往是被野蛮的族群所摧毁，野蛮的族群在摧毁先进文明的进程中，往往又融入了先进文明的元素，于是形成另一种文明，人类总是在如此反复中进化、繁衍、生息。我想，这就是本书的主旨。

　　作者在书写这些历史时，几乎每一章的开头，都有几句类似诗歌的形式，像是在抒发，又像是在浩叹。

　　我很佩服作者对于文明史的勾连能力，能够把如此复杂多变、线索繁复的文明形态梳理得如此清楚。

　　在这部书中，作者几乎对整个世界史上已经消失和尚未消失的族群与人种进行了长线考察与纵深勾勒，苏美尔人、美索不达米亚人、古埃及人、阿拉米人、多里安人、古罗马人、古希腊人、雅利安人、波斯人、马其顿人、日耳曼人、迦太基人、高卢人、阿拉伯人、斯基泰人、帕提亚人、闪米特人、腓尼基人、古康居人、古羌人、月氏人、匈奴人、鲜卑人、塞种人、突厥人，等等，抽丝剥茧，对这些族群与人种的变异、变迁与消亡条分缕析，而且对这些人种中的一些文明发现予以梳理，并对以往存在的错误认知进行了纠正。比如阿拉伯数字，在作者看来，以往一贯认为阿拉伯数字是由阿拉伯人发明并由此带到欧洲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阿拉伯数字是由古印度人发明的。我认为这并不是一种突发奇想或标新立异，而是有史实的依据。（原载《文艺报》2021年12月01日第六版）

特·官布扎布：《人类笔记》节选

| 未被读懂的古老提示 |

　　在有无之间，有着人类最大的隐患。

　　在向人类方向进化之时,我们古猿祖先除了生命以外是一无所有的。然而，他们那仅有的生命这一神奇之物，不允许他们一无所有于这个世界，而是需要不断获取滋养以供它们的存活。这是人类基因里携带的需求，无法更改，更不能违背。所以，在这一需求的驱使下，祖先们动用进化所带来的一切之能，解决一无所有的问题。于是，他们打磨着石器和木器，走向了大地自然，走向了开花结果的植物和桀骜不驯的动物，开始有意识地获取供养生命存活的资源。

　　不过，一个问题刚开始解决，另一个问题随之又出现了。那就是，虽然进化给了人类使用石器与木器的智慧,但并不是人人都能用它获取所需。不能获取所需的这些人就成了问题。如果这些人的需求得不到解决，初期人类的生活中必将盛行六亲不认的大哄抢。怎么办？后来，人类发展了，家族变成了部落，部落又变成了部落联盟。而且能力也提高了，用在手里的工具更锋利，更灵便了，也发明了驯养，发明了耕种，能够更多地收集大地的滋养了。可是，收集到的这些滋养或资源，并不是均衡地分散在各家、各户、各村、各地。而是有多的，也有少的，还有没有的。于是，少有的和没有的这部分人就成了问题。如果这部分人的需要得不到解决，发展起来的人类必将面临不知休止的偷盗与抢掠。怎么办？再后来，人类进一步发展，部落联盟又发展成了权力的利益版图，人们被分割到了一个个国家形态的管辖之内。这时，人类用上了青铜，用上了铁，但青铜和铁让他们在有的地方不仅发展出了农业，增多了收获，又兴起手工业，丰富了各种日用品，使生活变得琳琅满目起来。可是，青铜和铁在一些地方无法发展出农业，也无法发展出手工业，进而无法生产出丰富多彩的生存物品。于是，生活在生存物品匮乏之地的人们就成了问题。如果这一类的需求得不到正面回应和合理解决，人类必将不能摆脱连绵的战火与硝烟。这又该怎么办？

　　面对这些，人类并没有无动于衷。在早期，在用采集和狩猎的方法获取生存资源的时候，他们处在原始公社阶段。这时,他们人数不多，家族血亲生活在一起，形成了生死与共的生命体。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实行了劳动成果共享的原始共产生活，不仅滋养了亲情，繁衍了族群，还以本能的慷慨化解了存在于人类生活有无之间的隐患。后来，解决有无之间隐患的这一方法行不通了。因为，原来那个人数不多的氏族或家族已经繁衍成了人数众多的部落，后又发展成了人数众多、占地辽阔的部落联盟。那些曾以血缘维系的生命组合已经演化成了一户户人家、一个个村落。而且，在村落与村落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还被长短不一的距离分隔起来。在这个时候，有与无的问题已从血缘家族走向了家户与家户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甚至部落与部落之间。面对有与无分布的这一新变化，人类并没有手足无措地任由其隐患发作。而是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方法，以解决相互间的有无问题。

　　这个方法就是交换，就是人们之间进行有无的互通。起初，有无间的这个互通是实物对实物的，没有什么通用的价值标准，需要是唯一可靠的价格。用一头牛换一根针，谁也不觉得亏了。后来，有无互通的范围需要扩大，人们需要与更远的地方、更陌生的人们进行有无间的互通，以丰富生活。于是，实物交换的方法又行不通了，人类又用一个新的发明，继续支持更大范围、更远距离间的有无互通。这个发明就是价值的中介物，就是史家们所说的货币。开始时，人类并不知道用什么做价值中介物最好，所以，海贝在古代中国，牛在西亚，烟叶在北美，甚至杜松子酒的瓶子在西非都曾做过有无间互通的价值中介物。后来，随着间接的，远距离的交换活动的继续发展，一种价值可信度更高，更便于携带与存储，且持久耐用的价值中介物应运而生了，那就是硬币，就是用金银铜等金属锻造的硬币。

　　需要是无形的招手，有人看不到，有人则能及时地看得到。商人就是这样的一些人群。当交换的需要出现在人们之间的那刻起，他们就以另一种人群形象走上历史的舞台。不论在初期的实物对实物的交换之中，还是在随后的远距离间接的贸易之中，他们或走村串户，或跋山涉水，不停地忙碌在人类生活的有无之间，对接和实现着它们的互通。当然还富裕着自己。由此，他们历来在人们的眼里,既像天使，又像魔鬼。像天使是他们满足了需求，互通了有无；像魔鬼是他们又附加了盘剥，为难了道德的判断。不过，权力为他们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需要由这些人来调剂社会，互通有无。

　　据记载，公元前6世纪时的后巴比伦帝国国王尼布甲尼撒对商人和价值中介物结合而形成的互通有无作用非常重视，在他所统治的版图内修筑了很多方便商务活动的道路。他特意叮嘱他的史官：“记下，我曾把许多羊肠小道拓展为康庄大道。”也许，在那个时候，修筑道路一事，可能比我们所能想象到的还要重要，还要有功德，所以，一代名王尼布甲尼撒才特别在意这一美名的流传。虽然没有像尼布甲尼撒一样留下刻意标榜的专门记述，但当时的各大王朝们都较为精心地开修过纵横版图的大路小道。其中较有名气的是，波斯帝国的“御道”，罗马时期的驿道和古代中国的水陆连接的驿道交通。波斯人修筑的“御道”，从波斯湾以北的苏撒城向西通到底格里斯河，再从底格里斯河延伸而去，经叙利亚、小亚细亚，最后通到爱琴海沿岸的城市以弗所，全长1677英里。古代中国人开修的则是水陆连接的交通网。自春秋时期开修的运河自北向南连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与随后开发的丝绸之路一道，不仅连通了内地，也与外面的世界实现了连接。而罗马时期修筑的驿道，与他们的军事活动关联在一起，四通八达，其中亚壁古道至今仍被使用。在这条把罗马城及意大利东南部阿普利亚的港口布林迪西连接起来的古道上，后来曾发生钉死斯巴达6000起义者的残忍事件。这些被用来互通有无的古道，远比尼布甲尼撒修的路名气大。

　　到处都是需求。作为价值中介物的货币越来越便携了，实现需求间对接的商人们也越来越职业化了，使他们赶着驮载货物的车队或驼队往返其间的道路也越修越长、越修越宽了。于是，人类的先民们就在这连接了需求的有名或无名的羊肠小道或康庄大路上成功实现了古代世界里许多方面的有无互通。印度的棉花、甘蔗和鸡互通到了东部的中国和西北边的西亚与欧洲。其中的棉花曾使大史家希罗多德不屑地说：“这不过是某一种野生的树，不结果实只长出一些羊毛，但其美观与质地都超过了羊身上的毛，致使印度人民都用它来制作衣服穿用。”中国原有的橘树、桃树、梨树、牡丹、山茶和葡萄等被互通到了西亚和欧洲地区，而葡萄藤、苜蓿、黄瓜、无花果、芝麻、石榴树等则从外面的世界被互通到了中国。

　　热闹而繁忙的有无互通背后是商人们不断的发财和腾达。所以，他们聚精会神地寻找和搜索需求所在的地方和需要互通的方向。在他们的眼里这已经不是什么人类有无间的互通，社会需要间的对接，而是散落满地的金子银子的召唤。陆地上的路被充分利用起来，水上的路也没有被他们忽略。最初的航海线路并不是为商业而开发，而可能是为了谋生、逃难或可以想象的其他目的。在较早的年代，海是无主的野性领域，对人的本性有着极大的放任作用。当被称之为商业的贸易活动在海上出现时，从印度河流域到波斯湾，再到红海，从地中海大小各海域到黑海，到欧、亚、非各环海城市都开辟有较为成熟的航路。精明的商人们沿着这些航路穿梭在地中海、黑海沿岸的各个城市之间，航行在波斯湾、红海及非洲大陆的各个地方，对接着人们之间的有无需求，也填充着自己不断鼓胀起来的钱袋子。参与海路谋生的人群和民族是较多的。早期的苏美尔人、美苏不达米亚人、古埃及人、阿拉米人、多里安人，入住前希腊沿海各岛屿上的人，都曾留下恶斗海浪、抢掠他船、交易获利的身影，只是海水没有一一记住。据史家们考察，腓尼基人可能是其中最精明的海上商人之一。

　　曾生活于今叙利亚和黎巴嫩沿海地带的腓尼基人来自哪里，有过什么经历，史家们尚还不很清楚。只知道他们是闪米特人系列的一支，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来到这里的。腓尼基这个族群称呼也不是自己所选定，而是从希腊人对他们的称呼中延传下来。他们生活的这个地方是长约100余英里，宽只有10余英里左右的狭长地带，背后有大山的屏障，他人不易侵扰，而前面是茫茫的大海，任何一处彼岸都可能是单独的国度，不同的民族。

　　据史家们考察，早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腓尼基人已经是地中海上的霸主。开始时，他们用自己善于制造的玻璃及金属器皿，从其他地区换回生活必需品，以对接自己同他人的有无。后来，他们的业务渐渐超出对接自己与他人有无的范畴，向对接他人之间有无而自己从中获利的方向发展开去。据说他们曾经商盗不分，弱则用抢，愚则用骗，不弱不愚，才做规规矩矩的生意。有时，他们公然抢劫海上的商船，还把人们抓来做奴隶。有时，他们把船开到沿岸国家的港口，热情地诱人上船参观。人一上船，便开船而去，运到远方贩卖为奴。尼布甲尼撒时期，商业发达的巴比伦市场上有很多被贩卖的奴隶，其中肯定少不了腓尼基人拐骗过来的。虽然劳动力也是自古以来的需求之一，但贩卖奴隶的出现，人类必将道德的罪责记到商人的名下。可曾经的商人们是不在乎这些的，腓尼基商人也毫不例外。

　　只要互通有无的需求在，只要银子繁殖的生意在，闯荡天涯他们都是在所不惜的。希罗多德注意到，“初出海的腓尼基青年，前一两年，他们最远只敢到直布罗陀。第三年后，他们便能行经直布罗陀，环绕好望角而达埃及了”。如果这是真的，在能够环绕好望角的航行能力下，去一趟西班牙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件区区小事了。有一次，他们装了一船油到西班牙，也许当时的西班牙还没有加入到货币流通区域，于是他们用这些油换到了很多很多的银。这些银的重量远远超出了船的载荷，他们开来的船已经载不动它了。怎么办？扔下，于心不忍；留下，谁知能不能还来。于是，精明的腓尼基人卸下船上用的所有器皿，甚至包括锚链在内，然后一律用银打成那些器皿及锚链等后，开上船回家了。路上他们没有发生意外，于是又回到西班牙，雇用当地人开起了银矿。

　　地中海之大，能够容得下腓尼基人的船，也能容得下其他人的船。于是，在利益的巨大诱惑下，大地中海沿岸各地的人、各样的船下海航行了。其中有希腊人的船，波斯及其被征服地区人们的船，埃及人的船，阿拉伯人的船，西班牙人马其顿人罗马人的船，还有印度人和其他一些无名人士们的船。这些难以数得清的船只或驮载着农田里的谷物，或装载着作坊里的制品，或运送着此地充裕而彼地紧缺的物资，抑或是满载着能够换回一船银的五花八门的各种各样货物，日夜不停地航行在地中海的海面上，穿梭在沿岸各个不同疆域的港口间，对接着不同国度里不同人群的有无需求。

　　可是，商人们无论怎样地忙碌，舟船们无论怎样地急驶，终究还是未能化解存在于人类有无间的那个隐患。

　　在地球西部的生存圈，由于无法违背和抗衡对生存资源的必然需求，一拨又一拨的闪米特人涌向苏美尔，使以城邦形式存在的这个地方依次推入了阿卡德帝国形态、巴比伦帝国形态、亚述帝国形态，并将苏美尔这个生存资源核心产地扩展到整个美苏不达米亚地区，还将其同另一个生存资源核心产地尼罗河三角洲连接到了一起。闪米特人的需求得到了解决，可是还有很多人的需求仍未得到解决。于是古希腊人从地中海里边，波斯人则从不远的东边，开着战舰或鞭打着战马，向这个已经发展成丰腴的生存资源产地进击而来。

　　而在东方生存圈，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当黄河中下游的肥沃土地被开发成为生存资源产地后，人们就开始涌向这个地方。在争夺中，打败神农部落和九黎部落后，叫有熊的部落就以这个地方的主人自居，将周边其他的人排斥性地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但排斥性的称呼不会挡得住需求的脚步，自这个地方五谷的芳香飘散八方的那天起，那些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人们就纷纷迈开了挤向这个地方的脚步。直到这个后来被称为中原的地方，在人们不断挤进来的脚步和继续开发的努力下，与长江中下游的沃土连接成为一体的生存资源产地，不论朝代如何替，不论对土地的占有形式如何发生变化，只要生存资源被生产着，周边人们挤进来的行动就没有停止过。虽然，结束了生存资源产地分割占有形式的秦始皇，把他的帝国组建得很是强大，但还是未能震慑住匈奴人挤过来的步伐，只好筑起又高又长的一道墙，给他们制造更多的障碍。

　　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精明的商人们没有发现这些人群的需求？或是他们那点折腾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还是生活在生存资源产地周边的那些人群生来就是野蛮不化、贪婪无度？或他们天生就是好吃懒做、侵扰成性？抑或是人类间互通有无的努力，对他们没有什么意义？……

　　其实都不是。被我们认读和阐释为商业的那个互通有无的交换行为，开始时就是为生存资源的再分配而出现的。这里所说的生存资源，指的就是能够满足生命的存延与完善之需要的，自然的、人工的、地上的、地下的，一切产品、物品和制品。正如本文前面所讲到的，起初的时候，人类只能从自然界中获取所需的生存资源。因为这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老弱病残幼妇没有获取的能力。于是，在亲情的驱使下，他们以共享的形式实现了生存资源的再分配，确保了生命的存续与人类的繁衍。

　　再经进化和发展后，人类对生存资源的占有形式从公有变成了私有。有无的差异从家族、氏族扩展到了社会，其存在的范围也已经不是家族内部的成员之间，而是转移到了家庭与家庭之间，村落与村落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社会地位与社会地位之间。导致有无差异的也不只是劳动力一个因素，而是自然条件、社会分工、资源分布和利益关系等成了主因。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实现生存资源的再分配，让人类的社会安稳和谐地发展下去？人类智慧的盲区被暴露出来了。面对有无差异的复杂形态，本性掌控下的人类已经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对生存资源进行有效的再分配了。于是，只好以交换与贸易的形式对接社会分工和资源分布所导致的有无互通需求。而由社会地位和利益关系导致的有无需求，因难以得到互通会导致盗抢行为的猖獗，或导致间隔性的造反与起义。

　　人类智慧的这个盲区，在面对由生存类型导致的有无差异时，表现出了那样的愚痴、无奈、本性和无策。然而，生存类型间的有无差异是人类始终面对的客观现实，战争、杀戮、毁灭等人造灾难都隐藏在其中。因为，生存类型的差异并不是人为导致的，而是由地球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所决定的。由于，天地的眷顾，一些地方发展起了农耕，使这个地方变成了生存资源的产地，渐渐地又把它发展成了一个生存圈的中心区域。而生活在周边的那些人群，在古代条件下根据天地所赐的气候与土壤情况，只能按狩猎与游牧的方式生存和生活。然而，猎物和牲畜给他们带来的生存资源总是单调的，不足的，难以满足愈加丰实复杂的生活需求。这样，巨大的，等价交换所难以满足的需求就会出现在两种不同的生存类型之间。这是人类间最大的有无差异，也是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再分配之需，同时又是人类间重大纷争产生与否的关键之处。不论是西部生存圈，还是东方生存圈，或是南亚生存圈，人们都因未能正视和寻找生存资源再分配的有效途径，以化解存在于其中的隐患而不断演绎了周边人群强行挤进中心地带的历史故事。直到西部生存圈的波斯、古希腊时期，东方生存圈的中国秦朝时期，智慧的盲区使人类未能摆脱有无间的巨大困扰，使他们深陷在朝代更替与征战不停的泥泞之中。而且，定将继续挣扎在这一泥泞之中。

　　不知人类智慧的这一盲区何时才能开亮，何时才能让他们实现不同生存类型之间的良性互动，找到生存资源再分配的适当途径，使他们生活得平和一些，安稳一些，幸福一些……（本文节选自长篇历史文化散文《人类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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