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成歸國後，在老師陳仲恕（求是書院總監）推薦之下，蔣百里到東北入趙爾巽（1844～1927）幕府，擔任督練公所（又稱：督練處，為清末各省訓練新軍機構）的總參議（即參謀長）。但受到張勳、張作霖等舊軍官的排擠，因此只待了幾個月，便由趙爾巽贊助萬餘元旅費，在1906年和林攝（1877～1918）、張孝准（1881～1925）一同赴德國研習軍事，並在德國第七軍團擔任實習連長，軍團司令為興登堡元帥（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
留學日本時他就負責主编《浙江潮》。1912年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二任校長（第一任校長為趙理泰）。1938年5月起任陸軍大學代理校長。將軍是民國時期著名軍是理論家、軍事教育家、陸軍上將。著有：《國防論》、《抗戰的基本觀念》、《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歐洲文藝復興史》……等書。
1906年夏，蔣百里（右一）與友人在日本合影
有關蔣百里將軍到底是──那一年進入日本士官學校、入第幾期學習、那一年畢業，目前能找到的資料相當混亂。
（1）蔣復璁先生在《先叔百里公年表》中記錄有關蔣百里將軍的畢業時間是──1905年11月。與蔣復璁先生有相同記載的還有──張宗祥之《蔣百里小傳》、許逸雲《蔣百里年譜》（團結出版社／1992）、譚徐鋒主編的《蔣百里全集（全八卷）》【第八卷附錄之蔣百里年譜簡編】（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曹慶偉（時為北京大學2006級歷史系研究生）的《論蔣百里晚年的對日戰略與國防建設思想》。比對蔣復璁所列的畢業時間，蔣百里將軍與日本士官學校第十八期生的畢業時間相同。（註二）
（2）但臺灣大學歷史系楊典錕教授（東京大學博士）所寫的《日本士官學校的中國留學生～以第一至第十一期為中心的分析》一文當中，中（華）國學生隊第三期畢業時間為──1904年11月，楊教授的資料是引自郭榮生校補之《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華民國留學生名簿（文海出版社，1975年）》。也就是說，楊教授文中所列的第三期中國學生隊畢業時間，與蔣復璁先生在《先叔百里公年表》中的紀錄不符。（見表1）
表1：資料來源：郭榮生校補，《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華民國留學生名簿》（臺北：文海出版社，1975），頁1～62、153～159
說明：根據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印、郭榮生校補，《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華民國留學生名簿》之第一至第十一期名簿，和將書表一，《本書漏列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各期學生名錄》之第一至第十一期的漏列者名錄，筆者（楊典錕）將兩份資料的人數相加後所得出的畢業人數。資料來自──楊典錕：《日本士官學校的中國留學生～以第一至第十一期為中心的分析》。
（3）然在黃自進教授所寫：《蔣中正在日本學習的一段歲月》一文中，第三期中（華）國學生隊畢業時間為1903年11月，他引用的資料來自──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所編寫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華民國留學生名簿》（見表2）；另陳予歡所寫的《中國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將帥錄》（廣州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中所記載的－－日本士官學校中國學生隊第三期的畢業時間也是1903年11月，與日本士官學校第十五期生的畢業時間相同。（註三）
三人所記錄的畢業時間正好都差了一年，依時間先後分別為：1903年11月畢（黃自進）、1904年11月畢（楊典錕）、1905年11月畢（蔣復璁）。
表2：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國留學生歷屆畢業人數（第一至第八期）。資料來自──黃自進：《蔣中正在日本學習的一段歲月》。
再來，蔣百里是否拿過天皇賜刀？
目前坊間流傳蔣百里將軍畢業時為日本陸軍士校步科第一名，因此出現「天皇贈刀」與後期「中日學生成績分開計算」的部分，應該是根據蔣復璁的文章而來。民國時期的名記者、與天津《大公報》的張季鸞（1888～1941）並稱為當時中國報界「雙傑」的陶菊隐先生（1898～1989），在他所寫的《蔣百里傳》（1942年初版）也呼應了這樣的說法：「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畢業。根據日本軍部規定，士官榜首由天皇親自賜刀，日本人引以為榮。此次為中國留學生所得，他們又不免耿耿於懷。所以，從第四期起，步兵科中日學生分開授課，以防中國學生再奪錦標。」；陳予歡所寫的《中國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將帥錄》（廣州出版社）...中也引用了相同的記載（註四）；曹聚仁的《蔣百里評傳》中則只寫了：「他（蔣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畢業，天皇賜刀褒獎，日本人引為了不得的光榮。」（註五）
只是臺大歷史系助理教授楊典錕在他所寫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中國留學生－－以第一至第十一期畢業生為中心的分析（刊載於《臺大歷史學報》第49期／2012.06）》文中卻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這樣的說法似有過度美化蔣百里將軍與窄化日人心胸之嫌。
楊教授指出：蓋本陸軍士官學校自招收中國留學生以來，除少數課程因涉及國防機密，禁止中國學生聽講外，基本上大多數學科、術科課程，中國學生和日本學生是一起上課的，成績統計和排名則是分開計算。也就是說，蔣百里將軍僅僅是獲得當期（留日）中國留學生隊第一名而已，並非全期（全士官學校）第一名的佳績。
在閻錫山先生的回憶錄中，清楚寫道，當年在日本士官學校裡，中日學生不但不住在一起，且上課亦不在一起，因為日本有若干軍事秘密，是不願讓中國留學生知道的。（註六）除初級士官學校有學習限制外，屬於更高階的軍事專門學校（類似國內的分科學校），如戶山（類似國內的步兵學校）、砲工、陸軍大學校（類似國內的國防大學指參學院），則是完全謝絕中國學生入校讀書。在清政府的持續交涉下，直到1910年時，日本政府才有條件的同意中國學生入學深造，但雙方約定在講課之際，凡涉及日本軍隊的機密時，中國學生一律被謝絕聽講，或需暫時退出課堂。（註七）
最後，日本軍校優秀畢業生到底會拿到什麼禮物？
而有關日本軍校前幾名畢業之優等生獲天皇贈刀之事，可參見寺田進雄著（廖為智譯）之《日本軍隊用語集（臺北：麥田，1999）》一書。寺田進雄在書中寫道，天皇賜刀的傳統最早可以追朔至「西南戰爭（1877年2月～10月）」剛結束的1878年（明治十一年），為激勵軍隊士氣，明治天皇特別親臨陸軍士官學校第一屆畢業典禮，將刻有「恩賜」二字的西式軍刀頒發給二名優等生（全期成績前兩名的畢業生）。之後隨時代變化或不同軍種與校別，天皇給予優等畢業生之恩賜品也有所不同。像陸軍大學校（等同我國的國防大學之「戰爭學院」及「陸軍（指參）學院」），最早賜給的是望遠鏡，後來才改為軍刀。陸軍士官學校，最早賜給的是軍刀，後來改為銀表。海軍大學校（等同我國的國防大學之「戰爭學院」及「海軍（指參）學院」），賜的是長劍。海軍兵學校（海軍軍官學校），賜的一律為短劍。各術科學校則是給銀錶做為鼓勵。（參見圖1、2）
圖1、日本宮內省給陸軍大臣有關──陸軍士官學校優秀畢業生御賜獎勵的批覆1，圖片來源──沙青青：《真相──蔣百里曾經榮獲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第一名？》（澎湃新闻／2014.10.03／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1714）
圖2、日本宮內省給陸軍大臣有關──陸軍士官學校優秀畢業生御賜獎勵的批覆2，圖片來源──沙青青：《真相──蔣百里曾經榮獲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第一名？》（澎湃新闻／2014.10.03／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61714）
不過畢業於雲南講武堂第十五期、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中國學生隊第十五期（1925年7月畢業）的馬崇六將軍（1895～1998），在他所寫的《楊耿光將軍（1889～1949，楊杰、字耿光，雲南大理人，是中國現代傑出的軍事理論家）傳記資料》中寫道，當期中國學生隊前三名畢業生分別為－－馬崇六、李汝炯、余華沐，各獲日本天皇所賜之紀念銀杯，第一名還獲得陸軍大臣贈與軍刀一把。（註八）
然楊怡祥與楊鴻儒所寫的《梅樹上的櫻花：神秘的反面部隊與「太原五百完人」真相》（ 元神館，2009.12.04出版）書中，作者以白團成員──岩坪博秀（化名：江秀坪）的話指出，舊日日本陸軍大學前六名均可收到天皇贈與的軍刀一把，因此被譽稱為「軍刀組」（註九）。
另當時陸軍大學畢業者，均會在右胸下方別著銀製底座金色星星的橢圓形──「菊花與星」徽章，因為形似日本江戶時期天保年間發行的錢幣──「天保錢」，所以陸大畢業生就以「天保錢組」自稱（或被稱），其他非陸大畢業者則簡稱為「無天組」（註十）。
一般說來，各軍校舉行畢業典禮時，都由代理的侍從武官或皇族出席。而在東京的陸大、陸士、海大（不包含江田島的海軍兵學校），原則上天皇均會親自出席，並親頒優等生恩賜品。
附註：
（註一）參見──尹雪曼：《軍學權輿──蔣百里傳》（近代中國出版社／1988.07），p233。
（註二）參見──《維基百科（日文）》之【陸軍士官学校卒業生一覧（日本）】
另外大陸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力推的學術品牌——「新史學」品牌掌門人譚徐鋒在他所寫的《蔣百里年譜簡編》一文中指出，1903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士官學生因戰事提前入伍，該校停辦一年。蔣百里將軍因此延至隔年（1904年）才入日本士官學校第三期讀書，之後在1905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先不論記述有無錯誤，但要注意的是，日俄戰爭的時間為1904年2月8日至1905年9月5日，與譚徐鋒在《蔣百里年譜簡編》中的紀錄晚了一年，另外在日文維基百科【陸軍士官学校卒業生一覧（日本）】中，日俄戰爭時期影響的士官學校期別有三期，分別是：
（1）15期，15期生在1903年11月30日卒業、原本應該在1904年6月26日任官，但因準備戰爭動員的關係，提前在1904年2月12日就任官分發部隊服務。
（2）16期，16期生在1904年10月24日卒業、原本應該在1905年6月26日任官，但因準備戰爭動員的關係，提前在1904年11月1日就任官分發部隊服務。
（3）17期，17期生在1905年3月30日（提前）卒業、原本正常的卒業與分發部隊時間，分別應為1905年11月月底（卒業）與1906年6月26日（任官並分發部隊服務），但因戰爭動員的關係，除了提前卒業外，也提前在1905年4月21日就任官分發部隊服務。
從資料上來看，這三期均為日俄戰爭時期的畢業生，除了提前任官分發部隊服務外，日本士官學校並無停招事宜。
（註三）參見：《維基百科（日文）》之【陸軍士官学校卒業生一覧（日本）】
（註四）另外曹慶偉（時為北大歷史系研究生）之《論蔣百里晚年的對日戰略與國防建設思想》兩人關於此事的描寫也大致雷同。
《論蔣百里晚年的對日戰略與國防建設思想》這篇文章曾獲得《卡樂B日本研究基金》支持。卡樂B（CALBEE, Inc／カルビー株式會社）成立於1949年，在東證1部的編號為：2229。
（註五）參見：曹聚仁：《蔣百里評傳》（【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p7。
（註六）參見：《道範流長》（閻伯川先生紀念會印／中華民國71年10月24日／閻伯川先生百年誕辰紀念），p22。
在紀錄上，閻錫山是在1904年（清光緒三十年）由清政府選派往東京振武學校讀書，1909年（清宣統元年）3月從日本士官學校中國學生對第六期畢業，留學日本時間長達5年。
（註七）參見：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34），p40～41。
（註八）楊杰將軍（1889～1949），字耿光，雲南大理人，是中國現代傑出的軍事理論家。
參見：馬崇六：《楊耿光將軍傳記資料》（臺北市雲南省同鄉會網站／https://taipei.yunnan.tw/index.php/literature/list-3/yunnanliterature29/1019-article2910.html／原文收錄於《雲南文獻》第29期；民國88年12月25日出版）。
（註九）參見：楊怡祥、楊鴻儒：《梅樹上的櫻花：神秘的反面部隊與「太原五百完人」真相》（ 元神館），p16。
（註十）參見：崛榮三（鍾瑞芳）：《大本營參謀的情報戰記：無情報國家的悲劇 》（廣場出版），p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