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10日—12月10日，在温州衍园美术馆，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举办“瓯越此门两代贤——刘景晨诞辰一百四十周年 刘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展。”家乡人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向永嘉学派的传承人刘景晨、刘节致敬，借以缅怀刘景晨、刘节两先生的道德文章与社会贡献。
本文作者洪光华，系刘景晨外孙，现任职于澳门城市大学。本文原载《世界温州人》2014年第3期。
刘景晨 红梅图 1936年 温州博物馆藏
在“大干快上”大跃进的1958年，因父母无法照顾我们众多兄弟姊妹，征得外婆同意后，就将襁褓中的我送回温州。谁知外公不乐意，母亲回到百里坊世美巷二号的家，被他劈头盖脸训斥了几天。噙着委屈的泪水，母亲只好把我托付给了住在垟儿路的大伯（洪国庠）大妈（刘菊）家。
为了抚养我，大妈专门辞去了工作。大伯大妈待我有如己出，堂兄姊们待我如亲弟弟，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童年回忆。小乳牙嚼着用牙膏壳换来的甘草枝,似乎至今仍口舌留甘。
母亲怨外公不近人情，一直耿耿于怀。其实，当时外公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心情极度恶劣，不愿被小儿啼哭骚扰也是情有可原。
我对外公的回忆片段不多，只记得世美巷二号的“道坦”（天井）好大，正中种了一缸荷花，炎夏邻居若有人伤暑，会向外婆讨一片荷叶煮水当药喝。道坦左右两旁养了两大缸金鱼，屋檐下整齐摆放着外公亲自料理的好多盆兰花、茉莉花，夏天的宅子舒适清凉。
外公心情好时也想见见我，到了世美巷，我最爱玩的，是用“上间”（天井正对着的客厅）一扇扇屏风玻璃门，把自己卷在当中藏起来。外婆装着找不到我，千呼万唤；外公则坐在上间的太师椅里，微笑着抚捻雪白的长须，慈祥地看着我和外婆捉迷藏。
为了抚养我，大妈专门辞去了工作。大伯大妈待我有如己出，堂兄姊们待我如亲弟弟，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童年回忆。小乳牙嚼着用牙膏壳换来的甘草枝,似乎至今仍口舌留甘。
母亲怨外公不近人情，一直耿耿于怀。其实，当时外公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心情极度恶劣，不愿被小儿啼哭骚扰也是情有可原。
我对外公的回忆片段不多，只记得世美巷二号的“道坦”（天井）好大，正中种了一缸荷花，炎夏邻居若有人伤暑，会向外婆讨一片荷叶煮水当药喝。道坦左右两旁养了两大缸金鱼，屋檐下整齐摆放着外公亲自料理的好多盆兰花、茉莉花，夏天的宅子舒适清凉。
外公心情好时也想见见我，到了世美巷，我最爱玩的，是用“上间”（天井正对着的客厅）一扇扇屏风玻璃门，把自己卷在当中藏起来。外婆装着找不到我，千呼万唤；外公则坐在上间的太师椅里，微笑着抚捻雪白的长须，慈祥地看着我和外婆捉迷藏。
刘景晨 红梅图 1936年 春兰草堂藏
在我的印象中，外公并非长辈们所说的那么凶。听母亲说，外公对子女，尤其对女儿严厉得很，这不准那不准的，封建得很。他被打成右派后，各报就以他的长袍马褂加上长须垂胸的形象画漫画，贬损他是遗老。
1987年，王起（季思）教授为《贞晦先生诗集》作序：“我所认识的同乡前辈，如……永嘉刘景晨，在辛亥革命前后，大都继承永嘉学派的遗风，兼受时代风云的激荡，表现积极入世的态度，志于以所学匡时济世。到五四运动以后，世变益急，忧患益深，他们既致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之换汤不换药，又跟不上新民主主义革命曲折的步伐。”这似乎是最得众人认同的评价了，可我却并不完全赞同。
外公外婆（外公右侧）与家人摄于世美巷二号家里天井
外公反对帝制，主张共和，赞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他向北京追悼會献上挽联，沉痛哀悼：
其实，长期以来的运动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的清算，就算不是以错误的思想批判正确的思想，常常也是以错误的思想批判错误的思想。这种“革命”，外公这样的“前清遗老”在思想上真的跟不上趟。
本来出于赤诚之心，提出自己真诚的意见，谁知历史这一刻需要的不是意见和好心，而是一个有分量的“出头鸟”作典型，1957年外公就以市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成了温州最大的右派。
外公郁郁而终于1960年，正如王起教授说的，即使“本无意与提倡新文学、鼓吹新文化者相抗衡，仍不免在新的革命思潮面前受到冲击”，这完全无关乎个人思想的守旧还是新潮。外公的悲惨晚年不是因为他思想落伍，而是他的不合时宜。
如今拨乱反正，我们逐步恢复的，许多正是当年被破掉的有识之士的正确意见。从卢礼阳君编撰的《刘景晨年谱》（卢礼阳、李康化编注《刘景晨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可以看到，外公其实是个十分“新派”、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人物，他的一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未过时。
本来出于赤诚之心，提出自己真诚的意见，谁知历史这一刻需要的不是意见和好心，而是一个有分量的“出头鸟”作典型，1957年外公就以市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成了温州最大的右派。
外公郁郁而终于1960年，正如王起教授说的，即使“本无意与提倡新文学、鼓吹新文化者相抗衡，仍不免在新的革命思潮面前受到冲击”，这完全无关乎个人思想的守旧还是新潮。外公的悲惨晚年不是因为他思想落伍，而是他的不合时宜。
如今拨乱反正，我们逐步恢复的，许多正是当年被破掉的有识之士的正确意见。从卢礼阳君编撰的《刘景晨年谱》（卢礼阳、李康化编注《刘景晨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中可以看到，外公其实是个十分“新派”、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的人物，他的一些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未过时。
忧国不知身暗老，平生忠义只天知 刘景晨书联
1956年2月温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中，外公在大会发言倡议推广普通话。凭他渊博的学识，他意识到并提醒国人，国家统一、和平了，必须而且有条件进行通用语言的统一了。改革开放前温州人还羞于与外地人讲普通话，由此可见当年外公观念之新。
同次会议中，他与王思本、姜渭民、陈逸人、吴荣等五人联名提案《请筹建火葬场、公墓及殡仪馆》。会议对此提案的跟进是：“建立火葬场等在本市尚无经验。”可见，此提案观念确属超前。
在这次会议上，外公还发言强调保护树木和绿化的重要。1957年8月，右派帽子已经扣到头上了，他的书面发言仍写道：“我曾向省代会提案，请将市内各工厂分别迁到郊区去”。外公在京师大学堂主修历史地理，因此他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时候，已经考虑到环境保护、城市保护的重要性。
我们没有听从他们这些有识之士的意见，结果走进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除了推广普通话、筹建火葬场、绿化、迁厂等建议，外公还以一个炎黄子孙的热忱和其专业的素养，对保护乡邦文化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温州博物馆金柏东的文章《文物无言，乡邦有幸》，记录了外公“上个世纪50年代长期担任温州文物界的领导工作，为温州文物事业的创立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事迹。
金文写道，解放初温州没有严格意义的文物保护，人们只知重视古书、骨董、金石、字画等小宗文物，而城池、寨堡、园林、祠庙和碑刻等往往处在一种无序的生存状态中。从1952年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成立，外公作为文管会主任，不顾年迈亲自指挥野外调查，“先后在市郊双屿山、永嘉罗浮、乐清白鹭屿、里安陶山等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以实物证明远在四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劳动生息。”
“缥瓷遗址发现多处（历史上温州的缥瓷饮誉海内外却从未发现遗址），分布广泛，烧造时间从晋到元，为我国陶瓷史的研究填补了空白。”
“在桐溪、丽岙、瓯北又发现一批古墓葬，得到了大量汉晋南北朝时的实物。”“至1956年，浙江省确定的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中温州就有35处，其中古文化遗址、古窑址和古墓葬，数量约占全省三分之一。”（参见金柏东《文物无言，乡邦有幸》，载杨瑞津编《刘景晨刘节纪念集》，香港出版社，2002年版）
同次会议中，他与王思本、姜渭民、陈逸人、吴荣等五人联名提案《请筹建火葬场、公墓及殡仪馆》。会议对此提案的跟进是：“建立火葬场等在本市尚无经验。”可见，此提案观念确属超前。
在这次会议上，外公还发言强调保护树木和绿化的重要。1957年8月，右派帽子已经扣到头上了，他的书面发言仍写道：“我曾向省代会提案，请将市内各工厂分别迁到郊区去”。外公在京师大学堂主修历史地理，因此他在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时候，已经考虑到环境保护、城市保护的重要性。
我们没有听从他们这些有识之士的意见，结果走进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除了推广普通话、筹建火葬场、绿化、迁厂等建议，外公还以一个炎黄子孙的热忱和其专业的素养，对保护乡邦文化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温州博物馆金柏东的文章《文物无言，乡邦有幸》，记录了外公“上个世纪50年代长期担任温州文物界的领导工作，为温州文物事业的创立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事迹。
金文写道，解放初温州没有严格意义的文物保护，人们只知重视古书、骨董、金石、字画等小宗文物，而城池、寨堡、园林、祠庙和碑刻等往往处在一种无序的生存状态中。从1952年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成立，外公作为文管会主任，不顾年迈亲自指挥野外调查，“先后在市郊双屿山、永嘉罗浮、乐清白鹭屿、里安陶山等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以实物证明远在四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劳动生息。”
“缥瓷遗址发现多处（历史上温州的缥瓷饮誉海内外却从未发现遗址），分布广泛，烧造时间从晋到元，为我国陶瓷史的研究填补了空白。”
“在桐溪、丽岙、瓯北又发现一批古墓葬，得到了大量汉晋南北朝时的实物。”“至1956年，浙江省确定的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中温州就有35处，其中古文化遗址、古窑址和古墓葬，数量约占全省三分之一。”（参见金柏东《文物无言，乡邦有幸》，载杨瑞津编《刘景晨刘节纪念集》，香港出版社，2002年版）
贞晦公（刘景晨）所捐黄宾虹《水墨山水》 温州博物馆藏
刘景晨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杨瑞津藏
今天，许多教授、专家仍在痛心疾首地大声疾呼，请保护古城、古址，可见外公在半个世纪前的高瞻远瞩。我在今年的两会上也发言说：“看看香港、澳门，高楼大厦不少，哪一座是拆古建筑建起来的？大三巴牌坊至今400多年了，不是因为大火烧掉，它应该还是一座辉煌的大教堂。就是这残垣断壁，还保护至今，结果吸引了多少游客，为澳门带来多少好处？”“有些东西是不可逆的，毁了就没有了，断了就难再续。抵抗商业的冲动，怀着敬畏之心来保护和弘扬祖宗的文化遗产，眼光应该放长远一些。”
外公并非一个守旧、迷信、在乎虚荣的人。母亲曾告诉我，外公生日，只是全家一起吃一顿长寿面为贺，绝不排场。五十大寿、六十大寿时，他的学生提议凑钱为他修理世美巷的居所为他贺寿，都被他婉拒。
刘家的故居因为温州城市的发展已经在十年前被拆掉了，多么希望如今有一个地方可以纪念他。
去年十月胡珠生、章志诚、陈增杰、沈克成等十二位文化界人士公开倡议，支持杨瑞津杨瑞明兄弟申报开办刘景晨刘节专题博物馆。刘节是我的大舅父，著名历史学家。外公和大舅父的道德文章都令人敬佩。
上述倡议者、申请者大都是五六十岁、甚至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他们的研究已经成一定火候，而文物的收集、整理、保护也有所规模。人总要老去，这些东西到了下一代手里，本已水到渠成的事就要从头再来，甚至要另行“考古”了。
在两会上我提出“保护和弘扬乡邦文化，支持开办历史文化名人专题博物馆”的建议，这当然不是专指开办“刘景晨刘节博物馆”，而是希望把温州历史文化名人的纪念工作都做好。
世美巷二号的刘家故居，只能凭百里坊百里东路与解放北路交界十字路口上的大榕树辨认当年的大概位置了。今年两会期间，我专门找到这棵大榕树凭吊一番，搜寻外公当年在这棵老树下跟老朋友寒暄的场景，也会在脑海里蹦出那支架在树杈上，对着刘宅日夜批判的高音喇叭。
外公刘景晨的思想发端于孔孟之道，而又被大激荡、大交错、大变革的时代冲击洗礼，新旧思想兼而有之。评价他时，后人没有理由苛求之。他不是冲锋陷阵的战士，他只是入世论政的书生。他留给后人一个傲骨嶙峋的形象，也给我们留下了实实在在的文化和精神遗产。
外公并非一个守旧、迷信、在乎虚荣的人。母亲曾告诉我，外公生日，只是全家一起吃一顿长寿面为贺，绝不排场。五十大寿、六十大寿时，他的学生提议凑钱为他修理世美巷的居所为他贺寿，都被他婉拒。
刘家的故居因为温州城市的发展已经在十年前被拆掉了，多么希望如今有一个地方可以纪念他。
去年十月胡珠生、章志诚、陈增杰、沈克成等十二位文化界人士公开倡议，支持杨瑞津杨瑞明兄弟申报开办刘景晨刘节专题博物馆。刘节是我的大舅父，著名历史学家。外公和大舅父的道德文章都令人敬佩。
上述倡议者、申请者大都是五六十岁、甚至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他们的研究已经成一定火候，而文物的收集、整理、保护也有所规模。人总要老去，这些东西到了下一代手里，本已水到渠成的事就要从头再来，甚至要另行“考古”了。
在两会上我提出“保护和弘扬乡邦文化，支持开办历史文化名人专题博物馆”的建议，这当然不是专指开办“刘景晨刘节博物馆”，而是希望把温州历史文化名人的纪念工作都做好。
世美巷二号的刘家故居，只能凭百里坊百里东路与解放北路交界十字路口上的大榕树辨认当年的大概位置了。今年两会期间，我专门找到这棵大榕树凭吊一番，搜寻外公当年在这棵老树下跟老朋友寒暄的场景，也会在脑海里蹦出那支架在树杈上，对着刘宅日夜批判的高音喇叭。
外公刘景晨的思想发端于孔孟之道，而又被大激荡、大交错、大变革的时代冲击洗礼，新旧思想兼而有之。评价他时，后人没有理由苛求之。他不是冲锋陷阵的战士，他只是入世论政的书生。他留给后人一个傲骨嶙峋的形象，也给我们留下了实实在在的文化和精神遗产。
附：“瓯越此门两代贤——刘景晨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刘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展”在温州衍园美术馆举行
2021年11月10日至12月10日，在温州衍园美术馆，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举办“瓯越此门两代贤——刘景晨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刘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展。”家乡人以这种特别的方式向永嘉学派的传承人刘景晨、刘节致敬，借以缅怀刘景晨、刘节两先生的道德文章与社会贡献。
陆键东有诗：“瓯越此门两代贤，高仪风烈暗流传。忠贞一瓣谁人辨，回首那堪已百年。”
“瓯越此门两代贤”即指刘景晨先生与其子刘节先生。
陆键东有诗：“瓯越此门两代贤，高仪风烈暗流传。忠贞一瓣谁人辨，回首那堪已百年。”
“瓯越此门两代贤”即指刘景晨先生与其子刘节先生。
刘景晨七十岁时像
刘景晨(1881—1960)，字冠三，号潜庐，后改号贞晦，永嘉县城（今温州市鹿城区）人。先后担任国会众议院议员、永嘉县志纂修处总纂、温州市文管会主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人民代表、温州市政协副主席等职，浙江省委统战部誉之为现代“浙江知名的耆宿”。
他早年投身新式教育活动，参与筹建温（州）处（州）学务分处；民国初年缙云知事任上关注新学制工作；抗战胜利后为捐充城区小学教育基金举办书画义卖。尤其是弘扬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在乡邦文献整理和文物保护方面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饮誉学界的《敬乡楼丛书》，一至四辑内有三辑即由他经手校点行世；孙诒让参纂的光绪《永嘉县志》，是他倡议补刻；深孚众望的浙江省第三特区（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由他积极促成；而抗战后期开办的永嘉县志纂修处，他身为总纂，苦心孤诣，奔走操劳，尽管“遭寇迁徙，遂无成业”，但精神长存天壤之间。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古稀之年出山主持温州文物管理工作，业绩昭彰，同样令人肃然起敬。
他早年投身新式教育活动，参与筹建温（州）处（州）学务分处；民国初年缙云知事任上关注新学制工作；抗战胜利后为捐充城区小学教育基金举办书画义卖。尤其是弘扬永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在乡邦文献整理和文物保护方面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饮誉学界的《敬乡楼丛书》，一至四辑内有三辑即由他经手校点行世；孙诒让参纂的光绪《永嘉县志》，是他倡议补刻；深孚众望的浙江省第三特区（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由他积极促成；而抗战后期开办的永嘉县志纂修处，他身为总纂，苦心孤诣，奔走操劳，尽管“遭寇迁徙，遂无成业”，但精神长存天壤之间。新中国成立之后，以古稀之年出山主持温州文物管理工作，业绩昭彰，同样令人肃然起敬。
刘节先生，1965年摄于颐和园
刘节（1901—1977），原名翰香，字子植，号青松，刘景晨长子。1926年于上海国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考入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毕业后历任南开大学、河南大学、燕京大学、浙江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职，1949至1955年兼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
1930年代曾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兼金石部代主任。主要著作有《楚器图释》《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历史论》《古史考存》《中国史学史稿》《刘节日记》《广韵校稿》（未刊）等。身为历史学家，刘节从未放弃自己的责任担当：“我相信为学同做人当相一致。”可谓掷地有声。
刘节诗笺 杨瑞津藏
—End—
